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痔生存十五年：一个女孩的孤独与被爱

文 | 苏籽

编辑 | 刘成硕

蒋宜钧耳畔仿佛“叮”的一声，她伸长脖子、凝神屏息：臀下传来不祥之感——十多年的痔疮大兄弟再次久违地提示了它的存在。

疼。一开始蒋宜钧还打算无视，但是仿佛大树下的蚁穴崩溃了，痛感顺着树干慌乱地往上爬，刚开始一丝一缕，接着三五成群，最后乌泱泱直捣中庭。

蒋宜钧坐不住了，从药箱里翻出马应龙痔疮膏又冲进厕所，借着药膏的润滑试图把“大门”外探出来的那个不祥的小脑袋送回去——和痔疮大兄弟相伴十多年，彼此的脾性都已了解：“发露肉珠、突出一枚”，塞回去便是，出两天血也就自己好了，闹不上天去。

但这次，情况似乎不大对劲了。

正式结识痔疮大兄

蒋宜钧今年31岁，有确诊记录以来的痔疮史15年，并且已经动过两回刀。

她14岁就生了痔疮，缘于不良生活习惯。生长在离异家庭，初中学校离家远，12岁时父亲给她申报了住校，因为生活上缺乏照顾，日子过得一塌糊涂。

初中在蒋宜钧脑海里留下的只有恐怖的场景，比如因为舍友们都不愿意打扫卫生，她坐在满地的香蕉皮、卫生纸和臭鞋中间赶下午要交的地理作业，饭也没时间吃，边写边哭。父亲来看她，拿起扫把一边扫地一边大发脾气；比如她患重感冒高烧不退，咬牙强撑，最后连床都起不来，只能让舍友去公共电话亭帮自己打电话回家求救（那时手机还没普及）。父亲匆忙赶到学校，发现女儿睡在一堆白花花的鼻涕纸下面，一摸脸是滚烫的，枕头却凉湿湿的——浸的全是眼泪和清鼻涕；比如月经初潮沾了一裤子，蒋宜钧却因为异于常人的脑回路，觉得“别人又不知道这是什么，问我就说不小心坐到了巧克力上”，居然淡定地带着一屁股斑驳的色块走来走去；比如因为课业压力太大没时间洗衣服，蒋宜钧曾经创造过内裤正着穿三天反过来再穿三天的历史……

由父亲一手带大的女孩，从12岁起磕磕绊绊地在阴暗潮湿的中学宿舍里学习独立生存，被赠予了沙眼、湿疹、胃病……所以，当父亲发现蒋宜钧在学校一周才解一次大便时，已经有点晚了——有天他中午去探望，遍寻女儿不得，舍友说上厕所去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她啊，一周上一次大号，每次上一个小时。”

父亲吓了一跳，堵在厕所门口把蒋宜钧训了一顿，但长期不良的排便习惯已经造成了严重的便秘，带来了不可逆的后果——洗澡时，她偶尔能摸到肛门口探出了某位“不速之客”的脑袋，但她害怕，没有告诉任何人。

直到高二，肛门内外的不速之客开始扩张地盘，并以自我爆破的方式宣誓主权。某天如厕，突然喷射的一便池殷红吓得蒋宜钧魂飞魄散，她觉得自己大概是要死了。那是种从天而降、她完全担负不起的恐惧，于是她飞奔下楼拨通电话，把悲惨的命运甩给电话那头的父亲——就像每一次闯祸、每一次崩溃、每一次要被繁重的学业碾碎时那样。

父亲第二天就带她去了肛肠科，也是从那天起，她正式结识了痔疮大兄弟并学习与之和睦相处的规则。医生说她是他诊断的病人里最小的一个。“才十六七岁，怎么就长了痔疮？”父亲一脸懊恼，开始不合时宜地抖落女儿一周拉一次大便的糗事，这让蒋宜钧有些恼火——迄今为止只有十六七岁的人生里，太多事情都需要她自己面对，从没有人告诉，谁又能天生知道答案呢？

她望着那个十几年来同样磕磕绊绊学习照顾自己的中年男人——他给她做饭、洗衣、买卫生巾，做父亲的事也做母亲的事，勉力维持家庭生活的平衡，却还是出现了纰漏——那纰漏如今在她身上留下了印记，埋下了痛苦的种子。她想埋怨、发脾气，却又发现对谁都恨不起来。

