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壁印记丨鹤壁从这里出发

淇水汤汤，渐车帷裳。碧波荡漾的淇河蜿蜒曲折，宛如一条玉带，而鹤壁正是这条玉带上一颗璀璨的明珠。70多年时间里，这片土地从一穷二白到欣欣向荣，奔流不息的淇河水默默记录着它日新月异的发展。

如果说文化塑造了一座城市的风骨，那么记忆就是一座城市的灵魂。站在新征程，回首来时路。从披荆斩棘艰苦创业，到砥砺奋进建设城市骨架，再到劈波斩浪全面发展产业，城市建设的见证者们用一个个片段拼凑起建市之初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激励着我们不断努力，一往无前。

△曾经的神甫楼如今已经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启动

鹤壁煤矿建设有了第一笔资金

缘煤而建，因煤而兴，煤炭是鹤壁绕不开的话题。早在东汉时期，《后汉书》就记载了古人在隆虑郡（今鹤壁北部部分地区当时属隆虑郡管辖）附近使用煤炭的记录。1960年，我市发现宋代采煤遗址，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古代煤矿遗址。

我们将时针拨到鹤壁建市之前。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1月，原平原省实业公司钻探队在鹤壁集北打孔钻探，钻探深度至102米时探测到了厚约6米的煤层。次年7月，鹤壁煤矿筹备处正式成立，隶属原平原省工业厅，办公地点就在位于鹤壁集镇的天主教堂，由此开始鹤壁矿区建设的前期筹备工作。

1952年，陈家庄煤矿（原鹤壁矿务局一矿前身）建设被提上议程。也就是在这一年的5月，两个毛头小伙子，时年22岁的张岐彬和20岁的邓广强受组织委托，怀揣35亿元（币值改革前面值，折合改革后人民币约35万元）巨款从新乡赶来，送来了鹤壁煤矿建设的第一笔资金。

张岐彬曾于2017年接受过记者的采访。他1951年考上中国人民银行，旋即被派驻到原平原省交通银行，驻地就在当时的平原省省会新乡。组织安排他和邓广强给鹤壁煤矿筹备处送汇票。他俩坐火车从新乡出发到汤阴下车，那时候鹤壁集还没通铁路，也没有公交车，虽然有马车、骡车，但大家都舍不得花钱，所以在汤阴下车后他们步行了近4个小时才到鹤壁集。

“35万元在当时算是一笔巨款了。”张岐彬在回忆中提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俱兴，物价波动比较厉害，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工资都是按照小米当天的挂牌价折合货币计算的。张岐彬当年的月工资是“150~170斤小米”，折合货币是15~17元，如此合算下来，35万元的确是一笔巨款。

来到鹤壁集后，张岐彬和邓广强找到了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汤阴县二区营业所，“就在陈家庄煤矿的南边，大家都叫它‘一号房’”。

两人到了之后立即开始工作，张岐彬负责协调联络，邓广强负责审查放款，“按工程进度拨款，每10天结算一次。比如，10天时间里矿井巷道掘进了多少米，按一米多少钱结算”。

△一矿原址上如今已是郁郁葱葱

支援 

他们响应号召来到鹤壁

资金到位后，鹤壁矿区的建设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

时间来到1955年，按照工作进度，鹤壁矿区开始筹备建设杨家庄煤矿（原鹤壁矿务局二矿前身）。随着工程量越来越大，用电的地方也越来越多，电力线路建设迫在眉睫。

“那时候鹤壁还没有发电厂，用的电都是安阳供的。”7月31日，年近九旬的原鹤壁矿务局供应处工程师朱先华在家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一矿用的电是1952年建的一个直流电机，非常小。”1955年7月，从原焦作煤校（原煤炭工业部1955年在焦作筹建，前身为焦作矿务局技工学校）毕业后，朱先华和几位同事按照组织安排前来支援鹤壁矿区建设。与张岐彬和邓广强一样，步行4小时后，朱先华来到鹤壁煤矿筹备处报到，“整个鹤壁集就一条街，筹备处特别好找”。

报到后，朱先华被调入“21212工程”项目组。“‘21212工程’是一个代号，由当时的电力工业部命名的。”朱先华说，当时鹤壁矿区电力资源极度匮乏，“虽然是煤矿矿区，但当时咱没有发电厂”。朱先华刚到鹤壁矿区时，整个矿区只有一台蒸汽发电机，“我记得矿区还一度向上级申请，开过来一辆供电列车停在这边发电”。即便后期又从上海购入了一台柴油发电机，但发电量也远远满足不了建设用电需求。

