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投读书会·明珠共潮｜李明洁：更立体、全面的香港印象

“建投读书会·澎湃北外滩”是由上海市虹口区委宣传部、上海市虹口区文化和旅游局、中国建投集团建投书局、澎湃新闻共同打造，深耕在地文化的高品质读书会品牌。第十二季读书会（2023年11月4日-2024年2月25日）以“明珠共潮”为主题，讲述香港、广州、泉州、台北（都会区）、青岛、天津，6座与上海同为“海上明珠”的中国沿海城市。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珠”共潮生。海与城的互构，是南来北往，是东西交融，是众星连珠，是潮生万物。

海报创作者：刘语欣

“明珠共潮”系列开幕场，建投书局邀请到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民俗学研究所教授李明洁，以“香港非遗”为都市样本，讲述在全球化、现代化的时代浪潮中，如何坚守城市文化的多元性与包容性，维护民间社会的活力和民众的文化认同。

所谓民俗就是民间流行的风尚与习俗，民俗学界一般有乡村民俗和城市民俗之别，我个人比较侧重后者。今天非常高兴在这里看到第九季读书会我讲纽约时的一些老读者，看来我们都喜欢从城市及其风俗来理解一座城市里的人。

一、维多利亚港的红帆船

在大家的印象里，香港是购物的天堂、全球航运的枢纽、世界金融与贸易的中心，是国际化大都市，这当然毋庸置疑。可是每当我想起香港，脑海里浮现的却总是一艘红船。每一个亲临维多利亚港的人都会被它吸引，在碧蓝的海湾里，摩天大楼只是航行中的红帆船的背景。香港旅游发展局用它来做标志，说明香港本地人对这艘船也有认同。

维多利亚港中的鸭灵号（ Nick Stenning, CC BY-SA 2.0 , via Wikimedia Commons ）

那么，为什么这艘红帆船更能代表香港，而不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剪影呢？不妨先与大家分享一下这艘古董帆船“鸭灵号”的真实故事。曾经的香港是个小渔村，1950年代有渔民家庭购买了这艘传统中式三帆帆船，用于捕鱼和生活。1970年代香港经济发生转型，渔业不再是支柱产业，很多渔民弃船上岸。一名英国人1985年买下这艘船，重装后租给了香港旅游发展局的前身香港旅游协会，作为观光游览船穿梭于维多利亚港20年。2014年英国人落叶归根，这艘船再被弃用，幸而一位从事旅游业的香港人买回整修，2015年重返维多利亚港。

鸭灵号就这样成就了自己的传奇，这艘唯一仍在航行的古董帆船，不仅是香港的标志，也承载着香港人的集体记忆，它见证了维多利亚港两岸一个世纪的世事变迁。我们做民俗学和人类学的学者，很喜欢这样的在地故事，喜欢从这样有血有肉的“小历史”中真实地感受大时代的变迁。今天我选择讲讲不到当地就无法体会的香港景观，和鸭灵号的故事一样，我想讲一些有历史的，同时又仍然活在当下的民俗。我选香港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来做例子吧。

二、香港民俗类非遗：节日与集体时间

非物质文化遗产计划是联合国下属的文化项目，中国2006年起执行系统的评选制度。香港2011年始有项目入选国家级名录，目前已有12个，包含古琴、粤剧、凉茶、麒麟舞等分属传统音乐、戏剧、技艺和舞蹈类的6个，还有6个非遗项目同属于民俗类。

香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李明洁整理）

民俗类的项目又有意思又有意义，因为民俗不是一个人的爱好，必须是许多人一同参与的集体行为，常常以节日的面目出现。节日很重要，因为它是一个集体时间，它所囊括的集体或大或小，但都是一个集体，在这个特定时间，相关群体的行为和思想是一致的。一旦进入到集体时间，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就被它影响。节日不是孤立的一个时间点，而是在周期里按次序循环出现，是一种生命制度。在集体时间里同属一个地域的集体都会遵循同一个生命制度，不自觉地接受这个制度的规训。节日都有礼仪活动，也都具有教化的功能。所以，研究节日是洞察一个地方的人及其思想的重要路径。