所有人都爱我但事实上没有人爱我

持续疼痛的第二天，蒋宜钧开始有些坐立不安。痔疮膏已经没用了，再往下就得去医院。

蒋宜钧不想去医院。她在线咨询了一位医生，传过去照片，对方说不是外痔的问题，得去门诊排除肛周脓肿和肛裂。蒋宜钧万念俱灰：这一去，很有可能又要动手术了——三十年人生中的第三场痔疮手术。

第一次因为痔疮大兄弟躺上手术台，是在参加工作第二年的夏天。那时蒋宜钧在离家千里之外的一个小城做电视台记者，值夜班时跑热线，跟着摄像师奔赴火场——一栋小楼被烧得只剩下黑色的骨架，消防员拖着长蛇一样的水管四处奔跑，空气中都是焦糊味。蒋宜钧攥着笔记本和话筒穿行在消防车中间，试图抓住一两个目击者，可就在这时，她感到胯下一片异样的冰凉，似乎有液体顺着大腿内侧蜿蜒流淌。

“我尿裤子了？”她心下一惊，借着夜色的掩护悄悄把手伸入后腰，待拿出来看，原来不是尿，是血。眩晕了几秒钟，蒋宜钧决定先忍耐一下——在一种不可言说的恐惧中，她强撑着采完了火灾新闻，黑夜掩护了她的自尊，但回到台里冲进厕所发现半条牛仔裤都被染红时，蒋宜钧吓哭了。

没有犹豫，蒋宜钧拨通了父亲的电话——就像中学时那样。就算她已经二十多岁，有一个男朋友，有份体面的工作，这样情急的时刻她还是习惯性地依赖父亲，好像无论扔个什么样的难题过去，父亲总能给出解决方案。

可这次父亲却在电话那头叹气，提醒她这还是中学时代那个痔疮，过了这么些年可能复发了，需要及时寻求医生的帮助。“你已经是大姑娘了，要学会照顾自己。”——这一刻，蒋宜钧突然意识到某些事发生了变化：父亲远在1500公里之外，继母刚刚生下弟弟，而自己是离巢的燕子，不能再在雷雨夜惊慌地回到父亲的羽翼之下。从今往后，恐怕是要靠自己了。

第二天，蒋宜钧去全市最好的中心医院接收了医生的“判决书”：重度内外混合痔，需要立即手术，并且还得分成两次做，这让蒋宜钧头皮发麻：电视台的工作压力大、节奏快、人手稀缺，自己是刚进台的新记者——“小社会”里的最底层劳动力，请两周以上的长假一定会招来许多白眼，更可怕的是同事们对疾病的好奇和议论：繁荣宁静的小城生活没有太多新鲜事，记者们其实是一堆无聊的聪明人，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在他们中间发酵开来，转化为走廊上意味深长的注视和办公室里猥琐的笑声。更何况，蒋宜钧摊上的问题，还正位于不折不扣的“下半身”……

迫于请假的压力，蒋宜钧曾试着再拖一段时间，但痔疮大兄弟却不配合。自那晚之后，只要她站久了或走路多了，痔疮就会毫无征兆地破裂——它也不疼，就是静静地流血，无休无止地流血。一开始蒋宜钧没有习惯这样的相处，常常被打个措手不及。有一次报道大型体育赛事，她穿了一条白裤子，出镜出到一半突然神色大变，开始结结巴巴，不得不一遍遍重来。搭档的摄影记者怒目相向，情急之下蒋宜钧脱下外套系在腰间，挡住了臀部的一片殷红，才勉为其难地做完了口播。

后来蒋宜钧学会了每天都使用卫生巾、穿深色裤子，但还是经常狼狈不堪。有天去海边采访，刚抵达没多久痔疮就破了。下身像开了水龙头，血很快灌满卫生巾又溢了出来，可附近连个洗手间都找不到。

采访还得继续。冬泳的人们欢呼着跃进海水中，蒋宜钧的内心天崩地裂。回去的路上，她缩到采访车最后一排，悄悄把采访本垫在身下——直到现在她还保留着那个本子，上面的一个大血屁股印已经变成深褐色，提示着不堪的过去。

