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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22年：宋真宗，品格比能力更可贵

2024-07-31 20:01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22年，大宋乾兴元年，大辽太平二年。

今年大宋又改年号了，公历2月4号，也就是农历正月初一，朝廷宣布将今年改为乾兴元年。“乾兴”的意思很明显：乾坤的“乾”当然就是指皇帝；兴，是振作的意思。乾兴，就是希望天子能再振乾纲。在当时的情境下，说白了，就是一个简单的愿望：希望病重的皇帝能够恢复健康。

真宗皇帝的病确实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他自己心里应该也很清楚。

2月16号，真宗第一次让12岁的皇太子代替自己，去祭拜宋太宗。一方面，是自己的身体已经不允许出宫做这么大的祭祀了，另一方面可能也是让太宗皇帝的在天之灵看看自己的好孙儿，是一个可以继承大统的样子。

到了3月5号，真宗下了一道命令，他要求大臣们在奏章中，把自己已经用了三年的尊号去掉。这个尊号，我给你念过，一共是22个字：体元御极感天尊道应真宝运文德武功上圣钦眀仁孝皇帝。皇帝和大臣们推让了半天，最后决定，皇帝只接受一个简单的称号：“应天尊道钦明仁孝”这8个字。你听出来了，这是把原来尊号中的那些过甚其辞的、有道教色彩的字眼去掉了，回到了简简单单的儒家圣君的价值观上来，“应天尊道钦明仁孝”。这可能是为了向上天表达谦虚的意思。人到了最后时刻嘛，没有那么多妄念了，要追求自己真正能够得着的历史定位了。

3月9号，真宗又给朝中的几个重臣，宰相、枢密使什么的，加封了爵位。这可能是期待他们将来能激发天良，支持皇太子。

3月19号，真宗最后一次接见宰相，交代后事。这个时候，他已经说不出话了。宰相们向他做了最后的效忠保证，他也只能点点头。

四天之后，宋真宗驾崩，在位26年，享年54周岁。

宋真宗，是我们《文明之旅》节目送走的第一位皇帝。那这一期节目，我们就来送别他，回到1022年，认真地看看这个人留给我们的背影。

宋真宗的背影

宋真宗这个人，在历史上的存在感其实不强，评价也不高。

原因很简单，两条：第一，因为他封禅泰山、大建道观，儒家的主流价值观是不接受的，所以古时候的士大夫不会说他好话；而现代人呢？一听说，哦——宋真宗啊，他呀，就是那个签了澶渊之盟的皇帝啊？就是花钱买和平的那位啊？也看不起他。你看，无论用古今哪种价值观来衡量，他好像都有点硬伤。

但是，咱们今天不能拿这么简单的结论送别宋真宗。因为，他不需要多我这么一个批判者，我也没有资格去给这些皇帝排座次。《文明之旅》节目，只是想穿越回历史现场，伴着古人的步伐一起走，搞清楚我们的文明是怎么一点点地构建起来的。所以，我更在意的，是这些古人为什么那么做，以及，这么做又在我们文明的底座上往上积累了什么。

回到宋真宗，我觉得他至少做对了一件事：认清了在自己这个阶段国家面对的首要挑战。请注意，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很多历史上的昏君暴君，之所以最后的下场不好，往往并不是因为能力差，而是搞错了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进错了考场，拿错了试卷，最后不管怎么忙活，都是零分。比如秦始皇、王莽、隋炀帝，都是这样的悲剧。

是的，时代不同，皇帝面对的挑战是不一样的。就拿一个王朝开局的前三代君主来说，要解决的问题就各不相同。

一般来说，第一代君主的主要任务就是打天下，什么手段好用就用什么。但是我们知道，解决问题的手段，很快也会变成要解决的问题。所以，第一代君主往往会留下很多衍生问题。比如，汉朝的刘邦为了平衡功臣集团的势力，就借重自己的老婆吕氏，他一死，吕氏变成吕后，结果就给汉朝带来了大麻烦。再比如，明朝的朱元璋为了巩固边疆，就分封自己的儿子做藩王，结果藩王就给自己的孙子带来了大麻烦。再比如，清朝顺治入关征服中原的时候，要使用吴三桂，但是吴三桂很快就成为康熙皇帝的大麻烦。等等。这些问题都要留给第二代君主来解决了。

