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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博文｜元大德七年的那一场地震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朱博文

2024-07-27 13:37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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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卯，夜地震，平阳、太原尤甚，村堡移徙，地裂成渠，人民压死不可胜计。”

“八月辛卯夕，地震，太原、平阳尤甚，坏官民庐舍十万计。平阳赵城县范宣乂、郇堡徙十余里。太原徐沟、祁县及汾州平遥、介休、西河、孝义等县地震成渠，泉涌黑沙。汾州北城陷，长一里，东城陷七十余步。”

“丘陵为池，城郭为陂。……于时死者二十余万人，祸其惨毒。”

以上记载分别来自《元史·成宗本纪》《元史·五行志》以及明万历《临汾县志》等史料。这些令人惧怖的文字都指向同一次灾变，即元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以平阳府（府治在今临汾市尧都区）赵城、洪洞两县为中心的强烈地震。这场灾难在现代被称为洪洞地震，又称洪、赵地震或河东地震。

这次地震的影响范围广、造成破坏大，史志、碑刻和私人笔记中均有大量记录。由于参考资料丰富，现代的地震研究者较早地关注到了这次地震，将其视为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古代地震的适宜对象。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学者广泛考察了与这次地震相关的遗迹，搜集了大量史料，认为这次地震的震中位于洪洞、赵城（今已并入洪洞县）两县之间（此次地震震中亦有灵石、霍州间一说），震级达八级，烈度为十一度。通过累加各地史料中记载的遇难者人数，可估算出此次地震遇难的总人数在二十万以上。

现代地震学将因板块运动、碰撞形成的带状区域称为地震带，处于地震带中的地区往往地震频度高、强度大，在内陆地区还经常呈现出震源深度浅的特征，极易造成巨大的破坏。洪洞、赵城所处的临汾盆地即属于汾渭地震带。汾渭地震带北起河北的大同-宣化盆地，经阳原、蔚县入晋北，再沿太行山一路南下至晋南，止于黄河对岸的渭河谷地。它如一条割裂中国北方的蜿蜒折线，将宣大边镇与秦川腹地连结起来。只是这连结无关血脉或文化，而是意味着灾难的传递。

在地震带的另一端，“渭”也同“汾”一样饱经地震的蹂躏。明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公元1556年1月），处于渭河谷地的华州（今渭南市华州区）就曾发生过同样惨绝人寰的剧烈地震，震级与烈度应与洪洞地震相当。据万历年间编修的《华州志》追述，当时的华州“山川移易，道路改观，屹然而起者成阜，坎然而下者成壑，倏然而涌者成泉，忽焉而裂者成涧，民庐官廨，神宇城池，一瞬而倾圮矣。民之死于变者不可胜记，间有生者，亦病不能兴。地方残破，盗贼发生，莫此为甚”。这场地震中，包括华山西岳庙在内的公私建筑塌毁无算，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与关中相邻的陕北、陇东、晋南、豫西等地也有严重的灾情。如洪洞地震一样，华州地震也发生于夜间，数十万人于睡梦中失去了生命。不仅逝者再也没有机会听见新年的钟声，活下来的人又何尝不是如此——震区的城镇怕是难以找出一座完好的钟楼，或是一口能够鸣响的铜钟。

地震摧毁的不只有砖瓦土木，看似坚固的石材也难逃一劫。如果你到访过咸阳文庙，可能会对碑廊墙壁上镶嵌的数块碑石残块有印象。残碑的书法古朴雄健、张弛有度，文字中夹杂着极具特点的武周新字。这些残块来自武三思撰文、李旦书丹的《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后碑》，即武则天称帝后在其母杨氏墓前树立的一座高大巍峨的神道碑。在华州地震中，这块巨碑倒塌碎裂。由于地震导致了渭河河堤部分崩塌，震后又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重新开采石材，当时的咸阳县令遂将破碎的石碑“废物利用”，当作石料填入河堤。清初渭河发生决堤，冲出了部分残石，最终入藏文庙。残碑破碎的边缘如同一种象征，仿佛在提醒观者，地震曾给大地留下多么惨烈的伤口。

