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尼日惹，置身南方思考亚洲研究

今年7月9-12日，美国亚洲研究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的亚洲地区年会（简称“AAS-in-Asia”）在印度尼西亚日惹的加查马达大学（Universitas Gadjah Mada）举行。亚洲研究学会成立于1941年，是一个非营利性的学术组织，其宗旨是通过国际交流、人脉网络、出版发表、研究支援和职业发展等方式推动亚洲研究，会员多达8000人，主要分为中国和中亚、东北亚、南亚、东南亚四个研究区域。

每年春季，亚洲学会在北美举行规模盛大的年会。自2014年起，亚洲学会在不同的亚洲国家或地区选择某一学术机构作为在地合作伙伴，每年夏季共同举行亚洲地区年会（疫情期间停办）。相比春季年会而言，亚洲地区年会规模略小而主题更集中。尽管如此，本届日惹年会仍有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多达1400多名学者参加，连续三日逾30场分组讨论和各类活动同时进行，仍会使参加者（尤其是初次线下参加者如我）大开眼界。

开幕式合影。美国亚洲研究学会 图

第三次来到印尼

其实早在2020年，AAS-in-Asia原定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而我当时就在该校历史系攻读研究型硕士。本想着乘地理之便参会，虽说我们分组讨论的投稿被接受了，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会议移师日本举行，又遭遇疫情改为线上，参与感不免打了折扣。转眼间，我来到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读博。因为亚洲研究学会不接受独自投稿，要求整个分组讨论的计划书提案——包括主题、摘要，组织者、发表者和讨论者的个人信息，以及各篇论文的标题和摘要。学会还强调“多元性”，体现在所属单位、国籍和性别等，学术合作也得颇费心思。去年下半年学会在各网站发布会议通知，有同在法国留学的朋友提议组队参会，于是我们便再度一试。之后几经周折，我终于申请到学校的旅费资助，于7月6日从巴黎踏上中转两次、逾20小时的旅途。

其实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近代华南区域史和法国殖民史，与印尼或昔日荷属东印度无直接关系，以前两次到印尼多少有些“误打误撞”。2017年，第十二届潮学国际研讨会在印尼坤甸举行，我提交了一篇有关赤坎潮州会馆的论文，于是就在既不懂印尼语又不懂潮州话的情况下勇闯陌生国度。在首都雅加达中转停留期间，走到旧市政厅广场，看到当地民众骑着彩色自行车在昔日殖民建筑前不停绕圈，好不快乐。整座城市人口庞大，交通拥挤，污染严重，有着似曾相识的发展中国家勃勃生机。坤甸在大海另一边的加里曼丹岛上，仍有规模不小的华人社区。犹记大家乘船游览卡江时，当地学生唱歌助兴，留下“赤道之城”的难忘印象。后来与会者又组团去小城山口洋考察，听药店商家讲述华文教育的艰难，联想到家乡湛江多个农场的印尼归侨难侨故事，从此开始留意海外华人的历史与现状。

2020年2月望加锡考察，当地乐队在天后宫演奏。吴子祺 摄

2020年初，当时在荷兰莱顿大学读博的徐冠勉要去印尼望加锡考察，邀我从香港出发。爱好美食和烹饪的我听说此行将追溯海参食用史，激发莫大勇气。望加锡在更远的苏拉威西岛上，明代福建帆船已驶到此地，定居下来的闽南人一边与布吉人（Bugis）交易，一边应对荷兰人的殖民扩张，所以他们既建立宗祠庙宇，又拥立“甲必丹”和“玛腰”等领袖。在鹿特丹堡的博物馆，冠勉向我介绍布吉人的船，昔日他们捕捞和熏干海参的活动范围可达澳洲北岸，而这种被华人视作补品的海产又随季风运至中国，连成全球史。20世纪初的南洋华侨受到中华民族思想的鼓舞，强化对祖国的向心力，一时间华校纷纷建立。民国时期，中国政府在望加锡设立领事馆，更促进了文化建构和文化认同。当我翻阅20世纪三十年代的《锡江报》，再对照经历种种变故后望加锡庙街的文化传承难题，颇有一番感慨。1957-1960年接受厦门大学函授教育的何灿濂老师是当地华人社区的文化名人，他邀请我们参加春节晚会，其在一个节目是男女合唱《南屏晚钟》。在异国他乡听到这首南洋情调的歌曲本已颇有感触，不料曲中竟有微小改动——变成“思乡有什么用”，其中幽微，真是发人深思。