对于宋朝来说，太祖赵匡胤至少留下了两个大难题：一个是军事上最难啃的骨头——北汉和幽云十六州的问题，留给了宋太宗；还有，从军事体制向文治国家的转变这个超级难题，也没有完成，也留给了太宗。

等第二代君主把这些问题都解决得七七八八了，这才有机会定下心来完善本朝的治理体系，这就是第三代君主的挑战。这第三棒其实非常重要。一个朝代能不能活得长，治理体系好不好，往往要看这第三代的表现。比如汉代的文帝景帝，唐朝的高宗，清朝的雍正。这一棒跑好了，后面的接力的选手才有章可循。我们今天要讲的宋真宗，也正好处在这个位置上。

刚才我们说，宋真宗至少做对了一件事，就是认清了在自己这个阶段国家面对的首要挑战。那是什么挑战呢？是北边大辽的军事威胁吗？是国内各个新征服地区的整合吗？这些当然都是挑战，但是不是首要挑战。首要挑战是：大宋朝没有了太祖太宗那样的君主，而且以后再也不会有了。

太祖赵匡胤本质上就是一个军人，雄才大略，很有人格魅力。太宗赵光义心机深沉，又非常勤奋，他身上虽然有了很多文人气息，“开卷有益”这个成语就是太宗创造的。但他本质上还是个武人，两次北伐燕云十六州，虽然都失败了，但是太宗是御驾亲征啊，是真上过战场，真受过箭伤啊。这两位其实都算是开国皇帝，身上都点创业家的特质。而宋真宗呢？是那种所谓“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皇帝，论魅力，比不上太祖，论精力，比不上太宗。说白了，普通孩子一个。

这不是真宗本人的责任，但这就是现实，而且从他开始，大宋朝每一任皇帝，按说都应该是在宫廷里培养出来的。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皇帝不再有军事统帅出身的权威，既不会有“同袍”和“旧部”，也不会有从底层开始的奋斗经历，他们所有的权威都只来自于头上这顶皇冠，屁股底下这把龙椅。你看，到第三代了，皇位本身是越来越巩固了，但坐上皇位的却是越来越弱势的皇帝。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反差。

那怎么办？看了宋真宗的这么多史料，我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真宗不仅非常清楚这个挑战，而且他这一辈子都在想办法应对这一点。他的策略是一以贯之的。我感受比较深的，是三条：

第一条，就是用好宰相。

我的能力不够，那我就和不同特点的宰相好好配合，形成组合，来应对不同的问题。

比如，刚开始，他30岁登基，经验不足，威望也不足，那就用老宰相吕端。吕端去世后，就用自己老师，比自己大20岁的李沆。李沆死了，国家的挑战变了，正好辽国大兵压境，那就启用有决断力的寇准。觉得寇准性格上有问题，那就用老臣毕士安为寇准撑住大局。澶渊之盟之后，军事问题不成问题了，国家需要安定，那就用心思细密的行政高手王旦。

你看，整个这个过程，他缺什么，马上就用什么样特质的宰相来弥补：我自己也许不行，但是皇帝加上宰相这个组合，可能就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几次启用寇准，我们前面的节目都讲过这些细节，他从来也不真喜欢寇准，但是，只要需要，他还是马上启用。

而且真宗对这些宰相，也基本做到了礼遇和尊重。几个重要的宰相，都是在岗位上一直干到病重或去世。这样有始有终的君臣关系非常难得啊。就拿宋朝来说，宋神宗和王安石，算是君臣遇合的典范，但是又怎么样呢？王安石拜相，第一次不足五年，第二次不足两年。而宋真宗用王旦当宰相，一口气用了12年，这可成全了王旦，王旦成了北宋历史上不间断做宰相时间最长的人，没有之一。这也从侧面说明了真宗用人的风格，一旦需要马上就用，一旦信任，就放手让他去干。

