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毓贤｜怀念程千帆教授以及在南京的那段日子

程千帆先生《闲堂日记》出版，勾起了我三十年前的回忆。那年春天我在南京大学商学院授课，朗诺与我和女儿住在南大的“专家楼”，他经中文系的张宏生介绍，认识了程千帆先生。我们在张宏生陪同下到南秀村拜访程先生和程夫人陶芸。朗诺和我只知道程教授是位很有名望的学者，对他荒诞的遭遇一无所知，对陶芸的身世也不清楚，只感到他们和蔼可亲，彼此全无代沟或文化隔阂，可嘻嘻哈哈毫无禁忌地交谈，数次请他二老到校园附近的天茗茶楼摆在户外的桌椅上喝茶，还记得有一次点了“佛跳墙”，果然好吃！英文有句俗语“无知是福气”，中国也有句老话“傻人有傻福”，有时确实如此。反正那时朗诺的普通话仍支支吾吾，没达到能和程教授谈学问的程度，倒让我们可单纯地一起享受春日好时光。

程千帆、陶芸夫妇和艾朗诺，1995年春摄于南秀村

那是朗诺和我第二次到中国大陆。第一次是1980年，中国开放“探亲”，朗诺读完博士留在哈佛教中国古典文学，迫不及待要去看看憧憬多年的山河大地。我以探望尚在世的九姨婆为由申请中国签证，他作为家属陪同。我们从美国飞到香港，坐航行一夜的渡轮到澳门，在大仓打了地铺睡觉，清晨上岸。闸门这边站着两位穿葡萄牙制服的卫兵，我们拉了行李从他们身边走过也不闻不问，那边内地入境处空空荡荡，坐在唯一的桌子后的干部在我们护照上盖了章，问我们到什么地方，便替我们叫了一辆出租汽车。一路上两边是绿油油的农田，遥望远处有村落，难得碰上一辆货车，三个多小时后到达中山石岐市，入住华侨饭店。我到街上观望，惊讶怎么穿蓝色或灰色衣裤的路人竟都长得像我马尼拉的亲人？

我第一次在中国逗留了一个月，因为朗诺的母亲和继父只答应替我们照看出生不久的女儿一个月。朗诺逗留了两个月，凭“侨眷”身份入住各地的华侨饭店。他去过的城市中最喜欢南京，1995年任职的加州大学给他一学期的带薪学术假，他想到南京小住，须找个“单位”挂靠，便写信到南京大学问能不能到中文系访问，南大必定感到这洋人的请求太怪异，又无前例可援，没有理会。我当时在一个投资公司做证券分析师，有位朋友告诉我霍普金斯大学在南京和南大合办了个中美文化中心，也许可让我教一些经济方面的课程。我和中美文化中心联络上了，主管说该中心没有适合我教的课，但上海证券市场1992年恢复营业，南大商学院也许欢迎我去教一门关于证券市场的课，介绍我认识赵曙明院长。赵院长是位活力充沛特别开明的人，马上聘我每周教一堂证券入门。我便向公司请了半年无薪假，和朗诺带了十五岁的瑞思到南京。

我在华盛顿大学读硕士时曾当助教，以后就没有再上讲台，十分认真教这门课，每周都战战兢兢地准备讲义，带了手提电脑到南大校门外的小店打印分给学生；从长线投资有别于赌博或投机，到买一家上市公司的一份产权讲起，再谈股票和债券有什么区别，期货是什么，与利率的关系等等。班上有十五位硕士生，还有几位外来的旁听生。那时新街口的宾馆里可买到《亚洲华尔街日报》和《经济学人》，学生们查字典能看懂，我影印了些证券栏和报刊上的文章指派他们个别在课堂上做报告，并在答问中捍卫自己的观点。这一学期来不但传授了些证券的基本知识，而且自己学了些中文金融词汇，并习惯了看简体字，用拼音输入电脑。赵院长推荐南大出版社把我的讲义出版，令我很有成就感。

朗诺则和中文系的莫砺锋和张宏生做了朋友。我去旁听莫砺锋的课，南大因在长江以南没有暖气供应，二三月坐在教室里听课手脚都快冻成冰了，但听莫教授出口成章地谈文学实在是一种享受。那时朗诺刚写了一本关于苏东坡的书（哈佛1994年出版，赵惠俊译的中文版今年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书名是《散为百东坡：苏轼人生中的言象行》），跟莫砺锋一起到常州开东坡研讨会。常州是苏东坡逝世的地方，与会者除大学教授外，还有中学教员，以及各行各业的东坡迷，让朗诺体会到苏轼千年后在中国魅力不减。他这次到中国的收获包括学会用南大图书馆、南京市立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以及北京市公立图书馆。

