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城市｜中轴线申遗成功，再谈梁陈方案与老北京风貌

南起永定门，北至鼓楼、钟楼，纵贯北京老城，一条跨越7个多世纪、全长7.8公里的中轴线，如同时空的纽带，连接着过去与未来。2024年7月27日，这条被赞誉为“北京老城的灵魂和脊梁”的中轴线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这既是千年古城与现代文明的一次深情对话，也是对历史记忆的珍视与传承。

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  ©央视总台

“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形或空间分配都是以这中轴线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引申、一贯到底的规模。”这是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在1951年的《新观察》杂志文章《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中的经典之言。

早在申遗成功之前，梁思成与陈占祥共同提出的“梁陈方案”便已暗含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远见卓识。虽然这一方案最终未获实施，但其中蕴含的城市规划思想和理念对后来的城市规划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北京城市规划方面的重要史料。

李浩《规划北京：“梁陈方案”新考》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李浩长期关注建国初期（1949年到1960年）的城市规划史，他表示，这十年是城市规划事业的奠基时期，当时的实践形成了中国城市规划的传统。

本期《如此城市》将走进建国初期的城市规划师，回望一段在理想与现实困难间探索的历史。北京“梁陈方案”的争议背后，“内改扩建”与“新城”两种城市建设模式有哪些棘手现实？有何启示？

——本期嘉宾

 李浩，北京建筑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本期主持

郝汉，澎湃新闻记者

“新北京规划”是梁思成最初的“西郊新区”构想

如此城市：英国作家毛姆曾在他的散文中说，“北京是最适合度过余生的地方。”他笔下的北京，是一个遍布水道、庙宇与绿树的古城，与今日的北京大相径庭。这一变迁背后涉及一个经常被讨论的话题——“梁陈方案”。该方案主张将北京二环内的古城风貌，尤其是老北京的内城区域完整保留下来，作为文化遗产和旅游区。然而，这一“新城”方案在新中国成立后并未被采纳。相反，政府采取了一种“内改扩建”的策略，即在保留历史遗迹的同时，对城市进行改造。结合刚才提到的建国后的背景，为什么我们当时会选择这样的方案？

李浩：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的人口大约只有100多万，现在已增长至2000多万人，这一变化堪称翻天覆地。从用地情况来看，当时绝大多数居民都居住在城墙之内，即现在的二环路范围内。

城墙以外的建设用地非常有限，仅有几个城门外有少量的建筑，如西直门、复兴门等地。大部分的建设用地集中在城墙之内，使得当时的北京既不大也不十分拥挤，与同期的上海相比，人口规模较小，且用地范围有限，有着明显的边界——城墙、护城河以及环绕城市的铁路线。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经历了巨大变化。城墙已被拆除，护城河大多消失不见，环城铁路也早已不复存在。成为首都后，北京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活动，逐步转型为一座现代化城市。

作为首都，这座城市需要满足多方面的功能需求，而不仅仅是历史文化保护。可以说，作为首都的北京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牺牲了许多历史风貌和文化遗产。如果将首都设在其他城市，比如西安，面对同样的发展压力和功能需求，也可能面临类似的情况。因此，北京的命运并非特例，而是反映了作为首都所承载的独特责任与挑战。

当政治国防等需求与历史文化保护发生冲突时，往往后者会成为弱势方，这是一个无奈但常见的局面。

“梁陈方案”这一说法起源于改革开放后，陈占祥在接受采访时首次提及他与梁思成共同提出的方案。这一方案后来被人们普遍称为“梁陈方案”。具体来说，这份方案是在1950年2月由梁思成和陈占祥联名提交给中央的，标题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

《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正文首页 ©《建筑师》

建议书中附有两张描绘行政中心位置的图示，具有方案性质。该建议书于1950年2月呈报。实际上，梁思成早在一年前，即1949年初，就已经有了在西郊建设首都行政区的想法。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设想，与我国首都建设的背景息息相关。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央从位于河北西柏坡的驻地来到北京，着手研究中央政府未来在北京的工作、办公及居住地点。他们首先考虑的便是西郊的新市区，即现今的万寿路和五棵松一带。

之所以特别关注这片区域，是因为这片区域是人民解放军最早占领的地方。在北平和平解放之时，城墙内的许多地区尚未完全被解放军控制，解放军的驻地则设在了西郊。抗日战争期间，即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人开始在西郊建设自己的区域，称之为“西郊新街市”。他们在八年的时间里修建了许多道路和房屋。

北平市都市计划简明图。©《北平都市计划设计资料第一集》（北京：1947）

1945年日本投降后，这些地区被国民党军队占领。随后，在平津战役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49年初将其收复。西郊地理位置优越，紧邻风景秀丽的西山，环境宜人。1949年3月底，中共中央从河北西柏坡迁至北平后，最初驻扎在西郊香山地区，直至同年9月才迁入中南海。

中共中央迁至北平后，立即在新市区启动了一系列建设项目。其中最著名的工程之一是“新六所”。所谓“新六所”，是指为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建造的住宅和服务设施。当时的政治局常委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任弼时五人，每人都分配了一栋住宅楼，加上一栋服务楼，共计六栋楼。这些建筑位于万寿路一带，至今仍保留着其标志性特征，体现了中央政府对西郊新区建设的重视。

