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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宗国：回光返照的唐宣宗朝

吴宗国

2024-08-17 10:04

政治家的一面和普通人的一面

会昌六年（846年）三月二十八日，李忱在宦官的拥立下登上了皇位，是为唐宣宗。

宣宗原名怡，生于元和五年（810年），宪宗第十三子。长庆元年（821年）封光王。母亲郑氏原是李锜的小妾，没宫后为宪宗郭后侍儿。由于母亲地位卑下，宣宗从小很少得到亲人的温暖。幼时，大家都认为他不聪明，侄子文宗、武宗常把他当成小丑戏耍，文宗每次到十六宅设宴，总爱拿这位皇叔开玩笑，武宗对他更为无礼。幼时的刺激、岌岌可危的地位、侄子们的嘲笑戏谑使他养成了沉默寡言的性格，也使他得以对统治者中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用无言对待各种加之于他的猜忌、打击，在艰难困苦中默默地忍受，但他并没有消沉。他曾作为平民游行江淮，寻访名山禅院，写下了和香严闲禅师《瀑布联句》：“千岩万壑不辞劳，远看方知出处高。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

从会昌六年（846年）正月起，吃了方士的金丹，变得脾气暴躁、喜怒无常的武宗因病不能视朝，这给中外官员们带来了极大的恐慌，却给内廷宦官又一次主宰朝政提供了良好机会。唐中晚期由于宦官势力不断扩大，成了能直接和外朝百官抗衡的一股政治势力，甚至能通过趋附于他们的宰相干预朝政。在皇宫后院，他们更是为所欲为，甚至能拥立、废止封建国家最高统治者皇帝。他们拥立皇帝常常不顾传统的封建礼仪，只选择自己容易控制的人。武宗病重后，宦官们经过密议，三月廿二日以武宗名义下诏说，皇子年幼，须选贤德，因此选择有德行的皇叔光王李怡为皇太叔，更名忱，由他负责处理军政大事。李忱立为皇太叔后，熟练地处理各种政务，显示了他的政治才干，也因此获得了人们的赞佩。

三月廿五日，三十三岁的武宗去世。廿八日，三十七岁的李忱正式登上了皇位。四月初一，宣宗正式听政。听政的当天，宣宗尊母郑氏为皇太后，奉养大明宫。每天早晚都要前往看望请安。对宪宗的皇后郭太后则采取冷落的态度。

接着便罢去了几乎左右会昌朝政的李德裕的宰相职务。宣宗对李德裕素无好感，即位之日，德裕奉册，事后宣宗对左右说：“适近我者非太尉邪？每顾我，使我毛发洒淅。”厌恶之情溢于言表。李德裕不仅做了六年宰相，而且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这对早就有集大权于己一身的打算的宣宗来说，不能不是极大的障碍。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李德裕除去，而李德裕排斥异己，压制不同意见，也使自己愈发孤立，几乎成了孤家寡人。四月初二，宣宗听政的第二天，便改任李德裕为同平章事，充荆南节度使，罢去了他的宰相职务。消息传出，朝官莫不惊骇。他们想不到秉权日久，位重有功的李德裕这么快就被赶出了朝廷。两天后，李党之一，握财政大权的工部尚书，判盐铁转运使薛元赏也被贬为忠州刺史。其弟京兆少尹、权知府事元龟也被贬为崖州司户。李党最重要人物离开了京城，同时空出了他们掌握的财政权和京师行政权，李德裕党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事情并未到此终结。会昌六年（846年）九月，以李德裕为东都留守，解除平章事。大中元年（847年）初，又改为分司东都。不久又借吴湘一案贬为潮州司马，再贬为崖州司户。与此案有关的李绅，虽已身死，也被收夺三任告身。