《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后碑》残石之一

地震也的确会在土地上留下深刻的烙印。考古发掘时常能将地层中的古代地震遗迹重新揭露出来。以西安西郊的张旺渠宋金时期村落遗址为例，考古人员在遗址中清理出四条由砂土液化形成的砂脉，而砂土液化一般是周边一百公里范围内发生的六级以上地震所引起的。考虑到砂脉打破了一些宋金时期灰坑，又被清代、民国时期的道路叠压，这些砂土液化的迹象很可能是以华州地震为代表的几次明代强震造成的。同样是在关中地区，蓝田新街遗址的考古发掘也发现了地震的遗迹，除了砂土液化还有文化层错动、砂土混杂略裹等现象，不过这些遗迹所反映的地震发生年代甚早，在距今约五千年的仰韶文化晚期。

更为著名的例子是位于青海民和县的喇家遗址。该遗址最广为人知的特征有二：一是出土了距今约四千年、由小米和黍子制成的面条状食物；二是数组相拥而亡的人骨，这些人骨均发现于建筑遗址中，或蜷缩于墙角、或正向门外奔逃，呈现出成年人以身体护持儿童的状态，尤其是F3房址中发现的一具怀抱儿童女性人骨的影像最常被引用。令人动容的是，根据线粒体DNA分析结果，此二人很可能并非母系血亲，也就是说，他们至少不是母子关系。无论是出于姑侄、堂姐弟等父系血亲的亲情，还是同一氏族朝夕相处的感情，抑或单纯的人类爱护童稚的本能，成人在灾难发生的时刻奋不顾身地保护幼童，但终未改变罹难的结局。考虑到这些房址均有不同程度变形、坍塌，结合人骨的异常姿势和骨折等情况，喇家遗址反映的显然是一次地震的灾难现场，遗址中的砂土液化、地面开裂、地层错位等现象也可作为佐证。地震不仅是屋内居民遭埋压遇难，震后发生的严重洪水迫使幸存者也不得不放弃曾经的家园。

喇家遗址F3房址中清理出的人骨

除了山洪、暴雨等次生灾害，强震之后往往还会发生持续的余震，使灾区的情况雪上加霜。大德七年洪洞地震后，大地就久未归于平静，一系列的余震纷至沓来，持续了数年。余震不止发生在临汾盆地，而是沿汾渭地震带间续出现于大同、怀仁等地，用一种残酷的方式来印证这条地震带的存在。

震后的平阳府不仅百姓死伤惨重，幸存者也多因房屋塌毁而无家可归，不断的余震加上洪水、冰雹、旱灾，生产活动迟迟无法恢复，逐渐演变为严重的饥荒。而元朝政府的统治效率在封建王朝中绝对称不上优秀，尽管元成宗屡次下令拨款赈济、减免赋税、开放官有山林河湖供百姓采集捕猎，依旧很难扭转局面，震区的社会秩序已到了崩溃的边缘。由于古人认为地震是由山神之怒导致，几乎束手无策的政府只得将自己解决不了的苍生之事付诸鬼神，派员告祭位于平阳府境内、“五镇”之中镇的霍山山神，又将平阳改名晋宁、太原改名冀宁，希望能对大地加以安抚。

这些虚无缥缈的努力当然不会有什么收获。在对百姓长达数年的蹂躏之后，自然才结束了它暴虐而肆意的宣泄。然而，即使余震停息，人们心中的震动显然不会轻易归于平静。

对没有真正见识过强震巨大破坏力的人而言，文字记载带来的震撼也许还不够直接。在我本人的记忆中，印象最为深刻的地震当属汶川地震。我心中烙印最深的反倒不是地震发生时大地摇撼、楼宇晃动带来惊慌与恐惧，而是震感逐渐平息后，媒体报道中的震区惨状、争分夺秒的救援行动，以及持续时间更长的灾后重建，时刻被牵动的心绪至今记忆犹新。时隔十余年，映秀镇的断壁残垣依旧令参观者动容，幸存者的生活与成长仍然能够引起人们的关注。旁观者尚且如此，对那些被地震彻底改变了生活的人而言，为地震所晃动的心弦更是久久难以平静。需要他们重建的不只有家园，还有自己的内心。

