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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人物|“中国火炸药王”王泽山院士:一生一事放光焰
火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这种曾经长期让我国引以为傲的技术,为什么没能追上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的步伐?——李约瑟提出的“难题”,中国科学家用毕生奋斗求解答案。
“想要不落人后,要有自己的思路,走独立自强的研发之路。”在捧得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后,89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理工大学教授王泽山至今仍保持着年均近一半天数的出差纪录,吃住偏远靶场,不断向新的技术难题发起冲击。
在外人看来,被称为“中国火炸药王”的王泽山一生充满张力:少时成绩优异,却选择吃力不讨好的冷门火药专业;年近退休荣誉接踵而来,在人生后半程不断发力,作为第一完成人极为罕见地三次问鼎国家科技一等奖;科研、教学事事亲力亲为,只求专心做事,减少一切干扰因素。
![](https://imagepphcloud.thepaper.cn/pph/image/315/393/647.jpg)
王泽山院士在学校实验室和学生一起做实验。
研究真本质 钻研真问题
王泽山院士
我是1935年生人,出生于吉林省吉林市。那时的东北三省并不平静,我的童年生活在伪满洲国的阴影下。抗美援朝战争中,几十万志愿军以落后的装备和巨大的代价赢得战争胜利,这件事深深触动了我。幼年时,镌刻在我记忆里最深的信念就是“不做亡国奴”,父亲经常冒着生命危险悄悄叮嘱我牢记“你是中国人,你的国家是中国”。1954年考大学,我毫不犹豫报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就是因为一直坚信,没有强大的国防,就相当于没有自己的国门,我所从事的事业一定要符合国家和民族需要!
当时,空军、海军等确实是更为热门的专业,我是全班唯一主动选择火炸药专业的学生。这么多年,一直有人问我,火炸药基础、枯燥、危险,为什么选择了它。我的想法很朴素:火炸药是现代战争的“粮食”,武器装备离不开它。
我的大学学习期间,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那时我国火炸药基础薄弱,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工厂、研究机构和火炸药专业院校。我学的火炸药,主要是苏联的理论与技术,基本是全盘接受。随着火炸药产业、研究机构、人才培养院校的发展,我们又引进更多国家的火炸药装备和技术。改革开放前,我国火炸药的生产、科研发展的主导趋势是仿制和跟踪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在前期积累的基础上,我国的装备研发人员坚定走上自主创新之路,突破一系列此前国际上也从未解决的技术难题。目前,我国火炸药的品种、数量、水平等,总体进入国际先进行列,研究、生产不断取得新突破。可以自信地说,我国已经位居世界火炸药强国行列。
我的这个选择也说明:只要一心钻进去、专注坚持,再“冷门”的专业都可以光焰四射。
知识上传承 人格上独立 精神上感召
记者:除了科研成果,你的很多学生也已经成为火炸药领域的领军人才。你是怎么做教书育人这件事的?
王泽山院士
我这一辈子,有两种身份自己最认可:一个是研究员,一个是人民教师。从哈军工一毕业,我就留校当火炸药老师,此后一直科研、教学两手抓。
从国家和学科重大项目需要来讲,取得突破靠的是集体,没有哪个国家、哪项工作靠单打独斗能成功。这要求我做好自己传道授业的一环,把学习到的知识、研究出的经验和成果教授、传承下去。从事教学工作几十年,我到现在一共培养了几百名本科生、硕士、博士。他们中很多已经在重要岗位起到骨干作用,我从心底里高兴,比我自己取得成绩还要兴奋。
对我自己来说,教学也是一个让我不断接触新人新事的窗口,学生是我获得新知、滋生灵感的源泉。从年轻时候起,我就是个喜欢研究、琢磨新事物的人。弹道研究以前全部靠手算,从上世纪60年代起,我开始钻研编程,运用计算机把复杂的函数关系转化为简单的模型和图表,由此建立火药装药设计理论。和一批批学生的交流、接触,让我学会操作各种数码产品、做PPT和实验的演示动画,开发设计模型和仿真设计软件。科研让我得到钻研的成就感,学生们给我分享和学习的快乐。
记者:作为一名老教师,你认为应该怎么树立教学相长、良性互动的师生关系?
