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情制胜：上海方型周报中的情感世界

抗日战争结束后，上海书报市场涌现出一类形似正方形，规格为八开或十二开本的通俗读本，因其形制特别，既不像期刊又不似报纸，一时之间吸引了众多读者注意，被时人唤作“方型周报”。最早出现在市面上的“方型周报”是1945年11月17日发行的《海风》，一经推出即受到民众欢迎，获得了很好的市场反响。很快，上海掀起一股“方型周报潮”，效仿者不断涌现。1946年3月，《海晶》记者统计：“海派周刊，现在社会局登记者，总计有六十种，在筹备者尚有不少。”（不勤记者：《漏网新闻》，《海晶》1946年第6期，第2页）1946年5月，《申报》记者调查，“此类刊物，到目前为止，竟已有七十三种”。（《小型报面临危机》，《申报》，1945年5月10日，第4版）他具象地描绘方型周报大受欢迎的盛况：“看到电车中，火车上，大城，小镇，大多人手一册，就可想见其流传之广，影响之大。”他更注意到：“小报代周刊的接连问世，声势之盛，几乎窒息了其他一切出版物，使各种书报杂志的销路，大受影响，到如今报摊上多为这类刊物所占。”两个月后，署名“怡红”的作者在《罗宾汉》中说“全沪有八十七种周报”，（怡红：《方型书报厄运未艾》，《罗宾汉》，1946年7月27日）可见短短两个月间，又有十余种新刊问世。学者孟兆臣综合吉林大学图书馆所藏文件以及前人的统计结果，推定当时方型周报共有92种。（孟兆臣：《海派方型周报》，《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8期，第150页）无论是时人的观察还是后人的研究都显示，方型周报的流行确是战后上海一股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

为何方型周报能在战后竞争激烈的报刊市场中崭露头角，并在短时间内掀起“周报潮”呢？这不得不提到方型周报的办报策略——关注大众情感。方型周报不仅沿袭了传统小报注重逸乐休闲的一面，而且更加关心时局脉动和民众生活。战后上海政局动荡，百业待兴，人心迷茫，方型周报编辑敏锐捕捉到此社会氛围，着重展现普通民众的生活体验和情绪态度，有意将周报打造为世俗小市民抒发日常感受的情绪平台。

《海风》封面，“方型周报”正方形版式

帮助大众释放日常情绪

抗战胜利带来的喜悦之情并未持续多久，民众对新生活的期望就被国民政府混乱的接收工作打破，物价飞涨、苛捐杂税、失业剧增各种问题纷至沓来。1945年《大公报》的一篇社评说，政府的做法“在这二十几天时间，几乎把京沪一代的人心丢光了”。（王芸生：《莫尽失人心》，《大公报》，1945年9月27日，第2版）

过往苦闷的抗战经历和现下恶劣的生活条件，加之动荡的政治局势，社会氛围由抗战刚结束时充满希望的乐观主义转变为艰难求存的郁闷沮丧。在方型周报上，可以看到大众开始纷纷诉说他们的不满与痛苦。例如1945年第2期的《海风》刊登了一篇名为《胜利后的悲哀》的文章，作者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描述其在战后上海艰难的生存状况。开头第一句直抒胸臆：“我是个穷光蛋”，接着写自己捉襟见肘，在战时苦苦维持生活的窘困情形。当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时，如“大旱之骤得云霓，喜出望外，欢跃欲狂”，以为“八口之家的生活问题，总有能够维持的希望了”，却不料“房金、水电、米、煤、柴、炭、油、盐、酱、茶、荤素小菜，莫不飞涨”，最后只能感叹“唉，守节了八年，胜利勋章轮不到，反有活不下去的趋势，唉，这是我意想不到的胜利的悲哀！”（老凤：《胜利后的悲哀》，《海风》1945年第2期，第10页）又如《海光》第13期“每周评论”栏目报道战后物价飞涨问题，作者先是描述一周以来物价疯狂上涨的现象，接着感慨“抗战中没有被枪子打死，胜利后却要受生活压死了”，最后提出恳切期望“为政在力行，不在多言；哀哀诸公，还是多做事，少说话；我们小百姓，正在万分的期待着哩”。（《每周评论：物价疯狂上涨》，《海光》1946年第13期，第1页）虽然短文内容并未提出任何解决高见，但这种考虑市民情绪、站在百姓心理立场的言论，加之精简流畅、通俗易懂的口语化表达，使得其在报导社会议题的同时，也拉拢了读者的心。

战后，美军通过改组建制，以继续提供军事援助和帮助中国战后重建为由，进驻青岛、汉口和上海等城市。彼时上海驻扎着众多美军，与当地民众经常发生冲突，影响市民的日常生活。方型报上常可以看到上海市民表达对美军强烈的不满、愤怒和控诉，批判美军带动社会卖淫风气，随意肇事伤人，喜爱酗酒闹事。例如美军吉普车伤人事件，虽然战时就已发生不少，但因处于民族救亡的关键时期，最后大多数事故都不了了之，受伤害的民众无处伸冤，只好忍气吞声。战后初期，从方型周报的报道来看，吉普车伤人事件有增无减，但战后民众对此的情感态度却发生了明显转变。虽然大部分受害者仍无法循司法途径得到公正对待，但普通民众在报上积极发表言论，言辞激烈，态度高昂，直接要求美方政府为美军伤人事件负责。（龙髯：《美卡车肇祸之责任》，《吉普》1945年第6期，第2页）全国各地也纷纷出现大规模抗议美军暴行的示威游行，反映出公众情感态度的一大变化。