1949年4月，当时的主管部门北平市建设局和中央直属机关修建办事处邀请了一批专家进行座谈，其中包括梁思成。他对在西郊新区进行建设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并带领清华大学的师生展开了深入研究。

同年5月8日，北平市建设局召集了一批知名专家和社会名流召开了一次都市计划座谈会，主要议题之一是关于新市区的建设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梁思成发表了长篇讲话，作为发言次数最多、内容最为丰富的参与者之一，他在讲话中系统阐述了在西郊建设首都行政区的设想。所以，这一构想最初形成的时间点正是在这次都市计划座谈会上，即1949年5月8日。这意味着这一设想并非始于1950年2月，而是在新中国尚未正式成立、中央政府还未进驻中南海之时就已经成型。

1949年5月8日都市计划座谈会档案（座谈会讨论题目，首页）©《建筑师》

1949年5月8日都市计划座谈会发言情况统计
注：左轴表示讲话字数，右轴表示发言次数。当时参会的部分人员未发言。
©《建筑师》

需要注意的是，通常所说的与苏联专家之间的争论发生在苏联专家到达北平之后。苏联专家于1949年9月16日抵达北平，而另一位“梁陈方案”的共同作者陈占祥直到1949年10月27日才首次来到北京，并首次见到梁思成。因此，“梁陈方案”的最初构想完全是梁思成个人的想法，与苏联专家无关，也与陈占祥无关，更与中央政府进驻中南海无关。

探讨梁思成先生在1949年提出西郊新区建设构想的思想来源，从学术史的角度研究，可以从当时的现实条件和政策背景两方面因素入手。

1949年初，日本人以前在西郊建设的“西郊新街市”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道路、设施、公园绿地等基础设施完善。这些条件为西郊新区提供了良好的起点，如果不加以利用，将是一种浪费。政策支持方面，中央政府倾向于选择西郊作为新政权的基地。这一区域产权清晰，最初是日本人的产权，后来被国民党接管，随着国民党战败，又转归共产党所有。因此，这里不存在复杂的拆迁问题，便于快速投入使用。所以，1949年4月至5月期间，在讨论新市区建设的过程中，梁思成先生对该地区的潜力持有积极态度。按照今天的说法，这项工作可以被视为城市更新项目，即将敌人过去使用的场所转变为新政权的服务设施。

1949年5月8日的都市计划座谈会上，根据参会专家的提议，5月22日成立了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简称“都委会”）。都委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首都规划工作，并正式授权梁思成带领清华大学的师生负责西郊新区的规划。这一规划项目被称为“新北京”。

苏联专家与“梁陈方案”：紧迫现实下两种城市愿景的碰撞

李浩：新北京规划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正式公布后，授权消息被广而告之。梁思成随即开始带领清华大学的师生团队进行西郊新区的规划工作。同年9月1日，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委员大会，在会上，梁思成报告了阶段性成果，并展出了数十张规划图。

这意味着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梁思成及团队已经取得了初步的规划成果。然而，就在同一月份，首都规划的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直接影响了西郊新区的规划方向，成为梁思成在西郊建设首都行政区的重大变数。

这一变化的主要因素有两个方面，一是苏联专家于1949年9月16日抵达北京，并在11月28日前往上海——这批被称为“市政专家团”的苏联专家，重点援助上海。之所以重点援助上海，是因为上海作为新中国最大的城市，不仅人口众多，还是经济中心，并且长期受西方列强影响，共产党担忧接管后可能出现各种问题。这批专家是在1949年6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时，中方提出派遣请求的结果，并由刘少奇回国时带回。

这批原本旨在援助上海的苏联专家，在前往上海之前，也对北京提供了咨询帮助。虽然他们的主要任务并非直接参与北京的规划工作，但在讨论市政建设如道路、下水道和供水系统的发展时，不可避免地涉及整体的城市规划。苏联建筑专家巴莱尼科普针对北京的城市规划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这种情况下，苏联专家的意见与梁思成受托进行的规划研究工作之间形成了微妙的竞争关系。原本梁思成负责北京的规划项目，而苏联专家的到来以及他们提出的规划建议与梁思成的方案存在分歧，这对他的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苏联专家的工作方法遵循自己的流程，首先对当地情况进行调查了解，其次向中央领导询问政策指示。1949年10月6日，即开国大典后不久，苏联专家团团长及建筑专家巴兰尼科普等人与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进行了会谈，询问北京是否要发展工业，以及对梁思成“新北京计划”的看法。彭真明确表示，北京肯定会发展工业，并指出梁思成的计划仅限于学术研究层面，尚未成为政府的正式计划。彭真在1949年10月6日的这一表态对梁思成的规划方案构成了不利影响，成为1949年9月之后影响“梁陈方案”的一个重要因素。

