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成双评《帝国之河》︱对西部灌溉梦想的当头棒喝

美国一直被认为是现代化发展的“样板”，而西部开发则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是整个国家发展的一个缩影。著名西部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特纳曾用“边疆假说”来解释美国的发展，按照他的说法，“直到现在为止，一部美国史就是对大西部的拓殖史”，而“一个自由土地区域的存在及其不断的收缩，以及美国居民向西的拓殖，就可以说明美国的发展”。特纳的边疆假说不仅奠定了美国西部史学的基础，被认为是美国史学独立的标志。

但边疆假说在经历了一代人的繁荣以后，就受到学者的批判：不仅美国的民主来源于美国森林的假说被认为是错误的，安全阀理论也被证明是夸大其词，并且忽视妇女、少数族裔在西部发展中的作用。此外，美国向西部的扩张是在文明战胜野蛮的观念指导下进行的，北美白人成功的传奇史诗是以北美印第安人的苦难为代价的。

除了这些传统的诘责之外，从环境史的角度来看，特纳的边疆假说还渗透着浓郁的种族优越论和征服自然的价值取向。对特纳以及他的同代人来说，“唯一鲜明的主题就是以桀骜不驯的自然为一方和以个人主义的边疆人为另一方之间的虚幻的斗争”。因此，美国西部开发除创造了进步史观所称颂的骄人成就以外，也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尖锐对立，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和环境灾难。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美国西部开发史，就是一部疯狂破坏西部环境的历史。许多学者已经从“衰败论”的角度研究了上述进程，也产生了许多影响深远的作品，甚至从一定意义上说，最初的多数环境史作品都或多或少具有一些“衰败论”的色彩。唐纳德·沃斯特教授的《帝国之河：水、干旱与美国西部的成长》无疑也是一部对美国西部历史、尤其是灌溉史展开批判的环境史专著。

西部传统的开发模式及其后果

美国西部开发就是美国社会不断适应西部环境的过程。而且“西部”也是一个变动的概念，它最先从殖民地时期的瀑布线以上的区域逐渐向西，到建国时期指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地区，内战以后则变成了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的代称，而落基山以西的地区则被称为远西部或者大西部。也正是因为这一特征，特纳的西部拓殖史论断才左右逢源，常被人提起。当然，由于东西之间跨度太大，地理形态迥异，再加上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跨度，因此，不同时期的西部开发不可一概而论。

从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到密西西比河之间的老西部，属于湿润地区，为森林所覆盖，年降水量在四十英寸以上，在这里进行农业开发主要考虑的是如何清除森林，根本不必考虑用水问题。而在森林以西的高草地带，生长着没人的高草，虽然土壤肥沃，但地下盘根错节的草根平均每英亩达到四吨之多。东部传统的老式木犁难以割开草皮，只有等到淬火钢犁发明以后，大草原开发才得到保障。而西经98度以西到落基山之间的大平原地区是美国内战后西部开发的主要地区，属于半干旱地区，主要植被是低矮的草原，像东部那样的耕作方式无法满足农作物生长的用水需求。西部灌溉理论的先驱鲍威尔认为西部的最大特征是干旱，他指出：“越往西年降水量基本是越少，直到达到一个地区，气候干旱，以至于农业没有灌溉就无法成功。”研究草原环境问题的学者艾森伯格也指出：“大草原的标志性特征不是平坦，而是干旱。”因此，解决水的问题成为这一大片地区发展中的首要问题。

美国内战以后，旱作农业技术的发明解决了困扰草原开发的瓶颈难题，草原地区才迎来了十九世纪后期开发的高潮。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二十年没有变动的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的西部边界迅速向西扩展，到1880年，前者人口达到八十五万，后者四十五万。1889年4月22日，在各方面的压力下，最后一块领地俄克拉荷马对移民开放，两百万英亩的土地在几小时内被疯狂的移民抢占完毕。在十九世纪最后的三十年里，美国人定居和开垦的土地超过了过去所有土地的总和。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这种以单一产品开发、不计资源代价的粗犷经济模式不仅没有结束，相反，还在一战期间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再度出现繁荣。第一次大战促进了西部小麦种植面积的扩张，堪萨斯、科罗拉多、内布拉斯加、得克萨斯和俄克拉荷马在大战期间共增加小麦面积一千三百五十万英亩，其中有一千一百万英亩是毁掉草皮新种上的。仅在堪萨斯的芬尼县，小麦的面积就从1914年的七万六千英亩增加到1919年的十二万两千英亩。