为了满足建设用电需求，国家决定建设“21212工程”。“‘21212工程’是当时河南省首条高压输电线路，设计输电电压110千伏，从河北峰峰矿区和邯郸往安阳、鹤壁输电。”朱先华当时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和输电线路途经的村子协调，保证工程建设顺利推进。朱先华清晰地记得，当年工程款结算需要去交通银行，“和我对接的就是张岐彬，出纳是邓广强”。

1956年1月，工程顺利竣工投入运营。朱先华还记得，《河南日报》专门刊发了文章，报道工程竣工的消息。1956年4月，因在“21212工程”中表现优异，朱先华被评为优秀工作者并参加了原煤炭工业部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煤矿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让朱先华没有想到的是，会议最后一天，他和其他先进生产者代表被邀请进入中南海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合影留念。“毛主席、周总理走过来时，我激动得不得了！”朱先华说，这张合影是他的珍爱之物，至今仍挂在家中。

从北京回来之后，朱先华又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中。朱先华回忆，一矿、二矿、三矿建设时，国家从全国各地调集了人才来支援，“一矿的技术人员主要来自开滦和抚顺的煤矿技校，二矿的技术人员主要来自（原）焦作煤校，三矿的技术人员主要来自郑州的技校”。由于早年缺乏机电方面的人才，朱先华和同事们几乎参与了鹤壁矿区所有煤矿的早期建设。“现在都叫一矿、二矿、三矿等，实际上在矿务局成立前，这些矿都有其他名字。”说起当年鹤壁矿区的建设，朱先华如数家珍，“陈家庄煤矿是一矿，杨家庄煤矿是二矿，教场煤矿是三矿，梁峪煤矿是四矿，罗村煤矿是五矿，大胡煤矿是六矿，张家沟煤矿是七矿，鹿楼煤矿是八矿，窦马庄煤矿是九矿。”

△朱先华讲述往事

建市 

1957年3月26日，值得铭记的日子

岁月脚步不停向前，但总有特别的时间节点，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

1957年3月26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43次会议批准建立鹤壁市，辖区为原鹤壁矿区区域。从此，鹤壁市正式出现在新中国的行政版图上。

建市之初，市人民委员会（市政府旧称，以下简称市人委）的驻地就在鹤壁集新华街中段的天主教堂。这座名叫若瑟堂的天主教堂，是由意大利传教士司德望主教携另外3位神甫于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组织建造的，高约15米，宽6.5米。以若瑟堂为主的天主教会由大小70余间房屋组成，占地面积2598.8平方米。若瑟堂西北角有一座被称为神甫楼的小楼，神甫楼建于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分上下两层。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若瑟堂因宗教的特殊性，很好地掩护了多位重要领导人通过敌人的封锁线。1946年10月，邓小平、卓琳从山东回延安路过此地，在神甫楼借住两夜。1947年8月，李先念由山东回延安，在神甫楼借住一夜。1948年，刘邓大军南下，刘伯承也曾在教堂前院借住一夜。

“建市那时候鹤壁集才有多大，就新华街这一条街。”今年69岁的赵玉芬就住在若瑟堂的隔壁，生于斯长于斯的他对若瑟堂的历史了如指掌，“咱新华街整条街，除了教堂，挑不出来一块儿平整的地儿”。正因如此，若瑟堂先后多次被借用，“1945年鹤壁集第一次被解放后，原来的汤阴县政府就设在这儿。还有后来建的中学、小学都借用过这儿。”鹤壁煤矿筹备处成立后，也是在若瑟堂办公。

1957年4月3日，中共河南省委通知，由孙铁峰任鹤壁市代市长；5月10日，中共河南省委决定，建立中共鹤壁市委员会，郝明甫任代理书记；7月20日，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通知，中共中央批准，郝明甫任中共河南省鹤壁市委书记。

“神甫楼上下两层都隔了一间出来，里屋住人、外屋办公。”赵玉芬说，“郝明甫书记一家当时住在一楼，市委在二楼办公；孙铁峰市长一家住在二楼里屋，市人委在一楼外屋办公。”若瑟堂作为仓库，储存过军备、医药、生产生活等多种物资。至于其他大大小小的房屋，挤满了市委、市人委的各个部门、机构。赵玉芬告诉记者：“就这么说吧，当年你想办个什么事儿，院儿里转一圈就办完了。”数年前，因下雨积水严重，出于文物保护方面的考虑，神甫楼前的院子加盖棚顶封闭了起来。原本的二层如今和地面齐平，而一楼已经变成了地下室。