在排斥、打击李德裕党人的同时，会昌六年八月以循州司马牛僧孺为衡州刺史，封州流人李宗闵为郴州司马，恩州司马崔珙为安州长史，潮州刺史杨嗣复为江州刺史，昭州刺史李珏为郴州刺史，造成牛党大有全面复出的假象。但显然宣宗并不希望牛党成为新的李德裕，所以这些人以后都没有受到重用。宣宗牢牢地亲自掌握了大权，使激烈的党争在大中时代结束了。

宣宗听政后立即进行的第三件事，是恢复寺院。武宗会昌五年（845年）灭佛取得了很大的短期效益，从表面上看的确令人精神振奋。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并非一日之功，它在中国民间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绝不是一次灭佛运动所能消除的。相反，急功近利地以行政手段来对待文化现象肯定会导致不良后果，特别是在社会矛盾日益深化的当时，统治者既无力也不愿去解决。农民日益贫困，生活日益愁苦的情况下，更是不得不借助宗教。宣宗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即位伊始便首先在长安增置兴唐、保寿、资圣等十六所寺院。僧、尼也由隶属主客改为隶属功德使，并由祠部发给所度僧尼度牒，并以“说惑武宗排毁佛寺”的罪名，杀掉道士刘玄靖等十二人。大中元年（847年）闰三月又下敕说佛教“虽云异方之教，无损致理之源”，佛教虽然来自外国，但对致治不会有损害，中国人奉行佛教已久，“厘革过当”不太适宜，下令在名山大川，州府治所，凡会昌五年四月废的寺庙，只要有僧人，能修复的，一任住持，有关部门不准禁止。会昌年间灭佛措施虽然正确，由于实行得太过于激烈，引起了社会动荡，所以宣宗为了稳定社会不得不下令复寺。赦令下后，复寺活动远远超过了它本来目的，以至四年后佛寺很快发展到政府不能容忍的地步，终于在大中五年（851年）政府又颁布了限制佛寺政策。大中五年六月进士孙樵上奏要求宣宗下诏停止度僧修寺。七月中书门下也上奏，说由于宣宗崇奉佛教，群下莫不奔走，恐怕会发生因财力不足而掠夺百姓的现象，希望要求各地官员注意。度僧也要有所选择，不要让凶狠粗俗的为僧。乡村的寺庙也要到战争停止后再修复。宣宗同意了这些建议。

宣宗牢牢掌握了大权，但他并不是一个打算事必躬亲的皇帝。他欣赏的是唐太宗式的统治手段，既善于发挥宰相的主观能动性，又能牢牢把握最高决策权。宣宗始终把握住了任免宰相的权力，根据他对形势的判断，根据他自己的用人原则任免宰相这个控制外朝和全国的最重要的官员，制造或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达到控制的目的。这一点在唐中晚期皇帝中非常突出，因此自从李德裕被贬后，尽管中央宰相有过多次撤换，在政策上宰相的明争暗斗现象却一直没有见到，无论谁当宰相都是积极执行宣宗的决策，配合最高决策者工作，这一点在唐中晚期同样是非常难得的。宣宗通过对宰相的控制保证了自己旨意的贯彻，稳定了朝政。宣宗注意宰相的人选和官员的任用，这不仅是他总结穆、敬、文、武朝经验教训得出的结论，更是研究太宗、宪宗之所以取得重要治绩的结果。