而第三次来印尼，我大致知道日惹曾是爪哇古都，文化底蕴丰富，于是也做了心理建设，尽量把前两次对华人社区的关切放在一边，要多用心感知不同文化。利用参会间歇参观了日惹的三处世界文化遗产，确实大有收获。印尼的古代史深受印度宗教文化的影响，公元9-10世纪，爪哇岛中部的夏连拉特王国和马塔兰王国并存，前者推崇大乘佛教，后者信仰印度教，分别建造了婆罗浮屠（Borobudur）和普兰巴南（Prambanan）两处大型宗教建筑群。

从普兰巴南远眺默拉皮火山。吴子祺 摄

与此同时，两国统治者保持某种兼容并蓄的态度，又相互联姻强化关系，所以婆罗浮屠和普兰巴南在建筑艺术尤其是雕刻方面有诸多相通之处，1991年被选为世界文化遗产。去年加入名录的“日惹的宇宙中轴线及其历史地标”以18世纪建造的苏丹国日惹城为主，王宫、纪念碑和鹿台坐落于从火山延伸至海洋的南北中轴线上，体现了伊斯兰文明与爪哇文化的宇宙信仰。

日惹苏丹王宫内，舞者正在练习。吴子祺 摄

在历史演变的激荡交融中，留下了丰富的艺术和工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的哇扬皮影戏（Wayang）、格里斯剑（Keris）和巴迪克蜡染（Batik）均以日惹为重要的传承地，在呈现爪哇历史文化的Sonobudoyo博物馆新楼，我们可以看到多项非遗的精美特质及其在现代生活的活力。而这座面向王宫的博物馆，最早是由荷兰殖民者所创办的爪哇学会（Java Instituut）于1935年投入开放。如今在原来的西方考古学和民族学基础上，展示新的研究成果和印尼的国族自豪感，着实令人眼前一亮。

Sonobudoyo博物馆有关纺织技艺的陈列。吴子祺 摄

荷兰人四百多年的殖民史始终围绕着热带作物的商品价值，荷属东印度不仅为印尼留下了辽阔版图，还激发了民族主义。终老于印尼的本尼迪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35-2015）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以精彩文笔论述了多股力量如何相互配合，动员民众从而建立民族共同体乃至现代国家的过程，也是我们理解印尼现当代史的重要参考。而日惹曾是印尼独立革命期间的共和国临时首都，在苏丹的支持下，苏加诺等领导人在此留下深刻印记。在纪念1949年3月1日收复日惹的纪念碑后，新近完成修缮的弗登堡（Vredeburg）亮出了印尼遗产办事处（Indonesian Heritage Agency）的神鹰标志，城堡里面的展览介绍了19至20世纪印尼人民反抗侵略、民族觉醒、争取独立和武力抗争的事迹。一如安德森所分析，报纸、电报、传单和广播等在其中发挥了凝聚人心的重要作用，促进了印尼共和国的建立。

AAS亚洲年会见闻

加查马达大学正是创立于印尼独立战争时期，如今已发展为一所学科全、规模大的高等学府，据闻在印尼国内排行前三。亚洲研究学会落地日惹，选择加查马达大学作为在地合作伙伴，是明智之举。为了筹办本届AAS-in-Asia，大学发动数以百计的师生参与会务工作，将地标性的大礼堂用作主会场，开闭幕式都有精彩的热情洋溢的致辞和富有特色的舞蹈演出。各分组讨论则在社会科学学院和管理学院的教室进行，每间教室都有学生在场协助，楼下亦有人负责咨询、引导和准备餐食。难怪本人导师之一、汉学家陆康教授直呼：“劳动力太多了！我们在法国都得自己干。”

本届年会主题“潜在的历史，显现的影响”，似乎暗喻着东南亚多脉络历史与深远地影响当代生活，但其实这不能涵盖数百场分组讨论、圆桌论坛和工作坊等活动。或说，如此多元化的与会者及其研究课题，怎能凝聚一个具体确切的主题？然而，这也恰恰是亚洲研究学会的魅力所在——换一个房间，便是跨学科跨区域；同一场分组讨论，也有不同学术路数和研究方法的碰撞。三日议程中，每日都分为四个分组讨论时段（约一个半小时），逾30场平行进行。得地利之便，有关印尼和东南亚的报告占了本届年会的一大部分，甚至可说是重点领域。

