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和平的唯一牺牲是我的诗歌，我很高兴停止写作｜《巴黎评论》访谈阿米亥（欧阳昱 译）

[以] 克耶胡达·阿米亥

（Yehuda Amichai，1924—2000）

耶胡达·阿米亥一九二四年生于德国符兹堡，一九三六年随他正统派犹太教家庭一起，移居到巴勒斯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与英国军队的巴勒斯坦旅在中东作战，并在一九四八年战争中，担任哈加纳地下组织的突击队员。他还分别在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七三年战争中，与以色列军队一起作战。阿米亥当过小学教师并曾在纽约大学教过写作，但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写作。他一九三七年与全家一起搬到耶路撒冷。目前与妻子和三个孩子中较小的两个，住在耶敏莫什区。

阿米亥极受欢迎，一般公认为以色列最重要的诗人，以及塑造了现代希伯来文学的作家之一。他的诗集在只有三百万人能读希伯来文的国家中，每出一本，都能卖掉约一万五千册。（若在美国能卖到这个程度，就算达到畅销书的地步了。）阿米亥的名望和读者是国际化的，他也是在世诗人中被翻译得最为广泛的一个。一九六八年以来，他的十六本诗集和小说已译成英文，其中有《诗集》（1969）、《耶路撒冷和我本人的歌》（1973）、《阿门》（1977）、《情诗》（1980）、《大静》（1983）、《耶路撒冷的诗》（1988）、《耶胡达·阿米亥诗选》（1986），以及《即使拳头也曾一度是有手指的张开的手掌》（1991）。除了他最著名的诗歌之外，阿米亥还写过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剧本、散文和书评。

他经常造访美国。这篇访谈录中的大部分都是一九八九年夏天，在纽约市格林威治的几家咖啡馆进行的——其中有胜利餐厅和但丁咖啡馆。所有的会面都在清晨，并以英语进行。阿米亥能说流利的英文，口音杂有德国腔和希伯来腔。一九九〇年，又从来往信件中遴选了额外的材料。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九一年三月的纽约，即在海湾战争刚刚停火不久。

阿米亥本人和蔼可亲，魅力迷人，他含蓄幽冷，思维缜密，给人一种柔和的讽刺和幽默感。他相貌英俊，体魄结实，一双暗色的眼睛，一副前体育运动员和打过仗的老兵身躯。他笔下诗歌中不断出现的体格意识，就在他本人身上体现出来。他频繁地用身体和眼睛打着手势，大开大合地回答问题，丝毫也不迟疑。他在咖啡馆相当嘈杂的背景下，表现得极为自在自如——事实上，他更喜欢这样的气氛。

——劳伦斯·约瑟夫（Lawrence Joseph）

一九九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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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评论》：你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在德国出生，算是战后一代的一个部分。

阿米亥：是的。我一九二四年出生于德国。正如我一向所认为的那样，一般来说，那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直到一九二六年出生的人，我觉得，都承担着二十世纪的重负。我们是继承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余波，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成年的那一代人。无论如何，作为以色列人，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还够年轻，能够积极参与三场战争。我真的有种感觉，觉得我是二十世纪的结果和内容。