虽然美国开发西部草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这种发展模式是建立在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基础之上的。西部的生态本身就比较脆弱，降水少，春夏蒸发量大，而且土壤构成独特，容易因干旱和耕作而变成粉末。整个西部开发的基础就是所谓的旱作农业法，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期相对丰沛的降水和良好的市场前景支持了小麦经济的繁荣，旱作农业模式创造了奇迹。然而，三十年代的沙尘暴却敲响了这种发展模式的丧钟。三十年代的沙尘暴堪称是美国西部历史上最大的生态灾难。1930年9月14日，沙尘暴袭击了得克萨斯的大斯普林菲尔德。这是三十年代的首次沙尘暴，此后，沙暴光顾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强度越来越大，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在堪萨斯西部、科罗拉多东南部、新墨西哥的东北部、俄克拉荷马和得克萨斯的勺柄地带长五百英里、宽三百英里的范围内，一千万英亩的土地成为受灾最严重的沙窝（Dust Bowl）地区。整个沙暴肆虐的地区，平均每英亩有四百零八吨表土被吹走。沙暴还造成大批人口流向他乡，受灾最重的莫顿县，人口下降百分之四十七。最后的边疆俄克拉何马州，在三十年代的最后五年，平均每月有六千人逃往加利福尼亚。唐纳德·沃斯特教授的《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草原》（中文版为侯文蕙译，三联书店2003年出版）即是研究这一历史的经典著作，也可以说是“衰败论”的代表作。该书初版于1979年，甫一问世，即好评如潮，第二年便获得美国历史学的最高奖——班克罗夫特奖。它把环境史的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极大地扩展了环境史在学术界的影响力。

灌溉业边疆

其实，除了被西部奉为神话的旱作农业法以外，人类自古以来对付干旱的另一个有效手段就是灌溉。灌溉的历史几乎可以追溯到人类农业文明的早期，如埃及文明、两河流域、黄河文明等，中国大禹治水的故事所透露的正是人类社会治水的早期尝试。北美西部山区的印第安人在白人到来前也曾经有过灌溉农业的实践。白人在北美大陆较早进行大规模灌溉尝试的是被驱赶到西部的摩门教徒，他们利用山上的溪流，在犹他盆地开辟了大片的灌溉农田。

美国内战以后，面对干旱的大平原，美国社会除了鼓励植树造林、进行增雨实验、推广旱作农业外，也试图利用《宅地法》鼓励西部灌溉业的发展。1877年，联邦政府通过的《荒地法》规定：凡是灌溉土地的移民，就可以在荒漠地区以每英亩一美元二十五美分的价格购买土地；申请者只要在三年内灌溉土地，先交付每英亩二十五美分的定金，完成后再交付其余条件。但是这个法律没有明确说明怎样才算灌溉了土地，反而为土地投机分子提供了机会：他们在地面上犁出一条沟，再用盆泼上一盆水，就声称已经修建了水渠，并灌溉了土地。研究美国土地政策的谢波德教授对此批判道：在怀俄明，“有许多所谓的沟渠不过是几道犁沟而已。而且，这些沟渠不符合和水的特性相关的地形，往往在沟渠开始的地方无水可引，可是沟渠末端的水却又没有土地可以浇灌”。根据该法令共登记了九百多万英亩的土地，大部分为牧场主所窃取。

