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散文的新写作：女性、恋物与消费主义

数字时代，一方面，现代人面临着情感的枯竭；另一方面，情感在消费主义的框架下似乎在构建一个新的产业，成为刺激经济的巨大生长点。这种矛盾和撕裂最终让情感指向空洞。现代人容易成为一个毫无生气的躯壳，只是为了满足一个又一个欲望，填补一个又一个消费制造的沟壑。受众在新的消费美学的影响下，也试图相信购买可以解决一切情感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数字媒介所搭建的自恋式的平台，在发明一种新的散文文体，其中，有些散文的情感不再具有反抗力量，而是沦为纯粹的装饰物，乃至成为消费主义开疆辟土的击鼓手。

情感的消失和异化

曾几何时，情感作为文学艺术诞生的源泉及发展动力，正一点一点趋于枯萎。张怡微在《散文课》中强调散文写作的前提是认识情感的层次、理解复杂的情感，其实就一针见血地阐明了散文存在的本质问题，就是情感维度。“如果在写作之外没有建立起辨别复杂情感的能力，我们就不会拥有高质量的情感……如果我们没有识别高质量的情感的能力和经历，那么想要写出高质量的散文是很困难的事。”

散文的写作主体一定是“有情”的主体。

倘若沿着这样的思路，我们毫不意外地发现，当代散文的危机和困境，有一部分原因即源自这个“有情的主体”的衰败和消散。“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明代戏曲家汤显祖在《牡丹亭》中探讨了“情”的纯粹和神秘难辨，以及可以催生的巨大能量和生命力。

“有情的主体”逐渐式微的对立面，是当代社会在努力培养一种“理性的主体”，强调用科学的方式，将情感控制在所谓正常的范围之内，加以理性调控。赫伯特·马尔库塞早在其著作《单向度的人》中就指出，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社会，其创造出来的精密的控制系统，压抑了人类真实的情感，人类持有的是一种被建构起来的虚假的情感。与此同时，商业社会所催生的人的需求，实际上也是一种建立在消费主义基础上的虚假的需求。

环顾我们所处的社会现实，商业广告和信息推送充满了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新媒体时代数字信息无孔不入，媒体通过各种方式塑造着我们的思想和喜怒哀乐，商业帝国不断制造关于“品味”和“美好生活”的理想模板，这些理想模板促使我们相信生活的各个维度都有一定的标准对此进行衡量，情感范畴也不例外。当情感世界也亦步亦趋被一种标准所形塑时，一方面，它造成了情感的羸弱，让情感丧失了源自内部的自主力量，而是被外界力量所牵绊和驱使。另一方面，教条式的情感需求催生了巨大的情感经济，其中以品类繁多的情感课程、情感宝典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恋爱真人秀综艺为代表。繁荣的情感经济，让“情感”被客体化了，从一个“活物”沦为“死物”。社会学家伊娃·易洛思在《爱，为什么痛？》 中指出，当代社会激情的冷却，正是源于爱情的过度理性化及选择套路的普及化。而没有澎湃的“激情”，没有“情”，何来文学艺术？

S.M.格林菲尔在发表于《社会学季刊》上的一篇文章里认为，当今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还保留着爱情，其目的只是：“激励个人——再没有其他方式可以激励他们的了——去履行‘丈夫―父亲’和‘妻子―母亲’的责任，组成核心家庭，那不仅是再生产和社会化的需要，也是保持目前存在的分配和消费产品及服务的需要。总之，是为了社会体系的正常运行，将其作为目前的要务保持下去。”

这无疑揭示了我们当下生存的一个悖论，一方面，是文学艺术的发展、散文的写作，呼唤一个“有情的主体”；另一方面，是我们当下所处的这个时代，其实并不是最好的情感时代：它一点都不浪漫，甚至摒弃浪漫；它过分强调一种非黑即白的理性划分，而不试图给含混的复杂的情感留有余地。一方面，情感其实被过分简化了，因而呈现出一种非常干瘪的面貌，人们不敢爱，难以爱，“爱无能”。另一方面，人们似乎又非常向往情感，但期待情感世界可以有充足的标准答案从而提供安全感，以至于情感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中的一个巨大的经济产业，我们从情感焦虑走向了情感经济。这种矛盾和撕裂最终让情感本身变得空洞，成为一个毫无生气的躯壳。