1995年3月常州东坡艺术研讨会媒体报道

1995年3月常州东坡艺术研讨会：左二为莫砺锋、右二为王水照、右四为艾朗诺

经程千帆先生介绍，朗诺去北京有机会见到中华书局总编辑傅璇琮，和他谈《管锥编》英译的版权事宜。本来也应拜望钱先生，但钱先生在回复张光直代朗诺征求他同意英译该书的英文信上说明：“我多年来因年迈和各种疾病已经成为一个几乎从来不接客而且很少回信的隐士……我授权艾教授放手翻译，过程中无需处处与我商榷。”又听过钱先生那句名言：“你如果吃了一个鸡蛋觉得好吃，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况且钱先生1979年到哈佛时也见过面，就不敢打扰了。

我去北京则见了《洪业传》的责任编辑张弘泓。当时出一本滞留美国的中国学人传记是个相当大胆的创举。为了促进学术交流，出英文原著的哈佛出版社以及出繁体版的台北联经都愿意放弃权益。张弘泓告诉我北大出版社同意出版该书，很大原因是傅璇琮鼎力支持。我们亦去拜望中央民族大学的王钟翰和北京大学的侯仁之夫妇，他们都是洪业的学生，并和侯仁之、张玮瑛在燕南园54号洪业故居前拍了张照片留念。

匹兹堡大学教授王伊同1995年1月的明信片 

侯仁之、张玮瑛夫妇和陈毓贤、艾朗诺，在燕南园54号洪业故居门前留影，1995年春

十五岁的瑞思本来很不愿意离开朋友跟我们去南京。我们请了一位南大学生教她讲普通话，不料语言教学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而且这老师对英语会话更感兴趣。瑞思学会了几句普通话，发音非常准，然而始终就是那么几句。她的数学老师非常认真，几乎把瑞思的英文几何教科书全背下来，逐题耐心地和她练习，把整部书教完。瑞思回到美国才发现她就读的学校几何才教了半部，结果她考大学数学成绩特别好。我们宿舍楼上有一位也是加州来的女士，在南大教英美文学，另收了一对在中国长大的双胞胎姐妹替她们补英文课，瑞思便又跟她们一起上课。此外，她和中美文化中心外籍教职员的儿女们结伴逛街，一起打乒乓球，遗憾的是和她同龄的中国孩子都忙于功课准备高考，一个中国朋友都没有。

我们当然趁这机会到扬州、苏州、杭州、绍兴等地游玩。朗诺在上海闹了个笑话，他看到地铁入口便走进去，里面一个人影都没有，列车到了便上车，到站下车。看报才知道地铁第二天才正式营运。

我1995年保存的信件中有一封韩南太太安娜的来信，说韩南教授即将到亚洲遴选下年度的访问学者，并说这是韩南最后一次以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身份到中国。我8月回到加州回信时多打印了一份存底：“朗诺在南京大学有机会接触到曾于1987年到哈佛访问的莫砺锋，以及三十多岁的年轻教授张宏生。听说Pat将与张宏生晤面，他不但研究诗词，而且研究南宋诗人的经济状况如何影响他们的作品，我对这自然额外感兴趣……张宏生介绍我们结识八十多岁的程千帆，朗诺早便希望见到此人，原因是他的名字很特别，一千匹扬帆（令他想起超大型帆船赛）。程教授不会讲英语，却对西方汉学情况十分明了，大概跟英语流利的太太有关。”信末我对安娜说：“除非有大变动，我打算明年五十岁便退休了。公司里大家争权夺利，我实在难以再提起劲来关注股票起起落落，我俩已有相当的经济基础，现在只想好好地生活，看自己要看的书，想自己要思考的事。”

程千帆1995年11月的信

程千帆1995年11月的信

我想起我外婆的一句话，她教儿孙七分饱就应打住。这是很高深的智慧，是中国古老经验的结晶，也是洪业、程千帆等看尽世态炎凉的读书人所持的态度，尽量不亏待自己，但七分饱也就够了。我们本能要吃到撑，至少吃得鼓鼓的，这是人类历来常遇饥荒所培育出的基因，但若食物充裕，这样吃便引发许多毛病，包括糖尿病、脂肪肝、胆固醇过高、直肠癌等等。权力也一样，权愈大，就愈没有安全感，本能地怕别人不服气，会颠覆自身的权力，所以非得耀武扬威不可，但巅峰地位须不断地巩固，不断地提高，何苦来呢？同样地，赚钱敛财也须克制，因我们本能是贪得无厌的，一百万不够，要一千万；一千万不够，要一亿；一亿够了吧？不够，因为别人比我更有钱！还是七分饱就打住吧！

南京大学1997年出版了《证券市场入门》。四年后我带幺妹重游江南，到南大出版社门市部问他们还有没有此书出售，售货员高声说：“过时啰！过时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