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滩与社区：上海首个世界遗产地的可持续路径

上海终于有了一处世界级遗产地。7月26日，第46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通过评审，以重大边界调整的形式，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的五处提名地列入遗产名录，上海崇明东滩正在其列。

这意味着，作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通道上的重要中途点、世界极少数仍处于发育过程中的河口潮滩湿地，崇明东滩所具有的超越国家界限的自然价值，以及当下恰当的保护和管理机制，均已获得世界认可。而申遗成功意味着更大的责任，未来更需以保护为前提，对遗产地进行妥善的可持续维护和管理。

2024年7月24日，崇明东滩保护区鸟类科普教育基地大门前。 王昀 图

本次世界遗产大会发布的第6届世界遗产地管理者宣言的主题是：“遗产与社区：世界遗产地可持续管理的包容性和有效路径”。“遗产与社区”可谓当前世界瞩目的议题。世界文化自然遗产的价值，既源于地理区位、气候条件、洋流路径等环境要素，也包含人类和其他生灵与之作用的方式，以及在此过程中积累的知识与经验。很大程度上，这些需依托在地社区活态维系。但支撑遗产的社区，也被时代浪潮所推动，需要在满足现代人的需求和延续传统之间寻求平衡。 士绅化或过度旅游，会使得文物古迹破坏或自然生境透支。而另一个极端是，以保护遗产的名义，管理者将周边社区生活的本地居民迁出，遗产难免成为孤立的奇观，即“孤岛化”。

作为超大城市上海的首个世界遗产地，崇明东滩保护区如何处理与所在社区的关系？对上海来说，如何使各方更好地支持东滩，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近日，澎湃研究所研究员走访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阿拉善SEE东海项目中心、世界自然基金会等长期驻地东滩周边的环境公益组织，致力于可持续时尚的崇明返乡能人，以及临近东滩保护区的驻村书记与村民后，思考如下：遗产地与所在社区之间要长期良性协同发展，还需被纳入更大的系统框架，让农产品的物质流、文旅的信息流等更顺畅地与生态要素匹配；在已有的保护工作基础上，应将大上海视为遗产地的腹地，以循环经济的理念和方法，充分调动社会和商业的力量，推进城乡共同可持续发展。

维系平衡与共益：自然遗产与周边社区

对在崇明长大的人来说，与自然共生的价值观，是耳濡目染而来。研究员第一次见到来自崇明的施怡，是一次自然教育分享会上。现场飞来一只小鸟，她拿出竹哨，与之唧唧啾啾地互动。这是向上海非遗“鸟哨”传承人老金学的，多年前用以捕捉野味，如今用于环志工作。而施怡在家乡开展的自然教育、创业支持乃至乡间骑行等活动，也离不开这类技巧和理念。

人们对自然的兴趣与日俱增，各地都有许多观鸟组织和团体。比如，这两年来，阿拉善SEE东海项目中心就在帮助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针对东滩保护区鸟类科普教育基地进行引导员讲解能力的培训，并搭建公众解说路线。

2023年9月，从东滩保护区鸟类科普教育基地中的科研宣教中心向外望。王昀 图

东滩保护区鸟类科普教育基地，作为该保护区日常宣教的重要场所，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时建立并一度开放，其后便因布展内容提升改造等原因而暂时关闭，直到2023年开放并接受个人预约。这背后得益于信息技术进步与工程设施的完善：此前崇明东滩生态修复项目，保护区基础设施有了较大提升，加上爱鸟意识和技防手段的应用，目前保护区非法偷猎狩猎的现象基本杜绝。上海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办公室主任贲前方测算，以基地当下接待能力，每日参访者的数量在两百余人较合适，但节假日会有千余人，接驳等方面的压力会凸显。

那么，游客若蜂拥而至，会影响候鸟栖息吗？目前，东滩保护区分为实验区、缓冲区和核心区。本次申报成功的世界自然遗产地实际处于核心区，完全被缓冲区包裹；而鸟类科普基地设在实验区，规划时便设想要承纳一定人类活动。数十年来，随着滩涂淤涨，适宜候鸟栖息的空间在向东延展；人们来到西边的鸟类科普基地游览，对鸟类的影响比规划时设想的影响会更小。由此，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下，基地内的建筑等设施，也可实现更大的公共效能。

