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如何培养出成大事的气度？

成就大事业，仅仅有大心胸、大境界是不够的，还得有大本领。曾国藩的大本领同样是从顽强刚毅中锻炼出来的。

四十二岁那年，曾国藩奔母丧回乡。其时正值太平军兵抵湖南，咸丰皇帝命他在家乡办团练。一介书生从此开始了带兵生涯。

曾国藩正值壮年，已是二品大员，性情刚直，自以为居心正大，又有皇帝钦命，所以办起事来雷厉风行，锋芒毕露。他对那些贪鄙畏葸的地方官吏本来就十分厌恶，所以常常越过他们，直接下达命令。他哪里知道，这些地方官员，虽然办起正事一个个昏聩糊涂，但是坏起事来，却都是行家里手。从巡抚以下，都因为曾国藩侵犯了他们的权力而深怀不满，处处对他下绊子、打冷枪，掣肘使坏，弄得曾国藩事事不顺。

最严重的一次冲突发生在练勇半年之后。曾国藩训练团勇，要求当地绿营兵一道会操。平时懒惰惯了的绿营兵受不了他严酷的训练方式，在军官的挑动下，聚众闹事，攻入曾国藩的公馆，枪伤了他的随员和护兵。曾国藩狼狈逃命，才幸免一死。曾公馆和巡抚衙门仅一墙之隔，事发之时，全城皆知，巡抚却装聋作哑。直到曾国藩仓皇跑来，才假惺惺地出面过问，事后，对肇事者未加任何惩处。

血气方刚的曾国藩受此挫辱，刺激极大。一开始，他想上疏给皇帝，把湖南通省官员弹劾一遍，出出胸中闷气。可是冷静下来一想，这样一做，以后在湖南办事更难。经过几夜不眠的反思，他决定“好汉打脱牙和血吞”，不争这一时闲气，而是从头开始，发愤振作，练成一支能打胜仗的军队，给湖南通省的文武官员看看。

曾国藩彩像

正是这一刺激，极大地激发了他的心理能量。他离开长沙，移驻衡州，在那里招兵买马，一改协助地方官训练团勇的初衷而要建立一支自家的军队，和太平军一决雌雄。事实证明，这是曾国藩一生事业的真正起点。如果没有这次受辱，也许他不会下那么大的心力去建立湘军，也就不会有后来的“中兴名臣”曾国藩了。几十年后，他还在家书中教育儿子说：“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为有所利而成者居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半。”“百端拂逆之时”，“只有逆来顺受之法”。“所谓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真处逆境之良法也。”这是他从挫折中得到的大智慧。他咬紧牙关，把这一番大挫辱活生生吞下，倒成了滋养自己意志和决心的营养。湘军因此而诞生，曾国藩的“中兴伟业”也即此起步。

曾国藩一生中的第二次大挫折发生在湘军刚刚成军的时候。那是咸丰四年（1854年），他耗尽心力，练成了这支一万七千人的队伍。他对这支队伍的组织、训练、装备、后勤，无不殚精竭虑苦心经营，力求万无一失。他非常重视首战的成败，认为这对士气人心将起到极为重要的影响，所以成军之后，耐心等待战机，没有十分把握，决不出战。连咸丰皇帝屡次下诏催他出兵，他都以准备不充分为理由拒绝了。

湘军将士

谁知，精心准备的第一战竟是个彻底的败仗。

咸丰四年四月，湘军探知战略要地靖港和湘潭驻进部分太平军，人少力薄，而且毫无戒备。等待多时的曾国藩闻听大喜，决定拿他们开刀。于是兵分两路，他亲自带兵前往靖港。哪知大军开进靖港，遇到的却是浩浩荡荡的太平军伏兵。湘军上当了。未经战阵的湘军一下乱了阵脚，纷纷溃逃。曾国藩把军旗插在身边，自己持剑立在旗下，大呼“过旗者斩”，可是他砍翻几个，余者仍然绕旗狂奔。兵败如山倒，眼看太平军杀了过来，卫兵把他拉上了座船，仓皇逃命。

曾国藩呆坐在船内，五内俱焚。自己惨淡经营了一年多的湘军，竟然如此不堪一击。想想自己在皇帝面前许下的豪言壮语，想想湖南官员将如何用嘲笑来迎接他，他无地自容，一急之下，投江自杀。幸亏周围人拼命打捞，才免于一死。

曾国藩败走长沙，原本就等着看他笑话的大小官员此刻来了精神。他们下令关闭长沙城门，不让曾国藩及湘军一人入城。正在走投无路之时，一个意外的消息救了曾国藩。原来另一支湘军在湘潭打了个大胜仗，歼敌万余人。这是太平军兴起以来清军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这个胜仗奠定了湘军的地位，也掩盖了靖港的惨败。