著名的科学家和西部探险家约翰·韦斯利·鲍威尔是西部灌溉理论的推动者，他根据自己多次去西部探查的经历，于1878年写成了《关于干旱地区的土地报告》，即著名的鲍威尔报告。在这个报告中，鲍威尔考虑到西部干旱缺水这一情况，反对当时政府所推行的矩形土地分配方案，主张按照水流的流域情况分配土地，并发展灌溉农业。鲍威尔指出：“总体上讲，土地远远超过水流的灌溉能力，如果没有水，土地将没有什么价值。而如果用水权掌握在大灌溉公司手中，而土地在各个独立的小农手里，那么将会使农场主依附于资本公司，而用水权的垄断最终也将会导致人民负担令人难以容忍的加重。”鲍威尔认为：对现有的土地分配和使用制度的改革和生产者之间的合作是必要的。不幸的是，美国政府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美国联邦政府为了支持西部发展灌溉事业，又先后通过了1894年《灌溉法》（即《凯里法》）和1902年的《纽兰兹法》（即著名的《垦殖法》）。前者规定，为了发展灌溉和鼓励定居，联邦政府给予某些州政府每州不超过一百万英亩的土地；后者则规定，联邦政策从出售土地所得收入中拨付专款，用于发展灌溉事业。不过，从总体上看，在美国西部开发的盛期，由于旱作农业得宠，乐观的“雨随犁至”假说盛行，在三十年代的大危机和沙尘暴以前，灌溉业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凯里法》和《纽兰兹法》的通过刺激了西部灌溉业的发展。虽然到1890年美国人口调查局就声称边疆已经消失，即习惯上所称的西部开发时代已经过去，但实际上，直到三十年代沙尘暴爆发以前，以旱作农业技术为主的大草原开发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刺激依然如火如荼，而灌溉业甚至在大危机以后继续在西部展开。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灌溉业边疆是西部开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才是美国西部历史上真正的“最后的边疆”。

在西部山区发展灌溉业需要拦河筑坝，或者修建庞大的水利工程，才能把地表径流或者地下水资源引到规定的地区，这需要更大的资本投入和更高的科技含量，对自然环境的改变也更大，因而更是研究人与自然对立关系的一个绝佳案例。不过长期以来，相比于西部史的其他课题，学术界对美国西部灌溉业和引水工程的研究并不多，而从环境史角度进行探讨的成果就更少了。因此，沃斯特教授的《帝国之河：水、干旱与美国西部的成长》一书真正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

解构西部神话

《帝国之河》初版于1985年，后又多次再版，是沃斯特众多西部作品中的一部。该书初版后就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短短两年时间就有数十篇书评面世。虽然有的评阅人意见较为尖锐，但大部分评阅者对《帝国之河》给予了较为中肯的评价。《帝国之河》依然延续《尘暴》所秉持的“衰败论”的基调，无情地批判了西部灌溉业发展模式以及它所代表的美国西部开发理念。

在《帝国之河》中，沃斯特的研究思路是非常明晰的，以“治水社会”的理论为出发点，通过梳理灌溉业在美国西部兴起的过程，一步一步发掘资本主义的“治水社会”在西部逐步展开、直到今天这种庞然大物的发展悖论：人类不可能在征服自然实现财富最大化的同时，实现民主和自由，即征服自然的社会后果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统治。在这一点上，他的论证是与魏特夫的理论相契合的。不过，沃斯特并没有就此止步，他还要从环境史的角度探讨征服自然的环境后果。《帝国之河》无疑延续了沃斯特在其他作品中所流露的“衰败论”的倾向，因而他对西部“水利社会”的批判也极为犀利。从这一意义上说，沃斯特可以说是美国西部神话的破除者。如果说《尘暴》是破除“旱作农业”的神话的话，那《帝国之河》则构成它的姊妹篇，是对灌溉神话的当头棒喝。

美国人的西部观念主要由两大神话组成：一是帝国神话，一是花园神话。支撑欧洲殖民者向海外探险的一个很大的动力就是寻找通往东方的道路。无数的航海家和探险家们为此向北美西北和东北海域探险，试图寻找与南半球的麦哲伦海峡并列的北方水道。后来他们又试图通过陆地上的大河探寻通往太平洋的道路。美国的西部开发从一定意义上就是上述扩张梦想的延续。支持美国人向西部扩张的一个信念是“只有依靠开发、发展和定居西部的土地才能履行天命”，此即美国扩张的使命观。而这种使命观的具体体现就是著名的“天定命运”假说。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这一观念成为许多政治家用来支持美国大陆扩张的理论武器。如著名的政治家托马斯·本顿在1849年的一次演讲中明确地提出：“穿过我们国家的中心的通向印度的美国之路，将会使我们读到过的沿途的奇迹复苏，并使它们黯然失色。从太平洋到密西西比的西部荒野之地将在它的接触之下开始呈现生机。”另一位扩张主义的吹鼓手威廉·吉尔平还根据“等温线”理论，认为美国在向西部的扩张中，会以密西西比盆地为中心建立一个新的人类帝国。美国人在追梦的过程中将殖民扩张的边疆一直推进到了太平洋，建立起了一个横跨两洋的殖民帝国。