在先代二十个皇帝中，宣宗最敬佩的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和自己的父亲唐宪宗李纯。大中二年（848年）二月十二日宣宗任命知制诰令狐绹为翰林学士，在此之前他曾经把太宗著述的《金镜》授给令狐绹，命他朗读，读到“至乱未尝不任不肖，至治未尝不任忠贤”时，他说，凡追求太平盛世，必须以此为第一要务。他还特地把反映唐太宗统治经验的《贞观政要》写在屏风上，常常认真阅读。他把元和中兴的主要原因也归结于英主宪宗任用了一批有才能的大臣。只有明君贤相才能导致国家大治，社会安定成为他的信条，因而，在任用官员上，宣宗要求相当严格。在这一点上他几乎事必躬亲，大中元年（847年）他命令宰相编写了《具员御览》，记录所有五品以上官员名单，常置案头，以便随时翻阅记诵。不仅对中央官员的任免时常留心，对地方官员的考核他也从不掉以轻心。他曾经密令翰林学士韦澳把各州风土人情物产等编为一本书，称为《处分语》，用来考核诸州刺史。有一次，建州（治建安，今福建建瓯县）刺史于延陵赴任前朝见宣宗，宣宗问：“建州去京师几何？”于回答说：“八千里。”宣宗说：“卿到彼为政善恶，朕皆知之，勿谓其远。”于延陵紧张得应对错乱，任职后竟因为不称职而免官。宰相令狐绹提名李远为杭州刺史，宣宗说，他曾经听说李远作诗“长日惟消一局棋”，所以不能让他当官。令狐绹回答说这不过是诗人的托词，未必真是这样，宣宗这才同意让他去试试。宣宗曾下诏规定凡刺史调任，必须命令他们来京城，考察其才能，然后授官。令狐绹曾经调他的故人任相邻州的刺史，这人顺便就上任了，没有来京城。宣宗见到他的谢恩表，问令狐绹，回答说由于路近，故未让此人来京城。宣宗听后很生气，说，我是因为刺史常用非其人，成为百姓的祸害，才想亲自见见面，询问他们在任的情况，根据其优劣进行奖励或处罚。并冷冷地对令狐绹说：“诏命既行，直废格不用，宰相可谓有权？”虽然当时天气寒冷，令狐绹听了，还是出了一身冷汗。

宣宗朝前期官员大多和牛、李两党有些瓜葛，自从把李德裕赶出朝廷后，宣宗不希望再看到百官中有新的拉帮结派活动，同时初上台的他也需要有一批绝对效忠自己的官员。对穆、敬、文、武四朝，宣宗没有好感，因此他特别注意选拔宪宗朝贤相后裔。这样既可避免朝官结党之虞，也可以造就一个直接效忠于己的高级官僚集团，因此在短期内他大量任用了元和旧臣后裔。如用令狐楚的儿子令狐绹，另外“宪宗朝公卿子孙，多擢用之”。有一次，刑部员外郎杜胜见宣宗，宣宗问起他的家世，他回答说，我父亲杜黄裳，第一个请宪宗监国。他因而升为给事中。翰林学士裴途是宪宗朝宰相裴度的儿子，有一次宣宗到翰林院见到他，当面任命他为承旨。宣宗曾经和周墀议论元和年间循吏以谁为最，周墀说他在江西当官时，听人说观察使韦丹极有功德，死后四十年人们还提起他的恩德，就像他还活着时一样。宣宗下诏史馆撰修杜牧写“遗爱碑”纪念韦丹，并提拔韦丹之子韦宙为侍御史，后来韦宙官做到了岭南节度使。

大中元年（847年）宣宗下敕，规定允许进士们放榜后在杏园宴集。有记载说：“宣宗酷好进士及第，每对朝臣问及第，苟有科名对者，必大喜，便问所试诗赋题目，拜主司姓名。或有人物稍好者，偶不中第，叹惜移时，尝于内（禁内）自题乡贡进士李道龙。”这也反映了宣宗对官员才学的重视。

造就一个听命于己的官僚集团，不仅对稳定牛李党争刚刚结束的朝廷局势起了良好作用，也为自己的命令的贯彻取得了组织上的保证。

宣宗还注意约束皇亲贵戚。万寿公主下嫁起居郎郑颢。一次郑颢弟郑顗得了急病，宣宗派人去看望郑顗，他后来问派去的人了解当时万寿公主到哪去了，回答说当时公主在慈恩寺看戏。宣宗大怒，继而叹道：“我责怪士大夫家不愿和我联姻，原来是这个缘故。”马上命令公主入宫，让她立于阶下，并久久不加以理睬，公主因害怕而急忙哭泣着谢罪，宣宗责怪说：“哪有小叔子生病不去看望，反而去看戏的道理？”然后才让她回去。自此以后贵戚们都不敢违犯礼法。为了约束贵戚，宣宗有时处于非常尴尬的两难境地。皇舅郑光田庄上小官专横纵恣，几年不交纳租税。宣宗因此向京兆尹韦澳道歉，尽管如此，韦澳依然依法责打了这个小官，并等交满租税后才让他回去。宣宗还拒绝了郑光请免赐田租税的请求，下敕让他和普通人一样交税，并拒绝任命郑光为中央职事官。