带着这份古今共通的心绪，劫余的平阳府也蹒跚着开始了重建。赵城县有一座广胜寺，据传始建于东汉而兴盛于唐宋，不仅是地方首屈一指的名寺，在整个山西都享有盛名。关于它有太多故事可讲，例如汉传佛教的重要藏经《赵城金藏》就曾收藏于广胜寺弥陀殿内，据说抗战时曾遭日寇觊觎，幸得太岳区军民保护而幸免于难，最终被护送至北京入藏国家图书馆。寺内的十三层楼阁式琉璃砖塔还在央视1986版《西游记》电视剧中获得了戏份，唐僧师徒金光寺扫塔一集即在该塔中取景。

广胜寺的其他历史暂且按下不表，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洪洞地震之后。由于地近震中，寺院建筑几乎尽毁。位于霍山南麓的广胜寺不仅是当地百姓的精神寄托，还兼有安抚山水之神的职能。因此，即使震后的生活已极端困难，僧俗仍能勠力同心，数年间就重建了寺内的主要殿宇。

广胜寺还有一处附属的庙宇，它围绕霍泉而建，名为水神庙。霍泉因发源于霍山而得名，泉眼涌出的水量甚大，附近百姓由此筑渠引水，对周边土地灌溉助益甚大。为了感谢这上天赐予的福泽，人们在泉眼旁修建庙宇，以供奉水神明应王。为了恢复生产，霍泉灌区的百姓在地震当年的十一月就着手修复灌渠，同时开始募集资金，于震后两年的大德九年（公元1305年）启动了水神庙修复工程。由延祐六年（公元1319年）竖立的《重修明应王殿之碑》可知，在“地震河东，本县尤重，靡有孑遗”的满目疮痍中，百姓“富有者施财，贫薄者出力”，耗时十五年方才完成了水神庙正殿的重建。从碑阴的捐资者题名来看，重修事宜由广胜寺戒师牵头、灌渠管理机构组织，出资人多来自附近享受霍泉灌溉之利的村庄，赵城县的达鲁花赤、县尹等地方长官也参与其事。

碑文中，作者描述了自己“询之故老”而得知的往日祭祀明应王的场景：“每岁三月中旬八日，居民以令节为期，适当群卉含英，彝伦攸叙时也。远而城镇，近而村落，贵者以轮蹄，下者以杖履，挈妻子与老羸而至者，可胜既哉？争以酒肴香纸，聊答神惠。而两渠资助乐艺牲币献礼，相与娱乐数日，即其厌恹，而后顾瞻恋恋尤忘归也。”春日里，附近百姓扶老携幼来到水神庙，向明应王献上美酒佳肴，焚香燃纸祈求水神继续护佑一方。灌渠的管理机构还会出钱捐物，请来戏班在庙中表演，既为娱神，也为娱人。持续数日的庆祝活动一定能给人们带来年节般的欢乐。

地震不仅摧毁了明应王的宫殿，也摧毁了庙中上演乐舞的戏台，过去的美好已化为梦幻泡影。重建殿宇之后，人们并未就此满足，他们不只要重建信仰，还要重建昔日的欢愉。又是五年的集腋成裘，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的水神庙明应王殿终于完成了殿内的彩塑、壁画，彻底宣告完工。不同于寺观壁画常见的水陆法会、诸神赴会、佛道故事等题材，明应王殿的壁画充满了世俗的趣味。画中除了描绘人们向明应王祈雨、明应王如约降雨等主题场景外，还有多幅明应王及其随侍人员的生活、娱乐场景，如打球、下棋、梳妆、烹饪。殊为珍贵的是，南壁东侧绘有一幅戏曲题材的壁画。画面中，一个十余人规模的戏班正粉墨登场，台上悬挂着时称“帐额”的横幅，写有“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尧都见爱”“泰定元年四月□日”的大小字样。舞台上，居于核心位置的男装女演员当是风靡尧都（指平阳府）的台柱忠都秀，几位末、净演员在身旁配合，他们身后的乐师正在击鼓、吹笛、拍板伴奏。舞台背景悬挂着时称“靠背”或“神”的大幅帷幕，另一位演员正挑开幕布，似要从幕后来到台前，赋画面以动感。