经过这一番大惊大险大喜大惧，曾国藩痛定思痛，开始了著名的“长沙整军”。他认为，靖港初战失利的原因是赏罚不明，良莠不分，没有在军内树立起不怕死的精神。对于在初战中一触即溃的队伍，他无条件裁撤，自己的胞弟曾国葆一军首先被解散。对于那些不怕死的部队，则大量增员，表现勇敢者，大力提拔。此次整军，极大地提高了湘军的战斗力，确立了“扎硬寨，打死仗”的湘军作风，为以后一系列重大战役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湘军以后的节节胜利，正是从靖港惨败中来的。

曾氏一生中最大的一次挫辱发生在领兵征战三年之后。如前所述，曾国藩刚正严厉的作风、正人君子的气质和地方官员卑鄙下作的品性相厌相克。与此同时，朝廷认为，一个在籍侍郎，振臂一呼，就集兵数万，非国家之福，对他不敢放手使用。曾国藩带兵三年，一直没有个正式的名分，孤悬客处，用兵用人用饷无处不难。由于他没有明确的职权，又拒绝和地方官同流合污，虽然为保卫疆土辗转各省，却处处受排挤刁难。几万大军的军饷地方上一直拒绝供应，左支右借，常常是有上顿没下顿，几万大军常常饿着肚子打仗。最让他心寒的是有的地方官竟以军饷为诱饵，引诱他的部下到必死之地去打仗。他手下最得力的大将毕金科因此阵亡。他为毕金科写的悼文中有这样的词句：“内畏媚嫉，外逼强寇，进退靡依，忍尤从诟。”正是刻画了那几年湘军的艰难处境。

正在这时，他接到了父亲的讣告。这个噩耗此刻倒好像成了摆脱困境的天赐良机。他立刻上疏要求回家守孝，并且一股脑儿地把自己压抑已久的愁苦愤懑都说了出来。他期望这回皇帝会体谅他的苦衷，授予他职权。

可是咸丰皇帝还是不能相信他。适值太平军的势力日渐消退，没有曾国藩好像也没有大碍。于是顺水推舟，批准他回家守制三年，实际上即解除了他的兵权。

这当头一棒差点把曾国藩打昏。他万没料到苦战数年，功高劳苦竟是这样一个结果。这对于一心建功立业并为此鞠躬尽瘁的曾国藩是一个极大的打击。那些平时和他作对的地方官一个个喜形于色。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曾国藩灰溜溜地回到了乡下老家，心情极度恶劣。原本自诩硬汉的他这回有点挺不住了，举动大异常态，整日生闷气，动不动就骂人。他数着江西的一帮文武骂，骂够了就找几个弟弟的茬吆喝，语言粗俗，蛮不讲理，理学名家的风度荡然无存。

极为好胜的他整日如坐针毡，几年来的种种经历不断缠绕在他心头，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他说自己在家中“回思往事，处处感怀”，“心中纠缠，时忆往事，愧悔憧扰，不能摆脱。”“近日天气炎热，余心绪尤劣，愧悔交集，每中夜起立，有怀吾弟而不能见。”失眠症又一次发作。他反复阅读经史及老庄，把自己起兵以来的种种情形在大脑中一遍遍过电影，苦苦思索自己失败的原因。渐渐地，心慢慢静了下来，他像一个闭关的和尚一样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坐就是一整天。

经过一年多的乡居，再出山时，曾国藩如同变了个人。他斩关夺隘，没有被挫折打垮，反而本领大长。行动做事，由原来的方正，一变而为圆通。咸丰八年（1858年），由于战局重又紧张，皇帝不得不重新起用曾国藩。这次，他再不提任何条件，立刻出山。到了长沙，他首先拜遍大小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县衙他也亲自造访。对那些原来芥蒂颇深的地方官，他极尽拉拢抚慰之能事，“啖之以厚利”。他在家书中说：“余昔在军营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近日揣摩风会，一变前志。”他不再锋芒毕露，而是世故圆滑，以他人的私心私利为自己所用，大刚若柔，大智若愚。这套儒道融糅的老练、神鬼莫测的神态，使得曾国藩在官场上如鱼得水，从此他用人备饷比以前大为顺利。

同治六年（1867年），他在家书中对曾国荃说：“兄自问近年得力，惟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年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愤图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有此经历，曾国藩可以说是开始变得精明洞达，应对世物，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了。这种世故圆融，不是他本性中所有，是从质朴方刚中升发来的，是靠不屈不挠的精神从一次又一次跌倒中悟出来的。这是曾国藩和别人的不同之处，所以他的圆融是以质朴刚正为基础的圆融，和世俗的油滑机智，境界力量都不可同日而语，这是他的大智慧之处。

曾国藩与曾国荃兄弟

梁启超说：“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卓绝坚苦。如斯而已，如斯而已。”

——文章摘自《千年悖论：人性的历史实验记录（全新修订彩图版）》（张宏杰著，2019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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