蒋宜钧回想，如果当时再优柔寡断地拖几星期，自己搞不好会贫血而亡，但如果时光倒流，这恼人的懦弱恐怕还是摆脱不了。23岁真是人生的断裂带——一个名义上的成年人，刚出校门进入社会，是职场忍辱负重的新人；家庭的庇护也失去了，父亲放手，丈夫却还没有登场，一个异地恋的男朋友填补不了任何空虚。在这个时候与痔疮大兄弟狭路相逢，蒋宜钧感到了深刻的孤独——“所有人都爱我但事实上没有人爱我”的那种孤独。

亲情债

有了7年前的教训，这一次发作，蒋宜钧不再做垂死挣扎。

在学校附属医院，忽略不合时宜的羞耻感，像野兽一样四足着地趴在诊断床上，撅起屁股将最隐私的部位对准探照灯，是一名资深“痔友”的基本素养。

姓李的男医生戴上指套开始检查，蒋宜钧猝不及防地大叫起来，把医生也吓了一跳——前所未有的疼痛，就像有只土拨鼠在肠子里打洞。医生摘下指套说，今天下午就去办住院，明天就手术。

蒋宜钧明白这次摊上大事了，但她提上裤子央求道：“能不能缓一缓，到下周？”她别无选择——这一次，她下定决心瞒着家里人，只和新婚一年的老公一起把这件事摆平，不要像七年前一样再欠下许多“亲情债”。

七年前由痔疮大兄弟引发的不堪局面，最后是被母亲终结的——那个离婚后在蒋宜钧成长岁月里长期缺席的母亲，在她成年之后加倍努力地想要融入她的世界，所以几乎在得到消息的当天就开始着手干预治疗——而母亲又的确能干，身在香港的她，一天之内仅凭搜索引擎和电话就迅速联系好蒋宜钧所在城市的医院，匆匆抵达时，包里还分门别类地装着给蒋宜钧上司们的礼物。

紧接着男朋友的妈妈也来了——这个身高不到一米五的小老太太，把幺儿的女朋友当亲闺女一样疼，一听见“手术”两个字，执意要坐十几个小时的硬座从湖北农村赶来照顾，为此不惜撇下了刚学会走路的大孙子。

两个妈妈接管了蒋宜钧的生活，打点了术前术后的一切。她们督促蒋宜钧十点睡六点起，变着花样做一日三餐，把地板擦得反光，连水池缝里的老油垢都剔了个干净；她们排号、开化验单、铺床、看点滴、倒尿袋，做好蒋宜钧想吃的饭喂到她嘴边。蒋宜钧有点惶恐地接受前23年人生中从未有过的密集关爱，痊愈得很快，甚至不记得疼过。

“这里的大夫并没有说你要做两次手术。你上次去看的中心医院的大夫该不会是庸医吧。”做完手术回到病房，母亲得意地说，“看吧，有些事你自己还是不行。”

蒋宜钧不知如何回答，正如她还没学会如何跟母亲相处——要疏远似乎不妥，要亲密也十分尴尬。母亲的付出让她有欠债感，母亲的强大又让她觉得自己加倍地没用。漂亮、强势的母亲，讲话大声会来事儿，走在哪里都有色彩流泻在她身上，将她从灰扑扑的人群里凸显出来，有她在万事不愁，只需要老老实实跟在后面就行。但蒋宜钧仍然不习惯这种被笼罩的感觉，显得自己像是一个巨型儿童、一个附属品。

不过她也承认的确有自己搞不定、只有母亲能做的事——手术前母亲去了趟主刀医生办公室，回来朝蒋宜钧使了个眼色，悄悄说：“我把东西塞给他，他一边推辞，一边把白大褂这样一敞，我就顺势塞他外套口袋里了。”

陆大夫

幸好现在这些“高深莫测”、让蒋宜钧拙于应付的事不再是必须的了——在这家全北京乃至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她甚至连个塞红包的机会都找不到。

 “我在北京没有家，我是来读书的，家属在外地。”蒋宜钧向李医生解释需要一星期准备手术的原因，几乎立刻获得了李医生的同情。这种亲近随和，和七年前的主刀大夫很不一样。

七年前的大夫姓陆，小个子，偏分头，脸上总因踌躇满志而泛着红光——在四线小城的人民医院肛肠科他是“顶梁柱”，走到哪身后都拥着一帮护士和学生，光是医院网站简介里挂的头衔就有六七个。