自然生态的基底，限定着基地的接待能力。此处无法容纳太多人同时参访。比如，研究员2023年参加过东滩的净滩行动，大家用了一个下午，在堤坝上捡拾随洋流漂来的垃圾。因保护区不能排污，每个人需提前上好厕所——据知，通过绿化市容局，今年保护区协调到了移动厕所。而类似无法配置相应设施的情况还有很多。因为可能影响候鸟，参与活动的人不能大声喧哗，也不能穿颜色鲜艳的衣服，还需要把水瓶和包装垃圾都随身带好。这本身就是生态友好和自然教育。

2023年9月，东滩保护区鸟类科普教育基地开展的一次净滩捡拾活动。 王昀 图

反过来，东滩的鸟多了，会不会影响周边的生活和产业？近年来，随着东滩植被恢复、生物多样性增加，候鸟数量确实大幅增长。它们不仅停留在保护区中，也会飞到临近的农田里吃掉作物。实际上，这些作物本身，也是生物多样性的一部分，能让候鸟得到更好的补给。在离保护区最近的富圩村，研究员看到，田间还挂着保护鸟类的条幅。

不过，保护区周边的农业大户，是上实、光明等国资背景企业。虽有候鸟吃粮的难处，但企业仍从生态修复中获得了好处。比如，能够以可持续农业的方法进行生态种植，或开展农事体验，相关农产品也获得一定溢价。另外，企业的住宅产品，亦借助生态概念和候鸟来推广。总体上，这些企业坚持履行社会责任，同时也期待生态补偿机制。而更多周边村民着眼于服务业，比较欢迎鸟的到来，这能吸引更多亲子研学、团建、度假和观鸟的游客光临。甚至，较大的经济合作社，会专门给鸟留下些粮食供食用。就崇明的长远发展而言，吸引到更多候鸟，也可促进生物多样性，有助于“长三角农业硅谷”的打造。

2024年7月，崇明富圩村，田间挂着宣传保护鸟类的横幅。 王昀 图

从当下看，相关部门和社会组织也营造了更多场景，让人能从对鸟的保护中直接获益。比如，就前述讲解员培训工作来看，鸟有了更好的栖息环境，意味着人也能以此为基地，更深入地参与、就业和成长。阿拉善SEE东海项目中心区域代表谢明瑶提到，许多引导员是崇明本地的女性，她们既能陪伴老人和孩子，也能做一份致力于家乡的工作。其中还有人成长为项目管理人员。周边村子还有许多上岸的渔民，而巡护员、接驳车司机等岗位，能让他们尽己所能，与生态共益。在东滩鸟类科普基地之外，临近的富圩村等地，也建立了自然中心，既进行生态方面的创业就业培训，也能举办观鸟节、观鸟大赛等活动。

2024年7月，富圩村自然中心。这里曾经承接过许多与观鸟有关的活动。 王昀 图

2024年7月，富圩村自然中心，庭院内外。 王昀 图

另外，针对洋流带来的塑料垃圾，阿拉善SEE东海项目中心也在开展捡拾和再利用的项目。在东滩保护区的堤坝上，这些塑料被捡拾出来，在村里的中转站进行清洗和压缩，变成可利用的材料，然后运输到岛外并上链，形成可追溯的循环。其中离不开当地村民的参与，也孕育着潜在的创新可能。

社会力量衔接起更大的社区腹地

创新的本质是解决现有的难题。要拓展世界自然遗产的影响力，让相关项目和工作能够持续运转，还得打通循环经济的链条。

但上述从堤坝回收的材料，由于经过捡拾、清洗、分类等，成本不低，加上数量有限，难以扩展规模，制成品的单价也就水涨船高。这也是循环经济链条上普遍存在的一类堵点。

此前，申遗筹备过程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全球环境基金GEF，推进了保护迁飞鸟类的项目，帮助周边社区利用东滩保护区的作物回馈社区。在两年多时间里，大家探索下来，得到的方向之一是，要到更大的城市系统寻求支撑。