这幅壁画让原本只能于文献和墓葬出土文物中领略元杂剧风骚的今人有了一帧鲜活的影像；但它对泰定元年的本地百姓来说也许不见得稀奇，因为这很可能是对他们所见所闻的真实写照。尽管古代壁画匠人大多是依靠手中已有的画样和粉本来开展工作，但我更愿意相信，画匠偶尔也会来一次写生。也许就在一个月前，水神庙中断已久的三月祭神活动终于恢复。为了欢庆即将完工的重建工程，人们请来本地名角领衔的戏班的登台献艺。地震的幸存者、震后的新生儿聚集在戏台前，台上唱的不知是《赠绨袍》《除三害》还是《二郎斩蛟》？在这片诞生过元曲大家郑光祖的土地上，戏班们想必很“卷”，观众的欣赏水平也一定很高。二十年过去了，为了家乡能恢复旧观，百姓究竟付出了多少血汗泪水？含辛茹苦的他们理应获得这样的欢乐，让疲惫的身心得到片刻的放松。

也许，正在殿内绘制壁画的画匠也观看了忠都秀的精彩表演，为现场的气氛所感染，于是决定这次破例不用粉本，而是改用费时费工的写生手法将这个令人动容的时刻定格。毕竟平阳“卷”的不只有戏曲，画师同样藏龙卧虎。在大致与此同时的芮城县，来自平阳府襄陵县的朱好古团队正在为永乐宫绘制壁画，想来接下水神庙活计的画匠一定也是身手不凡。这写实的戏曲图，是否也包含着他几分炫技的意味？

遗憾的是，困难境况下的集资重建活动并非总能成功。民国时期，广胜寺已残破不堪，无钱维修殿宇的寺僧将下寺前后殿的《炽盛光佛佛会》《药师经变》等壁画出售给古董商人，后被卢芹斋倒卖至美国，收藏于纳尔逊-阿特金斯及大都会博物馆，成为中国海外流失文物的象征。僧侣们在碑刻中忠实记录此事，阐述了自己的无奈：“众议以为修庙无资，多年之憾，舍此不图，势必墙倾像毁，同归于尽。因与顾客再三商榷，售得银洋一千六百元，不足以募金补助之。”

广胜寺水神庙正殿戏曲壁画

虽然正殿保存了珍贵的元代戏曲壁画，但水神庙当年名角作场的戏台已不复存在，现存者为清代重建。而在平阳府治临汾县之西北，有三处元代戏台幸运地保存至今，其中两处都留下了明确的断代文字。位于魏村镇的牛王庙戏台有两根镌有题记的石柱，分别是“蒙大元国至元二十年次癸未季春石泉南施石人杜秀”和“维大元国至治元年岁次辛酉孟秋月下旬九日立石”。两则题记勾勒出这座戏台的历史：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新建，损毁于二十年后的洪洞地震，后于至治元年（公元1321年）重建。不知道曾于至元年间出资的杜秀有没有经历洪洞地震，是否活着见到了新戏台落成？

东羊村的后土庙戏台的题记则记录了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村民王子敬、王益夫父子出钱购买石材，请同村石匠王直、王二凿成柱形、刻出莲花化生童子浮雕，再由村民一同搬抬至后土庙内充作戏台构件一事。宋元时期，这类戏台有舞亭、舞楼、乐亭等多种称呼，一样是寺观中上演酬神戏曲所用。上述两座戏台中，前者所在的牛王庙供奉的是主管家畜和人类健康的牛王、马王、药王，后者所在的后土庙则供奉着掌管土地的东岳大帝、后土娘娘。