王泽山院士
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禀赋,构建一段好的师生关系,老师应该学术上教授,人格上尊重,精神上感召。
在知识传授上,我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曾经有学生冬天在东北靶场试验,本打算测试两三个数据就完成,但我要求把数据扩充到几十个,增加了十倍工作量。冬天的靶场,高速摄像机都冷到开不了机,我跟学生一起在野外站着,直到试验完成。选择科研就得吃得了这份苦,学术规范马虎不得。
人格上,学生不是附属,每个人的成果、想法都该得到尊重。这些年,大家习惯认为我牵头的项目成果都是我的,事实不是这样。有的技术和发明,问题是我提的,但最终解答的是我的学生,所以成果属于我的学生的,最终也记载在他们名下。我很愿意跟在年轻人后面做一些配合工作,不能因为我名气大就什么都占,影响年轻人发展。
在思想上,我尽量把自己做好,给学生以好的影响和示范。我这个人不喜欢“贵宾待遇”、不喜欢跟人吃饭应酬,以我自己为例,身体力行,想告诉学生不要事事计较,不在无关的枝节上浪费过多精力。
一生奉献给国家和民族是一种更大的幸福
记者:58岁时第一次问鼎国家科技一等奖,你是怎样在退休之后一再发力,成为三获一等奖的“三冠王”的?
王泽山院士
每一个重要的科学突破和发现,背后都需要经过无数的潜心研究、验证。我搞火炸药科研已经60多年了,荣誉成果集中在后30年,但在前30多年里,我们整个课题团队研究火炸药科学的理论、创新研究方法,做了非常多的基础工作。
第一,成功要懂得坚守。我的不少成果有很长的时间跨度。从1996年到2016年,我两次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中间经过了20年,其间一直在做科研。按照60岁退休计算,到今天我多干了将近30年,相当于比别人多干了大半辈子工作,多出了一个学术生涯。只有一直坚持干下去,才有干出成果的机会。
第二,要敢于专注。我很少参与学术以外的其他事情,把“杂务”都舍弃了。就连吃饭、走路、睡觉,都经常在想手上的科研问题。有一回课题组聊天,年轻成员抱怨压力大、睡不着,我说“要我讲那可太好啦,又多了好多思考的时间”,把大家都逗笑了。选定方向以后,就要不摇摆,一直钻研。
记者:60多年坚持钻研火炸药,你是怎么心无旁骛做一件事情的?
王泽山院士
“一辈子专注做一件事”,这有很强的个人因素。我这人性格比较固执,不懂得协调,做很多其他的事情都是不行的。我的同事都评价我,很少有业余爱好;一些熟悉的课题组成员也和我开玩笑说,我一门心思想问题太入神了,去办事经常前门进去,事儿还没办就又从后门出去了。
我对生活也没什么要求,蹲在靶场吃个盒饭就觉得很好了,忙起来一阵子不吃饭、不睡觉也没啥问题。我的生活已经跟研究分不开了,一旦抽离了科研,就好像失去了重心一样。我的经历算不上标准答案,但干科研确实要有几分“痴劲”“傻劲”,要一直老老实实、踏踏实实地干,少想其他的、计较其他的。
记者:当前科研环境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年轻一代科研工作者应该怎么走自己的路?
王泽山院士
不同时代的学者,成长环境、接触事物不同,我的科研经历也不能直接照搬、复制到现在年轻人身上。但是为一件事扎进去奋斗的精神、劲头,不管时代怎么变化,都是相通的。
民族复兴,人人有责。对青年学者来说,找到愿意投身、为之长久奋斗的事业领域很重要。于我个人来说,从二十来岁起就一直思考,国家需要什么?我又能担当什么?即便后来的研究之路再苦、再难,国家需要一直是激励我不断前进的动力。我经常鼓励年轻科学家们,把自己追求的价值、事业方向,和国家、民族的进步需要结合起来,瞄准国家、民族和社会的需要去找真问题、做有价值的研究。
科研的道路可能很苦,坐冷板凳也在所难免,对这个过程要有充分的准备和预期,才能有坚定的内心,不被困难打倒。过程艰苦,但一生奉献给国家和民族是一种更大的幸福,能够指引我们穿越万难,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坚定向前。
原标题:《科技人物|“中国火炸药王”王泽山院士:一生一事放光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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