9日上午，万恩教授（花衬衫者）在注册处。美国亚洲研究学会 图

开幕式后的首个时段，我特意给一位老朋友捧场。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历史系的迈克尔·万恩（Michael G. Vann）教授早年专门研究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史，他与插画家合作的《河内捕鼠运动：帝国、疾病、现代性在法国殖民地越南》是一部广受好评的畅销书。我与万恩教授相识于2018年在西雅图举行的法国殖民史学会年会（他曾做过会长），次年他受邀到广东湛江参加第二届广州湾国际学术研讨会，从殖民史角度启迪租借地研究。几年不见，万恩教授转换了方向，正在进行有关东南亚博物馆的研究项目。他的报告《博物馆中的谋杀：再现冷战时期印尼、越南和柬埔寨的暴力》基于其在多家博物馆的实地考察和相关访谈，细致解读博物馆中场景复原和遇难者照片等展陈的意涵，揭示国家意志、群体暴力和历史记忆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从文化史的角度回应冷战研究所关心的议题。万恩教授的演讲相当引人入胜，体现了美国区域研究的实用主义和决策参考的传统，也符合当下强调理论创新的学术趋势。茶歇时候，万恩教授与我叙旧，这位身材魁梧的冲浪爱好者因受伤初愈，此次未能携板同行。他感慨中美关系的起起落落，并说博物馆研究项目结束后，他会继续做法国殖民史研究，期待再到中国参会。

历史学家芭芭拉·安达雅（Barbara Watson Andaya）给我的冲击不可谓不大。当我拿着会议手册走进“定居、贸易和信仰：以海事角度看东南亚，1500-1900”分组讨论，看到一位身穿红袍的女士站着发言，时而踮起脚尖，表情和肢体动作丰富，霎时间我还以为走错房间。其实这是点评环节，她正在评论香港理工大学杭行副教授等三位报告者的论文。安达雅教授任教于夏威夷大学，研究领域宽泛，使用多语种材料，不受限于国别和地理边界，而三篇论文均涉及近代和近代早期华人在东南亚的活动，因此她的评论既到位又有启发性，并有效引导报告者与观众的互动。当时我觉得这位精力充沛的学者似曾相识，想起2020年亚洲地区年会时，安达雅教授是时任亚洲研究学会会长，做过大会发言。后来我在另一场分组讨论再次见到她，她就安静地坐在后排认真听。在夏威夷大学从教逾30年的安达雅夫妇本月初刚刚荣休，她还以饱满热情继续参与年会，可见她持之以恒的学问追求。

与会者回应芭芭拉·安达雅教授的评论。吴子祺 摄

有关南海和东南亚海域的讨论推陈出新，是本届年会的热门议题之一。“现代早期亚洲港市的动力”分组讨论旨在回应学界近30年来有关港口政体（port polity）的理论。来自印度萨维特里巴伊·普尔大学的拉迪卡·塞尚（Radhika Seshan）报告有关马德拉斯（Madras，今金奈）的城市建设史，她的研究使用了多语种地图。17世纪葡萄牙和荷兰已在印度东南海岸建立据点，在贸易竞争之中，英国东印度公司建立圣乔治堡，逐渐发展为港口城市，同时面临法国人在海外殖民扩张中的争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居民在马德拉斯共同居住，英国人如何规管？这正是拉迪卡·塞尚所关心的研究问题。日本龙谷大学的大久保翔平研究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巴达维亚，他的报告聚焦1740年红溪惨案（荷兰殖民政府大肆屠杀巴达维亚华人）后华人社区的恢复重建。学界有关巴达维亚的研究已有不少，以莱顿大学包乐史教授（Leonard Blussé）为代表的学者，从大量的荷兰文档案中揭示殖民者和占据经济优势地位的华人之间存在既合作又互不信任的张力，也有学者利用碑刻等中文资料进一步考察华人社区的分合。而大久保翔平博士回顾和吸收前人研究，加强数据的整理和分析，以图表叠加地理空间等可视化方法分析惨案后巴城内外华人社区迅速恢复的过程及其移民来源。他指出，此后华人更多居住在城外，而城内则呈现更多元的不同种族混居情形。评议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徐冠勉指出，本场的报告从不同案例和不同角度回应“世界主义”论题，近代早期的东南亚港市中，这意味着生意机遇和冲突暴力并存，如何从本地视角继续延伸，仍有待大家思考。