“这个陆大夫，小小一个，跳来跳去的，能豆子似的。”母亲笑着说。

蒋宜钧记得第一次检查之后，陆大夫拿着根小棍点着墙上的痔疮分级示意图：“看见了吗？这是1期，单纯的便血，也不疼也不怎么；到了2期这个痔就脱出来了，不过还能自动回到肛门里面去；这是3期，痔脱出来自己回不去，要用手塞回肛门里；4期这是最严重的，手塞也塞不回去了。”

接着小棍子回到了3期那个血肉模糊的肛门上。“这就是你的肛门，而且正在朝着4期发展。如果最严重的是‘皇帝级别’，你都已经‘皇后级别’了，知道吗？”陆大夫像教育小学生一样看着蒋宜钧，身量不高并不妨碍他浑身上下透出威严。

手术前一天，陆大夫到病房看了蒋宜钧一次，本来只是例行公事，没想到竟和母亲唠起了家常。中间他出去了一下，不一会儿又回来，嘱咐了几句话，手上却悄悄地往蒋宜钧枕头底下塞了什么，然后立刻转身离开。母亲眼疾手快，扒开枕头一看——正是前天送出去的那个红包，她一把捞起飞身追了出去。

蒋宜钧看在眼里，觉得事情不但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甚至开始有些不可理解——头一回她有点庆幸母亲在身边打点一切。要是换了自己，真不知该从哪里开始，更不知在何处打住。

“送出去的东西怎好再拿回来？”母亲回来时说。

不知是母亲的“情感笼络”还是那个红包起了作用，整个治疗过程中陆大夫对蒋宜钧关怀备至，不光有问必答、发短信必回，上麻醉时还允许吓得魂飞魄散的蒋宜钧抓住自己的手，术后每周换药也总是笑脸相迎。

只是，几个月后事情又开始变得不可理解起来：已经痊愈并恢复工作、不再需要每周去换药室报到的蒋宜钧，收到了陆大夫约见面吃饭的短信。他的语气柔婉亲昵，已经跨过了医患的边界——至少看上去完全不像那个拿着小棍点着“皇后肛门”的人。

蒋宜钧头两次硬着头皮以加班、出差搪塞了过去，但陆大夫执着地邀请了第三次、第四次，她实在无法拒绝了。母亲说，要不就去跟他吃顿饭，看看他想干什么——说不定人家真有事呢。

于是在夏天降临的某一晚，蒋宜钧特地套了件幼稚、肥大的米老鼠帽衫，把头发胡乱一扎，戴上框架眼镜，不施粉黛地出门赴约了。在不清楚陆大夫动机之前，她想以遮蔽女性所有长处的方式，提醒对方注意身份与年龄的界限。好在那晚陆大夫并没有什么僭越之举——令人费解的是也没说什么正经事。他开车带蒋宜钧去吃了牛排，跟她聊自己的进修经历和上大学时的“英雄壮举”，席间谈笑风生，又在十点之前应她的要求将她送回了家。

其后数年中，蒋宜钧每每忆起那晚，总要将场景从头到尾捋一遍，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哪里漏掉了需要捅破的一层窗户纸——这顿饭是她和陆大夫关系的转折点，从那以后，陆大夫再也没有联络过她，也不回复她客气答谢的短信，就像一颗沉入湖底的石子，“咚”地响了一声之后，敛去了所有波纹。

这回就连母亲也不明白了。“是不是你想多了，人家只想交个朋友啊？难道他看上你了？但是你长得也不好看呀。而且他比你大了快二十岁，有老婆，女儿都十几岁了，你又是记者，他难道不怕么。”母亲连珠炮似的自语，末了惊呼：“莫非他看上的是我？想通过你来接近我吗？”

蒋宜钧为母亲惊世骇俗的自信感到哭笑不得，但又觉得世间万事也不必都弄个明白，有些人也许仅仅就是擦肩而过而已。

直到又过了几个月后的某天晚上，她从马桶上起身，再次看到了一池惊悚的鲜红。惊慌中她拨了久未联络的陆医生的电话，对方接了，冷冷地说，那你明天再来检查一下吧。

复发

又回到那个熟悉的检查室，坐诊的人却换了一张脸。蒋宜钧试图释放一个“我们还像从前一样”的笑容，却被陆大夫迅速垂下的眼皮和冰冷的表情挡了回来。

诊断结果是外痔破裂，需要剥除。

“那上次做的是什么？”