唐宣宗像

四方太平

唐中晚期政治局面的形成有两个重要因素，其中之一是爆发于天宝十四载（755年）并持续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安史之乱改变了唐朝各地军事、政治力量的对比，其后果影响了终唐一世；其二则是唐王朝四邻各少数民族王朝势力的消长。在唐中晚期，每一次少数民族势力的消长都会导致唐朝内部军事格局的暂时变动，并影响到中央军事、政治政策的制定。如果把唐朝看成是由各类藩镇力量互相制约构成的一个封闭的平衡系统，那么边境少数民族政权便是一种能改变或打破这种平衡的外部力量。宣宗朝四周少数民族政权或逐渐衰落、或还未发展，总之对唐王朝都不构成重大威胁。这为想造就中兴局面的唐宣宗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外部环境。

武宗会昌年间，吐蕃赞普（王）达磨病死。由于达磨无子，他的妃子綝氏和国相共立綝氏兄三岁的儿子乞离胡为赞普。綝氏和国相的措施不能服众，导致吐蕃国内大乱。其鄯州（治湟水，今青海乐都县）节度使尚婢婢，洛门川（今甘肃陇西县东南）讨击使论恐热都拥有强兵，彼此互相攻击。大中三年（849年）唐出兵攻取原州（治平高，今宁夏固原县）、安乐州（今宁夏中宁县境）、秦州（治成纪，今甘肃秦安县西北）及石门、六磐（皆在原州境内）等七关。河陇军人、百姓千余人来到长安，宣宗在延喜门（皇城东北门）楼接见了他们。人们欢呼雀跃，纷纷解去辫子、脱下胡服、换上汉装。宣宗下诏鼓励百姓开垦三州、七关土地，规定五年内不收赋税。泾原、邠宁、灵武、凤翔四镇守镇官兵愿意在戍守地耕种田地，由国家发给耕牛和粮种。度支管理温池（属安乐州，时已改称威州）的盐利，以供边防费用。对防守三州、七关的士兵，每人给衣粮两份，有庄田户籍的，放免差役，并规定戍守两年一轮换。在这些地方建立堡栅等关卡，但并不禁止来往商人小贩和为守兵传信的人。另外，宣宗命令对蕃占剑南西川沿边州郡量力加以收复。

大中三年（849年）十月，唐出兵收复维州（治薛州，今四川汶川县西北）。十二月，又出兵收复扶州（治同昌，今四川南坪县北）。李德裕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时，就想收复维州，当时牛僧孺任宰相，认为这样做是轻启边衅，给长安带来威胁。后来李德裕任相时，就借此事对牛僧孺进行打击，现在维州终于在李德裕垮台后被收复了。

由于内讧而导致的吐蕃的衰落，为唐王朝收复失地创造了良好机会。唐朝失去了从唐高宗时期开始一百八十年来一直困扰西部边境的强敌，同时也导致了河西地区一股新势力的兴起。

大中二年（848年）三月吐蕃沙州刺史、汉人张议潮团结河西地区豪杰起兵，赶走了吐蕃的镇将，光复了沙州，不久又夺回了瓜州（今甘肃疏勒河以东安县）。在沙、瓜两州光复后，张议潮立即派人到长安向唐宣宗报告。他深恐表文送不到长安，特地派使者带着同样的表文分十队出发。其中两队顺利到达天德军（今内蒙古包头市西）。第二年二月，天德军的报告送到长安，得到中央政府的回信，使者带着宣宗任命张议潮为沙州防御使的敕令返回沙州。