前苏联文艺理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说过，节日就是狂欢，他的“狂欢理论”认为，“人们在狂欢期间，可将人与人在社会关系中的相互作用，转移到精神和理智的高级的领域中来。”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在节日里我们既可以看到精神和理智这样的形而上层面，也可以看到人与人在社会之中相互的作用，即社会结构的真实样貌。下面我们尝试从香港的本土节日来看看香港的内里，这些节日涉及香港2011年首次申报成功的几个国家级非遗项目，分别是端午节“大澳龙舟游涌”、中秋节“大坑舞火龙”和“长洲太平清醮”。

三、龙舟游涌、舞火龙与太平清醮

（一）端午节：大澳龙舟游涌

首先是端午节，香港申报的是“大澳龙舟游涌”，看到这个名字，你可能想到龙舟竞渡这样的体育竞技，其实它是宗教祭祀活动。大澳是一个地名，位于香港的西端。端午节在大澳举办的龙舟游涌，有很复杂的程序。节日有两天，三个团体是主角。“扒艇行”负责深海捕鱼，“合心堂”负责浅海捕鱼，“鲜鱼行”负责收购和贩卖鲜鱼。农历五月初四合心堂和鲜鱼行的成员去大澳四个庙宇“接神”（杨侯、天后、关帝、洪圣）并供奉。五月初五扒艇行成员到杨侯庙后面的宝珠潭山边“采青”，将草插入龙口，行会的长老把一只活鸡的血混在白酒里，撒到船头、船身、船尾上，这叫“喝龙”，等喝了辟邪盟誓的酒后，这条龙舟就真的变成龙了，充满灵性。

“游涌”的“涌”指的是河涌、河汊。三条龙舟后面各拖一条“神艇”（里面供着神像），所以当地也叫“游神”，四个庙里的神在船上检阅境内的情况。游神结束后来到避风塘（河湾），才开始所谓的“竞渡”，后面不再拖神艇。游涌的时候并不要求速度，而要做到所有的水域都要划到，要到位。后面竞渡才要求快，此时娱神娱人，神人共乐。下午，各行会“送神”，当天晚上，行会聚餐，庆祝端午。大澳人通过这些节日的仪式来祭奠亡灵，祈福阖境平安。从游客的外部眼光来看，大澳龙舟游涌和华人地区的众多端午节庆大同小异，无非是龙舟竞渡而已；但从当地人内部的眼光来看，竞渡绝非重点，繁复程序和细节中，隐含着颇多意味。

大澳龙舟游涌（Kelvin Ma, CC BY-SA 4.0, via WikimediaCommons）

（二）中秋节：大坑舞火龙

接下来讲中秋节“大坑舞火龙”。大澳在大屿山最西边，是较偏远之地；而大坑舞火龙持续三个晚上，在维多利亚公园附近的闹市中心舞动。火龙有67米（220英尺）长，龙头有48公斤重，龙身上插有1.2万支长寿线香，并且要全部点燃，中途还更换一次。整条火龙实际有三百人不断轮替，场面蔚为壮观，特别引人注目。

节日从农历八月十四到八月十六。游客喜欢看热闹的各种架势，但作为民俗学的研习者，我们会留意特别的细节。2003年，我去香港工作一年，有机会现场看到舞火龙的盛况，我留意到“湾仔火龙盛会”的灯箱后面，走着一群拎莲花灯的小女孩。那么，为什么要拎莲花灯呢？八月十四晚上，有一位叫陈德辉的老先生（辉哥），他是土生土长的大坑人，要在社区里的莲花宫（供奉观音）用客家话为龙头开光。过程是向观音汇报去年街坊的情况，向她请示下一年的工作，观音同意之后草龙点睛，龙才活过来。点睛时，67米长的草龙盘在庙外，整个活动仪式不向外人开放。所以刚刚提到的女孩就是观音前的龙女，都一个一个提着莲花灯，预示着观音会在前面领路。

除了这个细节以外，我还留意到龙头，刚才讲这个龙头非常重，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组，任务就是举龙头。你会看到社区里最靓的仔都在龙头组，健美壮硕，又蒙福又得意。他们举这个龙头走七八步就要换人，像流水一样在转，那种“社区团结”，真是肉眼可见。

