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与神祇｜邑庙访碑录：徐光启与上海城隍庙

始建于明代永乐年间（1403-1424）的上海城隍庙，如今已成为上海老城厢历史风貌与都市文旅空间的一处地标性景观，充分彰显了中国古代城隍信仰文化的历史传统与深厚内涵，每年吸引着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到访。同时，作为上海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道教音乐”“江南丝竹”的重要传承基地，上海城隍庙在赓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推动当代都市民俗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方面也发挥着积极作用。

从历史上看，上海城隍庙属于县邑级别的城隍祠庙，主要崇祀上海县城隍神秦裕伯、汉代大将军霍光等神祇，故在旧时也被上海当地民众称为“邑庙”。明清时期，城隍庙列入国家祀典体系，得到官方的推崇与支持，同时在庙宇的日常管理方面又由道士住持焚修，因而兼具官方秩祀祠庙与道教宫观的双重属性，是一种复合性的礼制文化空间。并且，由于城隍信仰深入民间社会，上海城隍庙长期得到当地民众的广泛尊奉与虔诚崇祀，香火不绝。

图一 上海城隍庙（晚清时期老照片）

历经六百年风雨沧桑，上海城隍庙多次重建、修缮。其中，明代万历年间的大规模重修活动影响深远，基本奠定了这座庙宇如今的规制格局。在今天上海城隍庙后殿的东西两侧，立有四通明清时期的石碑，向世人无声地述说着邑庙变迁的沧桑岁月。值得一提的是，这四通碑刻原已湮没于历史长河，但因偶然契机又重见天日。据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上海城隍庙住持吉宏忠道长介绍，2005年5月上海城隍庙推进二期修缮工程时，在无意中发现了这几通珍贵的石碑文物。“当时，一辆给豫园商城送货的卡车撞倒了戏台外厢的一根柱子，导致戏台落架大修。于是，就在戏台夹墙拆除中意外地发现了藏匿在夹墙中的三块明清石碑。”后来，2007年城隍庙山门前方浜中路实施市政工程拓宽改造，在拆除原庙山门前照壁时又意外发现了藏匿在照壁中的一通明代石碑。

在这四通重见天日的石碑中，有一通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刻立的《上海县重修城隍庙记》，叙述了万历三十年（1602）至三十三年（1605）间在上海知县刘一爌（江西南昌人）的主导下、当地官绅民众合力重修上海城隍庙的基本情况，尤为珍贵。

图二 明万历三十三年《上海县重修城隍庙记》石碑，王群韬摄。

虽然碑体已有部分残损和文字漫漶，但依然可见这通石碑规格之高、形制之精美。据碑文内容可知，当时刘一爌由祁门县令调任上海县不久，下车伊始便循官方礼制之惯例，首先到上海城隍庙拜谒致礼，然而却看到城隍庙“庙宇逼仄”之景象。他认为这种现实景象“于神灵似为不称”，便对住持城隍庙的道士表达了重新扩建庙宇、修缮完备并通过“神道设教”的方式移风易俗、敦化民风的想法。

刘知县的这一主张很快便得到了上海城隍庙道众以及当地社会儒家士大夫精英群体的大力支持，陈所蕴、黄体仁、徐光启等儒家士绅都积极参与了此次重修活动并为之撰写碑记、书丹篆额。据《上海县重修城隍庙记》开首所列的题名信息来看，包括“赐进士出身、中大夫、河南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分守大梁道左参政、在告前提刑按察司按察使、奉敕提督学政副使、南京吏部文选清吏司员外郎邑人陈所蕴（撰文），赐进士出身、刑部河南清吏司员外郎邑人黄体仁（书丹），赐进士第、翰林院庶吉士邑人徐光启（篆额）”。

其中，最为著名的当数徐光启。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号玄扈，天主教圣名保禄，明代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法华汇（今上海市徐家汇）人，出生于上海县城内的太卿坊（今上海市黄浦区乔家路）。著名科学家、政治家、农学家、军事家、数学家，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崇祯六年（1633）卒于北京，赠少保，谥文定，后世亦称“徐文定公”。徐光启毕生致力于数学、天文、历法、农学、水利等方面的研究，著有《徐氏庖言》、《诗经六帖》、《农政全书》、《崇祯历书》，译《几何原本》、《泰西水法》等，是一位沟通中西文化的先行者，为17世纪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近世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

