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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冲:《小花》摄制组的“快乐大篷车”
《猫鱼》( 陈冲,上海三联书店丨理想国,2024年6月)是电影人陈冲的自传性散文作品。祖辈与母亲的故事、平江路老房子的岁月,在《小花》摄制组的日子,独自踏上异国留学之旅,每一部电影不为人知的幕后,生命中的爱与痛楚、挣扎,经由作者的回望跃然纸上。本文选自其中“快乐的大篷车”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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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花》剧照
我在剧团过了几年自由散漫的生活,整天踢踢腿、练练绕口令、打打乒乓球。突然憋在上外的课堂里学习语法、记单词、背课文、写作业,这令我很不习惯。我每天盼望着星期天,可以回培训班跟同学们疯玩一天。印象里,骑车去剧团的时候街上似乎总是春夏,从剧团骑回学院的时候总是秋冬。
有时候,M会送我一程。偶尔,我们会一起去看一场电影。他还来上外看过我一回,我们把整个校园走遍了,一圈又一圈,直到天色暗下来,才依依不舍地告别。我怀着惆怅的心情,转身回到寝室,将自己投入到乏味的介词里去。
学会准确地运用in、on、at真是我要的东西吗?我到底要什么?人只活一回,既没有上一生可以做出比较,也没有下一生可以使之完善,一切都只能走着瞧。我不清楚自己要什么,只感到剧团的那种快活让我空虚、窒息。我必须离开。在以后的岁月里,也总是这份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这份灵魂深处的不安,在舒适的时候,放逐我去陌生的险境;在枯萎的时候,逼迫我生出新枝嫩芽;在迷失的时候,提醒我观照命运的轨迹。
尽管我努力参与到学院单调而高压的生活里去,也结识了几位日后会成为好友的同学,但是我无法快乐起来。更糟糕的是,我总是莫名其妙地违反了学院这样或者那样的纪律,经常被班长或系领导叫去谈话。英语系的党支部副书记是一位非常和蔼的赵老师,他长得矮小,裤子好像永远拖在地上。据说他以前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小兵,被共产党部队俘虏后,经过教育,成了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但由于他的历史问题,一把年纪了还是副书记。当时的书记要比他年轻很多。有一回我穿了母亲从美国寄来的大红衬衣,在校园里显得有些耀眼。不知是同学反映上去的,还是赵老师自己看到的,我很快被叫去谈话。他说这里是学术单位,最好不要有文艺界的生活作风,这样影响不好。搞了半天,我才明白是那件大红衬衣的问题。每次谈话结束说再见的时候,他见我沮丧,总是带着一点歉意的微笑,有些不好意思的样子。
有一天下课,赵老师又来找我去他办公室。我马上在头脑里审视自己那几天的穿着、表现。心想,这次又犯了什么错误。我知道这些谈话都是我政治上、道德品行上的污点,记录在我的档案里,将来毕业分配的时候都会为我减分。走进办公室后,赵老师给我介绍了一位来客,他叫潘文展,从北影厂来上海借调我的。赵老师说具体手续还都没有办,院方也还没有给出意见。潘导演是来跟我聊一聊这项工作,听听我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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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花》剧照
原来潘导演是受他的爱人张铮导演委派,到上海来请我演《桐柏英雄》的女主角,也就是后来的电影《小花》里的小花。我们在学校的操场上边走边聊,临离开时他留了《桐柏英雄》的书给我读。