在日本掀起观影高潮的电影《花束般的恋爱》，除了展现校园纯爱经历在社会化洗涤过程中所经受的现实暴击，也揭示了资本主义环境下爱情难逃异化的残酷的底层逻辑。正如其片名《花束般的恋爱》所暗示的那样，这样的爱情不是大树般的爱情——即有肥沃的土壤和枝繁叶茂的树冠，就连花朵般的爱情都不是，因为小小的一株花朵，都是有根的，而“花束”——无疑是商业化社会的产物，是被连根拔起，经由现代社会的供应链一路输送，被陈列在花店里，被包装在簌簌作响的玻璃纸里，被插在花瓶里，被展示，被售卖，被消费。而影片中麦和绢的恋情，其确认的证物来自匡威笑脸鞋、最新的漫画书、流行电影、《塞尔达传说》……一切资本主义环境下文化工业制造的产物。而联结情感深处那最重要的内核：精神的力量、深刻的理解、最切身的共情……全被稀释在文化工业所生产的附庸风雅的情调之中。它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走到这一步，爱情也被异化了，“心心相印”的涵义被定义为消费同样的鞋子、漫画、电影和游戏，成为同一种耳机的发烧友―现代社会“拜物教”的俘虏，其本质在于他们不再热衷于一起创造，而是通过一起消费，来确认彼此以及爱情的存在。这不是爱情，只能被称为“恋爱”。当代社会，恋爱已沦为一系列复制黏贴的操作和按资本主义逻辑安排展演的套路戏法，而由消费主义联结和维系起来的爱情，也终究无法抵抗资本主义的顽固秩序。

数字时代的自恋与恋物

哲学家韩炳哲在其著作《爱欲之死》中指出：“纯粹意义上的爱，曾经被置于一个悠久的历史传统之中的爱，如今受到了威胁，甚至已经死亡。”

在他看来，造成这番局面的罪魁祸首，正来自于现代社会“他者的消失”。韩炳哲认为：“爱欲的对象实际上是他者，是个体在‘自我’的王国里无法征服的疆土。当今社会越来越陷入同质化的地狱，无法产生爱欲的经验，因为爱欲的前提是作为他者的非对称性和外部性。”

对他者产生爱意的基础，在于首先可以辨别出“他者”，但这在韩炳哲看来，也似乎不再可能。究其原因，源于我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自恋的社会，之前被投入“爱的对象”的力比多现在被投注到了自我的主体世界中，个人主义的盛行导致每一个个体都成为了“自恋”的个体，不再看到“他者”的世界。他剖析了“自恋”与“自爱”的不同，“自爱的主体以自我为出发点，与他者明确划清界限；自恋的主体界限是模糊的，整个世界只是‘自我’的一个倒影”，也就是说，“自恋”的主体是无法真正看到他人的，也就无法真正了解他人的需求，他者被永远地客体化、碎片化了，因此无法和主体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情感流动，而是沦为一种装点性的工具。

简·腾格和坎贝尔在《自恋时代》中首次提出了，自恋流行病的出现，以及自恋文化在全球范围的形成。韩炳哲认为这种自恋文化的盛行，一方面与新的数字社交媒体的兴起密不可分，“自恋在社交媒体上泛滥，这种对自己的痴迷使他人消失了，世界成为我们作为个体的纯粹倒影”，其中，“自恋主义”和“展示主义”是当今社会的两大潮流，人们将自己修饰过的身体和感情展现在社交平台上，同时也透过屏幕来窥探他人修饰过的身体和感情。屏幕制造了一个平滑的、没有痛苦的世界，它联结的不是人与人之间相互流动的情感，而是被客体化了的物的幻象。因为，在数字化的当代社会，“感知本身呈现出一种‘狂看’的形式，即‘毫无节制的呆视’。它指的是无时间限制地消费视频和电影”，在这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再是双向互动的，而是“主―客”两分的“看与被看”，于是，触觉消失了，嗅觉消失了，人和人之间用以表达柔情的感官统统失灵，唯有视觉亘古永恒。它们直接导致的结果，是公民顺从地屈服于体制的诱惑，这从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情感的枯竭。我们更习惯于活在一个像屏幕一样平滑的、没有痛苦的世界里。伊娃·易洛思在《消费浪漫》中指出，当今的爱情越来越“女性化”了，小说常常使用“友好的”“亲密的”“安静的”“舒服的”“讨人喜欢的”“温柔的”等形容词来描述浪漫的爱情，这意味着我们已经习惯于将负面的、消极的情绪从爱情的体验中剔除出去，“舒适的感觉和无须承担不良后果的刺激取代了痛苦和激情”。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促使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追求效率，效率是第一要务，于是，“爱被简化成了性，完全屈服于强制的绩效与产出。性是绩效。性感是可以持续增加的资本”，这导致了情感的商品化，“具有展示价值的身体等同于一件商品。他者则是性唤起的对象。不具备‘异质性’的他者，不能为人所爱，只能供人消费”。情感乃至性也成为了一种消费，一种观看，一种自恋主体对他者的无限制的“凝视”。

在黑格尔信奉者科耶夫的“历史终结论”中，他认为我们已经抵达了历史的终结处，也就是说，本质上来讲，“理想”在后现代已经穷途末路，人类作为一种“否定性”历史任务已经完成，所以我们不再需要有战争、革命与哲学，只需要“爱、艺术、游戏”。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什么比自己的享乐更加重要了，因为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值得牺牲和献身。所有的一切都意味着一个享乐社会的到来，那么审美也就丧失了反抗的力量，而是沦为纯粹的装饰物。

享乐社会，意味着市场无休止地提供源源不断的消费品供人消费，消费制造新的欲望，关于此，社会学家鲍曼这样论述：

理想状态下，消费者应该不固守任何东西，没有永久的承诺，没有完全可以被满足的需求，也没有所谓的终极欲望。任何承诺、任何忠诚的誓言，都应该有一个附加的有效期。契约的有效期、既定的时效是最关键的，比契约本身更重要，它不应该超过满足欲望的消费所花费的时间或欲望消退的时间。