大中四、五年间，张议潮又率军收复了伊州、河州、甘州、鄯州、岷州、廓州、兰州等地（包括今河西走廊、甘肃、青海、四川部分地区）。大中五年（851年）他派兄张议潭携带河西十州地图和户籍到达长安。十一月，唐政府决定在沙州恢复河西节度使，于沙州置“归义军”，以张议潮为节度使，十一州观察使张议潮判官曹义金为归义军长史。大中十三年（859年）八月张议潮又在沙碛地带再败吐蕃军。懿宗咸通四年（863年）他率汉、蕃兵七千余人，克服凉州（今甘肃武威），咸通七年又光复了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张议潮经营河西，成功地抑制了吐蕃和回纥的东侵，当时河西汉人对张议潮的功绩赞颂不绝，《张议潮变文》道：“河西沦落百余年，洛阳萧关雁信稀，赖得将军开旧路，一振雄名天下知。”

会昌六年（846年）七月，回鹘乌介可汗属下由于散失投降和冻饿等原因，剩下不到三千人。国相逸隐啜在金山（今阿尔泰山）杀死乌介可汗，立他的弟弟特勒遏捻为可汗。大中二年（848年）遏捻可汗归附于奚王石舍朗。唐将张仲武大败奚后，回鹘穷困，日益衰落，依附于室韦。回鹘使者经过幽州时，张仲武让他们回去活捉遏捻来降，遏捻闻讯后急忙和妻子葛禄、儿子特勒毒斯等九骑向西逃走。室韦把余下的回鹘人分为七部分，分属室韦七个部落。才过了三天，黠戛斯派国相阿播率领号称七万的胡兵进攻并大败室韦，把回鹘人全带回碛北。只有极少部分回鹘人进入山林以寇盗诸胡为生。回鹘另外一部在庞勒率领下留在安西。庞勒自称可汗，住在甘州，统治碛西诸州，势力微弱，常常向唐纳贡。回鹘不再对唐构成威胁。

只有党项族有过几次扰边行动，但规模也不大，而且很快就被唐兵击败了。所以在大中朝，唐关中、河西地区和北部边境局势是比较安宁的。

宣宗一朝对边境局势并不担心，在大中三年（849年）十月改备边库为延资库。宣宗对待党项侵扰边境的看法也和武宗不同，他深知党项的侵扰纯粹由于边帅掠夺党项羊马并对党项人欺骗残杀所致，因而任命右谏议大夫李福为夏绥节度使，实行用儒臣代替贪暴边帅的办法，并在为其送行时反复叮咛规诫，不让他们生事。大中五年（851年）三月以白敏中任司空、同平章事，充招讨党项行营都统、制置使。四月十四日定远城使史元在三交谷击败党项九千余帐，在接到白敏中的捷报后宣宗立即下诏：“平夏党项，已就安帖。南山党项，闻出山者迫于饥寒，犹行钞掠，平夏不容，穷无所归。宜委李福存谕，于银、夏境内授以闲田，如能革心向化，则抚如赤子。从前为恶，一切不问。或有抑屈，听于本镇投牒自诉。若再犯疆场，或复入山林，不受教令，则诛讨无赦。将吏有功者甄奖，死伤者优恤，灵、夏、邠、鄜四道百姓，给复三年，邻道量免租税。向由边将贪鄙，致其怨叛，自今当更择廉良抚之。若复致侵叛，当先罪边将，后讨寇虏。”可见采取的依然是不轻易用兵政策。