洪洞震后，这两座戏台分别用了十八年和四十二年方才重建完毕。相比民间一砖一石的缓步累积，公权力建筑的重建能够动用官帑，速度自然要快得多。例如平阳府霍州的官衙，重建从地震次年就已启动，大德九年（公元1305年）即勒石告成，大约仅用时一年。而在地震发生时，黄土地带常见的砖混房屋和土坯、砖券窑洞等民居，其抗震性能本就不如官署和公共建筑。因此，越是下层百姓死伤和损失越重。有人说“天灾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若灾害真的发生，不平等只会更为强烈地显现出来。

临汾东羊后土庙元代戏台

在震区的其他地方，百姓也积极进行着重建庙宇、重塑神像的活动。人们想要重塑的与其说是信仰，不如说是希望。毕竟普通人大多属于现实派，是因为相信神灵能够保佑本地风调雨顺、百姓幸福安康，才会愿意对土偶顶礼膜拜。大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山西省文管会收到了大宁县寄来的一块木牌，正面墨书“桑俄村河白将军为记众村打塑装銮立士四尊大德柒年八月初六日戍时地震，平阳路倒塌房舍七分，塌死人肆拾柒万五千八伯。大德柒年八月初六日，地不住的动。至大德拾壹年，震不住。不知已后如何？自动过，天旱三年不收。至大德拾壹年，人民离家、失业、饥饿。每斗米、麦计抄三两五钱，粟每斗二两五钱。至秋好收（缺数字）打塑装銮河白将军”，背面书“愿心自己工钱装塑河白将军正神张泰妻郑氏次妻氏男张荣、张提领妻赵氏愿合家安乐大小无灾大德拾壹年九月初三日打塑装燮永远为记张荣置”。

这块木牌原本应属某尊神像内部的装藏，因塑像损毁而重新暴露出来。在这篇白话夹杂着白字的题记里，张荣记载了洪洞地震时自己经历的灾区惨状。他捐出自己工钱重塑毁于地震的河白（伯）将军像之目的也很直接，就是希望神灵继续保佑地震中幸存的自己和家人，未来仍能阖家平安喜乐。他在文中先描述了震后农田失收、粮食腾贵的情况，又说震后第四年“至秋好收”，说的不知是当年秋天粮食终于丰收，还是在表达自己的愿景？从落款日期为九月来看应当是前者。我们当然也希望是前者，希望年景终于好转，家中生活已不似前几年那样困苦，张荣才能有余钱来重塑神像。值得注意的是，文中称地震遇难者人数达四十七万五千八百。这一数字超过了《元史》记载的平阳府户籍人口总数。即使考虑隐匿户口、流动人口等因素，这个数字似乎也有些太高了，不知张家是由何种方式得出？

无独有偶，襄汾县小邓村也发现过类似的神像装藏木牌，写有“平阳、太原尽皆土平，打死人一十万有余”“神堂、寺观、圣像全无，本村坏毁打碎”等内容，落款为邓君璋，时间早桑俄村木牌一年。不同于陈列在寺观内、供过往者阅读的碑刻，这类题记一般装于塑像体内，神灵或上天才是它的目标读者。当然，或许作者也想以这种特殊的方式，为自己亲历的时代留下一则隐秘的记录。

也有人选择了其他的记录方式。永和县阁底乡吾儿岭上保存有一处摩崖石刻，内容为：“戌时地震，平阳一路人口死伤一十七万六千三百六十五口，五万四千六百五十户。伤残人民五万四千余户。大德七年八月初六日戌时地动。”另一则题记与其相邻，内容是：“铁罗村李善，至元三十年八月一日，三十四定具钞买了卧鹿山，元贞三年闰四月十五日住坐。”从中可知，这位李善于1293年买下了卧鹿山，1297年搬到山中居住，六年后在此经历了洪洞地震。李善的家乡铁罗村可能就是卧鹿山西南约二十公里、位于黄河岸边的铁罗关村。是何原因让李善从本村迁出，到卧鹿山买山居住？地震中他有何具体经历，又是如何得出如此详尽的伤亡数字？我们已不得而知。只有勒于山石之上的几行文字，留下了地震来过、李善曾经历过的证据。