花园神话是与西部处女地的假说连在一起的。该神话的内容是：通过美国边疆开发者的辛勤努力，西部荒野会变成繁荣的城镇和人间天堂。西部边疆对各类白人殖民者来说，意味着机会和梦想，无论是独立农场主、牧场主、采矿业者，还是各种农业乌托邦的实验者，都从西部看到了发财致富和走向成功的机会。因此，西部花园神话所代表的是一种乐观、不断进取、相信机会总在前面的心态和观念。在花园神话中，关于西部的悲观观念是没有多少市场的，如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曾短暂流行的“美洲大沙漠”观念，很快就被较为乐观的“雨随犁至”（rain follows the plough）所取代。提出上述观点的C. D. 威尔伯甚至放出狂言：“人是进取性的，因而，除了人类允许或忽视外，实际上不存在任何沙漠。”吉尔平早在内战前也曾经乐观地预测：“大平原不是沙漠，恰恰相反，它是正在崛起于北美大陆的未来帝国的中心。”旱作农业的倡导者H. W. 坎贝尔则在1909年信心十足地宣称：“我相信一个事实，即现在正在形成自己特色的这个地区注定会是世界上最后的和最好的谷物的花园。”

帝国神话和花园神话构成美国西部开发的精神动力，推动着美国人到西部去，寻找“最好的、最后的”边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沙尘暴无疑已经宣布旱作农业的失败和大草原开发时代的结束，而灌溉业则在四十年代后，接过美国人西部开发的接力棒，以技术统御与垄断资本相结合的新形式，继续推动美国人去征服西部。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大西部的灌溉业边疆无疑是上述帝国神话和花园神话的最后一个章节。然而，无论哪一种边疆，其实质都是一样的，即在帝国神话和花园神话的指引下，通过征服自然和征服印第安人而实现的、白人的成功对大自然来说意味着美国现代化的生态悲剧，对北美印第安人来说则意味着生态灾难。在美国建国后向西部开发的大潮中，原本在十七、十八世纪已经崭露头角的种族主义、机械主义自然观、文明观、使命观等各种文化偏见在十九世纪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结果形成了美国发展史上最大的生态灾难和人道主义危机，环境遭到极大的破坏，而印第安人也成为美国征服自然的生态牺牲品。

深深的生态忧思

沃斯特在《帝国之河》中对美国灌溉业发展的批判并不仅仅是悲观主义的哀叹，而是浓厚的现实关怀。在他批判灌溉业边疆、坦言河流帝国面临崩塌的危险的背后，所体现的是对西部发展神话的摒弃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是深层的生态智慧和对地球生命系统的深切关怀。在沃斯特看来，西部未来的出路肯定不是开历史倒车、退回到农业时代。西部要想维持长久的繁荣，就必须寻求一种与自然的新关系。而对西部灌溉业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以不破坏自然秩序完整性的方式去用水。至于如何实现这一点，沃斯特虽然无法给出具体的方案，但他认为，美国人需要借鉴印第安人的传统生态智慧，实现从统御自然到适应自然的转变，学会像河流那样思考。从沃斯特这些思想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他已经超越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观，接受了生态中心主义的环境观的一些内容。其实美国社会从二战以来就已经部分地接受了生态中心主义的一些观点，如1964年通过的《荒野法》开始对原本被认为没有价值的荒野进行保护。而美国社会最新的一些保护举措，如“让河流尽情地流淌”，拆除大坝等也值得关注。

我们可以从沃斯特教授的诸多作品中，发现他从最初研究西部环境史的重大事件如沙尘暴、灌溉业边疆、代表性人物，如鲍威尔、缪尔等环境智者，逐渐向着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方向转变，他在《自然的经济体系》中盛赞大自然的生态智慧，而在最近出版的《收缩的地球》中则对当前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模式深表忧虑。《帝国之河》上启《尘暴》，下承《自然的经济体系》，构成沃斯特环境史研究链条的重要一环。我们真切地希望《帝国之河》不仅能够惊醒美国人的灌溉帝国之梦，它在我国的出版也能够推动我国环境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在转变公众环境观念方面有所裨益，能让仍然醉心于大兴水利的各级政府有所觉悟，吸取美国社会现代化发展中不计环境代价的教训。如果能够在上述任何一个方面有些许进步，我相信，这都将令包括沃斯特教授在内的广大环境史学者深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