《巴黎评论》：你是不是作为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培养起来的？

阿米亥：是的，但我家的犹太复国主义，在任何智识层面上都不是意识形态上的那种，而是宗教上属于正统派的犹太复国主义，一种实用的犹太复国主义——去往巴勒斯坦。对我父母来说，到巴勒斯坦去，具有典型的浪漫特征，部分动机是他们的正统派意识，部分动机是想生活在自己国家的那种渴望。我有些表兄弟姐妹和堂兄弟姐妹可能见过乌托邦社会主义式的犹太复国主义，但我父母没见过。当然，在希特勒之前，还有狂热的反犹主义，这与我家人去巴勒斯坦也有某种联系。有些人认为，反犹主义在德国其实不存在，直到一九三三年才开始。我的确不想减少希特勒罪孽的任何成分，但我成长期间的反犹主义早于希特勒。有人骂我们。有人朝我们扔石头。是啊，这造成了真正的忧伤。我们尽可能自卫。好玩的是，我们的常用名是以撒——就像穆斯林叫阿里或穆罕默德一样。他们会大声喊着说：以撒，滚回巴勒斯坦去，离开我们的家园，到你们的地方去。他们朝我们扔石头，大声喊：滚去巴勒斯坦！然后，等我们到了巴勒斯坦，又有人要我们滚出巴勒斯坦——历史的并列是很具讽刺意味的。但我的确还记得，一九三三年纳粹掌权时，反犹主义一直是以宗教为基础的，跟着就政治化、经济化了。在此之前，二者尚未融为一体——处于一种可怕的中间状态——但你能够感觉得出，要发生什么了。我还记得，父母亲告诉我，要我远离阅兵仪式，不要受音乐和检阅的诱惑。还有人告诉我——符兹堡是一座很天主教的小镇——在某几个宗教节日里，要远离天主教的行进队列。我特别记得的是诸圣瞻礼节。行进的队列非常阴郁，某种方式来说，非常德国，学生、神父和修女扛着旗帜、神圣的偶像和图案。有一次——我当时九到十岁——我在观看一个天主教队列，因为我喜欢它那种鲜艳和壮观。因为我信奉的是正统派犹太教，我戴了一顶圆顶小帽。突然，有人朝我脸打了一下，叫道：“你个肮脏的小犹太人，把你的颅骨帽取下来！”

《巴黎评论》：你会不会把你长大成人的那个环境，定性为宗教环境呢？

阿米亥：绝对如此。我经常去犹太教堂。我最初的教育就是诠释犹太《圣经》。但我也是在德国民歌和故事中成长起来的，它就像《圣经》故事一样，也成了我想象的一个部分。我的历史感就来自这些故事——我对你可能称之为童话故事所构成的历史，是非常迷恋的，但从一开始，我就感到我属于一种很不同的人，这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问题。我把德国风景变成了一种《圣经》的风景。德国风景很美——河流、山峦、森林、湖泊等。我们学校远足时去过的阳光山谷，在我的想象中成了大卫和歌利亚格斗的山谷。尽管有反犹主义，但德国的风景对我来说简直田园诗一般。这又与巴勒斯坦的梦境混合在一起。我存在于梦的王国，浪漫的王国，在浪漫的梦中，从我们属于一个时常受害的小群体的地方，搬迁到古代就植根于《圣经》的巴勒斯坦。如用“部落”一词来描绘我们，我想那是绝对正确的。比如，我们自己的穿着方式，不像吉普赛人那样部落式的，很隐私的，但我们拥有的更深，都在我们内心深处。我们的信仰、梦境和想象都如此强大，感到能与他人共存，因为我们在很深的程度上是迥然不同的。我们不需要穿得很不一样，就能在他们中间工作，因为我们内心感到强大。我是一个笃信宗教的孩子——我一天至少去一次犹太教堂，有时还去两次。而且我还记得我的宗教感也同样的好——我认为，宗教对孩子是有好处的，对受过教育的孩子就更是如此了，因为它让想象成为可能，让现实世界之外的一整个想象世界成为可能。宗教世界不是逻辑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孩子喜欢这个世界。它是一个幻想出来的世界，跟儿童故事或童话很接近。

《巴黎评论》：你是一个很有艺术感觉的孩子吗？

阿米亥：不是，我其实从未以任何艺术的方式看待自己。在我的大家庭中，没有任何人是艺术家、有独创性或搞演出，连边都沾不上。我觉得，我是你可能称之为一个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在世界的正常孩子吧。我特别喜欢足球和民间故事。我在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之间，从未感到任何区别，我现在都没有这种感觉。真正的诗人，我认为，能将内部世界变成外部世界，反之亦然。诗人总是得在外面，在世界中——诗人不能把他自己封闭在他的工作室里。他的车间在他脑中，他必须对文字敏感，必须对如何在现实中运用文字敏感。这是一种心境。诗人的心境，就是以一种两次曝光法来看世界，看潜在意思和弦外之音，看世界的本来面目。凡是有智识的人，无论是否艺术家——数学家、医生、科学家等——都具有一种看世界、描写世界的诗意方式。

