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贻芳悼念李政道：他为中国高能物理，押上自己全部声誉

2007年6月11日晚，李政道先生（左三）亲临超导磁体研制现场。

当地时间8月4日凌晨，美籍华裔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先生在美国旧金山家中去世，享年97周岁。

北京时间8月5日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接受包括澎湃新闻在内多家媒体的采访，悼念李政道先生。

李政道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演讲，摄于1968年。视觉中国 图

“他对中国高能物理的贡献，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在他的帮助下，我们的高能物理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现在已经可以甩掉拐棍，做很多事情了。” 王贻芳说。

王贻芳表示，李政道先生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中国科教事业非常有成效的推动者、一位谦虚儒雅和品德高尚的人，非常让人敬仰。

“包括大家知道的博士后（制度）也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建立也好，‘中美联合培养物理学研究生考试计划’（CUSPEA）也好，少年班也好，都是他提出来的……其实一个人一辈子要是能做成其中的一件事情，就已经很了不起。而他做了这么多事情。而且我知道，他在这每一件事情上其实都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和心血。” 王贻芳说。

王贻芳在回答澎湃新闻提问时表示，“我想，缅怀李政道先生最好的方式，就是实现他的梦想，让中国的科学、中国的高能物理（研究）成为世界领先。”

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王贻芳说，李政道先生首先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他在物理学上作出了非常重要的发现。

1956年，李政道与杨振宁一起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论断，翌年经实验验证后，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和爱因斯坦科学奖。他的研究工作对粒子物理学和量子场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图书馆、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联合发布的讣告写道，作为开创华人获得诺贝尔奖历史的物理大师之一，李政道先生在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严谨治学，在量子场论、基本粒子理论、核物理、统计力学、流体力学、天体物理等诸多领域，力寻突破，不断攀登科学高峰，求实求真，为物理学的发展做出了持久而明确的贡献。

一位卓有成效的推动者

“亲力亲为”是王贻芳在悼念李政道先生时提及最多的词。

“如果没有他，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大概是建不起来，或者会拖延很久，或者是质量有很大问题。”王贻芳说。

“李先生排除万难，亲力亲为，帮助高能所做成了这件事情，而且非常成功。” “所以，当时他在高能所被称为‘李政委’，有事就找他。”王贻芳介绍，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从1984年开始建设，1988年完成建设，中间也经过改造，现在还在使用，还在运行，将运行到2030年，而且之后很可能还会继续运行。“这台装置的性价比，如果你考虑它有50年的科学寿命的话，那简直是巨大的。”“中国选什么样的加速器会最成功？经过四十多年回头再看，我们觉得还是当时的选择是一个最佳的选择。”“所以他对中国高能物理的贡献，应该说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

“博士后制度、CUSPEA计划等等这些事情也不是说写一封信、说一句话就能够做成的。”“很多事情要做，（而且）要推动很多次。”“他是亲力亲为，亲自去推动，确保所有细节的落实，使得这个事情做成。” “我想，李先生是一个非常脚踏实地的人。虽然他是一个理论物理学家，但他做的事情非常具体，非常现实，考虑得很周到。那么他推动的事情，他关注的问题，他都会亲力亲为做好，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王贻芳说。

清华校友总会发布的文章写道，1983年3月和1984年5月，李政道先生两次给中国国家领导人写信，建议在中国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实行博士后制度。李政道先生的建议引起了国家领导人、有关政府部门以及科技界、教育界的重视。

一位品德高尚的人

在悼念中，王贻芳说，“我觉得他是一个品德非常高尚的人。他在考虑所有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做所有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从来没有考虑个人的利益，从来没有想从中获得任何个人收益。而且他为人也非常谦虚，很儒雅。几十年来，他给中国作了这么大的贡献，等到他年纪比较大的时候，他觉得不能够为中国作贡献的时候，他就不再出现在公共场合，也不再到中国来参与各种社会公共活动。他永远考虑的是，他做的事情是不是对国家、对我们的科教事业、对我们的科学的研究有贡献。所以，我觉得，他确实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一个人，非常让人感动，也非常让人敬仰。”

“他押上了自己的全部声誉。” 王贻芳说，因为当时很多人都不认为中国能够做成一台高性能的加速器。

2006年9月5日，“2006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围绕“基础科学研究和如何培养人才”进行演讲。视觉中国 图

在《李政道先生与中国高能物理发展》一文中，王贻芳写道，“李先生支持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承担了巨大的压力和风险，倾注了全部心血和智慧。在几乎完全没有基础的中国高能物理和加速器界，建设亮度比SPEAR高一个量级的正负电子对撞机（SPEAR是发现了tau和charm，获得两个诺贝尔奖的加速器），在许多人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李先生押上了自己的声誉，全力投入到这项事业中。他仔细分析了利弊和成败因素，利用自己的影响，创造各种渠道，花了很大精力推动和组织美国能源部所属的五个国家实验室在物理、技术、工程、人才上支持和帮助中国建造加速器和探测器，并亲自参与各种讨论，协助发现和解决大大小小的各种问题，促进了中国高能物理和加速器队伍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