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贝尔·阿连德：耄耋之年依然要“自由生活、勇敢去爱”

《我灵魂里的女性》

“我们女性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来找到自己的道路。”

——伊莎贝尔·阿连德

智利知名作家、《幽灵之家》的作者伊莎贝尔·阿连德的暮年回忆录《我灵魂里的女性》近期由译林出版社引进。在日前pageone北京坊店举行的新书分享会上，智利驻华大使毛里西奥·乌尔塔多、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楠现场致辞，译林出版社副总编辑陆志宙向智利共和国驻华大使馆赠书。

在与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戴锦华，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滕威的视频连线中，阿连德谈及了自己持续关注的女性议题，她乐见于学校和学术机构中女性教师的增加，也认为更多女性批评家的参与才能让女性的作品更广为人知，“我们女性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来找到自己的道路。”

活动现场

在《我灵魂里的女性》中回望童年经历时，阿连德就发现那时自己的母亲和家中的女佣们常处于受害者的地位，她们是男性的附庸，既没有资源，也没有话语权。女佣自不用说，从失败的婚姻中挣扎而出、成为单身母亲的妈妈也身处非议之中。这些女性的经历所带来的挫败感在幼小的阿连德心里留下了永恒的痕迹，让她一生都执着地追求公平，抗拒某种大男子主义。

自小与生父的分离，也让阿连德对男性的可靠性一直存疑。在当时的智利，家庭和群体的支柱多是女性，父亲们的突然出走并不是罕见的情况，母亲们在阿连德看来则是“根深叶茂的大树”，收拾一地鸡毛的残局，坚韧不拔、有条不紊地继续生活下去——与此同时，掌控政治与经济权力的却是男性。

年轻时正在写作的阿连德

出身于智利的名门望族，少女时期的阿连德自然懂得如何做一个乖乖女和好学生，但她心中的怒火从未消散：她从来不接受家庭、社会、文化以及宗教指派给她的有限的女性角色。在同龄女孩都忙着打扮和寻找男友时，她一直在思考和宣扬着社会主义和女性主义的思想。显而易见的是，这样的行为举止使她与旁人格格不入，但她并不在意，她更在意的是对世间所有不公平的抵抗，以及对无意义生活的抵抗。为了平息这种愤怒，她将大部分的时间用于阅读，并每天和已经去往土耳其的母亲通信。这样的通信，一直持续了很多年。

在书中她也提及，自己一直想给母亲灌输关于女性的观点，却没有考虑到母亲和自己并不属于同一个时代，而时代对于人的思想发展至关重要。在母亲看来，阿连德的思想和努力是一个危险的乌托邦，她用了四十年的时间才发现，一直燃烧在女儿心中的这团怒火不仅没有毁掉女儿，反而使她成为一名无所畏惧的作家。

由此，在对谈中戴锦华指出，生而为女性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宿命。女性的写作本身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显现了她们的创作能力和力度，“如果说人文是世界的解毒剂的话，也许女性将是这个世界的拯救者和解毒剂。”滕威则表示，女性情谊往往能够带来变革性的力量，“女性主义的愿景应该包含着所有人对自由的想象。”

1967年，阿连德成为了一本关于女性的新刊物的记者。这项工作将年轻的她从婚后照料家庭、养育幼女的困窘中解救，也将她从生活的挫败感中解救。她拥有了自己的专栏，以讽刺幽默的方式抨击在社会上大行其道的大男子主义，并在诸多共鸣中获取了慰藉和真正的快乐。无论是全心投入工作的时期，还是在她因智利政变而流亡海外后曲折的生活，都没有改变她的一心所向。于是，我们在她几乎所有书中的女主角身上，都看到了一种鼓舞的姿态，和一种属于生命的激情和能量：《爱情与阴影》中一往无前的女记者伊雷内、《月亮部落的夏娃》中拥有奇异能力却始终不知道怎么过好一生的夏娃、《亲爱的伊内斯》里独自踏上陌生土地寻找爱人的裁缝伊内斯……在阿连德笔下，“她们会去冒险，会像字典里说的那样做出一些偏执或危险的举动。安逸的一生没法为故事创造提供好的素材”。

阿连德多部引进作品

写作《我灵魂里的女性》时，阿连德多次提到了身为七旬老人的日常，以及她对老年的思考。而今，已经82岁的阿连德有着更深的体察和感悟。对谈中她笑着说，自己觉得现在正是最幸福的时候。在她眼中，身体健康、正常的人际交往，以及目标和工作都是保持活力的重要因素，无论是生理层面，还是精神或交往层面，老人们都需要“被人看到”。阿连德本人还在持续写作，并运营着一家基金会，这家基金会旨在关照世界各地的，特别是那些最脆弱、最贫穷的女孩。这些，都是她充实的老年生活的重要构成。

如她在书中所言，这是一个属于勇敢的老年女性的年代，我们是人口中增长最快的一个群体，“我们这群女性已经见识过太多，没什么可失去的，所以我们不会轻易被吓倒；我们不想与他人竞争、取悦别人或是受到谁的欢迎，所以我们可以有话直说；我们知道友谊和合作的重要价值。人类和地球的现状让我们焦虑。现在我们得携起手来，用我们的力量来撼动整个世界。”活动由智利共和国驻华大使馆、译林出版社联合举办。

新媒体编辑：张滢莹

配图：资料图、主办方图

原标题：《伊莎贝尔·阿连德：耄耋之年依然要“自由生活、勇敢去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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