《巴黎评论》：你的经历中是否有过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冲突呢？

阿米亥：嗯，有过阿拉伯人的骚乱，始于一九三六年，是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搞的——他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打交道。我们夜里能听到枪声——不多，但多得足够让人记住。家里的年长者——父亲、叔叔舅舅、年长的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都得值班守卫。还禁止我们离开村庄，走得太远——例如，我们不能去雅法，因为太危险，但这一切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对我们的生活都很自然而然。实际上任何人都不害怕。我们只需要小心就行，而我们大家互相都很关照。我们进行自卫，就这么回事。我还记得父亲在一九三六年玩了一个恶作剧。他是一个很严肃的人，我父亲——但他也很好玩，喜欢恶作剧。一九三六年初，他去雅法，给他自己买了一件阿拉伯装束，叫“孔巴吉”，还买了一根大拐杖。然后，他骑着我一个叔叔的驴子，进入佩塔提夸。没人认出他来，他也吓坏了大家。他走进我们家，那根拐杖把我们大家都吓坏了。这件事我记得很清楚。我记得父亲的幽默感，即使在动荡时期也是如此——这也是我从他那儿继承下来的一个特点。他从前很喜欢表演出来，因为他不善表达，不像我。但我认为，我身上有很大一部分都植根于父亲的各种并列的感受性，他的幽默感和他的严肃性。

《巴黎评论》：你最后搬到了耶路撒冷。

阿米亥：在一九三七年。我想，部分原因是，我父母亲想要我受更好的教育——耶路撒冷有很好的学校。我父亲还想买一块很大的土地，但做不了，因此决定搬到耶路撒冷。他还刚刚继承了一点钱——因此当时家境相当不错。两三年后，父亲又开了两门生意。基本上来说，我们从不缺钱。我们上了很好的学校，学费相当昂贵。我们长大时，我想，很像贝鲁特的黎巴嫩人：只跟我们自己的人来往——大多数都是德国犹太人——当时在耶路撒冷这类人想必有三千多吧。我们跟阿拉伯人其实没有联系，也没有任何受害者的感觉，尽管曾经发生过暴动和骚乱。我们的政府属英国托管。阿拉伯人有他们的政府。

《巴黎评论》：这么说来，你在当时就已经意识到了政治现实了？

阿米亥：是的，截至此时，我已经相当意识到了政治现实。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是的，而且越来越多的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越来越多的人来自德国和欧洲的其他地方。而阿拉伯的巴勒斯坦人实际上是与轴心国结盟的。我有一首诗写的就是跟父亲一起，每周一次到哭墙那儿，但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九年间，犹太人不可能穿过阿拉伯人居住区去那儿——你要么穿过亚美尼亚人居住区，要么就得被人扔石头。同样的石头直到今天还在扔。扔石头不是昨天才发明的。我记得在一九三九年，父母亲听收音机报道德国入侵波兰。我还准确地记得这事。我父母亲都在听——那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我记得他们脸色发白，好像才意识到……我敢肯定，他们不敢想象大屠杀，但他们意识到，这场战争会可怕得无法接受。我当时十五岁。但，我必须告诉你，我跟他们的感觉不一样。对我来说当然很可怕，但同时，我感到某种重大的事情即将发生。我感到，战争可能改变我的人生。

《巴黎评论》：我们谈谈你的诗歌、你对诗歌的看法吧。你写诗时，有任何初始的想象关切吗？

阿米亥：对我来说，写作中最重要的维度是时间。时间完全是相对的、相关的。我喜欢用来描述我对时间感觉的那个词是“比较时间”，是“比较文学”的一语双关。时间对我来说，具有想象的比较性和持续性。我唤起记忆，有着一种几乎身体上的感觉。我可以拾起我生命中的任何一点，就能从身体上立刻抵达那里，但只是在情感的意义上。我很容易地就走捷径，回到我的童年、青少年、我经历的几次战争。这实际上是一种很犹太的时间感，来自《塔木德》，其中有句话说，《圣经》中没有迟早的东西，这也就是说，任何东西——所有事件——都是现在，过去和未来都在现在汇集，特别是在语言中汇集。这对阿拉伯文化和阿拉伯语言来说也是如此。在希伯来语中，这种语言不像英语或德语，甚至也不像拉丁罗曼语系的语言，没有复杂的时态和语气结构，所有那些我在学校学习觉得非常麻烦的结构都没有，如将来现在时、将来过去时、过去完成时等，如“我本来应该”（“I should have been”）或“你明天会已经做了什么”（“What will you have done tomorrow？”）等这类结构。在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中，大多数时态围绕的都是现在——你可以很容易地从现在时变到过去时，或从现在时变到将来时。有时似乎之间几乎没有区别，《圣经》文本中经常发生这种情况，未来时常用来描绘过去发生的事。把过去和未来带入现在的这种感觉，确定了我的时间感——这在我本人和我的诗歌中非常强烈。