于是，置身于此社会中的个体，已然丧失了自身的主体价值，而是成为整个消费系统的附庸，为了维持庞大的消费机器得以循环运转的螺丝钉。人沦为了手段，因为“想要提高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就不能让他们休息。他们需要不断地接受新的诱惑，持续处于永不枯竭的兴奋之中，持续处于怀疑和不满之中”。

为了给这“永不枯竭的兴奋”添柴加火，情感被进一步简化成为欲望，也就是说，情感成为了一种被制造出来的用来源源不断生成欲望的假象。唯有如此，才能持续不断地产生欲望，促进消费。在此种逻辑的塑造下，人们也逐渐相信，情感不再是一种复杂的东西，而是可以通过消费、通过购买来解决的。通过“恋物”，通过对“物”的消费，人们创造了永恒的幸福的“乌托邦”。

数字媒介时代的新散文

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笔者观察到由数字媒介所搭建的新的平台上，出现了一种新的写作现象，它看起来像是发明了一种新的散文文体，其气质偏向女性，实际上是借由散文的外衣来进行产品推销，鼓动消费。但它又与赤裸裸的“软文”有所不同，它通常具有较为优秀的文笔，在文章的行文脉络中贯穿了看似深厚的情感。“情感”是这类散文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是在文章和读者之间产生联结的黏合剂，但同时也是其商业密码，是将读者情感转化为“恋物”行为的隐秘的转换器。

有一个例子来自于叫做Bamboo的博主，作为一名勤奋的公众号写作者，她一直致力于数字社交媒体上的写作。在公众号页面顶端，她这样介绍自己：“我叫Bamboo，我在这里写时尚和艺术，审美和好物，也写社会和人间。”她的写法是将世态人情和审美消费结合在一起。

在一篇名为《去太空赴约时，我穿什么？》的散文中，她如此编织行文结构：英仙座流星雨——《16次日出》纪录片——阿波罗登月。“当我和同伴站在月球表面上，心中充满了一种拓荒的热忱，回头遥望那个美丽又温暖的地球时，它显得很脆弱，似乎只要用手指轻轻碰一下就会支离破碎一样。”

从地球在宇宙中的孤独，到人们对宇宙探索的狂热到未来主义的风格，再引出最终的主题“穿搭风格”。在整篇文章流转的逻辑中，有一个贯穿其中的情感关键词：孤独。她谈论人的孤独和地球在宇宙中的孤独，这种脆弱和纤细的情感本身是普世化的。然而，“孤独”作为一种人类非常独特和微妙的情感，在行文的不断置换中，在语言的层层转译中，被巧妙地转化成为一种美学风格，进而变成了对穿搭的一种选择。仿佛有关人类“孤独”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消费来解决，你孤独，是因为你没有足够的金钱来承担自己的消费。本身作为人类情感的“孤独”，被收编进了工业化生产的美学制造中。于是，在消费主义的语境下，这种孤独感被迅速消解掉了，而人生中真正重要的问题实际上没有得到直面和重视。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类型的散文写作实际上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也有其历史脉络可循，比如，章小蕙的写作是从报纸的副刊专栏延续下来的，而像以Bamboo为代表的时尚博主，其写作文脉可从新世纪初安妮宝贝的很多散文中窥见一斑。安妮宝贝当时创造出了一系列穿棉布长裙、光脚穿球鞋的女孩子的形象，实际上也是带着一种很强的恋物气质，在彼时也被批评为一种小资姿态的写作。

那么这种写作在当下时代之所以会还魂，其原因大致有二：一是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商业化社会日趋成熟，消费主义的文化得到进一步蔓延。二从媒介的物质性来讲，数字媒介的交互性、小程序的内嵌形式，让购买行为变得触手可及，小红书、微博、淘宝等数字媒介的加持，进一步强化了消费在当代社会的迫切性：欲望不能等待，欲望必须立刻满足，消费主义的逻辑是你必须在欲望的最高峰迅速拿下它。

如果我们在此处援引康德，他一定反对将审美与物质欲望的满足画上等号，因为在康德那里，审美仅仅与人的心灵存在、超越性的精神努力相联系，而无关涉单纯感官性的世俗享乐生活。但是纯批判的视角其实无济于事，我们必须理解现象出现的合理性以及背后的原因。这种情形的出现，其实恰恰说明了当代人情感枯竭的现状。然而良好的情感是需要培养和教育的，是需要通过阅读来慢慢滋养的。写作者培养受众，受众也在培养写作者，双方通过互相培养，才能构成大的时代的精神氛围。这亦是给现有的写作者提出挑战，这道命题关乎如何通过好的散文，乃至好的文学来进行情感教育，通过散文来触摸和感受复杂的人类情感，而不是在一种过度简化的框架中去理解我们所处的广阔的世界和丰富的人情。这既是对未来的美好展望，也是一道亟待解决的严肃课题。

本文节选自《散文的变身》，张怡微、陶磊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