“上次做的是内痔的PPH手术，现在你外痔又复发了。”陆大夫的脸上已经写满了不耐烦。

没办法，只好再请假、体检、办住院手续。母亲和“婆婆”都说要再来，蒋宜钧拒绝了。持续给别人带来麻烦，她承受不了。

蒋宜钧希望在邻市工作的男朋友来照顾，哪怕一次也好，可男友不来，说是新换了单位不好请假。无奈之下，男友赋闲在家的妹妹和堂妹赶来担起了重任。

这是医院里罕见的组合——一个灰头土脸的病患蒋宜钧和两个比自己还年轻的、没有血缘关系的女孩一起，被安排进了走廊尽头的病房。

蒋宜钧已经预感到这次可能不会太好过，她只想把住院这7天赶紧熬过去，但没想到切外痔比切内痔更疼——千万倍的疼，顺着点滴进入血管的镇痛药效力微弱，如蛛丝裹体不可敌暴寒。每到下午五点钟蒋宜钧都会进入疼痛巅峰：在一层绵长的疼痛底色之上，肛门括约肌因受创而规律地收缩，带来阵阵剧痛，她必须调集全部意识相对抗。挣扎全无效果，不管换什么姿势都没用。

她只好假设自己是砧板上的一块死鱼肉，任凭痛苦以肛门为靶心放射状贯穿全身。她不能看、不能听，脑袋不能处理任何信息，连病房一角吊着的电视里传来的广告声也让她不胜其烦。有天实在疼得太厉害，她发现拿头撞墙可以分散注意力，就咚咚咚地撞得欢。妹妹吓坏了，跑去叫人，陆大夫匆匆赶来看了一下，让妹妹去医院外的药店买镇痛药。

最让她崩溃的是，当这段时间熬过去，她满身大汗地想吃点什么补充体力时，堂妹会把饭缸推到她眼前：米饭、炒空心菜和大骨头汤——连续一周，14顿一模一样的米饭、炒空心菜和大骨头汤。

但她不能挑剔，不管照顾成什么样，她都必须感谢两个妹妹抛下自己的生活来到这里。毕竟素昧平生，谁也没有欠谁的。

出院时，躺了一整周的蒋宜钧体重掉了4斤，她才发现原来疼痛也能消耗脂肪。

新婚丈夫

人过三十，痔疮大兄弟也欺软怕硬，露出了獠牙：流血和疼，它两头都要占。

等待手术这一周过得只能用“生不如死”来形容：每天早上起床上大号，她都觉得自己拉的是玻璃碴子——那些尖锐的棱角游经肛管时便拉开一道口子，紫红色的血水淋下来，疼得她必须抱着膝盖、颤抖着，有时还要用额头抵着卫生间的门才能完成整道程序。

起身回房之后她要清洗肛门，再极小心地把露出的部分塞回去。动作一定要缓，因为有一个临界点，像是大便往外运行时牵出了从肠道深处来的一段皮肉，夹在了肛门附近，往里推时会突然一下子弹回去，疼得她整个人不由自主地一哆嗦，有时甚至站立不稳撞到墙上。

“痔疮手动复位”之后上栓剂，疼痛稍减，但下身还在肿胀。接下来六个小时她不能站或坐，甚至不能做任何耗费心力的工作，只能趴在床上等待消肿，凑合睡一晚，然后次日一切重头再来。她倒数着老公大非来京的日子，最后两天实在撑不住了，干脆不再吃饭——这样也就没什么可拉。

大非从出租车里钻出来的时候，蒋宜钧的心咯噔了一下子：小半年不见他又胖了一圈；面色发黑，好像几天没睡觉似的；头发也好像很久没洗了，一绺绺地粘在大宽脑门上。

十一月的北京还不太冷，但打江南来的大非却惜命，怕感冒，里三层外三层地套了最厚的御寒衣物，热了又不晓得脱，在火车上已经从里到外汗透了。

天呐，我就靠这个人，行吗？结婚一年多，蒋宜钧头一回意识到虽然伴侣都叫“丈夫”，但顶着这个称呼的人却千差万别——而摊到自己头上的这个，在眼下这种时刻竟让她如此心虚。

两人大包小包地赶到住院部报到那天，遇见了另两位病友。三个女人，三个丈夫，来自三个省市，因为一个共同点被锁定了短暂的缘分——那个共同点就简洁醒目地贴在每个人床头上：痔。