2024年7月，崇明富圩村，傍晚出门散步的人。 王昀 图

“新一代人普遍更关注环保。”黄佩佩说。她是崇明堡镇人，大学前在崇明度过，多年来在上海市区做艺术和设计的策划，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她发现，孩子格外喜欢故乡的生境，同时意识到，自己参与这个项目，正是反哺“善意的源头”。

经过调研，黄佩佩意识到，回收材料之所以贵，往往是网络搭建不够充分，小规模导致高成本。以下这些面向未来的工作，正是力图克服已有堵点，并在能够依托的脉络中逐步务实发展。

首先，以匹配当地资源的手工艺，连接更多禀赋相似的地区。芦苇是崇明本地最常见的植物。人们每年进行芦苇轮割，把芦苇的根留在地里降解，使作物来年长得更好。而芦花鞋是崇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出现在小学四年级语文课本中，许多孩子都有印象。但芦苇杆所做的鞋子太硬，过去多为下田时穿，并不符合当代人的需求。黄佩佩等人发起的“芦花鞋再造计划”，让不同地方的非遗交流起来，尝试以芦花鞋的鞋面，连接嘉定黄草的草编鞋底，并衬以崇明土布。这类工作也生发了更多手工艺的学习和传播，手工本身便是舒缓压力的方式，相比之下，成品能否在城市中穿着，或许已不那么重要。

“芦花鞋再造计划”中的一件成品。图片由黄佩佩提供。

2024年7月，富圩村自然中心，一只芦苇编织的螃蟹。 王昀 图

与之类似，一些针对青少年的自然教育和美育课程，也引入了芦苇，用从自然中得到的材料，讲述心目中的自然。另外，这些芦苇及其制品，还进入了陆家嘴商场的中庭，成为生态主题艺术展览的一部分。这些就是手工和实物的连接。

其次，与上海市中心的创意阶层、消费群体等相连接，激发更多创造力。前面提到，崇明的民宿主、营地主理人、创业青年等，乐于以生态自然的主题吸引客源。为其赋能的就业培训，也提供了鸟类、手工和自然科普等内容，比如结合鸟类形象进行芦苇搭建。这样就可以为游客安排动静结合的一天行程，比如上午观鸟，下午手工。

上海市中心还有诸多文创类企业，借助崇明东滩的材料与工艺，结合现代设计和技术，亦可有诸多共创的机遇，由此激发可持续理念的创意产业。黄佩佩举例说到，一位装置设计师李朝阳，运用芦苇板材，搭建了一组既是花箱也是座椅的“椅靠”装置，刷上防水漆之后，便安置在黄浦区百年历史的泰山公寓社区花园。这类工作让市中心和东滩遗产地通过观念和创意连接。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是着眼于完全回归自然的新材料和技术，以解决后端规模化回收难题。这也是循环经济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因应自然遗产地周边乡村的需求，黄佩佩在该项目中，邀请工业设计师以芦苇为主要材料，配合必要的金属等，设计并制作出若干适用于民宿、几乎可完全回归环境的家居产品。如门帘、吊灯等。同时寻找到山东专长制作芦苇产品的供应商，以确保设计落地且定价适中。在小范围试用之后，倘若效果不错，或可走向商业化。

更彻底的一种做法，是开发新的材料。这个项目中，就研发了一种芦苇砖，可以用来搭建城市家具。这正与大型企业运用稻壳纤维等方向一致。而这类生态材料也可以结合再生材料，满足新的应用需求。这方面需要在应用场景中探索和示范。实际上，基于这类工作的上下游特性，甚至可以在崇明的交通枢纽附近，构建一个循环经济的创意街区。而崇明生态岛上正在开发和更新的小区，也是应用这类新材料的绝佳场景。英国伦敦贝丁顿零碳社区的模式和经验亦可借鉴。

本文向以下师友致谢（以姓名首字母排序）：

杜欢政 同济大学特聘教授、生态文明与循环经济研究所所长

郝利琼 爱芬环保联合创始人

李蔚 自然萌创始人

钱伯金 上海市林学会理事长、上海自然教育学校校长

姚望 阿拉善SEE东海项目中心区域代表，崇明东滩项目现场协调员

张翔 阿拉善SEE东海项目中心秘书长

张君瑛 东滩建设集团企业发展部经理 驻富圩村第一书记

诸大建 同济大学特聘教授、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上海可持续发展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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