那天下课后我一口气念完了那本书,向往起摄制组的生活。我好像是在印度电影《大篷车》里看到,吉卜赛人带着锅碗瓢盆和乐器,在大篷车里生活。大篷车到哪里,他们的世界和家就在哪里。我觉得拍电影的人就是一种吉卜赛人,摄制组就是大篷车。
《小花》剧组的确是一辆快乐的大篷车。当时有一批北影演员培训班的年轻人,扮演戏里的配角和群众,他们整天变着法儿地寻开心,玩游戏,恶作剧,听音乐。组里有人从汕头买回来走私进口的录音机,还有施特劳斯圆舞曲和邓丽君歌的磁带。在我多年受到的革命教育里,个人情感是一个需要克服的缺点,更何况放到歌里去唱。但是邓丽君柔软的声音和私密的吟诵,在一夜间融化了我心里揣了一辈子都不自知的硬块。
记得组里每星期都开一次交际舞会,那是我第一次有机会跟异性的身体自由接触,而且这跟谈婚论嫁没有关系,它只是为了快活。走出舞会的时候我会想,完了,我堕落了。但下一次舞会我又去了。演我母亲的陶白莉在生活中有一种天然的优雅,她从父母那里看到过交际舞,就在宿舍里教我。在上影厂学习“参考片”时,我看过她父亲陶金主演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就让她教我跳影片里陶金和舒绣文跳过的探戈。她性子上来了,还教给我伦巴和吉特巴的步子。那些大胆的动作,启蒙了我对自己身体的认识。记得组里有位姓隋的演员是宋庆龄的养女,她长得高挑摩登,虽然那时我不懂什么叫性感,那个概念要多年以后才进入我的思想,但是回想起来,小隋浑身散发着一种不羁的欲望。印象中她总是涂了睫毛膏,擦了口红。那些是我之前没有见过的、商店里也没得卖的东西,令我暗地里羡慕。
戏里演我哥哥的唐国强,那段时间经常找我一起学习英语,有时还带我在黄山的取景地拍照片。不知道从哪天开始,我非常期待他的到来。每当舞会上响起慢四步音乐——尤其是邓丽君的靡靡之音时,我总是雀跃地渴望他来邀请我。他弥漫在我的每个思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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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花》中饰演赵永生的唐国强
当年我们穿的那种尼龙袜非常厚而不透气,那时的球鞋也特别焐脚。我爱出脚汗,又懒得洗袜子,一穿就是好几天,脚臭到令人作呕的地步。一天,我终于自己也忍受不了了,把袜子脱下来扔在脸盆里,然后把暖壶的开水倒进去泡。谁想到我刚把滚烫的开水倒在臭袜子上,就听到敲门声,打开一看正是唐国强。
他走进屋,脸盆里的开水冒着蒸汽,一股臭味散发开来。我尴尬地站在脸盆和他之间,后悔莫及。那天后,我每天都换袜子洗袜子。
记得我和唐国强的生日只差了八天,一过完我的生日,我就开始满街找蛋糕店,想买一块上海凯司令式的奶油蛋糕给他过生日。当年晋州很少有人知道什么是奶油蛋糕,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居然在唐国强生日那天,买到了一块。他吃蛋糕的时候,我说他是个名副其实的“奶油小生”了,这个绰号就此诞生,并跟随他很多年,许多媒体都如此形容过他。
安徽和湖北的外景结束后,我们转到北影厂拍内景,住在北京招待所。唐国强那时已经订婚,未婚妻家是部队的干部。他未婚妻打电话到前台找他的时候,我们经常恶作剧,跟她说,唐国强啊?他好像在刘晓庆房间里吧。
拍完全片后,我们有一次聚会,不知在谁的家里,庆祝唐国强结婚。记得桌上放满了喜糖和酒杯,一屋子人都在嘻嘻哈哈。录音机低声放着邓丽君柔情似蜜的歌声——“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那海风再起,只因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我坐在那里强颜欢笑,克制住心里挥之不去的忧伤。不知是因为唐国强结婚了,还是因为我的大篷车,在我没有准备好的情形下,把我放在一个陌生的四岔路口,在一片飞尘里消失了……