第二条，强调“祖宗之法”。

北大历史系邓小南老师的名著《祖宗之法》，就是讲这个的。什么是祖宗之法？其实无所不包：

是一核心精神明确稳定而涉及面宽泛的综合体。它既包括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也包括统治者应该循守的治事态度；既包括贯彻维系制约精神的规矩设施，也包括不同层次的具体章程。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宋朝这么讲究祖宗之法的？就是从宋真宗开始的。

你想想看，这是一个很高明的策略啊：既然我的个人权威没有那么高，那我就借用前人的权威。太祖太宗的权威够吧？那好，他们定下来的政治框架，我不动，以后的皇帝也不许动。但你意识到没有？对于后世儿孙来说，宋真宗也是祖宗啊，他可以不动此前的框架，但是他也可以往里加自己的政策啊，儿孙也不准动，他就有了权威了。比如，宋代那个著名的策略“异论相搅”，异论，就是不一样的观点，相搅，就是搅合在一起，也就是让不同的意见在朝堂之上同时并立，所以的人都不敢一意孤行、为非作歹，这个策略就是真宗定下来的。定下来之后，也成为后世的皇帝的“祖宗之法”。你看，讲究“祖宗之法”，既保证了政治策略的一致性、延续性和连贯性，也给了真宗本人相当大的自由度和创造空间。

刚才我们讲了宋真宗的两条策略，一条是把具体的事务性工作交给宰相，以弥补自己能力不足的问题；一条是把自己的很多政治策略放在祖宗之法的框架中，一层一层地往上垒，一棒一棒地往下传，以弥补自己威望不足的问题。

那好了，这都是借力的方法，那他自己干什么呢？

宋真宗的第三条策略：打造自己的新型的权威。

尤其有了王旦做宰相之后，真宗对日常性的政务就基本放手了。当时有官员很识时务，还专门上书说，您这么辛苦，以后应该只管大事，把小事委托给大臣处理得了呗？真宗马上就表扬，说这个人“识大体”。

确实，要比起勤奋，他跟他爸爸太宗确实比不了。太宗皇帝，登基之后几乎一天都不休息，连民间丢了一口猪都要管，一般普通人不可能有这样的精力。但是真宗不管日常事务，他也没闲着，他去专心打造自己的权威去了。

比如说，他在后宫里面专心写文章来教化臣民。真宗一生著述非常多啊，他曾经一次性从宫中搬出722卷作品，让大臣们刻板印刷。722卷，什么概念？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就不到300卷。虽然古人的一卷有多有少，不能完全比较字数，但是你也可想而知，700多卷是一多大的分量。

而且宋真宗还特别在意原创。谁要是说他的文章是别人代笔的，他就老大不高兴。据欧阳修记载，有一次，翰林学士杨亿夜里在翰林院值班，突然，真宗皇帝要召见他。什么事呢？也没啥事，又是赐茶，又是问东问西，磨蹭好半天，最后拿出几箱子文稿来，说你认得我的笔迹吧？你看看，这些文章可都是我自己写的哦，可不是让臣下代笔的哦。这几句话，把杨亿吓得不轻，对啊，皇帝这啥意思啊？可能是有人跟皇帝讲了嘛：杨亿大笔杆子，在外面吹牛，说皇帝的文章，都是他代笔的。皇帝这是来敲打敲打他啊。

你看，写文章、搞创作，不仅要当一代圣主，而且要成为理论权威，这是宋真宗的一个努力方向。

当然，我说到这儿，你肯定也明白了：他搞神道设教、东封西祀、伪造天书那些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为了这个。那也是他寻找新的权威资源的一个方向：皇权不够，神权来凑嘛。搞这些事，当然是他一生的败笔，这个没什么可替他辩解的。但是，这也证明了真宗策略的一惯性：他非常清楚自己面对的首要挑战，就是要弥补自己能力不足、权威不足的问题。他在这条路上做错了很多事，但是大方向非常坚定，从来没有偏离过。

今天我们送别真宗，我自己有一个心得，就是读书明理，知人论世，不是为了评价别人，更重要的是：我在别人一生的奋斗中能得到什么样的启发？我看宋真宗这一辈子，挺佩服他的一点：从年轻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的弱点，也知道弥补的策略。策略既定，就终其一生地坚决执行。

