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写家史｜爷爷的“集体”

代人立言是很难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就算这个人是我爷爷；就算我亲自“采访”过他，也曾在和他偶尔闲聊时，从只言片语中发现了某些历史碎片；就算我还曾就这些“历史”的真实性，询问过奶奶、姑姑、爸爸。

但当我真正落笔时，还是发现文字里面有太多“我”的影子。我并不想简单复述爷爷的话，也不想“拼贴裁剪”以塑造一个有着波澜起伏人生的爷爷。事实上，他的人生平淡如水，而这也可能是大多数人的人生。

我只能基于“我”的感受和“我”的视角，重构出了一个可能并不存在的“爷爷”。他的经历、他的过往当然是真实的，可在我的叙述中，许多他所没有意识到的东西，被我重新发掘并讲述出来了。他亲历了这一切，却茫然无知，或者说习以为常，几十年的生活足以模糊掉他所有的感知。但是当他将他的人生浓缩成几个小时的絮叨后，想必他也隐隐约约感受到了这些被时间稀释了的变化。

他的一次回忆和我的又一次书写，将文章与历史的“真实性”拉开。不过对爷爷而言，这就是他的历史。对我来说，这也将变成我历史的一部分。

“集体”的含义

在正式开篇前，还需要澄清本文中“集体”的含义。

辞源中“集”字的解释为：集本作“雧”。群鸟棲止树上，喻人棲止、棲身，引申为停留。辞海对“集体”的解释是“为一定目的而紧密结合起来的许多人”。至于社会学上的定义则是：集体，是一种组织形式团体，具拥有一定的活动范围，共同的经济基础、思想基础、政治目的和社会利益。当多个团体中有一个共同的问题或动机，为了达到同一目标而组合成集体来共同努力实现共同目标。

以上的列举是一种极其学究式的做法。它们的定义足够准确，却不够贴切，让事物本身失了真，成为了一个空泛的冰冷的学理——它们都不是爷爷眼中的“集体”，也不是文中所写的“集体”。

实际上，“集体”一词的含义是模糊又具体的。其原因最主要在于，爷爷头脑中也没有这样一个清晰的概念，但这种观念又切切实实地被爷爷所感受到。真要细究起来，他确实说过这个词语，就是人民公社的时候“吃集体”的。这仅仅是“集体”被具象化以后的一个表现。也许在爷爷眼中，它可以是观巢人民公社、带源生产大队，也可以是3547部队、新钢焦化车间。当然它也可以指一种宗族观念，一种乡族团结的意识……每一个都是“集体”，每一个又都不是“集体”。但重要的是，它们都是有温度的。

总而言之，在本文中，“集体”是一个被概念化的事物，同时，它在不同的时期又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拥有历史的温度。它是难以被定义的。就像爷爷絮絮叨叨的回忆一样，“集体”既有模糊性，也有具体性，而它也只能存在于爷爷那模糊不清却又历历在目的回忆中。

从一本家谱说起

“集体”的瓦解早就开始了，甚至早于爷爷的出生。他自然是没法“观察”到这一现象，但是在口耳相传的故事里，在那本残旧的家谱中，还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陈氏家族的总谱放在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欧里镇高峰村。由于与东南边的皇华村临近，所以两者常常混淆。又加上皇华村的村居不断“北扩”，面积远大于高峰，以至于地图上只标明了“皇华村”，“高峰”只有特意去搜索才能发现。陈氏行卓公派、本占公系的本支世代居于此处，再加上村中陈姓占绝大多数，因此总谱被放在这。而这里也是爷爷这一支的起源之地。

家谱里记载了“新喻陳氏”第二十九世至三十三世，也就是爷爷的太爷爷到我的爸爸这五辈。为了讨一个好彩头，每一辈都有一个字。从第二十九世到三十六世八辈，连起来刚好是“開纘基續、天佑有德”这八个字，其寓意无非是希冀子孙后代能够承续家业、持德秉善以获得上天的眷赖，延续陈氏一脉。