“感官与环境：探索中国与全球热带地区的多感官联系“分组讨论。吴子祺 摄

学者之间的交流互动值得留意，常常激发新知。大久保翔平和徐冠勉是老朋友，曾同在雅加达做田野考察，大会第三日，再次见到他们互动。当时徐冠勉在“感官与环境：探索中国与全球热带地区的多感官联系”分组讨论做题为“肉身联系：900-1350年间丁香、中国感官文化与全球热带地区”的报告，探讨宋元时期原产于香料群岛（今印尼东部）的丁香是如何通过海洋贸易输入中国，成为文人雅士追捧的外敷香剂，进而化为药用的过程。丁香在中国嗅觉文化中留下鲜明印记，这种热带作物的“能动性”也为知识的生产和流通，乃至后来中国与欧洲殖民扩张的相遇留有讨论空间。提问环节，大久保翔平指出徐冠勉声言超越单一文明中心主义，但主要使用的还是中文材料。徐冠勉则回应他非考古学家，印尼等国缺少同时代文字记载亦是实际困难。这种善意批评无疑是有益的，也说明中国学者参与全球史的讨论仍是任重道远。评论人是新近加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曹寅副教授，一直积极倡导全球史。在另一场他主持的分组讨论“殖民时期亚洲的流动性与非流动性，1860-1960”中，来自印度、新加坡、英国和美国的学者依次报告不同族群如何在东南亚（尤其是英属殖民地）流动，他们受到殖民政府何种干预和限制，又有什么应对办法。曹寅副教授的主持和评论都很有活力，调动现场活跃气氛，促进学术讨论。

亚洲史的再思考

在法国留学，每当见到越南学者的讲座信息，我都会格外留意，想知道他们如何看待和思考法国殖民史。来到印尼参会，我也提醒自己有必要听听东南亚学者的殖民史研究，了解他们看待本国遭受西方殖民侵略之过往的态度。本届年会多见“解殖”、“后殖民”等议题，在“解殖理论与马来世界”和“后殖民历史建构在东南亚”等分组讨论中，基本汇集了东南亚的主要族群——马来族、爪哇族、印度族、华人，这正是我想听到的“本土声音”。来自雅加达、正在英国剑桥留学的布赖恩·梅尔基奥（Brian Melchior）介绍印尼独立后共同肩负重写本国历史、参与国家建设重任的两位历史学者，他们都在海外取得学位，却在叙述角度和研究方法上有分歧，在不同程度上面临苏哈托军事政权的“爱国主义”压力。

“解殖理论与马来世界”分组讨论 。吴子祺 摄

其中，生于泗水华人家庭的吴福涵（1933-2007）从小接受荷兰文教育，印尼独立后他作为历史学家积极支持单一国族认同和同化宪章，晚年又接纳自己的华人身份，其个人轨迹与印尼国家历史书写相互纠缠，是一个值得深究的人物。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的本杰明·吴（Benjamin Goh）关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马来亚大学的历史教育，在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之际，马来亚大学历史系的几位英国教授提出编撰亚洲中心、为马来世界而作的世界史，取得若干进展。然而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独立后，其与新加坡的分歧始终难以弥合，马来亚大学的吉隆坡校区和新加坡校区也因此饱受政治张力影响，最终分设两所大学。加上1965年新加坡独立，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两国都需要在教育上强化国家认同，导致原有的世界史计划昙花一现。剑桥大学的乔纳森·杨（Jonathan Yong）基于社会学的种族关系理论，通过收集媒体和自媒体资料以及访谈，指出马来西亚华人处于种族少数地位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发展出关于文化缺陷和种族新自由主义的种族意识形态。他认为，研究非西方（尤其是美国之外）有关种族歧视的案例，可以推动学科的理论建设。

