陈毓贤︱费正清的回忆与回忆费正清

北加州从事科技业的爱书人办了个“谷雨书苑”，10月例会题为“邓嗣禹与费正清”，介绍邓嗣禹外孙的新书《尘封的历史》，邀我参加讨论。邓嗣禹和费正清我都不认识，另推荐了和他们相熟的前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吴文津先生，但激发了我把费正清的自传Chinabound（“中国情结”，中文版译为《费正清自传》）从书架取下重读一遍。

会议主持人邀我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大概因我出了本名叫《写在汉学边上》（简体字版为《亲炙记幸》）的文集，谈了不少哈佛学人。外子艾朗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哈佛读书，教书，任《哈佛亚洲学报》编辑，我和他的师友相当熟。岂知当时哈佛研究古代的学者和研究近现代的学者泾渭分明：这厢觉得那厢肤浅，好功近利，趋炎附势，能仿佛变戏法般一夜间制造许多“中国通”；那厢认为这厢只会往古书堆里钻，两边几乎老死不往来！费正清我在一些大场合远远望见过，与费夫人慰梅（Wilma）倒通过信。《洪业传》1987由哈佛出版后，她来函说自己打算替梁思成和林徽因作传，此时我与朗诺已从东岸搬到西岸，就没有再联络了。

费正清的自传出版时，我正开始替洪业作传，急忙看他有没有提及与洪业有关的人和事，发现有两处提到洪先生。费正清在哈佛读大学时的论文导师是研究英国外交史的，清代外交档案刚刚公开，便提议他探究中国外交史。于是他1929年毕业获罗德奖学金到牛津进修，即从背字典字首开始自学中文，并拜访从中国海关退休的马士（Hosea Morse），恳请他指点迷津。马士鼓励费正清到中国查阅各港口的海关档案。他的奖学金期满了想办法要在中国多逗留，向哈佛燕京学社申请资助，却两次都被拒绝。他在自传里介绍哈佛燕京学社，说该社成功的原因之一是洪业组织了引得编纂处，让学者对中国浩瀚的古文献有个切入口。他又说他申请奖学金失败可以理解，因他在北平学的是现代汉语，要了解英中关系，并没有打算跟随洪业那样的学者学习古文，以期成为能够娴熟阅读原典的汉学家。

这次我重读费正清的自传，是想知道当时哈佛研究中国的学者为什么分成两派。他书后的索引证实了我的印象。将近五百页洋洋洒洒的大作里，提到好几百人，对和他共事并经常在各种场合碰头的杨联陞、余英时、柯立夫（Francis Cleaves）、傅礼初（Joseph Fletcher）、赵如兰、海陶玮（James Robert Hightower）、韩南（Patrick Hanan）、方志彤（Achilles Fang）等——朗诺的老师们——居然一个字都没有。我把这点告诉朗诺，他说不奇怪，那时哈佛研究中国古代和现代的确是两个阵营，研究中国和内亚关系的才华横溢的傅礼初于1984年英年早逝后，费正清抢着办追悼会，要把傅礼初打造成他那边的人，竟不请一手栽培傅的柯立夫发言；朗诺等年轻教授和研究生一起替柯立夫打气，才令他在追思会上争得一席之地。

费正清对东亚系的不满，在自传里可找到些蛛丝马迹，他提到早年系里的两个人都非常负面。第一位是魏鲁男（James Ware）。费正清说他1937年刚回哈佛执教，感到自己阅读中文的能力不足，曾求助于远东系（东亚系的前身）的魏鲁男，可是魏在他的得意门生白修德（Theodore White）的毕业论文答辩会上一味吹毛求疵。另一位是贾德纳（Charles Sidney Gardner），说此人慷慨大方学问渊博，却缺乏把知识整合的能力，而且完全不切实际。我记得洪业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在哈佛教过魏鲁男，说他坚称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绝对不会犯错，可见的确有点食古不化。贾德纳相当富有，在北平结识杨联陞后出钱出力帮他到哈佛读研究院；洪业二战后到了康桥一屋难求，贾德纳在缅因州避暑，便请洪家暂时搬进去，确实慷慨大方。两位都没有在哈佛留下，网上找不到魏鲁男的信息，贾德纳死后藏书捐赠了给布朗大学。

费正清争取把研究现代中国的历史教席都设置在历史系，而不在东亚系，并另起炉灶创建了东亚研究中心，作为哈佛全校研讨东亚的平台。五六十年代冷战期间，美国政府与各基金会拨了大笔金额资助近现代中国研究，他便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扩充他办的中心，大批培养跨学科“区域研究”硕士生以及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博士生，并帮助他们出版论文。费正清1977年退休时，哈佛已有了一个日本研究中心，取名于曾任驻日大使的赖世和（Edwin Reischauer）教授，便把东亚研究中心改名为“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幸而岁月流逝，世代更替，个人的恩怨渐渐褪色，东亚系和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终于1990年跨越鸿沟，再不分彼此，而研究中国文史的学生从此也不必再选边站队。