爷爷的太爷爷就是“開”字辈，算得上是我们这一脉的“祖宗”了。按家谱记载，他辈名“開裕”，“字祥雲，一字學廷，行杰二，清咸豐十一年（1861年）辛酉三月十五日巳時生，民國七年（1918年）戊午十月廿三日卯時歿”。陈祥云确实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他考中了秀才！在那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子里，竟然出了一个秀才！无怪乎爷爷会说“当时有十八台大轿来村里”。功名的获取让陈祥云在当地风光了好一阵，可很快他就因为与兄弟们不和而搬离高峰村。他选择在西边的茶山口村定居，带着他的妻子“易家张氏”和两个儿子——“纘”字辈的“纘集”（陈池十）和“纘式”（名字皆不存）。两村相距说远不远，说近也不近。地图上直线距离只有两公里左右，但其间有孔目江相隔，又多有丘陵。当陈祥云跋山涉水来到茶山口时，由于他秀才的身份，茶山口村特地“聘了大轿，敲锣打鼓”去迎接他。一家人很快在这里落了籍。在不知不觉间，陈祥云一支已经开始脱离了高峰村的陈本占公一系。

实际上，这种脱离现象并不罕见。从族谱中就可以看见，仅行卓公一派，其子嗣就已经遍布各村落。本占公世系在高峰村，本初公世系在带源村……各陈氏宗族的分离，主要原因是人口的增殖，成年子嗣只得向其他地区发展，以求出路。当然也不排除像陈祥云这类兄弟不和的情况。但是，这种脱离是缓慢的，且距离并不远，成年子嗣往往会选择临近的尚有荒田的村庄，其范围都不超过今天行政区划的欧里镇。可陈祥云一定没想到，他的后代又会再一次背井离乡，与最初的乡里高峰村渐行渐远。

民国十四年（1925）乙丑九月，在丈夫陈祥云逝世七年后，他的妻子张氏也死去。陈祥云还是落叶归根，被葬在高峰“石山岗东瓜形乾山巽向”。根据当地习俗，“夫妻在‘搭甘’，死哩地下埋座山”（“搭甘”为方言音译，全句意为夫妻生前住在一间屋子，死后埋葬需要隔座山），张氏被葬在“茶山口土塂背”，两人墓地并没有放在一起。纵观陈祥云一生，他算是幸福的：年轻时取得了功名声望，年老后又有儿孙相伴。在他尚未入土前，长子“纘集”，即陈池十已经结婚，并生下两个儿子。家族的香火有了延续，陈祥云心里的石头也算是落了地。

然而好景不长，五年后，民国十九年（1930年）庚午十月初八日亥时，年仅四十三岁的陈池十病殁。此时他和妻子“何家边张氏”已经育有三男一女。长子陈文登、次子陈美登、幼子陈丰登分别十七、十三、十一岁，其中陈丰登便是爷爷的爸爸。恰逢当地闹饥荒，要养活家中五口人，对于张氏来说更加困难。迫不得已，像自己的公公陈祥云一样，张氏选择再次向西迁徙。不过这次，往日风光不再。张氏带着四个孩子一路乞讨，算是真正的背井离乡、流离失所。

所幸，西边不远的带源村中也有陈姓家族，亦即上文提及的带源村本初公系。虽然本占公与本初公世系不同，但两者同是行卓公后代。也许张氏当年的考量也正是此：寻求陈氏宗亲的帮助。至于她是否获得了实质性的帮助，我们不得而知。不过，长子陈文登的确出继给了当地“纘”字辈的陈江清，在此之前，江清一家只有两个女儿。张氏则又带着其余的子女，嫁给了当地的潘氏。到这里，爷爷这一支似乎要完全脱离高峰本占公系，转而加入带源的潘氏。也许是张氏改嫁时就与潘氏约定，又或者是当地陈氏的压力，陈美登、陈丰登并没有改从潘姓，而是保留本姓并在带源安居。至此，从高峰到茶山口再到带源，爷爷的太爷、爷爷的爷爷，爷爷的爸爸，三代人在三个村庄流转，高峰村的陈氏乡族是起点，带源村却远不是终点。爷爷这一支虽然脱离了“故土”，但是乡族似乎还在维系。这就是爷爷出生前的故事。

迈入狂飙年代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癸未四月初七日子时，爷爷出生了。家谱上他有好几个名字，“乳名水生、水包，字寶有”。可惜在退伍军人证、身份证上，以上没有一个是他的名字。“陈水保”才是爷爷的官方认证的“真名”。