第三个关注点，他们走了一圈回到浣纱街主干道的时候会换一次香，把香分给来围观的所有人，围观的人都以“拿香接福”为目的。这边火龙在游行，旁边围观的人群接香，把1.2万支香换上去再走一遍，走三个晚上，而且这个仪式已经延续了百余年。民间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之强大之恒久，以及社区团结之心齐，实在是了得。

大坑舞火龙（上：提莲花灯的童女组，下：行进中的龙头组）（2003年9月，李明洁摄）

（三）抢包山与飘色：长洲太平清醮

接下来我们再看“长洲太平清醮”。太平清醮是南中国流行的社区性宗教仪式，目的是超度孤魂野鬼，洁净区内的超自然环境，使社区有个新的开始。长洲是香港的一个离岛，仪式开始前，人们把乡里所有的地方神和土地神接到会场，作为仪式的对象。原本通过掷圣杯由神决定在农历四月初的哪一天举行，后来由于四月初八佛诞日是公众假期，2001年后选择这一天作为太平清醮的正日子。

当天，长洲北帝庙前面的空地上（后来换到体育场里），会立上三座巨大的神像，分别是大士王、土地公公、山神。对当地人来讲是最重要的，要去上供品，去祈福赎罪。大士王的造型很特别，他右脚着地，左脚抬起来，当地人都要在他的左脚下面走一走，这样这一年鬼魅都不会缠着你。游客会忽略这个部分，只注意两个吸睛的活动：抢包山和飘色。

“长洲太平清醮”又被称作“包山节”。从1968年的历史照片里，可以看出原来的“包山”真的是三个搭起来的13到18米高的竹棚，每个上面都有6000个包子，一共1万8千个真的、可以吃的包子。清醮持续三天，第一天“建醮”，把神请过来大家去祈福；第二天“送船”，渔民把污秽的东西，用船送到很远的地方去，岛上就干净了。岛上干净以后要“化神”（把大士神化了），零点化完后一声锣响，当地的青壮男子就爬上包山，抢得越高越多的福气越多。

当年爬包山很危险，没有防护措施。1978年包山倒过一次，压死很多人，港英政府借此取消了抢包山。但当地人觉得这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习俗，2005年太平清醮委员会就跟政府强烈要求恢复。2006年活动期间下雨包子发霉，到了2007年就变成了塑料包子，“抢包山”也演变成了一种体育选拔赛的形式。当然，这也引发了争议。

“长洲太平清醮”的另一个亮点是飘色，中国很多地方都有；刚才讲的“抢包山”就是民间“抢孤”习俗，比如清明节抢坟上的贡品，抢到神和祖先开光过的食物就是福气。中国很多地区的社火活动里都会“扮古史”，就是集戏剧、装置、魔术、说书于一体的“飘色”。飘色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讽喻事实，飘色为当地人发声，节日成为“公共生活”的时间载体。

长洲太平清醮时的飘色以及架在码头上的惠海陆同乡会奉献的花牌（2017年5月，李明洁摄）

四、通过非遗理解香港

在介绍了三个节日之后，我们可以总体上看到，香港地区的民俗文化基本上还是属于华南地区的大范畴，它主要和广州、潮州、闽南、客家等方言群体有关。比如说大澳，就是讲本土粤语的；铜锣湾的大坑，虽然现在很多代居民都是说广东话，但是祈福、开光的仪式一定是客家话，因为这边本来是一个客家村；再比如说太平清醮，那就是说闽南话的社区，惠海陆同乡会的游行队伍要走在最前面。香港最早的居民来自哪里？这几个节日给出了答案。

香港基本上是沿河沿海水上居民的信仰，如爬桅杆（抢包山）、崇尚天后等。香港地区为什么保留这样的民俗呢？当然也有地理上的原因。香港地区能够保存和发展大量的传统民俗文化，除了近百年来移民不间断的输入，使香港地区和华南的联系网络没有中断之外，香港新界和离岛长期保持以宗族和方言群为核心的村落形态，是更重要的原因。社会结构的长期稳定性，使传统民俗文化有了良好的传承和发展的时间和空间，从而逐步产生自己的独特风格，民俗节日在地方社会仍然蓬勃而有生命力。我们不妨借助从上往下和从下往上两个线索来陈述并解释这种现象。