另一个影响因素是开国大典的时间安排。最初，毛泽东等人并未预计新中国会在1949年10月1日正式成立，他们原本的计划时间更为靠后。然而，形势迅速发展，促使中央决定提前举行开国大典。从决定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到正式举行，前后大约只有10天的时间。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除了组织方面的准备外，还需要确保中央人民政府具备必要的办公条件，包括建立组织部门、配备人员、确定办公场所等。

在这种紧迫的情况下，中央政府的几十个首都机关最终选择了在北京老城区内设立办公地点，其中包括中共中央从西郊香山迁往中南海。这一决定给梁思成的“新北京计划”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原本中央政府的设想是在西郊万寿路一带设立新的行政中心，并委托梁思成进行规划。然而，实际情况是中央政府直接在老城区内开始了办公活动。

梁思成对北京老城的历史风貌怀有深厚的感情，他认为古城面临巨大的威胁。1949年9月，他还致信北平市市长聂荣臻，呼吁制止这种趋势。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一局面在当时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除了老城区外，没有其他合适的地点可供中央政府各机关办公。即使有一些园林如北海、西苑、南苑等，但它们并不适合作为办公场所。

1949年9月之后，梁思成主持的“新北京计划”因中央政府机关直接在老城区内办公而无法继续实施，计划实际上已经流产。

1949年11月14日，苏联建筑专家巴兰尼克夫做了一个关于北京城市规划的专题报告，并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在这次会议上，梁思成和刚到北京的陈占祥明确表达了反对意见，不同意苏联专家的建议，双方的争论非常激烈。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首都行政机关的位置，梁思成先生主张在城外，特别是在西郊设立首都行政机关，而苏联专家则建议利用当时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一带的空地和空置房屋进行建设。其二在于建筑物的高度，苏联专家建议在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一带建设的首都行政机关可以达到5层高。梁思成先生则坚持认为，中国的传统建筑最多只能建到3层，因此不同意建设高层建筑。争论之后，苏联专家为了表明自己的学术观点，形成了一份书面建议。

巴兰尼克夫的北京市分区计划略图 ©由受访者提供

1950年春节期间，梁思成和他的团队加班加点撰写了一份报告，即“梁陈建议”，于1950年3月向中央提交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这就是后来所称的“梁陈方案”。

梁陈方案（1950.2）©由受访者提供

中央的决策方面，1949年12月，在苏联专家报告会之后，北京市相关部门也做了一些研究，并向中央提交了一份报告，表达北京市支持苏联专家意见的立场。根据相关资料显示，1950年2月，中央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来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是主要机关在城内，次要机关在新市区。这意味着毛泽东并没有完全反对在西郊建设首都行政机关，但他认为次要机关可以放在西郊。

根据相关史料，1950年2月中央已将此事定下来，但这一决策并未直接传达给梁思成和陈占祥。因此，在1950年2月之后，他们仍在撰写报告并向中央提交。这一争论持续了一段时间。

大约在1951年12月，梁思成和陈占祥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这一转变的重要背景是抗美援朝战争。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首都进行了思想改造运动，梁思成等人也进行了反思，最终拥护中央的决定，同意将首都行政机关建在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一带。

北京城墙拆除与“梁陈方案”本身并无直接关联

李浩：实际上，关于首都规划的争论在1951年底已经结束，没有再继续。然而，在1982年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我国公布了首批历史文化名城名单，北京位列24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首，关于北京历史文化保护的问题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许多人开始提出疑问，如果当初采纳梁思成关于“新北京”的建议，是否能减少对北京旧城的破坏。这一话题再次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在对“梁陈方案”的研究中，我发现了一个重要的发现，即很多人关心的北京城墙问题实际上与“梁陈方案”无关。尽管城墙是否拆除在1949年前后是一个争论的问题，但在“梁陈方案”的讨论中，苏联专家与中国专家并未就城墙的拆除与否进行过讨论。有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是我在中央档案馆查阅到的，即梁思成等人给毛泽东主席的建议书文件，文件后附有两个附件，其中一个附件的作者是梁思成、林徽因和陈占祥。我将这份附件称为“梁林陈评论”。在这份文件中，“城墙”这个词并未出现，说明在“梁陈方案”的讨论中，并没有涉及城墙的拆除问题。

梁林陈评论 ©由访者提供

1960年代末期，由于国际关系紧张，中国面临多方面的战争威胁，出于战备需要，北京开始修建地铁。第一条修建的地铁线路是东西方向的1号线，旨在向西山方向延伸，以确保在遭受敌方轰炸时，能够迅速疏散城市居民和领导层至较为安全的地区。因此，修建地铁的首要目的是出于军事防御的考虑。

在修建地铁的过程中，城墙被拆除的原因在于当时的地铁施工技术较为落后，主要采用的是明挖施工方式。这种方式需要将地面开挖以进行地铁建设，而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尚不具备地下挖掘的技术条件。为了避免大规模的拆迁问题，利用城墙和护城河作为地铁施工路径成为了一个可行的选择。这样做不仅可以减少拆迁成本，还能利用城墙和护城河的空间来完成地铁的建设。

因此，在谈及“梁陈方案”时，人们往往会怀念北京的老城墙，但实际上城墙的拆除与“梁陈方案”本身并无直接关联。这是一个错觉。

——制作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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