那时我太年轻,每一次分离,我都还没有准备好。每拍完一部戏,我都像被恋人抛弃。回到学院的日子味同嚼蜡。我在课堂里坚持着,度日如年。没办法,十八岁的我已是曾经沧海难为水。进学院前我对英语的热爱,已经被跟不上学业的压力和无趣的科班教育磨损为乌有。
珠江电影制片厂请我去演《海外赤子》的时候,我二话不说就同意了。从珠影厂回来后没几个月,我又去演了滕文骥导演的《苏醒》。回头看,这两部电影其实都不适合我,但比起在上外,摄制组的生活要有意思得多。
《苏醒》的男主角叫高飞,在我们相遇前,他曾经和当时最红的日本明星栗原小卷同拍过一部叫《望乡之星》的电影,据说栗原小卷爱上了他。我从上海到达北京那天,滕文骥让他骑着当时最新款的日本摩托车去接我。高飞穿着一条牛仔裤,蹬着一双牛仔靴,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等着我。用今天的眼光看,他很酷,血液里都流淌着酷。我在摩托车的后座刚一坐稳,车就嗖地飞上了大街。高飞骑得很快,拐弯时把身体压在一边。我抱住他的腰,把脸贴在他的背上,希望我们永远都不要到达。
拍《苏醒》给我留下最难忘的回忆是去西安郊外的山上打猎。那天我们开了两辆军用吉普车,同去的有几个当地的猎手,都是退伍军人,还有高飞和许还山。记得他们不愿带一个女孩子去深山老林打兔子,都极力劝阻我。可我想显摆一下我在射击队学的本领,就固执地跟他们上了车。
我不记得我们去的地方叫什么,只记得那里荒山野地一片白雪皑皑,根本没有路。我们扛着步枪,艰难地从山脚往上爬,一路寻找兔子的足迹。大概在半山腰的时候,我没跟上,被他们几个落下了。在我四处环顾寻找他们的时候突然一脚踏空,滚下去好几米。起身后我意识到我完全迷失了方向,突然害怕起来,如果我找不到他们,就会冻死在山上。一想到这儿,我就拄着步枪拼命往高处爬。不知过了多久,在我最绝望的时候,山间突然回响起我的名字。他们大概也意识到我走丢了。我用自己能发出的最大音量一遍又一遍地高喊,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他们找到我的时候,我的嗓子已经完全哑了。
我们下山的时候刮起了一阵大风,同去的猎手们把我们带到一栋半塌的木仓库里避风。高飞看到木壁沿上的大老鼠,举枪就射。老鼠开始乱窜,我也举起了枪。突然,一个形同骷髅、衣衫褴褛的人从一堆干稻草里蹦了出来。他手里紧握着一把刀,眼睛在刹那间同时闪出恐惧、凶残和疯狂。我们惊呆了。带我们去的猎人马上跟他说,我们来山里打猎,一会儿就走。我们离开的时候,那人突然用虚弱和可怜的声音问,有干粮吗?后来我才知道,那些山里藏着不少逃亡中的亡命之徒。不知那人从哪里逃出来,又想逃去哪个容身之地。我一生遇到过成千上万的人,偶尔有人会拿出跟我的合影,给我看我们曾经分享过的时刻,而我却不一定记得。但是那个跟我只有过几秒钟对视的陌路人,却像烙在我眼底的印记。
拍完《苏醒》后,我原本应该回到上外继续我的学业,但是我怀着破釜沉舟的心情,滞留在北京办理出国留学的手续。
一位编剧朋友在北京,答应让我住到他家里。他和爱人,还有他们不满两岁的女儿,住在里间。我睡在外面一间很小的厅里。每天,他领着我坐公车到处见领导或他们的子弟,解释我的情况。有时回家后,我会听到他和爱人在里屋压低了嗓音激烈争吵。每次一吵,孩子就在一旁大哭。慢慢地,我觉得自己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便搬去一位刚认识不久的女友家。她住在空军大院一栋很大的房子,还有厨师做饭,生活非常舒服。但住下不久我发现,朋友的母亲不喜欢我跟她两个儿子来往——想必是对演艺界有偏见,我就自觉地离开了。那以后,我又搬了好几次家。刚在一个地方住下,就开始想下一个地方,总是怕自己住长了,会让人嫌弃。有一天我得到消息,护照有眉目了。在等部里流程的时候,我跟着编剧的几个哥们儿骑着摩托车去了天津。一路上阳光沐浴着我们的脸庞,劲风吹动着我们的头发,车速激发着我们的胺多酚。我们旺盛的青春跟摩托车队一样势不可挡。到天津后,我们下榻在一栋殖民风格的老洋房里,主人是一个过去家底殷实的资本家公子。我在那儿吃到了这辈子最丰盛美味的早餐——八宝江米粥、狗不理包子、油条、馄饨、煎饼馃子,甜的咸的、稀的脆的,热气腾腾的一大桌,香气扑鼻。