图三 徐光启像

在参与上海城隍庙重修工程告竣建立碑记的前一年，即万历三十二年（1604），43岁的徐光启考中进士，旋即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之职。作为上海人的徐光启，在翰林院任职期间仍十分关心家乡事务，与上海知县刘一爌往来密切，还将自己撰写的《量算河工及测量地势法》一文送给刘知县，与其共同探讨河工测量、水利建设等方面的知识。这对于后者在上海知县任上兴修水利、建龙华港闸以抵御洪水等惠政举措可能产生了积极影响。此次刘知县倡修上海城隍庙，徐光启与其授业恩师黄体仁等人积极参与，并为重修碑记撰文、书篆，可谓给予了大力支持。

图四 《上海县重修城隍庙记》中的徐光启题名，王群韬摄。

有趣的是，徐光启早在青年时期便与利玛窦（Matteo Ricci）、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郭居静（Lazzaro Cattaneo）等西方耶稣会传教士交往密切，并逐渐接受天主教信仰，于1603年正式受洗入教，圣名“保禄”，此后一直积极推动天主教信仰在中国的传播。按照天主教的神学教义，信徒当“独敬天主”。换言之，由于天主教信仰的“一神论”特征，要求信奉者在受洗入教之后不应再尊崇其他宗教、神祇。从这一点来看，已受洗入教、皈信天主的徐光启仍积极支持上海城隍庙的重修活动，这一现象颇为耐人寻味。

通过深入分析发现，徐光启在参与上海城隍庙重修活动时，实际上具有多重身份属性——他既是已经受洗入教的天主教徒，也是经历长期儒家思想文化濡养、考取功名步入仕途的上海籍士大夫知识精英。从徐光启的生平经历来看，8岁开始在龙华寺村学读书，接受儒家思想文化的传统教育濡养，直到43岁高中进士、任职翰苑，徐光启的儒士身份属性无疑是具有深厚基础的。换言之，儒家思想文化仍是其身份底色。因而，为上海城隍庙重修碑记题名的徐光启，虽然已经接受天主教信仰，但仍未丧失其作为传统儒家知识精英的礼教立场与神祇崇祀观念，因而在参与尊奉明代国家祀典（以儒家礼法思想为核心标准的官方祭祀体系）重要内容的城隍神的祠祀修建、礼仪实践中自然可以明确表达支持态度。由此来看，这一行为更多地属于儒教礼法实践的范畴，同时也体现了特定历史背景下外来宗教信仰与中国传统社会礼制文化在个体精神世界中的兼容并存与微妙张力。

更深一层，《上海县重修城隍庙记》中对城隍神所承载的道德观念与文化内涵的具体理解，实质上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儒家知识分子的典型思想立场与神祇信仰观念。该碑记云“国家分土画疆，郡邑棋布星罗，郡有守，邑有令”，“设立城隍之神，则阴握祸福之柄”，与现实世界的社会治理互为阴阳表里，并且认为神祇祠祀的设立与崇奉，不仅应遵循“捍大灾、御大患”的崇德报功这一基本原则与内在标准，并且在祠庙规格、祭祀仪典等方面都要严格符合儒家礼法制度的相应要求。在古人的理解中，“城隍”是人格化的城市守护神，城隍信仰源自于人们对城池守御功能的朴素认知及本境安宁的精神寄托。早在唐宋时期，各地已建有城隍祠祀，至明初，太祖朱元璋敕封“京都及天下城隍神”，进一步将城隍信仰制度化、体系化，正式纳入国家祀典，形成了都、府、州、县各级城隍祭祀体系，敕封生前有功于民的贤臣廉吏、英雄名士担任城隍神，以期继续为百姓“御灾捍患”，并安抚地方厉鬼孤魂。另一方面，城隍神不仅是城市守护之神，也是与地方官“分阴阳而治”、赏善罚恶、监察司法的冥府之神。并且，无论是守卫城池安全还是维护司法正义，都具有“安抚人心”的积极作用。由此可见，城隍庙作为道教信仰与国家祀典的重要内容，具有辅助地方治理与推行道德教化的现实功能。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身为上海地方长官的刘一爌十分重视修缮城隍庙、昭示教化以移风易俗、敦厚民风。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已受洗入教、皈信天主的徐光启，仍积极支持家乡邑庙神祠修缮、祈愿故土平安、政治清宁，亦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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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科研课题“明清时期上海道教宫观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暨明道道教文化研究所合作课题“正一道教史研究”（321—2422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