《巴黎评论》：你的诗歌也熔铸了一种锐敏的历史意识，既是公共的，也是个人的。

阿米亥：是的。重大事件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重要。我看重大事件——形象、记忆等——几乎是从身体意义上看，如小徽章、偶像、物体等，每一个都有其自身的描述、描写，其自身的代码。而其中的每一样东西，无论是在哪儿发生，都在另一样东西旁边或之上，想象地强加或叠置。因此，如果我是在纽约的但丁咖啡馆写诗——我在纽约逗留的几次，在那儿写过几首——我也同时在写其他地方、其他时间。在纽约的但丁咖啡馆，想着我身边的纽约，想着我二十年前吻过你的特拉维夫附近的柑橘果园。这就是我思想在时空中穿越诗歌的方式。而我的时间感也与我的历史感连接起来。我认为这对大家来说都是如此。我认为这对犹太人来说尤其如此，他们的历史感才真正地使他们长活不衰。我试图在个人历史和我周围的历史之间，创造某种平等，因为历史事件的发生，往往是在隐喻集中的时光。例如，如果要我说，我还记得一九四〇年逾越节时，我父亲坐在桌边，听这个，听那个，那么，一提逾越节，我就调动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旅的全部历史，以及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方，对逾越节特定的庆祝。通过折叠内容和语言本身，全部的复数历史，都能含在语言之中——例如，我可以切换至《圣经》的希伯来语，来描述特定的、个人的逾越节记忆，那它这时就带上了不同的历史意义。这给了我在语言本身中巨大的时空范围。但我也有仇恨历史的一面——这是我的政治的一面、人文主义的一面。历史，我的个人历史和集体历史中，有太多的东西牵涉战争，而我是仇恨战争的。因此我仇恨历史。我经历了、我这一代人也经历了令人痛苦的历史的种种失望。我这么说不仅带着讽刺，而且带着一种更强烈的感觉。我这一代人——其中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从理想上来讲，都非常左翼——不需要戈尔巴乔夫来向我们解释某种历史思维的暴力。我还记得斯大林真相出笼时的情景。我也见过右翼思维的暴力。我常说，我自认为是一个“后愤世嫉俗的人文主义者”。也许，在如此之多的恐怖之后，在如此之多的理想被粉碎之后的现在，我们又可以重新开始——既然我们现在都浑身铠甲，能够抵挡失望。我认为，我的对历史和上帝的感知是非常犹太人的，即使我反对历史、反对上帝。我认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的诗有时在教会学校讲授。跟上帝斗，冲着上帝大声吼叫，这是一个很古老的犹太想法。

《巴黎评论》：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在世界的一个高度政治化的部分，你的政治是什么？

阿米亥：因为，还是个孩子时，我就远离政治，我父母要我远离政治，我从未被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的思维所吸引。我总是抱着这样一种深刻的感觉，认为我有我的世界，我外面有个世界，我得接受它，即使它并非总是美好。但我保持我自己的内部世界，我从很小起就意识到这个世界。这并不妨碍我在后来的岁月中变得相当左翼，但这种政治总是主要基于个人政治，而非“党派”政治。我从未加入任何政党。我认为，我是从我父亲那儿继承的这种感受。尽管他笃信宗教，他也从未加入一个宗教派别。凡是任何靠意识形态为生的人，包括拉比，他都总是加以怀疑。我继承了他对意识形态的怀疑。他相信宗教必须是非常隐私的，非常个人的。因此，从我个人来说，我相信，当某人因为某种理想而成了一个行政人员——你别弄错，社会必须有这样的人，我并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就会变成某种政委，肯定会失去他的理想感。因此，我一向总是怀疑官方的政党，并总是远离之，尽管经常有人请我加入。我总是加以拒绝。我的政治非常植根于人文主义的语境，不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基于人民中的最大正义和平等原则。当然，我总是意识到，人们并非一出生就具有同样的天资和能力，但我相信，一种社会制度非得为所有人把机会和自由最大化才行。