这让我想起来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写的一首诗，说，“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能有这样的一辈子，已经是一份很难得的善果了。

宋真宗的执念

刚才说到真宗皇帝的一个特点：认清自己的使命，然后坚决地按既定策略往前推进。这听起来好像是一个挺倔的人，其实不然，宋真宗的性格里面有一种“化骨绵掌”似的东西，他不是靠倔强，而是靠韧性来一步步地接近自己的目标。

在那么多关于他的史料中，我几乎没有看见过他发怒，永远是一副和颜悦色的样子。如果臣下真的和他争执起来了，往往是他当场让步。但是，如果真是他想办的事，过不了多久，他又会卷土重来，旧事重提。

这让我想起一种现代的育儿理念，叫“温柔的坚定”，对孩子的要求，比如现在去做作业，该上床睡觉了，指令要清晰而坚定，但是态度呢？要温柔而理性。哎，这个词，“温柔的坚定”用来描述宋真宗，真的非常合适。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为刘皇后的谋划。

咱们就借此机会，介绍一下这位刘氏，今年3月之前的刘皇后，3月之后的刘太后，后面十几年大宋朝的实际掌舵人。

按照《宋史》的介绍，这位刘氏的祖上是山西太原人，后来举家迁到了四川。她的爷爷是后晋、后汉时期的禁军将领，她父亲叫刘通，是宋朝的禁军将领，大概三四品官的样子。你看，很正常的一份家世嘛。

但是，不好意思，这个《宋史》是元朝人修的，活儿干得很糙，很多事实的考证不太讲究。就刘太后的这一段，后来的史学家就看出了很多漏洞。比如前面刚刚介绍了刘太后的家世，紧接着下一段就说，刘太后没有宗族。前后矛盾得很。倒也不见得是元朝人修《宋史》有意造假，而是因为修得匆忙，不管不顾地把宋朝官方的材料抄进来了，而这些材料有些就是被有意篡改了的。

其实，也用不着后世的历史学家捉虫了，同时代的很多人都知道刘氏的底细，当时就留下了很多痕迹。综合来看，核心的问题就两点：

第一，刘氏是四川人，家世寒微，而且是个孤女，刚出生，寄养在外祖父家。从少年时代起，刘氏就流落街头，成了一名摇拨浪鼓卖艺的人。

第二，她后来嫁给了一个叫龚美的银匠。龚美把她带到了京城开封，把她转卖给了当时还是皇子的宋真宗。

好了，现在你明白了：官方为什么要篡改遮掩刘氏的来历了。出身寒微，而且还是个有夫之妇，这样的人成了大宋朝的皇后、太后、甚至是最高话事人，按照当时的观念，确实有点说不过去。

这段故事要是现在的编剧去写，肯定会写成一个励志故事：一个贫家女子，偶遇太子，然后怎么通过一系列宫斗，升级打怪，最后执掌天下。简直就是一部超级大爽剧。

但是，这个故事更符合历史原貌的讲法应该是这样的：是宋真宗遇到了这么一位一生看重的女子，于是冲破重重阻力，使尽浑身解数，几十年如一日地谋划，成功地把出身寒微的刘氏一路托举成皇后。当然，刘氏也没有辜负他，在宋真宗身故之后，刘氏一边照顾小皇帝宋仁宗，一边垂帘听政，主持大局。最后得到的历史评价居然不错。有人说嘛，她是“有吕武之才，无吕武之恶”，就是有汉朝吕后和唐朝武则天那样的政治才能，但是没像那两位一样干坏事。但是，不管刘氏多出色，推动整个故事情节发展的，还是真宗本人。

咱们就一桩一件地摆摆，看看真宗为她做了些什么。

最早，真宗是想直接把刘氏封为贵妃的，但当时的宰相李沆不同意。而且李沆的态度是完全没商量啊，当着使者的面，把皇帝写的条子放在蜡烛上给烧了，一边烧一边让使者给真宗带话：“就说我李沆不同意。”李沆为什么这么坚决？因为真宗还是太子的时候，李沆就是太子班底里的人，对刘氏的来历应该比较清楚。所以，只用说，“我不同意”就行了。真宗当然知道是为什么——刘氏出身太寒微，当贵妃她不配。