上述关于“殖民”的报告和讨论令我颇为耳目一新，身为学者，当我们研究与自己密切相关的课题，很难完全超脱国籍身份和文化认同，东西方之间的社会势差历经沉淀且无处不在。但这种如影随行的影响有可能转化为某种优势，助我们做出有新意的成果。我此次参会论文是关于二十世纪初生活在广州湾租借地的一位法国业余汉学家，中国史、法国殖民史、汉学，这些要素加起来使我在本届年会的“边缘”属性更突出。不过，有机会在亚洲研究学会的平台报告研究进展，总归是有意义。由于议程密集和平行冲突，有不少精彩题目未及一一到场去听，只能在事后交流中了解大概。比如上海交通大学任轶副教授组织的“中国在亚洲及其他地区的文化、经济和科学交流”分组讨论上，她与另外三位南京外国语学校的中学同学（都有海外留学经历）分别基于各自学科背景做报告，集中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是为佳话。而在“协商治外法权：国际贸易、帝国建构和制度变迁”分组讨论中，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张志云、上海海关学院的助理教授江家欣、广西师范大学讲师侯彦伯先后发言，分别通过国家、组织和个体层面的具体案例分析治外法权特权在1860年代和1930年代的构建和废除的重要节点，呈现西方列强在华特权兴废过程中多方的角力。此外，厦门大学周衍丞、清华大学叶泳妍等关于东南亚史的报告皆为有益尝试。

任轶、吴子祺在主会场合影。卞洋 摄

三天的年会中，有一场活动尤其令人感动，那就是“滨下武志的学术贡献：从亚洲角度探索全球史”圆桌讨论。滨下教授从事史学研究和教学近五十载，发表了多篇重要论文，亦有多部著作问世，是享誉中外的著名学者。他提出亚洲本位的历史认知视野，重视空间性，强调各地域之间多角联系，尤其海洋是重要的交流场域。

滨下武志的学术贡献：从亚洲角度探索全球史”圆桌讨论合影。吴子祺 摄

滨下教授还强调研究者应体察研究对象的同时代主观认识，辨别历史事件所包含的各种脉络。难能可贵的是，滨下教授的史论洞见无不出于多年来踏踏实实的史料工作功底。会后有幸与滨下教授乘同一航班飞往新加坡，路途上他听闻我的研究课题，便准确提到法国巴黎、艾克斯、南特等地的几家档案馆与我相关，他都曾去过查资料，真是相当用功。本场圆桌讨论由京都大学的Robert Hellyer组织和主持，发言的学者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新加坡、日本和美国，他们或曾受教于滨下教授，或是其同事，分别从不同角度论述滨下的史学成就，感谢他给予的启迪和帮助。东京大学城山智子教授聚焦滨下教授有关“亚洲经济圈”的论述，货物、商人和白银的流通构成了19世纪全球化的要素。北卡罗来纳大学（UNC Charlotte）助理教授杜丹以中美贸易史为例，认为滨下教授有关汇丰银行商业交易的研究能为学者提供借鉴，继而深入考察地方口岸与全球市场之连结以及国际贸易史。南洋理工大学助理教授郭根维回顾滨下教授有关海外华人华侨的研究，以宏观视野考察华人商业网络的进路值得延续。台湾“中研院”钟淑敏研究员则讲述滨下教授历次向该院图书馆捐赠藏书的故事，赞扬他嘉惠学林的善举。张志云教授结合自身研究经验，指出滨下教授以《海关市场》为代表的近代中国海关史成果激励许多学者关注19世纪以降的经济变化，深入研究人物史、科技史和殖民史等新课题。

闭幕式，参会者与加查马达师生共舞。美国亚洲研究学会 图

像亚洲研究学会年会这类的大型学术会议上，学界观点往往有所分歧，有人批评题目太庞杂，这么多学者聚在一起无异于社交场合。就个人而言，有时置身于一群陌生学者之间确实感到彷徨，却也很庆幸重逢和结识朋友。而在学术层面，本次参会是一次相当有趣的经历。我既增长见识，接触到若干前沿理论，还能从不同领域的跨学科互动中汲取经验，有助反思自己课题——多多少少有赖于亚洲研究学会对“多元”的倡导和要求。在“全球南方”成为热门话题的当下，印尼是机遇与角力竞争并存的热土。我们来到日惹开会，固然欣赏当地的丰富文化遗产，或者也会有关于国际合作交流的思考，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一份力量。

作者系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博士生，得到国家公派留学基金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