《巴黎评论》：是否经常有人要你对政治事件作出评论？

阿米亥：有的，有人要求我作为作家，作出政治声明，而我有时也同其他作家共事，通过在报纸上发表声明来这么做。我还写过几首政治上很直接的诗，作为对特定政治事件的回应，但我不收进我的书中，因为实际上，我认为这些诗与其说是诗，不如说是标语。我总是公开大声疾呼，要求和平，但我充分地意识到，作家对和平的感觉，并没有那么重要。经常的情况是，作家想要相信，他们具有自己并不具有的力量，更糟的是，作家自我感觉良好，因为他们宣布，自己反对这，支持那，但我从来不想成为那种卷入政党的知识分子，就像君特·格拉斯在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所做的那样。我总是充分地意识到，如果你在某个时间点进入政治，你就得跟恶人做交易。因为政治牵涉到钱，政治就是肮脏的交易——你就得变脏。我从来不喜欢在有组织的政治语境下，行使充当纯粹的先知的角色。

《巴黎评论》：你是和平主义者吗？

阿米亥：一般来说是的——但我的和平主义不极端，也不绝对。一个绝对的和平主义者，是不会为了创建一个国家打仗，也不会为了保护这个国家打仗的。我在纳粹方面，总是看到这种和平主义——对我来说，它在某一点上引向了默许、引向了邪恶，但我绝对相信非暴力原则。我相信，人必须极力避免暴力。必须尽一切力量，防止战争发生。我们应该找到防止进一步战争发生的方法。这对我来说似乎是关键所在。我经历了如此之多浪漫政治理想的背叛——我现在所相信的主要的事，就是尽可能地防止战争。

《巴黎评论》：你的政治和你的诗歌有何关系？

阿米亥：首先，任何阅读过我诗歌的人，永远也不会抵达原教旨主义、绝对主义的思维。如果有人被我的诗歌吸引，他或她就会被我反对暴力的所有隐喻背景而吸引。处理政治现实，是我们为了作为正常人幸存而需要做的事。你不得不实事求是地认可政治现实。有一句古老的犹太格言说：如果你碰见魔鬼，那就带他去犹太教堂。要试图把邪恶的政治带入你自身，以便在想象中去影响它——给它一种人的形体。这就是我对政治的态度。我常说，所有诗歌都是政治的。这是因为，真正的诗歌，都是处理人对现实的反应，而政治是现实的一个部分，是正在构成中的历史。即使诗人写的是坐在玻璃房中喝茶，它反映的也是政治。

《巴黎评论》：你是否觉得，你对诗歌和政治的关系之感——你的啮合之感——是植根于你作为一个以色列人的身份之中的？

阿米亥：是的。事实上，有些人，有些诗人，我在全世界都见到这些人，很嫉妒我的政治现实。这与以色列的特定政治没有关系，但与嫉妒我的情况有关——我可以是一个深度卷入、深度啮合的作家，因为我不主动寻求啮合。我在政治上啮合，因为在以色列，人人——无论左翼，还是右翼——都承受着政治压力和存在的紧张。而这是真的——我无法想象有人不与政治发生啮合。政治是正在构成之中的历史。我一向都感到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是它庞大过程中的一个部分。我曾试图从一开始，就把这种感觉结合进我的诗歌。我从某种方式来说，就像以色列国——我有一首诗中说：“我年轻时，国家也很年轻。”这个国家还未创建，我就已经在以色列了，我还参加了它的几次战争，经历了一切之后，我还依然活着，意识到已经发生过的事和现在正在发生的事。从一九三五年起，一九四〇年——我最后的五十到五十五年的历史，能与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相比拟。两百年的战争、变化、移民、一代代人等，都浓缩进了一生。这就是我置身其间写作而承受的那种压力。我常常问自己，假如不是因为这所有的压力——比如，假如我是在美国长大的——我是否还会写诗。我的个人历史适逢了一个更大的历史。对我来说，这一向都是同一种历史。