那看来正面强攻是不行了。真宗就等，一直等到1004年，在李沆去世的前夕，他把刘氏册封为“美人”，这就比贵妃差远了。按照北宋的制度，美人与贵妃之间，差17个等级，和皇后之间，隔着18个等级。这么低的一个位置，李沆没有反对。真宗还为刘氏办了很重要的一件事：把刘氏的前夫龚美改姓刘，龚美摇身一变成了刘氏的兄弟刘美。这事其实很关键。第一，刘氏就不是没有来历的人了，好歹有个娘家哥哥啊。第二，刘氏也不是改嫁的有夫之妇了。你们都搞错了，那只是她娘家哥哥啊。你看，两个关键问题都有了解释。

接下来是景德四年，也就是1007年的事了，真宗的皇后郭氏去世，真宗就动了册立刘氏为皇后的念头。但是遭到了王旦、寇准、向敏中等一众大臣的反对。

好，那就接着继续铺垫，还是得在刘氏的家世出身问题上做文章。转过年，1008年，朝廷突然给刘氏的父亲刘通赠了个官职。你看，官职不官职的其实不重要，关键是给刘氏编造了一个父亲，当然有父亲了，顺便也就把什么妈妈、爷爷也都编出来了。

到了1009年，把刘氏从美人提升为修仪，这是升了7个级别。

而且此后，真宗还是惦记着替刘氏认一门亲。有本宋人的笔记里，就记过这么一个故事。有个开封府的知府叫刘综。你看，姓刘。真宗有一次召见他，就他暗示：“听说，你跟后宫是比较近的亲属，我给你安排个官，你看你们是不是该联系联系，走动走动？”这个时候，只要刘综就坡下驴，认了这门亲，马上就是泼天富贵。但是刘综当时吓得够呛，他立刻用当时的陕西话跟真宗说，“我是河中府人，而且家境贫寒，从来没有亲戚在后宫！”为啥用陕西话说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刘氏是四川人，我是陕西人，八竿子打不着哈。

这段笔记小说的记载，跟正史是对得上的。这个刘综确实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当的开封知府，我们可以推测，这个时候认亲，是有为刘氏立后做准备的意思。果然到了1012年，真宗先是把刘氏从修仪提升为德妃，这是升了8个等级。到这一年年末，真宗看着时机差不多成熟了，终于册立刘氏为皇后。

其实直到这个时候，阻力还是挺大的。我们《文明之旅》1019年那期讲杨亿的时候就提到，真宗都已经下旨，要立刘氏为皇后了，希望翰林学士杨亿来写册立皇后的制书。但杨亿就是不同意。如果一定要他来写，杨亿说了，必须“请三代”。什么意思？就是让刘氏把自己往上数的三代人，也就是父亲、爷爷、曾祖父叫什么、哪里人、当过什么官、干过什么事，得交代清楚了。这是啥意思？这是杨亿在抗议刘氏伪造履历啊。

所以，为刘皇后伪造履历的事情还有一个续集。六年后，也就是1018年，朝廷突然要重新安葬刘皇后的父亲刘通。这是要以官方主持的重大仪式，再次确认刘氏的显赫宗族。造假也要造得板上钉钉。

这就完了吗？没有。真宗不仅要把刘氏册封成皇后，与此同时，他还要进一步巩固她的位置，给她一个儿子。

正好，后宫里有一个李氏怀孕了，生下了一个男婴。真宗二话不说，就把孩子变成了刘氏的儿子，让刘氏负责养育，这就是后来的宋仁宗。那仁宗的亲生母亲李氏呢？什么名分都没有给，真宗压根就不承认这么个妃子。

这个故事后来在民间传来传去，变成了“狸猫换太子”，刘皇后就成了故事里的那个偷天换日，抢人孩子，迫害仁宗生母的大坏人“西宫娘娘”。这个当然不符合事实。顺便说一句，很多人管刘皇后叫“刘娥”，其实这个名字也是民间传说里才有的。我们在这里还是严谨一点，只能管她叫刘氏、刘皇后、刘太后，不能叫“刘娥”。