爷爷出生的地点是后来被分为带源大队下的五队新华村。不过这个时候，“新华”的名字还没有出现，此时它仍然归属于“带源”这个更大的村落集体。爷爷出生的屋子非常逼仄，是很典型的江西农村民居。两间木屋子紧挨着，屋后搭了一个草棚，有时养牛，有时养猪。屋子内几乎是家徒四壁，“撒吗都冒有，除哩两张榻”（方言音译，意为什么都没有，除了有两张床铺）。这是奶奶1969年嫁过来时看到的场景，在此之前以及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这一环境都没有改变。屋里屋外的地自然都是泥土地，不过屋里是夯实的泥土，屋外则是掺杂着鸡屎的松软黄泥。“鸡窝”是屋内为数不多的“摆设”，不过这个窝是“半地穴”式的，实际上只是一个浅坑，把木板一盖就隐去了它存在的痕迹。厨房、客厅、餐厅在农村里，这些都还是没有被发明的词语。“厨房”是露天的砖搭的灶台，两间屋外的一切地方都可以看作是客厅，餐厅则是流动的木凳。当时的贫穷可见一斑，而这只不过是带源村众多农民家庭的一户。

不考虑出继的大伯，按理说，爷爷应该还有一个伯伯陈美登。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陈美登随其母亲张氏迁到带源以后就早夭了，谱上只记载了一个“殤”字。爷爷的爸爸陈丰登一下子成了家里的独苗，爷爷也变成了“嫡长子”。等到了该上学的年纪，爷爷也很自然被家里送进了学堂。说是学堂，其实是村里的“栋梁”（即祠堂）改的，学堂的匾额上还写着“陈氏宗祠”四个字。整个学堂都是木制的，除了门口的匾和四角翘起的檐，外面看起来几乎和普通民居一样。学堂内部分上下两厅，上厅自然是老师讲课的地方，下厅则有几张用木板搭起来的桌子凳子，不过也常有学生从自己家带更好的木凳来。爷爷七岁上学时，恰好是村里选保长、打土豪、分田地的时候。爷爷家里土和田一共分了四亩左右。不过这时的爷爷并不关心这些，他关心的也许是放学后“剁完柴”和同学去哪里玩。

学堂里只有一个老师，姓何，是东北边白梅村的。他可能是爷爷当时能接触到的少有的来自“外村”的人了。学费5毛钱一个学期，课上教语文和算数。除了每天帮老师和家里剁柴，每天上课成了爷爷生活的重心，虽然略显单调，但是大体上安稳又快乐。那时的乡村也是平静的，虽然有点封闭，但村与村之间还依靠着血缘维持联系。“挂清明”就是这种维持联系的方式之一。爷爷的太爷爷陈祥云被葬在高峰村，爷爷的太奶奶张氏被葬在茶山口村，爷爷的爷爷陈池十也被葬在茶山口，所以每年清明节一家人就会一路东向，一路扫墓。从带源到茶山口再到高峰，“重走来时路”。当到了高峰，就和当地的陈氏宗亲一起去扫墓。这时扫墓就不分哪个墓是哪家人的“祖宗”、由哪家人来扫了，大家都搭把手，除草的除草、添土的添土，最后再一起放爆竹、烧纸钱。说是扫墓，对爷爷来说其实更像是一种春游。各种体力活自然是轮不上小孩的，他们只需要跟在大人身后，在泥泞又黏滑的山路上慢慢爬着。山路周围都是葛藤、松杉还有映山红等等各种枝蔓开来的植物。所谓“路”，也仅仅是一条由新踩扁的植物铺出的只能一人通行的小路。这种踏青的模式从爷爷童年一直延续到现在。扫完墓以后有时还会在高峰的“陈氏宗祠”吃饭。高峰的祠堂相比于带源的要大上好几倍，是方圆十几个村子里最大的陈氏祠堂。扫完墓回来，几百号人乌泱泱地从祠堂四面的小门走进来，然后按关系亲疏远近、年龄长幼大小，选择七八人，围坐一桌。但是爷爷出继的大伯不在此列。陈文登彻底脱了高峰籍，融入了带源当地，就连现在族谱里也把他记在带源一支。他自然就是随着继父母在带源挂清明了。就像所有事物的瓦解一样，先在局部出现裂痕，再逐渐分崩离析。小的高峰村陈氏乡族在保持联系的同时成为那个出现破碎的局部，但是宏观意义上的乡族依然保持着隐隐的联结。