《巴黎评论》：你不觉得这一切很累人吗？你的生活被政治化了，你对此不心怀怨恨吗？

阿米亥：不，一点也不。作为一个诗人，我并没有因为所有这些政治压力，这些政治现实而感到筋疲力尽，因为我经历这一切时，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我自己。我并不觉得自己是一个诗人，我就是因此而能写我自己经历的诗。我并不是自我意识到我是个诗人，而自愿参加犹太部队或突击队在我们的战争中作战。我从来没有说过：你是一个诗人，你必须成为士兵、成为犯罪分子，为了体验生活。我一向都有足够的生活体验。我做了我做的，因为做的是正确的事，因为我不得不做。我全神贯注的是要清理爱情和战争。我就像某个在大街上走路的人，在一块石头上绊了一下——这人要么倒在地上，要么快走几步，来抗衡倒下的影响。诗歌就像快走几步，以抗衡倒下的影响。我心里想着爱情，与此同时，历史却充满恒久的危险、谋杀的消息、大屠杀的消息。这就是我写进诗歌的内容。与埃及签订了和平条约时，一个美国记者问我，既然我的诗歌写了那么多的战争，关于现在我还想写什么。我回答他说，如果和平的唯一牺牲是我的诗歌，我宁可很高兴地停止写作。但当然，和平并不存在，我的生命中也没有足够的战争压力和私人压力，来创造诗歌。与那些相信历史已走到尽头的人完全相反，我并不认为如此。

《巴黎评论》：你认识以色列籍阿拉伯诗人和巴勒斯坦诗人，还翻译过他们的作品。你是否在他们的诗歌和希伯来诗歌之间看出相似之处呢？

阿米亥：基本上来说是的。我认为以色列籍阿拉伯诗人和巴勒斯坦诗人，都试图在他们的传统中，做以色列诗人在他们自己的传统中所做的同样的事情。某种方式上讲，我们在共同场域中工作——不仅实际上是在同样的现实中，同样的风景中，而且是作为诗人，在同样的精神场域中。令我感兴趣的主要是巴勒斯坦诗歌。穆罕默德·达尔维什（Mahmoud Darwish）、塞米赫·阿尔卡西姆（Samih Al-Qasim）这样的诗人，是很强大的诗人，能把传统和现代形式，以及技巧和语言，与政治主题结合起来。我和穆罕默德·达尔维什在好几次国际活动中同台朗诵。尽管我不太接受他作为政治人物在巴解组织扮演的角色，但我很尊敬他、佩服作为诗人的他。就我所知，他对我也是如此看。我敢肯定，他并不同意我的很多政治观点，尽管我在政治上并非直言不讳的。我更多的是一个讲道义的诗人，处理政治现实，而不是根据政治语境来写的诗人。但我不抱幻想。在一个像我们这样在政治上被撕裂的社会中，诗人很难互相交流。我有一个医生朋友，他跟我说，医生也是如此。例如，他在国际会议上碰到叙利亚的医生，在医生这个层面上，一切都很诚恳，一切都很亲善，但这是一种幻象，因为最终政治还是会闯入。在某个时间点上，以色列和叙利亚都得回到本国的政治现实上来，无论做什么交换，都是短暂的。这对阿拉伯诗人和希伯来诗人、犹太诗人、阿拉伯医生和教师来说都是如此。在专业层面上进行交换是有帮助的，但在政治层面上——在真正的政治效果方面——结果都是幻觉。

*原载《巴黎评论》第一百二十二期，一九九二年春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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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许与遗忘之间：阿米亥诗精选》

[以] 耶胡达·阿米亥 著

刘国鹏 译

雅众文化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雅众诗丛·国外卷

阿米亥是以色列的国宝级诗人，也是20世纪最重要的国际诗人之一。他的诗透明、睿智、幽默，既有私密的体验与个人的生活，也有宏大的命题和集体的记忆。在他的诗里，个人幸福是一切事物的准绳，在动荡不安的世界上，爱——而非上帝，是唯一的避风港。他将现代与传统，个人情感和普世意义巧妙融合，再现了犹太民族的命运，以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境遇。

关于译者

刘国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博士。199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2006年获意大利米兰圣心天主教大学天主教会史方向博士学位，2008年于巴黎三大－新索邦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研究领域为现当代天主教会史、比较宗教学、中西文化比较等。著有《刚恒毅与中国天主教的本地化》，译有《覆舟的愉悦：翁加雷蒂诗选》《沥青上的脸颊：奥尔达尼诗选》《的里雅斯特与一位女性》《回声之巢：帕索里尼诗选》《乌贼骨：蒙塔莱诗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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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如果和平的唯一牺牲是我的诗歌，我很高兴停止写作｜《巴黎评论》访谈阿米亥（欧阳昱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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