医院里是无所谓隐私的。头一天做术前准备，实习医生拿着资料表来病房挨个盘查病史，其他人就竖着耳朵听：50多岁的罗大姐有严重的内痔，不出血，但经常脱出，之前还能用手塞回去，可现在“说啥也不回去了，走道儿磨着疼。”40多岁的林女士内外痔都有，从不疼，但每天大便淅淅沥沥地出血，眼看就要把她掏空了：“我验血的指标显示我都开始贫血了，不做不行了。”而蒋宜钧的情况最严重：术前检查已经发现她不但有严重的内外痔，还有肛裂——正是肛裂让她每天受一次“刺穿刑”。

手术也考验丈夫：罗大姐的老公不紧不慢地帮妻子理完物品、做完检查，就抄着手坐在角落里打盹。林女士的老公仍在忙前忙后，不断琢磨妻子还需要添点什么。而大非则像个没头苍蝇一样乱撞：一开始他想躺在蒋宜钧的病床上补个觉，很快被护士发现赶了起来；他又想趴床边睡，却怎么也睡不着。中间医院食堂来统计订饭，大非掏出钱包发现只有17块，又到处打听哪里有取款机。

“你千里迢迢来照顾病人，只带17块钱啊？”蒋宜钧简直有点想笑。她目光扫过病房里的三个丈夫，仿佛看到了男人的进化史。大非应该还处在见习期吧，她想。可就算这样，有他在还是要比六年前要安心——丈夫是法律规定要与她风雨同舟的人，建立在契约之上的亲情比建立在血缘之上的更让她轻松坦然。

难的是这种风雨同舟的缘分本身。6年前的男友，在她出院后不久就和她分手了，两人读大学时就在一起，本已谈婚论嫁并联名买好了房子，最后也匆匆卖掉。这个悲剧的结局大概从他在病床前缺位就已经埋下了种子。鸡汤文里说“医院的病床才知道谁爱你”，蒋宜钧认为，所言不虚。

不过，等到手术室三道大门一关，连丈夫也成了“身外人”。在手术台上，一切都只能自己面对。

脊椎麻醉要求病人脱光衣服侧卧，最多只能用病号服上衣盖住胸脯和肚子。蒋宜钧在一屋子医护人员中间、在手术灯的高光中迟疑地解扣子，没有人直视她，但解一颗扣子仿佛要用一个世纪。30年社会化积累下来的身份、修养、性别意识被一层层剥去，一个人来到这里，得被剥得只剩一个核儿、一具原初带来世间的肉体，这对她来说很难。

但偏偏躺下许久麻醉师也没来。人们走来走去，有凉飕飕的风从四面八方吹来，恐慌和尴尬相继发作。她很想抓点什么遮住自己，或者咬住点什么，好让意志力有个支点。这种心理的挣扎如同雷鸣，干扰视听，而医生护士处置方案是将她“非人化”。无视患者的人格，只把他们当做零件损坏、需要修复的机器，这样就不存在所谓“裸露” “私处” “怜悯”，连同一系列不必要的情感负担。他们彼此交谈，欢快地聊孩子、聊买房，却不看蒋宜钧，不跟她说一句话，仿佛默认一部机器并没有人生。

蒋宜钧害怕极了，她像七年前一样哀求一位经过眼前的护士：“待会打麻药，我能握一下你的手吗？”护士想都没想：“不行。”

好在麻醉师终于来了，轻声交代了几句，手指开始像小猫的爪子一样在她脊椎上按来按去，不一会儿一股暖流就从腰际下行，所到之处百病全消、世界和平。

“再见了呀大兄弟。”折磨她十天有余、仍在肿胀的肛门被暖流包围失去知觉的瞬间，她在心里默默道了个别。

医生们把她翻过来向下趴着，在她的“命门”上忙碌起来。很快她就闻见了肉烧焦的味道。

“糊了……是我的肉吗？”

“不是你的肉是谁的肉啊，姑娘啊。”是李医生的声音，之后他就不许她再出声。

风还在从四面八方吹来，甚至有点舒适，她像鸿蒙初辟时神创造的一具半成品，趴在荒野大泽的中央，等待着无痛的新生。李医生术前来查看时说内外痔和肛裂会一次性解决，现在不知进展到哪里了，她慢慢合上了眼睛。可这时手术却已经做完了。