四境少数民族政权势力的纷纷削弱为唐王朝的内部安定创造了理想的外部条件，但大中朝的稳定主要取决于各种藩镇之间力量均衡所构成的平衡状态，从肃宗朝以来一直令朝廷头痛的藩镇问题到宣宗朝似乎不存在了，宣宗朝十四年中仅有幽州一地有过藩镇动乱事件。大中三年（849年）五月，幽州节度使、检校司徒、平章事张仲武卒，三军推举其子张直方为知留后事。十一月，士兵叛乱赶走张直方，推举衙将周綝为留后。大中四年九月幽州节度使周綝死，士兵们推举张允伸为留后。中央政府没有插手这件事。在宣宗朝极少见到有中央讨伐藩镇的战争和藩镇之间的战争。当时中央政府也无力解决长期遗留下来的藩镇问题，只能采取置之一旁的办法，集中力量解决困扰朝廷的财政问题和吏治问题。

大中五年（851年）任命兵部侍郎裴休为盐铁转运使。自从文宗大和年间以来，每年运到长安的江、淮米不过四十万斛，由于吏卒侵盗，船只沉没，每年到达渭仓的船只不过十分之三四。裴休立十条漕法，每年运到长安的漕米增加到一百二十万斛。大中九年诏州县据贫富作差科簿，作为征发差科徭役的根据，企图解决差役不均的问题。宣宗还想解决州县吏治问题。在当时条件下，这些都不可能有什么效果。

危机四伏

由于宣宗采取的一系列有效的政治措施，唐王朝出现了权豪敛迹，奸臣畏法，阍寺詟气，刑政不滥，贤能效用，百揆四岳，穆若清风的局面，以致“十余年间，颂声载道”，大中朝被称为有贞观遗风，唐宣宗也一反唐后期皇帝孱弱的形象，被称为小太宗。

然而宣宗的作为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当时社会条件的限制，对他来说治标的目的达到了，治本的措施却无一不陷入失败境地，最后宣宗本人也被晚唐的黑暗社会所吞噬。唐王朝积聚了一个多世纪的矛盾终于爆发，并最后导致了它的灭亡。

穆宗以后，地主豪强兼并土地使农民不断破产逃亡，相反，国家对农民与土地关系的调节作用却在不断削弱。会昌六年（846年）以户口增减作为官吏升降标准的本意，在于增加国家直接控制的户口，但这种短期内可能会带来直接经济效益的措施，在晚唐实行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在农民逃亡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户口数字能维持原状已属不易，要增加就更加困难了。因此，各地的浮户经常被搜索一空，这样一来，中央政府的各种调发，地方官吏的份外征求，都没有浮户来分担和缓冲了，全都压到了每一户农民身上。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在此，更严重的是，第一，在唐王朝以户口增减作为地方长吏进退标准的情况下，农民逃亡后，长吏惧在官时破失人户，或恐务免正税，减克料钱，便于现在户口中分外摊配。一开始还只是将正税加配到现在人户，后来，应有逃亡户口的赋税差科，全都摊配现在人户，从而使流亡转多。

第二，摊配只是维持原来赋税总额并对朝廷隐瞒人户破失真相的一种办法，目的是为了避免责罚。刺史、县令为求取上考，还必须增加户口，因此，逃亡农民在一地落脚后，地方官吏立即把他们编入户籍，由于当时地方官迁转过速，任期短促，他们都力求在两三年的任期内在正式户籍上多增加一些户口，便不再遵守复业垦荒的农户几年内“不在税限”的规定，不等荒地变成熟田，很快就定税征科。农民产业未成，只好依前逃散。

为避免第二个后果，朝廷几次强调官吏转官月限，宣宗对地方官员任命的重视也是要求他们更好地执行中央政策。这样反而形成了一个怪圈，官员认真执行中央政策反而会导致中央极力避免的后果，这种短期效应政策虽然有可能为大中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产生有利影响，却为社会动乱埋下了祸根。中央政府越想加强地方政府对土地和人户结合的调节作用，就越导致农民和土地的脱离，所以大中朝的官制整顿虽然带来“奸臣畏法，贤能效用”的结果，但对克服封建王朝根本矛盾不仅没有起应有的作用，相反加速了这些矛盾的爆发。