重读费正清的传记，我发现他对东亚系敬而远之，居然是有一套理论的。他说他做博士论文时得到了一个教训，总以此告诫学生，就是研究历史有他称为“Iron Law of Retrogression”的铁律——材料总会拖着你在时间轴上往后退。譬如你要研究1980年所发生的事，就必须以1980年为起点；如果你从1970年入手，资料必定会把你拖到1960然后加速地往后退，让你永远抵达不了1980年。我相信费正清早在1932年已觉悟到这一点：他知道申请哈佛燕京奖学金失败，原委是自己不读古书；他依然坚持不读，因他意识到人的精力究竟有限，一旦陷入中国的古书堆里，就再也不能脱身探索现代外交史了。

然而研究现代中国，仍须对中国的过去有了解，必须能够使用相关的史料。费正清真是生逢其时，洪业三十年代组织的哈佛燕京引得编纂处不但把中国最重要的古书有系统地仔细梳理过，提供了索引，而且训练出一群受过西方史学训练的学生；而这些中英文俱佳的年轻人，不但在中国学界成了各领域的权威，也正可扮演替西方人研究中国文明领航的角色。1932年编《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的房兆楹、杜联喆夫妇，被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任职的恒慕义（Arthur Hummel）聘去和他合编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清代名人传略》）。1934年编《太平广记篇目及引得》的邓嗣禹，与在北平进修的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合作，分门别类地用英文点评了六百多种最重要的中国参考书，编了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Selected Chinese Reference Works后，1938年也被邀请到美国参与《清代名人传略》的工作。邓嗣禹翌年与燕大同学齐思和继翁独健之后获哈佛燕京奖学金到哈佛读博士，费正清正被各种清政府文件和外交政策所困惑，便和他研讨这些问题，两人合作发表了三篇论文——清朝公文传递的方式，清代档案各种公文的类型与作用，以及朝贡关系的管理与运作——后来结集出书。

1950至1970二十年间，美国出版了一系列的参考书，替研究近现代中国的西方学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有各种书目，历史人物的传略，和英译的原始资料；而这些参考书绝大多数是费正清策划、哈佛大学出版的。可见费正清很仔细地考虑过西方学者试图了解中国，除上列的书以外，还需要些什么工具，须熟读些什么文献。

1950年费正清和他的学生刘广京合编Modern China; a Bibliographical Guide to Chinese Works, 1898-1937（一千零六十七篇现代文献与参考书的书目）。

1952 年费正清与他的学生布兰德（Conrad Brandt）、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合编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 （英译了四十篇中共文献，有二十三篇加以评论）。

1954 年费正清和邓嗣禹、房兆楹、孙任以都等合编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英译了六十五篇曾国藩、李鸿章、梁启超、谭嗣同、张之洞、总理衙门、太平天国、义和团等晚清对西方反应的文献，并加以评论）。

1955 年费正清和坂野正高（Masataka Banno）合编Japanese Studies of Modern China: a Bibliographical Guide to Historical and Social-Science Research o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继而1975年又和蒲地典子（Noriko Kamachi）、市古宙三（Ichiko Chuzo）合编Japanese Studies of Modern China since 1953: A Bibliographical Guide（日本对现代中国的研究书目，附加评语）。

1967-1971年美外交官包华德（Howard Boorman）编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民国名人传略》，哥伦比亚大学出版，前言特别感谢张嘉璈、王伊同——洪业的燕大学生——和吴相湘) 。

1973年英国外交官魏根深（Endymion Wilkinson）编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

A Research Guide（这是他到哈佛访问时，费正清鼓励他做的，由哈佛出版；后来演变成西方研究中国学者人手一本的Chinese History, a Manual（中国历史研究手册）。

1976年富路德（L. Carrington Goodrich）和房兆楹、杜联喆夫妇合编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1368-1644（《明代名人传略》，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经费来自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y ——美国学术团体协会，是费正清鼎力支持促成的) 。

费正清在自传里说，他最大的遗憾之一，是没有出一部苏俄对现代中国研究的书目，但屡次想和俄国学者合作都遭到冷眼（第三十一章）。

我问九十六岁的吴文津老先生，他当年任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时，有没有感受到研究古代和研究现代的学者是两个对垒的阵营。他说鸿沟是有的，研究古代的学者未免觉得研究现代的人肤浅，但费正清本人对前者是充满敬意的，而且后者的训练一代比一代强，两边的距离便拉近了。他说费正清不但学问好，难得的是他特别能办事。吴先生替哈佛燕京图书馆募款，他就义不容辞地跟着吴先生到处跑，向富商贵人宣称“一个一流大学不能没有个一流的图书馆”！而“区域研究”其他学府也办，就没有像费正清办得那么出色，那么有成效。他不但催督历史系聘请中国专家，也催促哈佛其他学系聘请中国专家。他热心替研究生筹备奖学金，而他的许多学生在别的学府也创设了中国研究课程，促进了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他的影响是全国性的。吴老先生还提到费正清1991年逝世次年，有一百多位学生、同事以及其他与他有过从的人出了一本纪念册，鼓励我去看。