1956年，爷爷十三岁。他的读书生涯结束了。上学只要识得几个字，会算数，就够了。这是农村的共识。自此，爷爷的主要任务转移到了看牛和种田等力所能及的农活上。大步一跃，短短两年间，整个农村的平静被激进与狂飙的热烈气氛所取代。新的“集体”出现，旧的“集体”被拆散、重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这些词突然产生，带源村从一个小乡村聚落，一下子上升到“带源生产大队”，统属于“观巢人民公社”。大队下又分了七个生产队，带源本村被“肢解”成“西头”、“老屋里”、“新华”、“连里”四个队，周边的“上山”、“生上”、“茶山口”三个村也被大队“吞并”成为另外三个生产队。大规模的整合确实一程度加强了村与村的联系，尤其是大锅饭吃“集体”——随便去哪个地方都有食堂吃。一时间“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有田同耕，有饭同食”天下一家的局面似乎形成了。但这种局面毕竟是短时间的，也是表象的。实际上乡村中原有的“姓氏平衡”被打破，新构建的集体并不牢固。

此前，带源村中有张、刘、潘、陈等主要姓氏。陈姓在带源地位相对弱势，但东边的茶山口村以陈姓为主，两村多少有点沾亲带故，真遇到困难邻村同姓也会帮一把，所以各村姓氏之间大体“均势”，“大姓”也少有机会欺压。随着生产队成为了新集体的基本单位，“姓氏格局”也被重新组织。西头张姓多，老屋里刘姓多，茶山口陈姓多……爷爷所在的新华村五队中则是张姓占了主导，二十多户中只有两三户是陈姓，姓氏“均势”的状态不再。加之生产队的独断性、封闭性——农活由生产队分配，工分由生产队计算，权力集中到生产队长个人，各种事项在生产队内部处理——“大姓”有了更多机会和借口来刁难。这些刁难又常常会伪饰成“队里的矛盾”，轮不到“外人”即其他生产队的陈姓来插手。如果矛盾闹大了，还可能被扣上不团结集体的帽子。新华村成了张姓的“天下”。在插秧放水、工分换算等种种小事上，“小姓”都受到刁难。其他“被张家欺负”的情况可能多如牛毛，可爷爷每次都只是半自嘲半洒脱地说，“在农村人少被人欺负还不正常吗？”

宗族血缘网络被经济政治组织取代，乡族庇佑同姓的作用难以渗透进各个封闭的生产队，乡族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当然，上述的现象在1958年并没有立即出现，或者说没有被注意到。“姓氏平衡”的打破要到1962年之后，饥荒的威胁已经过去、生产队的工作步入正轨与常态，才逐渐让人感知到。但其开端却源自1958年。

让我们把目光放回到1958，正如烧得红红火火的土炉子，当时的人们也处于一种狂热的状态。十五岁的爷爷加入了这场全民族的狂欢。挑土担石、剁树烧炭，爷爷的任务一下子加重了。所幸食堂还“蛮饱潲”（意为吃得饱），每八个人围坐一桌，饭不限量，菜通常只有蔬菜，肉偶尔才有。可这种日子也马上结束了……饥荒潜伏到村口，在秋收以后发动突袭。饿，是一种无法被填满的空洞感。挨饿的记忆在爷爷脑海中还很鲜明，一提到就滔滔不绝、滚滚而来。公社食堂“一斤米煮四、五斤。稀饭不像稀饭，干饭不像干饭。”1961年更是“吃了大苦”，“树皮、葛藤根、甜心菜（马齿苋）、山萝卜（党参），什么能吃吃什么”。有时候吃得好一点就是番薯煮饭、拌饭，又或者是糠磨成粉，做米饼吃。生产队的工作还是要照常做。爷爷一般是给队里挑牛粪、猪粪，挑到田里施肥，或者是去田里割草，草再堆起来沤肥。也有修水坝时帮忙挑土、装“土方”，挑一担土，给一片“乜嘚”（竹片）。“乜嘚”也分大小，爷爷这种非“劳动力”就只能拿小“乜嘚”，挣2、3工分一天。