《桑俄村河白将军为记》木牌

《元史·孝友传》和各级志书还记载了另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洪洞地震发生时，广胜寺附近的郇堡村发生了大规模的地体滑移，地表的土体在地震波的影响下沿着洪积扇滑动，如多米诺骨牌般在坡度地带次第传递，“其土之奋怒奔突数里，跨涧堙谷”。大量黄土碎屑涌向了西南方向的营田村，几乎将村庄完全摧毁，唯有李忠、李恕兄弟家得以幸免。官府于事后前往了解情况，发现李氏兄弟幼年丧母，两人由母亲宋氏辛苦抚养长大，成人后对母亲也极为孝顺，于是得出结论：宋氏之“节”与李氏之孝感天动地，因此地震大发慈悲放过了李家，地方官还在营田村中立碑旌表其事。

从科学角度来看，李家的幸运大概率是因为房屋恰好位于特殊的地理位置，避过了滑移倾泻之土的冲击。当然，在那个懵懂的时代，人们对自己无法掌控、难以了解的事物做出任何解释都不奇怪。曾任集贤馆学士、国子祭酒，名列《元史·儒学传》的大儒萧在洪洞地震后写下过一篇《地震问答》，详实记录了“涌堆阜、裂沟渠，坏墙屋、厌人畜，死者无数”的洪洞地震后，因余震不断，“民皆庐于空庭市道，以火继昼，不可禁。惴惴焉莫能宁处。闾巷焚楮币告谢者无日无处无之”。萧认为，地震是因为“天地大变”，而天、地、人为一体，人为“天地之心”，正是由于“人之不学”“由人而失”，才导致天地“失其理”，人的过失是造成地震的根本原因。接下来，此公又写下洋洋洒洒六千余言，引经据典痛斥国家教化不行，今人道德沦丧、不修正气。篇末则希望国家和个人都能利用这次灾难自我反思，在未来“感动奋发”，将坏事变为好事。面对天灾，无力救灾而派官员向山神告饶的无能政府，与痛心疾首告诫人们要修身养性的唯心大儒，不知两者谁更无用？

洪洞义旺村中镇庙保存的两块碑刻，分别记录了朝廷1303年因地震、1309年因余震不止而两次派员祭祀霍山的情况

地震不仅夺去了许多生者的性命，还搅扰了已逝者的宁静。2021年，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在洪洞县甘亭镇西孔村发掘了一批元墓，其中一座编号M33的墓葬出土了一件墨书买地券。买地券是一种广泛流行于古代墓葬中的“土地凭证”，宋元时期更是极为普遍。买地券借用了现实中土地买卖契约的形式，象征着死者买下了墓地作为阴间居所，但内容多为虚指，例如花费“九千九百九十九贯钱”购买了“上至青天”“下至黄泉”四方至四神范围内的土地。它还常与道教符箓相结合，有避邪、厌胜之意。

M33出土的买地券记载了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郭家改葬先辈之事。郭氏先茔“因为地震损坏”，后人“累次祭祀不忍”，于是在“本村西北老祖茔”内重修了坟墓。从时间来看，郭氏旧茔大概率是在洪洞地震中遭到的破坏。M33的结构也颇为特殊，墓室内放置了数十件体量较大的陶罐、陶盆、陶钵，其中有二十一件内装人骨，墓道的西侧壁龛内也发现了少量人骨。综合来看，郭氏子孙应当是从破坏严重的祖坟中收殓了二十余位先人的遗骨，统一迁葬到一座新墓内。由此可见，当年的地震对地上、地下建筑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郭氏祖茔可能损毁非常严重，不仅难以修复，甚至连各人名位都很难分清，只能集中一处聚族攒葬。类似的情况在孝义县贾家庄元墓中也有发现，墓室墙壁上有“大德七年地震倒进房屋土平人民君死无人埋葬□月初六日地震房”墨书，可惜文字残缺较多，难以详知其事。墓主可能是地震遇难者，也可能如西孔村元墓一样因旧墓震毁而迁葬。令人稍感宽慰的是，人们能腾出手来重整先人旧墓，应该意味着灾区的生活情况已经初步好转。