这个儿子的归属非常关键。后来，刘太后之所以能垂帘听政，最关键的是两个条件，一个是因为她是真宗的皇后，是先帝的正妻；另一个条件呢，是因为母凭子贵，她是仁宗的母亲啊，仁宗年龄很小，需要母亲的保护和帮助啊，所以刘太后才有了代替儿子处理天子事务的合法性。

说到这儿，你会不会觉得整个事情有点匪夷所思？这个刘氏，哥哥是假的，实际上是前夫；家世是假的，实际上压根就子虚乌有；儿子也是假的，实际上是别人生的。从头假到尾。而且，还不是她本人作假，整个戏码都是真宗皇帝亲自导演的。而且这个造假的过程，将近20年之久啊，从刘氏30多岁开始，一直到她50多岁。你听听这个岁数，你总不能说这是真宗皇帝被女色迷惑了吧？除了真爱，还有别的解释吗？

通过这个过程，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宋真宗这人性格的一个侧面：认定一件事，就持之以恒地努力，不用强，但是也不退缩，遇到阻力，就歇一会儿，换个姿势，继续前进，日拱一卒，直到达成目标。

宋真宗的品格

从刚才说的那两段里，你也听出来了：真宗皇帝这个人，在个性上的优点，是一旦确定了目标就持之以恒；但是也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习惯，就是为了目标，不惜造假。为了政治目标，在天书问题上造假；为了私人目标，在刘皇后的身份问题上造假。而且是瞒天过海几十年，始终如一搞造假。这一点，不符合任何时代的道德标准。所以，没什么可以替他辩解的。

但是，讲了这么多期宋真宗，看了那么多关于他的史料，很不好意思地说一句：我对这个人有感情了。我知道他身上那可贵的温暖的一面。而且这温暖的一面，也为皇帝这个抽象身份里面注入了一点新的东西。

皇帝该怎么做，有标准答案吗？没有啊。是一代代的、形形色色、活生生的人，坐到了那个位置上，每个人都被儒家的圣君理想牵引，也都被祖宗家法和现实条件限制，更被自己人性中的善恶念头影响，最后才变成了我们史书中记载的那一个一个的皇帝。每个人人格中闪光点，如果有的话，也都会或多或少地留在这个座位上，让“皇帝”这个抽象的概念变得更丰满一点，更具体一点，对后来者投射影响。

说回到宋真宗，他总体来说，是按照儒家的圣君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在关于他的史料里面，有很多体恤民间疾苦、虚心纳谏的故事，咱们一概不说了。因为那不是他独有的品格，其他皇帝很多也能做到。倒是有另外几个故事，值得我们一起来品一品。

话说有一次，朝廷要给一个将领封官，有关部门报上来的方案，是让他“领严州刺史”。严州就是今天杭州附近。请注意，这个“领”是什么意思？是“遥领”，就是名义上是那个地方的刺史，实际上并不去上班。你看，无关紧要的一件事嘛。但是真宗一看，说不行。为啥呢？他说出了一个理由：这个将领平时性格很严肃，管理部下也喜欢用严刑峻法。你们现在让他去遥领严州的刺史，他难免会多心，觉得朝廷这是讽刺他。何必呢？改一个吧。

你看看，皇帝每天大大小小那么多事，给一个武将封官，而且是封这种没有实质性的遥领职务，这个信息，一般人可能一眼就溜过去了，但真宗皇帝不仅注意到了这个细节，而且能够设身处地地体察别人的心理活动，而且也愿意关照这样的心理活动。你说这是什么品格？是细心？是善良？不仅如此啊，更重要的，是他有这份能够体察他人的同理心。