一边挨饿一边干活总是难熬的。但饥饿又像时间的流逝一样，习以为常，以致于无法感知、无法言说。当饥饿感终于逐渐淡去，时间也终于恢复了秩序。农村的“三节”回来了。对于爷爷来说，端午、中秋、过年这三节意味着可以吃上肉了。生产队会特地杀猪，给每家每户分一点点。二两鱼肉、三两猪肉，这些都是难得的荤腥。虽然新“集体”的内部“大姓”与“小姓”的矛盾开始浮现，但生产队也实实在在作为一个共同生活的“集体”提供着温暖。除了“三节”发肉，年底工分算钱，生产队也承担着分发稻谷、菜籽油，晚上开会组织第二天生产任务等日常事项。何况要是收成好，工分还能多换点钱。在共同的利益下，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新华村五队”这个新造的“集体”被慢慢接纳。

也是在1962年，爷爷与高峰村的联系密切起来了。乡族受到了重创，却又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恢复着。爷爷的妈妈温润英是皇华村人，温润英的妹妹嫁给了本村的一个木匠。靠着这层关系，爷爷向他的姨夫拜师学习木工手艺。一下子变成学徒的爷爷住在了他的师傅家，也就是皇华村。平时爷爷就跟着师傅去周边的村帮做木工。哪个村哪家人要打张桌子、凳子，又或者是甑子（蒸饭的炊具）、床之类的，就会请师傅去，管饭，按天算工钱，1、2块一天。皇华村不远就是高峰村，这也是爷爷和师傅重要木工生意的来源之一。按血缘算起来，高峰村里年长一点的都是爷爷叔叔伯伯、姑姑婶婶辈的。每年回去挂清明又都会碰个照面，一来二去就更加熟悉了。甚至修缮高峰的祠堂的时候，也请了爷爷他们帮忙。当学徒不到两年，除了高峰村，九龙口、江背、陂下、柳树塘……周边的村庄爷爷基本跑了一遍。

各个村从最初陌生的名字变成了村中一个个具体的人。就连学堂的何老师所在的白梅村，也从一个只存在想象中的“外村”，变成了“在这个村里吃过几天饭”的可知可感的“乡村”。在无意识中，一个具体又鲜明的“乡村网络”被爷爷所构建起来。“我们带源就是一个巴掌大的地方，在山沟沟里。往西翻座山就到了上山河和西头，再往西就是双林。往南就是九龙口、老棚里，再走一点就到了欧里镇上……”以带源村为中心，每个村的地理位置得到了清晰的呈现。村与村之间就像驿站，一个又一个连接着，勾连起一张地图。相比于生产队，更原始的村倒变成了一个更鲜活的“观念”。生产队强行分割了村，可村的观念、村的认同还顽强地延续着。多个“集体”在此时并存，高峰陈氏乡族、带源生产大队、新华村五队，以及隐隐约约的各个村落所构成的一个更大的乡村集体。不过这些都只是模糊的概念，只有当爷爷离开了新华村五队、离开了带源生产大队，切断了与高峰陈氏乡族，切断了与乡村集体的联系，才能更清晰地意识到它们的存在。

从农村到城市

1965年村里征兵，爷爷很快以贫农的身份顺利入选。1966年，爷爷入伍。

入伍那天，各种干部、首长亲自来家里接，从村里送到镇上，再送到县里。一路敲锣打鼓，风光了好一阵。但风光之后就是漫长的军旅。从江西到南京，爷爷真正的离开了乡村，离开了乡族。