我到图书馆借了Fairbank Remembered (《回忆费正清》)，顺便也把他出版的Ch’ing Documents: An Introductory Syllabus（《清季史料入门教材》）借出。此书1952年初版，1959年和1965年再版，我看了肃然起敬。费正清虽然对钻研古书的人有些成见，他“制造中国通”虽然讲求速度，但并不粗制滥造。他教学认真，对学生的要求很高；不但视野宏大，学问也相当扎实。

怎样教学生使用清代史料

《清季史料入门》1965版的前言说：“我没听说有什么（西方）人真正能驾驭（master）中文，相信不少所谓汉学家成了中文的仆人，可说是奴隶。作为历史学家，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怎样使用中文而不役于它；透过充分的勤奋和细心，这是可以达到的。这份教材对肯花功夫的人能提供些建议和帮助。”致谢的人中包括魏鲁男、杨联陞、方志彤、柯立夫、瞿同祖、房兆楹以及二十多位上过他这门课的学生。他学生中对他帮助最大的相信是上述的邓嗣禹、刘广京、孙任以都（任鸿隽和陈衡哲的女儿）。刘广京不但和费正清编了以上的书目，还和他编了两部中美关系的著作。孙任以都除参与翻译晚清对西方反应的文献外，亦英译了内藤乾吉1940年出版的《六部成语注解》。

费正清说上这门课之前，学生必须选了至少两学年的汉语课，并已认真地学了些文言文。书的第一部介绍参考书：包括各种字典辞典、房兆楹杜联喆的《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钱实甫的《清季重要职官年表》、郑鹤声的《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事日志（清季）》、饶大卫（David Nelson Rowe）的《清代筹办夷务始末索引》、英译的植田捷雄等编的《中国外交文书辞典·清末篇》、鲍来思（Guy Boulais）神父编的 Manuel du Code Choinois（《大清律例便览》）、袁同礼编的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 A Continuation of Cordier’s “Bibliotheca Sinica” （《考迪埃的〈西人论中国书目〉续编》）、考迪埃神父本人把明清政府文件译成法文与拉丁文的四百页大作Choix de Documents等。

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 A Continuation of Cordier’s Bibliotheca Sinica（《考迪埃的〈西人论中国书目〉续编》）

书的第三部介绍《大清会典》《清史稿》《十朝圣训》《皇朝掌故汇编》《皇朝政典类纂》《皇朝续文献通考》与其内容。第四部介绍《大清历朝实录》、罗振玉的《史料丛编》、蒋廷黻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以及各清代名人文集等将近一百种史料集。第五部讨论用英文引用中文资料惯用的方式。他提议学生先把文本看几遍，再用字典仔细推敲每个字，最后再尝试整体的翻译。

此书最长的部分是第二部，用十三部代表性的清代文献，逐句地教导学生怎样解读，并提供各文献的背景；原文则影印在书的第二册。文献中有圣谕、奏折、《南京条约》里择录的条款、张之洞的电报等。费正清解释各种公文款式以及“禀”“饬”“令”“钦此”等惯用词语，“谕”“旨”“硃批”的分别等。又指奏折开头必定说明发文机构，提及皇上时必抬头；“据”字必定跟着引述他人的说法或有关文件，“一摺”“一片”“等情”“等因”“等语”则意味所引的文字或事件的描述到此为止，继而标明该文件日期；“窃”“臣”“奴才”是发文者的自称，“朕”是皇帝的自称，“查” 字以下是发文者的意见；“当经”跟着要描述发文者已经采取的措施；“惟因”陈明不能不这样做的原因；“自可”“自应”描述将采取的行动等等。全书渗透着作者对学生的期待与苦心！

《回忆费正清》

1992年的费正清纪念册里，研究民国史的韦慕庭（Martin Wilbur）回忆六十年前蒋廷黻怎样领着他和费正清到总理衙门看清代文献。

史华慈是费正清二战后的第一批研究生之一，写了数本关于中共的著作，晚年却探索先秦思想。他说费正清对美国人须了解中国有强烈的迫切感，从而深感认识当下的中国必须认识其传统。他的清季史料入门课让学生有种也许是过度的自信，感到必能通过这些隐晦的文件理解那个时代的人。