（一）精神信仰：酬神与超幽

从上往下，我想借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蔡志祥教授关于香港地区民间宗教的深度研究。他在《仪式与科仪》中写到，“在香港的许多社区节日与仪式，具有酬神与超幽的功能。这类集体性和周期行神诞节庆活动，是集中反映居民生活面貌的文化形态，也是地方社会与地域团体组织建构与整合的重要方式。长时段地关注和记录社区酬神与超幽的文化传统，有助于我们了解人类行为与社会历史及生活环境的关系”。

提到“酬神”要稍微讲一讲“神功戏”，就是“给神做功德”。原来逢年过节，要在庙的外面演神功戏，神在庙里就能看见了。但是现在在市中心怎么办呢？就搭戏棚，把神请出来，前面放上祭品，做成“包子山”，还有“肉条山”。戏棚要建于“神棚”前面，而且戏台的中轴线必须与“神棚”正面相向，以便神明欣赏。先要演“例戏”（暖场戏），然后演“正剧”。华南地区演戏大都是为了酬神，大部分的潮州戏、福佬戏、粤剧其实都属于神功戏。

香港文化博物馆中搭建的粤剧神功戏的戏棚 （2023年11月，李明洁摄）

再来看超幽，超幽就是超度亡灵。大澳的原住民大多是渔民，海上捕鱼非常艰险，生死难卜。游神时，神被安放在神艇里的，能够进入神艇的都是德高望重的老人家，他们负责在艇尾化钱、化金银纸衣，更有效用。香港科技大学廖迪生教授讲，他们在特定的三条河道内游涌，有非常明确的目的和方向，就是为了超度幽魂、福荫乡里。

有一本论文集叫《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与仪式》，里面收录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的前辈学者武雅士（Arthur Wolf）教授写的文章，叫《神、鬼和祖先》，文中写到：“神、鬼与祖先的信仰与崇拜是民间最主要的三种信仰形式。神与祖先是一类，而鬼是另一类。神具有威力且代表道德伦理，祖先主要福及子孙，二者因为社会优越地位原因赢得人们的尊重，是创造性社会关系的再现。相反，鬼是危险性和破坏性的社会势力的代表。民间信仰隐喻着现实社会的政治与文化。”有人讲中国人没有信仰，这不符合事实，中国百姓非常信仰神、鬼和祖先。中国人理解的灵魂世界与现实世界有着相似的社会结构，是一个活生生的世界。在香港，中国百姓的精神世界仍然以非常具象的方式呈现着，尤其是在与民间信仰相关的祠堂和神庙、日常生活和民俗节日中。

（二）信仰背后的生产生活与社会关系

如果仅仅是精神上的信仰，还是较为抽象的人和社会关系。但是如果从下往上有一个坚实的社会基础和真实的社会关系，信仰就会非常牢固。费孝通先生写《乡土中国》，他讲“我们传统的社会结构里最基本的概念，这个人和人往来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就是一个差序，也就是伦。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公的”。

所谓“人伦”，无非就是血缘、业缘和地缘。生活在海边棚屋里的大澳人，以前的生产生活都以渔业为中心；而新界靠近陆地，原多见以种植业为主的围村。他们的祭祀活动时间与生产生活有密切的关联，陆上人的宗教活动都是在秋收之后，而渔汛旺季多在10月之后的冬季，所以渔民的祭祀活动都在夏天。当然今天真正从事农业和渔业的香港人已经很少了，但是人群中这种祭祀习惯的差别却保留了下来。

刚才讲到大澳的三个行会，即使现在渔民少了，但行会还是保留了下来。其中扒艇行是捕捞深海鱼，所以社会地位更高一些，游涌时要晚一天才出现，这体现着社会地位的差别。大坑舞火龙的区域就是大坑街坊的几条街内，有内就有外，不超越莲花宫的香火范围。长洲太平清醮的活动区域内的居民分为客家人、广府人、海陆丰人、水上人等好几种，客观上存在陆上人看不起水上人的现象，超幽的时候陆上人会把不好的东西送去水上人那边。所以一个社群和区域内的社会结构、社会层次也通过节日展现了出来。