两天后我兴致勃勃回到北京,却发现我的护照又被拦下来了。我深信忘乎所以是酿成一切悲剧的酵母,责怪自己放松了警惕,并发誓在拿到护照前决不允许自己再快乐。
很多年后,我偶然遇见这位编剧的爱人。她告诉我他们已经离婚。她还说当年她丈夫不可救药地爱上了我,周围的朋友都知道,只有我太天真,蒙在鼓里。惊愕之余,我回想他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依稀能看见我们在夜晚的路灯下走回家的时候他突然沉默的样子,我们目光偶尔接触到时他眼里闪过的异样和随后的脸红……那时他大概三十多岁,端正的鼻梁上架着眼镜,中等个子,穿着黑色皮夹克。也许是因为他抽太多的烟,所以声音有些沙哑。喝醉酒的时候,他爱搂着身边的男人讲话。记得我很喜欢听他讲故事,以及谈论他曾经读过的书。我跟他从进《苏醒》摄制组开始,到我们一起办妥我的出国手续,有一年多的接触,但他从未跟我提起过他的感情困境。
临去美国之前,M来平江路的家里跟我告别。印象里那是黄昏,屋里只开了一盏台灯,床上放满了肥皂、毛巾、擦脸油、书本和相册等等,脚边的皮箱打开着。我们贴书桌站着,身体靠得很近。多年后我们讲起那天的时候他说我哭了,我自己却忘记了。我是那么羞于在人前流泪的人。我们互相不舍,一定说了什么重要的话,重要的嘱咐,我也忘记了。但我莫名地记得,他看着我的侧脸说,你像栗原小卷。记忆真是一个粗心的裁缝,把那些完全不相干的材料拼到一起。他说后悔那天没为我擦泪,没有抱抱我。不知为什么,最难忘的反而是那些从未发生过的拥抱。
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去想上影厂培训班时期遥远的时光,就好像忘记了。十多年前有一天,我在横店拍戏,扮演《辛亥革命》里的叶赫那拉皇后。化完妆后,全体演员到现场排练。我坐在皇位上,下面站满了宫廷的大臣。我突然看见两位过去的老同学,在跟我同演一场戏。我们隔着几米的距离和几十年的光阴,互望、感慨——岁月写在我们的脸上,生活的摔打和考验印刻在我们的心里。导演喊停后,我走过去跟他们打招呼。我们情不自禁地聊起了从前,普通话里夹带着几句上海话。还记得那个拉小提琴的小姑娘吧?是那个作曲的女儿吗?对,电影《红日》的作曲,他女儿在美国一家交响乐团拉首席小提琴了。哦,小姑娘还真被她爸打出来了……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脑海里都是同学们朗朗的声音,在教室、在操场、在寝室、在澡房,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重复:
学好声韵辨四声,阴阳上去要分明。
部位方法须找准,开齐合撮属口形。
双唇班报必百波,舌尖当地斗点丁;
舌根高狗工耕故,舌面积结教坚精。
……
原来我从未忘记。外人哪里会懂“舌根高狗工耕故”是什么意思,而对于我来说,它是魔咒,它是时光机。听到它,我瞬间穿越回那个早已消失了的院子。那里永远是初夏的早晨,微风吹动着野草,我们年轻的身心跟野草一样,只要太阳,只要一场雨,就可以那么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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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猫鱼》, 陈冲,上海三联书店丨理想国,202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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