以研究章学诚思想获法国儒莲奖的倪德卫（David Nivison）上过费正清的课，他说费正清虽常对人称1949年以前的中国是“古老的中国”，而1840年之前是个“古老得可怕的中国”（ancient-as-hell China)，却并不因他这学生研究古老得可怕的中国而排斥他。他五十年代参加了费正清组织的中国思想小组，受益匪浅。

《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的作者易社强（John Israel）写费正清如何督促学生出书。他的博士论文稿每一章递给老师后，四十八小时内必收到密密麻麻写满一两张纸的评语。他开始教书后，老师便把自己课上用的幻灯片复制一套给他用。易社强在台湾收集资料时，费正清到台访问，刚下榻便命易社强把稿件拟好的部分给他看，很仔细地加以评论。结果这论文从1973年磨到1991年才完成，其间易社强1980年到北京找资料，老师介绍他去见金岳霖、钱端生、陈岱孙等老朋友；之后又请易社强和妻子到新罕布什尔避暑，一边让易社强在他的档案里找战时昆明的材料，一边评阅他的书稿。可惜书出后老师已撒手人寰。

即使不是自己的学生，只要此人对了解中国的大业可能会有贡献，费正清都会尽力帮助他们。《舍我其谁：胡适》的作者江勇振是费正清的学生孔飞力（Philip Kuhn）的学生，曾替费正清整理《剑桥中国史》原文的脚注和书目；有一天他指出书稿中一个团体的名字写错了，从此被另眼看待。后来江勇振在走廊上碰见费正清对他说不想干了，准备专心做博士论文，费正清很关心地说：“那你还是要吃饭的呀！”沉思一会儿叫江勇振到他办公室等他，消失了一阵回来向江勇振宣布他不必靠钟点费了，已经安排他成为《剑桥中国史》项目的半职人员——薪酬提高了工作量反而减少，因费正清把他先前比较冗杂的事都交给自己的秘书做。

孔杰荣（Jerome Cohen）的回忆文章中提到，费正清深知法律是研究中国很重要的一环，但屡次试图引诱哈佛法学院的学生去研究中国未果，听说孔杰荣在加大一边教法律，一边学习汉语和中国法律，便马上联络哈佛法学院和对中国律例发生兴趣的杨联陞，联手邀孔杰荣到哈佛访问一年。为确保他接受，还请刚出茅庐的他推荐另一位可和他在哈佛合作的法学家，如此把孔杰荣吸引到哈佛。费正清关心的另一个领域是中国经济，但哈佛经济学系不肯聘任中国专家。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本科在康奈尔大学，对中国经济有兴趣，到哈佛读研究生时向费正清请教，费正清叫他不必再花时间学汉语——他的任务是让经济系感到他是系里的一员。他1964年博士论文写“共产党治下中国的价格调控”，果然被经济系留下来执教，后来还当了系主任。

吴老先生自己在纪念册里也有一篇，回忆费正清怎样把他从斯坦福挖到哈佛。吴先生1964年受美国学术团体协会等机构之托，到东亚、印度、西欧、东欧、苏联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考察各地图书馆和文献馆的中国收藏，可以说是全世界对中国近现代资料最清楚的人。他回美后碰巧哈佛燕京图书馆的第一任馆长裘开明退休，当时哈佛燕京图书馆隶属于哈佛燕京学社，和费正清并没有直接关系，他却以把吴先生挖到哈佛为己任。他了解到吴先生婉拒哈佛的原因是吴太太雷颂平在西岸有自己的天地不肯离开，便请吴氏夫妇同到麻省来看看。他亲自到机场接机，晚上办了个盛大的鸡尾酒会欢迎吴氏夫妇来访，连续两天当导游带他们在波士顿城到处看，吴太太最后投降了。

结束感言

朗诺告诉我一个费正清的趣闻，大概是杜撰以调侃费门学生好高骛远的，说他教清季史料上第一堂便告诉学生他们每人必须找一个niche，即未经开发而可捍卫的基地。有个学生从此失踪，三年后才再出现。费正清问他去了哪里，他说他去学了三年的葡萄牙文，因为圈定了澳门为他的niche。

费正清自传里不讳言他从小就非常自负，立志成大事。他的成功固然因他生逢其时，却也不得不归功于他视野广，有谋策，该做的事就全力以赴。他野心勃勃，有些霸气，巴不得把天下英才都收罗麾下，拓展他的学术版图；但也有无私的一面，他要搭建一个稳固的知识架构，尝试理解错综复杂的中国，从而替代一些西方历来的刻板印象。他的兴趣、理想、生活、事业完全融为一体，成全自己的过程中也造福人群，夫复何求？学界竟有这么一位自信的天之骄子，左右逢源，有时忍不住自鸣得意，也令人感到实在太不公平了，难怪招致一些猜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