南京军区3547部队电话员成了爷爷的新身份。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六点拉练跑操，白天训练七个小时接线架线，晚上有时候也要摸黑站岗。两个人一个铺，几十个人一个宿舍。从1966年到1969年，爷爷没有回过一次家。“思乡”的情绪从最初的饱涨到消弭。师、旅、团、营、连、排、班，每一个等级都可以视为一个集体，给离乡的人带来归属感。战争似乎迫在眉睫，恐惧与兴奋杂糅，更加强了对集体的依赖。尽管义务兵三年，爷爷没有参加过任何战争，但他确确实实和抗美援越擦肩。“当时连里面派部队援助越南，派炮兵连去。高炮三师也去了，就回来一个买菜的上士，保了一面军旗。”“第一批去的基本死了。”“我们团里因为搞演习的时候死了七八人，所以没去成。”“到六八年的时候，我们团里也派了人去，打了个转身就回来了，也没去几个人。”跳跃又模糊的叙事中，仍然能窥见“劫后余生”的庆幸。

班是兵营中最密切的集体。“当时成立革委会，实行军管。我们五班几个人是电话兵，跟着首长去开会。嘉兴、绍兴、杭州，浙江都跑膏了（意为跑了个遍）。”“每个月6块生活津贴，买点牙膏、肥皂。有时候还有战友偷偷买烟。”爷爷这个从十八线农村来的土小子，在各个城市间辗转，与班里的战友一同吃穿住行。国外的战争虽然无缘，但是国内的“革命”也轰轰烈烈。那段岁月似乎成为了爷爷生命中的高光时刻。乡族的羁绊被五湖四海的方言冲淡。“早上跑操，有七八种口音，喊‘一二一，一二一’。答‘到’的时候也是，大家普通话都不会讲。”爷爷的班里有一个江西宜春的老乡，其他人多是安徽、江苏和浙江的。“我们班长是长沙的，一开始班里都听不懂他说什么。除了江西的，其他人一开始反正也都听不懂。”各种口音在日积月累的磨合中，大家也慢慢熟悉了起来。一口蹩脚的普通话，时不时夹带着方言成为了交流的日常。“我也是那个时候学会抽烟，有时候训练太累了，不抽不行。还要偷偷躲着抽。宿舍里几十个人，大家都抽。训练好班长还会偷偷发支烟。”聊到这，爷爷又从口袋里掏出支烟点上。没抽几口，他就一股子把肺里的烟气全呼了出来，慢慢说着，“现在的烟还是没有当时的好抽啊。”

恍惚间，军旅生涯就结束了。“革命”尚未成功，也尚未结束，爷爷却已经离开了兵营。1969年，土小子被分配回江西，分配进了“宜春华东机械工业公司”，一个军工轴承厂。也是在同一年，爷爷娶了带源村西边不远，双林镇七里㘵村的黄氏，也就是我的奶奶黄花香。“婚礼”很简陋，只有婚，没有礼。家算是成了，但总是聚少离多。爷爷住在宜春轴承厂的宿舍里，四人一间，都是宜春本地人。每天常早班，做木工的活，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30多块钱一个月。每周休一天，半年休十五天。这意味着爷爷大半年才能回一次家。回家也是极为周折的，先从厂里到宜春市里坐大巴，坐到分宜双林镇，再从双林徒步走山路到带源。

从农民到士兵再到工人，身份的不断转换间，集体也几经变换。爷爷在外上班，作为轴承厂里的外乡人。奶奶承担着生产队的农活，也被看作“外来的媳妇”。“新华五队”、“带源大队”成了奶奶工作的集体，“宜春华东机械工业公司”成了爷爷工作的集体。归属感是难以产生的，爷爷与它们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当它们在二三十年后彻底瓦解时，爷爷心中也并没有什么惋惜之感。

退伍军人证书

家成了自然意义上的“核心集体”，也成了爷爷最关切的“集体”，尤其是随着儿女的诞生。为了改变聚少离多的情况，1973年爷爷申请调派到新余钢铁厂（简称新钢）焦化车间上班。相比于宜春，上班近了不少，也累了不少。常早班变成了三班倒，早中晚三班，每班都是“扫大盖”（给锅炉加煤炭）。最难熬的是晚班，从晚上十二点到早上八点。宿舍还是四人间，不过相比于宜春完全陌生的环境，宿舍和车间里都多了不少乡音。而且回家变成了一礼拜一次，每个礼拜六下午或走或坐车到家，礼拜一大清早再赶去市里上班。