香港大坑莲花宫（2023年11月，李明洁摄）

（三）节日与仪式：社会如何记忆

节日与仪式如何构建了一个“当地”？很多学者对此都有回应。人文地理学者段义孚教授，在《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中说：“人们深深眷恋的地方都不一定是可见的。可以通过诸多方式让一个地方成为可见的地方，这些方式包括与其他地方竞争或者发生冲突，在视觉制造出突出之处，以及利用艺术、建筑、典礼和意识所产生的力量。通过引人注目的表现可以使人类的地方变得鲜明真实，而通过使个人生活和集体生活的愿望、需要和功能性规律为人们所关注则可以实现对地方的认同。”我们因此明白为什么大澳人、长洲人有那么强的地域认同，他们承认、维护并贡献于自己的土地和身份。今天做这样的分享，我们也就某种程度上理解了香港的几个角落，也许下次去看舞火龙的时候，会在那一瞬间感觉“我也是大坑人”，你认同它的精神，那种积极的、正向的力量，它会感召你。

我也引用英国学者保罗·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中所说的，“我们对现在的体验，大多取决于我们对过去的了解；我们有关过去的形象，通常服务于现存社会秩序的合法化。”比如为什么海陆丰人在太平清醮里的地位举足轻重？因为他们引用了一个“过去的形象”，他们说最早北帝庙的神是他们从惠州请来的，所以每次都是他们举着北帝庙的头牌走在最前面，海陆丰人通过强调过去使今天的地位合法化了。社会就是这样记忆的。

最后我们稍做一些讨论。仪式和节日对人们的地方感和身份认同是有作用的，但这个作用有时候是正有时候是反，希望可以辩证地去思考，它不一定有一个最后的答案。比如香港1976年举办了第一届国际龙舟邀请赛，在这个过程中对传统是有修改的，以前女性不能上龙舟，现在都可以上龙舟了。龙舟运动经由香港国际化了，但香港当地的很多龙舟赛不再有宗教功能。现在的包山比赛，当地有人认为这是塑料包子，对神不敬；通过选拔的12名运动员没有一个是岛上的，和长洲没有关系。我们如何看待这样的批评呢？有些文化活动是与当地人们的生活血肉相连的，有些则是人为打造的。什么东西更感动你，更让你触动，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标准。如何甄别、选择和权衡，需要智慧。

五、不朽香江名句

我们今天分享的其实是非常普罗大众的香港故事，希望通过这样有真实连接的、有血有肉的小历史，去和主流叙事和刻板印象商议对话，从而呈现一个更加立体、全面的香港印象。就像我认为纽约最美的是纽约人一样，香港最美的一定也是香港人，特别是香港的普通人。香港普通人的身上有很多明显的特点，一个就是“敬神爱人”，大部分的香港人是有信仰的，家族观念很重。另外，香港人的社区很团结，他们强调同舟共济。

今天讲的这三个例子在口头传说或历史记载上也碰巧都和疫情有关：大澳在19世纪发生的一次瘟疫后，采取游涌的方式驱邪禳灾；1880年大坑瘟疫后，人们舞起火龙，清洁社区；1777年，长洲瘟疫，请来惠州北帝镇邪后，人们巡游酬神。这些传说或许含有神话的成分，但它们本质上是关于百姓如何与天灾抗争的“文化记忆”，是大灾之后如何众志成城、团结奋争的宝贵精神遗产，这中间有非常明显的逆境打拼的精神。《狮子山下》是很多香港人都很认同的一首歌曲，“同处海角天边，携手踏平崎岖。同舟人，誓相随，无畏更无惧。”我觉得，香港的“狮子山精神”就是“敬神爱人、同舟共济、逆境打拼”的精神，只要有这种精神，香港就永远会“写下那不朽香江名句”。

最后，祝福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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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整理人：刘语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