随着城市的发展，新华街很快就难以满足各项工作开展的需要。1957年12月，经研究论证后，市委、市人委由鹤壁集镇新华街迁至地理条件相对较好的鹤山区中山城区。

△朱先华（前排左三）和工友及家属在鹤壁集建设工地上合影

奋斗

创15项全国煤炭系统纪录

鹤壁建市之后，全市人民以高昂的热情和饱满的激情迅速投入到热火朝天的建设中。来自五湖四海的热血青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来到鹤壁。作为一座刚刚诞生的城市，许多基础设施无从谈起，不少职工的宿舍都是现盖的，有些人连婚礼都是在宿舍里举办的。邓广强和妻子就是在集体宿舍里举办的婚礼，“领了证以后，大年三十买了两包糖到办公室给同事们分了分，就算是结婚了”。婚后的他和妻子依然分居，分别住在各自的集体宿舍，周末才能聚一聚。甚至有些不具备建房条件的集体宿舍就是地窨子，“找块地挖个坑，地上垒半截土坯墙，再铺上高粱杆，这就是宿舍”。

艰苦的环境丝毫没有影响大家的工作热情，一项项纪录在奋斗中诞生：1958年，鹤壁矿务局教场矿风井成井创月进65.13米全国新纪录；鹤壁土建工程处三工区在教场矿施工中，采用快速支模法立体交叉平行作业，7天零4小时建成主井楼，创全国纪录；1959年，为了在建井工程中节约钢材和水泥，鹤壁矿务局八矿创造性地建成了我国第一座装配式预应力钢筋混凝土井架……

从井筒建设、巷道掘进到土建安装、地质勘探、技术革新，鹤壁煤矿工人创下全国煤炭系统15项纪录，《人民日报》《河南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媒体刊登大幅报道，鹤壁市赫然成了全国煤炭战线的一面旗帜。

1959年4月，全国煤矿基本建设现场会在鹤壁召开，会上介绍了鹤壁快速建井的经验。各省、市、自治区煤炭管理局的局长、总工程师、工会主席，以及全国8所矿业学院的院长、教师和各煤矿设计院负责人共500余人到鹤壁参观学习。河南省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现场会纪录片，新华社以《鹤壁煤矿职工创造的一次成井经验为我国矿井建设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为题进行了报道。

“红旗电影院就是为了迎接全国煤矿基本建设现场会修建的。”2017年，原红旗电影院员工马素青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年22岁的马素青刚刚从内黄调至鹤壁工作，“组织安排我先到中山人民剧院工作，没多久红旗电影院建好了，我们就迁了过来。整个红旗电影院那时候只有7名职工，4个放映员、2个服务员和1个售票员”。全国煤矿基本建设现场会后，有关部门还在鹤壁拍了《煤矿新井架》《煤巷快速掘进》两部科教片。“那时候咱市刚刚开始建设，一穷二白，没几辆车。为了多拍几个汽车的镜头，几乎全市的汽车都被找来绕着红旗电影院跑。”马素青回忆。

△朱先华（右）在鹤壁集

​全国煤矿基本建设现场会的召开和科教片的拍摄极大地提高了鹤壁的知名度。矿区建设突飞猛进，城市建设也同步推进。为了安置矿工和群众，市委、市人委在矿区周边建了住宅区、马路，配套的工业企业、食品、卫生、教育等单位也陆续开建。随之而来的是政府职能的日益完善和行政部门的不断增补，很快，狭小的中山城区无法满足工作开展的需要。经慎重考虑和现场勘察后，当年的市委、市人委选择了鹿楼乡大胡村附近作为新址，这里虽然是一处丘陵，但不占用农田，且相对平缓、开阔，适宜发展城区。

1959年1月，市委、市人委办公地正式由中山迁至大胡新址（今山城区中心城区附近），而鹤壁的历史也由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著名诗人、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曾挥笔为鹤壁作《西江月》一首：“鹤壁蒸蒸日上，乌金滚滚汪洋。协同钢铁与棉粮，高举红旗迈往。十载山乡巨变，更将跃进加强。劲头鼓足红满堂，烧尽右倾思想。”这首带着浓厚时代烙印的诗，不仅写出了诗人的满腔热情，还展现出鹤壁短时间内的巨大变化，更表达出对鹤壁这座新城市美好未来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