来回的通勤割裂着知觉，也割裂了工与农，城与乡。无论是宜春的轴承厂还是新钢的焦化车间，都只是形式意义上的集体。只有回到乡下、回到村里、回到家，才算是回到了提供温暖的集体。从冰冷的钢厂步入乡土社会，才是爷爷所熟知的那片土地。但伴随着经济滚轮飞速旋转，这片土地也快要变得面目全非。各村人开始一个一个外出打工，欧里镇上开始采矿挖煤。滚滚尘土中，一条条水泥路蔓延开。在时代的挤压下，各个集体逐一瓦解。乡族的联系因村里人员流失而渐渐淡化。清明节不再回高峰村，一方面是没有时间，另一方面则是随着父母的逝去，二人都被葬在带源附近，扫墓也就在当地从简进行。陈氏乡族之间日益疏远。带源的宗祠如同它的木料，逐渐腐朽，无人问津。它唯一的作用就是存放村里老了的人的棺材。从学堂到灵堂，从儿时到暮年，它也被时代淘汰了。

日复一日的生活让时间飞逝。

1992年为了子女的读书，爷爷在市区落了户。小家庭一齐脱离了带源村，搬到了市里，在新钢边上的枫岭租了房子。

1993年，新钢分职工房，一家人又搬进了桑梓园，生活终于安定下来。爷爷这一支也终于落定脚步。

至此，大厦崩塌。对爷爷来说，除了家庭以外的所有集体，全都土崩瓦解。从农村生活到城市定居，爷爷离开了乡村集体、乡族集体。作为高峰陈氏的旁支，经过几代人的迁移，爷爷的爷爷与高峰的联系已经大大减弱。随着爷爷上一代人的死亡，乡族更是快速萎缩。当爷爷这代脱离了乡村、“孤悬海外”，在同心圆边缘的旁支，被快速遗忘。

乡族破碎了，个体像一块块碎片，分散各地。爷爷只是这其中的一块，却也是最典型的一块。

破碎的乡族

如今带源村几乎成了一个空壳子，就像许多其他村子一样。虽然新建了不少小洋楼，但还是掩盖不了它的空空荡荡。这种颓势早就开始了，也一直继续着。爷爷在2003年退休后没几年，就又和奶奶回到了带源。“集体”的瓦砾堆还四处可见，村口生产队的标语，落满灰尘的祠堂……

新钢退休证

2010年到2015年，几乎年年暑假，我都会回去住上个一礼拜。那时村里还有小卖部，也还算稍微有点人气：常常见一群老头在那间烟雾缭绕的小屋里打着牌。村里两个洗衣服的水塘边，偶尔会有几张年轻一点的面孔，用着木槌敲打着衣服。每到晚上，各家都会搬出凳子椅子，到村里唯一一条水泥路上乘凉，扇着蒲扇，谈天说地。不过那时的村子已经显得暮气沉沉。城市化榨干了农村残留不多的几滴新鲜血液。

也是在2010年左右，带源村里的陈氏宗祠重新修缮。老的木屋被全部拆毁，新砖红瓦被添上。“上栋梁”（类似于祠堂建好时，进行剪彩活动）那天，村里锣鼓喧天。从凌晨四点到早上八点，祠堂里撒糖撒钱，欢闹声、爆竹声交杂在一起。沉寂的村里久违的热闹了一阵。祠堂又成为了联系同姓的空间：每年回村挂清明，或者带源村里陈姓婚丧嫁娶，都会在祠堂里摆酒席、做大锅饭，祠堂里用的碗底，无不刻有一个“陈”字。

至于高峰的陈氏，有时也会在挂清明时碰上一面，一同去扫那些遍布山头，已经湮没字迹的墓碑。

有意无意间，这些都成了重建乡村与乡族的努力。

2024年，清明节。我在高峰村看到了陈氏家族的总谱。它的封面基本残旧不堪，翻页时也要小心翼翼。事实上，我花了十几分钟才清楚它的编排。不过这些都不重要。当我看到高峰村几个并不熟识的远房亲戚和爸爸、爷爷围着这本总谱，一同辨认、追溯谁的祖先是谁、谁从哪里搬到哪里时，在欢声笑语中，我真真切切感受到了有些东西就算是瓦解了，也依然是存在的。

传统在恢复，破镜难重圆。乡村还在没落，乡族还在衰颓。但瓦砾堆里总有那么一两件能让我们重忆、让我们联系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