洪洞西孔村元墓出土买地券

在人们的努力下，繁华市镇、阡陌交通又重现盆地之上。伤口逐渐愈合后，碑石上的文字就充作愈后的疤痕。然而，不仁之天地不会因某地曾遭厄运就报以同情，在下次对它高抬贵手。熬过了元、明、清两次易代战火的人祸，天灾又开始在平阳府的地下酝酿涌动。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平阳再次发生了不亚于三百多年前强度的地震，商贸发达、人口稠密的平阳府又遭灭顶之灾。据康熙《平阳府志》记载，当日傍晚“有声如雷，城垣、衙署、庙宇、民舍尽行倒塌，压死人民数万。各州县一时俱震，临汾、襄陵、洪洞、浮山尤甚”。除了人员死伤、房屋倒塌，当地百姓积年之功修筑的引汾灌溉工程也受到严重破坏，能够支撑大规模人口生息的农业基础惨遭伤筋动骨之祸。

临汾大云寺琉璃塔，康熙平阳地震将原塔震毁后重修

面对无力避免的灾难，人们只能不断从废墟中爬起，掩埋亲友的遗体，疗愈受伤的身心。他们没有抛弃位于地震带上、潜藏着灾祸的家乡，而是从瓦砾中开始再度重建家园。这坚忍不拔的品质当然值得颂扬，但也透露出深刻的无奈：尽管我们的国家幅员辽阔、地跨山海，但能供耕种养殖、繁衍生息的土地其实十分有限。高山与荒漠尚且有人艰难地垦殖放牧，人们又如何能为避震而割舍这片依伴着汾水的丰饶盆地呢？

在重建家园与身心的过程中，惭愧也许是幸存者常会生出的情绪。当他们将自己的幸运视为对遇难者的亏欠时，也许可以这样自我安慰：告诉自己要将生活继续下去，还要尽可能过得精彩，努力把遇难者失去的那份也补偿回来。然而，古人早在“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枉作”的感慨中戳破了真相，失去的终已失去，踏上苍茫冥海的人们再不能体验到人世间的苦辣酸甜。

即便如此，生者仍会将灾难的经历书写或口传下来，为故人，为时代，也为自己。碑石、建筑、文字会成为纪念碑，人们的记忆也会是无形的力量，与扭曲与遗忘对抗。当然，自然会拿起时间这一终极武器，试图抹除自己在人间肆虐的罪证。的确，时过境迁，纪念碑会腐朽崩塌，记忆也会随肉体消散，但大地的裂痕无法轻易被抹去。它终将被发掘出来，为曾经身陷涂炭之中的生灵作证。

本文图片、引文均来自下列文献，文中不一一注明：

（一）徐岳仁，何宏林，李文巧等：《1303年洪洞地震宏观震中修订的新证据》，《地震地质》2018年第5期。

（二）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山西地震队宏观调查组：《1303年9月17日山西省洪赵县地震考察报告》，《山西地震》2003年第3期。

（三）丁岩，岳连建，胡珂：《陕西西安张旺渠宋金遗址——发现沣河变迁和地震砂土液化迹象》，http://kaogu.cssn.cn/zwb/xccz/202107/t20210701_5344397.shtml。

（四）姚大全，邵晶，陈安国等：《陕西蓝田新街仰韶遗址史前地震遗迹的发现和初析》，《地球物理学进展》2012年第2期。

（五）吕厚远，李玉梅，张健平等：《青海喇家遗址出土4000 年前面条的成分分析与复制》，《科学通报》2015年第8期。

（六）王明辉：《青海民和喇家遗址出土人骨研究》，《北方文物》2017年第4期。

（七）周强，张玉柱：《青海喇家遗址史前灾难成因的探索与辨析》，《地理学报》2015年第11期。

（八）李存信：《青海喇家遗址齐家文化房址的保护处理》，《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9年第2期。

（九）王汝雕：《从新史料看元大德七年山西洪洞大地震》，《山西地震》2003年第3期。

（十）樊淑敏：《泽州辛壁成汤庙明代乐楼碑刻考述》，《中华戏曲》2000年第1期。

（十一）张勇风：《元杂剧“一人独唱”与水神庙元代喜剧壁画新解》，《上海戏剧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