大中朝地方藩镇异常地安宁，这并不是中央打击藩镇以至其畏惧顺从的结果，而完全是由于中央的不干涉政策和藩镇之间力量互相牵制的结果，因而藩镇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解决。中央采取的一切政策、措施都不敢打破这一稳定局面，本身就意味着不能改变军事上的内轻外重局面，更不可能有较大的经济改革，从而无法根本上解决晚唐社会问题，拯救步步走向衰亡的唐王朝。

宣宗在稳定了朝政之后，便想削弱宦官集团的势力，他首先因势利导，隔断宦官和某些朝官的联系，其次想利用朝官打击宦官。

左神策护军中尉马元贽有拥立之功，恩宠冠于诸宦官，宰相马植和马元贽拉宗姓关系，元贽把宣宗赐的宝带送给了马植。马植佩带上朝，被宣宗认了出来，他第二天便被罢相，亲信董侔也被送交御史台审问。董侔供出了两马勾结的真相，马植因此被贬为常州刺史，由此可见宣宗对中外勾结的恐惧。

大中八年（854年）宣宗自认为外朝实力已相当巩固，决定对内朝宦官下手。他首先为因甘露之变而死的王涯、贾餗等人昭雪，然后以讨论诗为借口召见翰林学士韦澳，屏退左右问他，近来外面怎么谈论宦官的权势。韦澳答道，由于陛下的威断，宦官的权势已远不如前朝。听了回答，宣宗闭上眼睛摇着头说：“全未！全未！尚畏之在，卿谓策将安出？”韦澳说，如果和外朝所有官员讨论，只怕会发生像大和年间那样的变故，不如选几个有才能见识的人来商议。宣宗认为这是下策，他指出，四品以下官和老百姓还感谢皇恩，三品以上高官则和宦官们一路了，宣宗对朝官和宦官的关系看得是很清楚的。

宣宗又曾和令狐绹商量杀尽宦官，令狐绹怕滥及无辜，密奏道：只要对犯罪的宦官不宽恕，有缺员时不填补，则宦官自然会越来越少，最后就消失了。宦官们看到这个密奏非常恼火，“由是益与朝士相恶，南北司如水火矣！”宣宗解决宦官问题的打算终于不了了之。

宣宗无法解决宦官问题，这使他初即位时的雄心顿失。他清楚地知道皇帝废立权在宦官手中，自己充其量也只能在不触动他们利益的前提下行事而已。他对朝官的疑忌心日益加深，因而他对立太子问题非常敏感，不愿立太子。大中十年（856年）裴休请宣宗立太子，宣宗说，如果立了太子，他很快会成为闲人，显得非常悲观。他不愿给宦官们废立的机会，也不愿朝臣借此结党。大中十二年（858年）崔慎由又请求立太子，不到十日就被罢相。宣宗一直到死都没有立太子，但结果还是由宦官王宗实立郓王李温为帝，宦官又一次显示了手中实力。

政治上无法取得更大的成果，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心灰意冷的宣宗走上了和武宗后期相同的道路，好神仙，求长生。甚至派中使到罗浮山去请回当年被他放逐的道士轩辕集，向他请教长生术。不想有过一次教训的轩辕集回答说：“王者屏欲而崇德，则自然受大遐福，何处更求长生。”只待了几个月便坚决要求回山了。宣宗并未因为他的回山而放弃长生的愿望，想通过吃长生药来达到目的，他性情一反从前，变得焦躁起来，终于在大中十三年（859年）初由于吃医官李玄治、道士虞紫芝、山人王乐的药而背生疽疮，八月，做了十三年皇帝的五十岁的唐宣宗终于去世了。

宣宗死了，留下的社会矛盾并未改变，早在大中九年（855年）淮南就由于饥荒发生农民流亡现象，大中十二年（858年）各地又有几次动乱，藩镇闹事也多了起来。南诏、安南也不断挑动边衅，宣宗大中朝的和平安宁局面不久就被懿宗朝的内忧外患所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