被推出门时，蒋宜钧发自肺腑地说了句“谢谢医生，谢谢护士。”但被口罩和头套遮蔽、只露出眼睛的人们各自忙着手上的动作，似乎什么也没听见。

新的困难

考验在手术后才正式开始。

肛门实在是很棘手的一个部位。有了创伤，不像其它地方的伤口可以用纱布包裹，在无菌状态下静静长好——因为每天都要接受粪便的洗礼，肛门的切口不能缝、只能敞在那里，一次次污染、一次次撕裂，自然长得很慢。但偏偏肛周皮肤痛觉神经非常丰富，折磨可想而知。

医院的照料在术后隔天就结束了——床位紧张，抗生素打完，患者就要回去自己休养。李医生和护士各自叮嘱了一大堆注意事项，无非是每天多坐浴、便后清洗、换药，保持相对清洁。“在北京没有家”的她，和大非在快捷酒店订了个房间，每天房费400多元，带一个向阳的窗户，床旁边就是卫生间，她觉得这就够了，接下来只要像避世的高人一样在这个“洞穴”里闭关几天，再出来就又是一条好汉。

但她显然过于乐观了。

在这个临时避难所里的第一次排便她就遭了罪——她忘了拉完要立刻温水坐浴，起身后被突如其来的疼痛击倒，勉强走了几步，倒在床上抽搐嚎叫起来。大非慌乱无措，只能伸出手给她握着，眼睁睁看着她滚来滚去，掐得指节发白，指甲陷进皮肉。

医院开的止疼药还剩五颗，迫不得已又吃了一颗。十分钟后，钻心的疼痛渐渐平息，身上浮泛起一层虚汗，蒋宜钧这才恍惚觉得自己现在这个样子是不是有点惨。

而命运给她安排了新的困难：绵延无尽的便意。

蒋宜钧从不知道，拉屎这事儿还能上瘾。拉完了起身没一分钟就又想回到马桶上去,每次还确乎都能拉出小指长的一点点，有时伴着一股血水。但如此一来，伤口就又污染一遍，又要重新清洗、坐浴，人也要重新撕裂一回。

术后第六天最为恐怖，蒋宜钧拉了九次，时而便秘，时而腹泻。夜里狂暴的水肿不期而至，撑得她在黑暗里瞪大了眼睛。在大非酣眠的呼吸声里，她感到千军万马从肠道里向外冲杀，全部堵在薄薄的肛门口、堵得皮肤上青筋暴起，好像马上就要向外喷射，但真去了卫生间又并没有什么可拉。至此她才知道，世上除了疼和痒之外，竟然还有这种极致的感受——胀。它是一种又闷又钝，从内向外扩张的力量，剥夺人的意志、绞杀人的幸福感却毫不手软。

止痛药已经吃完。蒋宜钧无法安宁。她翻滚，喘息，站起来又趴下，一次次冲向马桶。她极度疲劳，却找不到一个可以维持一分钟以上、让她得以喘息的姿势，这时方知肛门才是真正的“人中”：左右之中、上下之中，此地失守，就再无任何平衡稳定的可能。

迄今为止的体验，对蒋宜钧来说都是全新的——全新的痛苦，全新的恐惧。她不明白为什么同一种疾病，不同医院的处置和术后的反应竟会完全不同，致使她七年前受苦得来的经验全无用处。挨到清晨，蒋宜钧不得不扶着大非回到了医院。门诊的大夫查看了伤口，说肿得厉害，但也是正常现象，“术后一周正是最难受的时候，伤口水肿刺激肛周，产生总是想大便的感觉，之后会好的。”他为蒋宜钧清理了伤口、开了新的止痛药，嘱咐蒋宜钧“回去吃了药好好睡觉。”这句话仿佛击中了莫大的委屈，让她在诊室里就哭了起来。

但回去之后，她又开始亢奋。从肿胀里挣脱、有止痛药加持的白天似乎有恃无恐，让她忘记自己已经几天没能睡个踏实觉，忘记就在昨夜还觉得人间不值得、想要从窗户跳下去。她甚至有力气逗一下大非了——这个孩子气的丈夫，在陪床这几天似乎有所成长，他不再抱怨蒋宜钧好得太慢、嚷嚷着要回去上班，而是开始能够察言观色，在蒋宜钧冲进厕所时立刻给她泡好坐浴的药水；也能暂时放下手上的工作，“屈尊”给妻子清洗血渍斑斑的睡裤……