这对一个皇帝来说，太难了。皇帝是高居在所有人之上的角色，只有别人探察他的心思的份儿，他有什么必要体察别人的想法？但是宋真宗做到了。

再举一个例子：朝廷要编修《太宗实录》，这是个挺大的工程，需要搭一个班子，有人就推荐了前朝宰相李昉的儿子李宗谔。真宗一看就说不行，他不能参与。为啥？真宗说，李昉在太宗时候当过宰相，现在让他的儿子来参与修这一段的史书，你让他怎么写？修史，都是讲究秉笔直书的。如果李宗谔遇到什么李昉的问题，为他父亲遮掩，这不就影响了《太宗实录》的信誉吗？

当然，反过来这也是为李宗谔考虑：你只要参加了编纂，即使你是秉笔直书的，但是因为你是李昉的儿子，后世大家也会觉得你一定遮掩了什么，反而会影响李昉的形象。

真宗的意思很清楚，做一项人事安排，不要让人陷入这种左右为难，里外不是人的境地。与其让人尴尬，不如一开始就不让他参与。你看，这件小事也是在说明真宗皇帝对人的处境的那种细致入微的体察能力。

还有一个例子。它不太符合我们现代人的价值观，但还是值得玩味。

话说，有一个军官叫马翰，他报告朝廷说，在开封城里面有一伙贼，他愿意亲自出马去把这些贼捉拿归案。真宗一听，就跟宰相们说，这个马翰我知道。当年我在做开封府尹的时候，就听说这个马翰用捉贼的名义搞出了三桩祸害。第一件呢，他天天喊着要捉贼，城里的那些富户都怕他搞敲诈，所以要经常贿赂他。这是一害。第二呢，他确实也能捉到贼，每次拿到赃款，他都会上报一个数，这个数足以判处盗贼死刑就行了，这笔钱充公，剩下的，他就全部独吞了。这是第二害。还有，他经常养着十几个无赖，到处去搞侦查，扰民嘛，这是第三害。

这个分析很到位啊。有意思的是，真宗接下来说，嗨，他干的这些事还没有败露，现在也别罢免他。这样吧，以后在开封城里抓盗贼，就让开封府去做，别让马翰在里面搅合。

这个故事里，可以玩味的地方特别多。

首先，作为一个皇帝，一听说首都有盗贼，第一反应往往就是要除恶务尽啊，哪怕捉贼的人用的手段过分了一些，那也得先把贼抓了再说。但是真宗知道，只要朝廷急着捉贼，下面就会有人利用这一点谋私利。所谓“兴一利”必“有一害”，就是这个意思。他对事情的这两个面，都洞若观火。你看，他不是那种自以为掌握了一些简单的理念就可以治国安邦的人，他明白现实世界的复杂性。

另外，作为一个皇帝，听说有人贪赃枉法，难道不赶紧把这人抓起来，该判判，该杀杀吗？不，真宗说，这个人的事儿还没有暴露，也就是说现在还没有真凭实据，就不要动他。没准他还有一层意思：既然公开跟人说这个事，也是想有人把话传出去，让马翰听到。如果马翰能及时收手，那未尝不是给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啊。

作为现代人，真宗皇帝的这个做法，我们未必同意。但是，他作为当时最有权力的人，做事不图个简单、直接、痛快，而是能够从各个角度体察他人、谅解他人。既是一个有洞察力能看穿别人的小九九的人，同时又是一个愿意与人为善的人。这样的特征集于一身，而且还是个皇帝，这就更加难得了。

大宋朝的皇帝形形色色，各有缺点，但是，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特征，就是他们身上的戾气都不重。他们身为皇帝，手里握有最大的暴力机器，但是，在具体施政的过程中，对暴力则是能不用就不用。

这个特点，其实要追溯到宋太祖。赵匡胤虽然是个军人，打过仗、杀过人、造过反、篡过位，但是他这一辈子，得饶人处且饶人，能讲道理就不动手。有一次宋太祖赵匡胤问问宰相赵普：你说，这天下什么东西最大。赵普被问懵了，想了半天，太祖又追问：你说，天下什么东西最大？赵普被逼出来了一个答案，他说，“道理最大”。太祖一听，这个答案太棒了，对，天下道理最大。既然天下道理最大，那权力就不是最大的，皇帝就也要讲道理，就不能动不动就亮拳头。

从赵匡胤到宋真宗，三代皇帝基本都做到了这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