大非洗的睡裤质量堪忧，晾干之后屁股上还挂着两大块黄色

就算是一个“见习期”的男人，也得有机会让他锻炼、长大呀，蒋宜钧想。前几天她自觉非常脆弱，肛门括约肌频繁收缩，每次都疼得一抽搐，连大非的目光都让她觉得有压力，他看她一眼，就诱发一次肛缩。而现在超越了疼痛，人的属性才逐渐回来了——她突然萌生了和大非相依为命的感觉，乃至于心生爱怜，就把他硕大的脑袋扳过来，在额头上印一个吻。

打破病耻感

在宾馆躺到第七天，一切都超出了蒋宜钧的预料，包括痛苦的程度和复原的缓慢。等稍微好一点、能坐起身，她就扒出日程表翻出手机，把工作一项项推迟、取消。

解释原因时，她从不讳言“刚做了痔疮手术，伤口肿胀，目前不能站立”。15年病史把她变成了一个“脸皮很厚”的人——关于这个病，不再有什么顾忌和多余的羞耻心。

七年前，她不敢告诉同事自己得了什么病，也拒绝他们探望，逼不得已就说自己做的是直肠手术。肛门和肠子都连在一起，她想，这也不算撒谎。虽然她也困惑，为什么明明连在一起，“直肠手术”就比“割痔疮”听起来更端庄、更不那么引人遐想。但消息还是不胫而走。在她手术休养进入尾声的时候，主任打电话让她务必来参加部门的聚餐。蒋宜钧不敢推辞，硬着头皮去了，一进门就撞上从两张大圆桌四周齐齐射来的目光，倒吸了口凉气。没人问她生病的事，但每个人脸上都是了然又不欲说破的表情。后来她回想这一幕，觉得在大家眼中，自己的脸可能如雨后枯木长蘑菇那样生出了一朵肛门。

吃到一半，有人还是憋不住了。隔壁桌传来一位女编辑细如蚊蚋却穿透力十足的嗓音：“……她菊花都爆了……”一桌人一阵大笑。蒋宜钧低下头，狠狠咬着碗里的卤猪蹄，满面通红，装聋作哑。

但现在的她却很坦然：肛门也是一个人体器官，坏了就要修；屎尿屁也没什么大惊小怪，都是自然能量循环的产物。在肉体的安泰面前，这些都算什么啊。人只有哪里都不疼才能论及尊严，不是么。

蒋宜钧有时能够理解，为什么在手术室里医生护士不把自己当“人”看待——他们估计已经见惯了各种因为心理障碍脱不下裤子的闹剧。知乎上有很多诸如“女生被外科男医生检查肛门，觉得难堪心里过不去坎怎么办？”的问题，最高赞是一位肛肠科主治医生，大概是受不了了，在答案里咆哮道，我们男肛肠科医生才不好意思呢！每天上班就是烂屁股！屎！烂屁股！屎！

那位提问者可能没有真的疼过，蒋宜钧想。第七天了，熬过了灌肠、尿潴留、水肿、化脓和交叠的便秘与腹泻，现在只要这个烂屁股能赶快好起来，蒋宜钧什么都不在乎。有时她觉得羞耻心太盛实在不是一件好事——在痔疮早期阶段，完全可以通过积极的管理延缓其发作，甚至终身与之和平相处，不必像自己这样“挨千刀”。但由于观念，人们往往在体检中婉拒肛门检查、丧失了发现问题的机会，或是拖到最后一刻才去问诊，那时情势已经不可收拾。

蒋宜钧现在仍然毫不避讳跟人谈自己“带痔生存”的光辉15年，而本来面露尴尬想要换个话题的人们看见这份洒脱，也都卸下了矜持，有的甚至就“如何保养肛门”向她取经——她才知道，原来这么多人都有一个痔疮大兄弟。

蒋宜钧决定，这回誓死也不能让大兄弟再回来。术后第九天，她让大非退了房。走之前，他们整理好垃圾，细细擦拭马桶和地板，唯恐残留的血迹吓坏了清洁阿姨。“大非，你看这些喷溅的血迹，像不像你在宾馆里杀人分尸。”蒋宜钧咯咯笑道。

蒋宜钧知道自己已经翻过了那道分水岭——她解决了这件大事，和丈夫一起。没有惊动家里人，他们是靠着自己的力量。

她拉开窗帘，打开了窗，凌冽的十一月的寒风裹着温暖的阳光奔涌进来。

新的生命，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