展现社会群体的情感心理

抗日战争结束，大量后方人口返回上海，他们在当时被统称为“重庆人”，与之相对，一直留在上海的民众则被称作“上海人”。虽然“重庆人”和“上海人”同为战争难民，但战后社会把他们符号化为一对在生活地域、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上都相互对立的概念，进而影响到大众也自发地进行群体归类和自我形塑。因此，“上海人”和“重庆人”有着明显不同的情感和心态状态。

战后初期的上海，“重庆人”被奉以战争英雄形象，是一种无上光荣与光明的代表。（储裕生：《重庆人：目眩神迷！》，《吉普》1945年第1期，第14-15页）方型周报觉察到了这种社会氛围，“重庆”一词成为表达尊崇情感的符号在报中大量出现和被使用。不少方型周报还专门开设了“上海人与重庆人”的专栏进行连载报道，两个社会群体之间微妙的情感心理状态被批露得格外突出。例如同样表达对抗战胜利的喜悦，“重庆人”表达直接，情感外放，他们这样写道“人们的心花都开了，满街的笑脸，一腔的希望，离开祖国怀抱八年的今日，又重投回祖国，乐坏了人。南京路上的鞭炮把地面都给淹没了，为了什么？是为了表示人心，赤子之心，爱国之心，希望之心。”“……心情过于激动，提笔不知所云。我的希望很多，希望能摆脱过去的痛苦，希望国家富强，希望生活变好，希望人人都能脸上带笑……”。反观一位署名为圣父的“上海人”，他对抗战胜利的感想如是写道：“自愧抗战八年来，未出收复区一步呼吸到一点自由空气，而却始终蛰伏在‘孤岛’上面，做着‘伪国民’……我又自愧在抗战八年来，未为国家多尽天职，为体力、财力、家庭环境所限，不能离开这敌伪统治国，但有一点差堪自解，便是安贫守分，八年如一日……就在安贫守分的迢迢岁月中，生活过来，心目中只盼着天快亮，胜利早日降临，在报上看到军事进度，胜利之足音一天天逼近，于是我的心也跟着渐渐温暖起来，最后总算盼到了这一天，当然，越发欣慰。”可以看到，虽同为胜利的国民，但因身处沦陷区，受过敌伪统治，“上海人”的表述显得克制内敛，隐含着一股沉重的叛国感与羞愧感。

随着社会境况的变化，“重庆人”和“上海人”之间由个体的自我情感倾诉演化为群体之间的情绪攻讦和申辩。“上海人”把现实生活中遭受的物价上涨、失业、失房等困境归因于“重庆人”，抨击他们来上海搞劫收，大用大化、大吃大喝、贪图享乐且态度傲慢，使上海的物价高腾。（江流：《准重庆人——身边故事之一》，《大众夜报》，1946年8月28日，第2版；储裕生：《重庆人：目眩神迷！》，《吉普》1946年第1期，第15页）许多上海人来稿诉说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遭遇到的歧视与不公，“目下上海的政府机关，凡是重庆人都能身居高位，颐指使气，而上海人仅有跑龙套的份，就是同样一个职位，在薪给方面也须二与一之差”。（淇水：《上海人与重庆人》，《新生中国》1945年第4期，第12页）对此，“重庆人”大呼冤枉，感觉委屈，在报上发声为自己正名，他们辩驳道：“上海人看重庆来的人都是阔客，但决非个个都阔，穷的也仅多，我就是其中一个。”（由人：《上海人，重庆人》，《吉普》1945年第1期，第15页）“‘重庆人’的生活是艰难困苦的，敛财和舞弊肥私的人只占少数”。（司马无草：《“重庆人”的自白》，《益世报（天津）》，1946年3月30日，第3版；悱村：《上海人？重庆人？》，《吉普》1945年第1期，第15页）在方型周报中，可以看到两个群体之间各种情感心理的历史变化过程。

《吉普》1945年第1期“重庆人·上海人”专栏

迎合审判汉奸的大众热情

抗争胜利后，审判汉奸得到大众的集体关注和高度热情。社会舆论对汉奸的情感态度呈现高度同化，即极端的愤怒、憎恨、嘲讽和丑化，谴责汉奸成了一件没有门坎且绝对正确的全民活动。

纵览方型周报，凡与汉奸相关的文章，诸如“死”、“伪”、“丑”、“愤”等字眼在其中出现的频率最高。方型周报还为民众提供了审判汉奸的平台，“汉奸丑史”、“汉奸脸谱”、“汉奸书”、“汉奸点鬼录”等栏目纷纷出现，民众或出于对正义的追求，或借机发泄情绪，以阅报投稿、文诛笔伐的方式参与其中。《吉普》第三期的“吉普信箱”中，一位读者写道，他觉得现在最有劲的事情就是杀汉奸。（《吉普》1945年第3期，第7页）许多来稿言辞激愤，称死亡是所有汉奸必须承受的结局，“汉奸不死，难以平民愤！汉奸不死，天下不平！虽然死亡也不能彻底抵消百姓痛苦，但结局必须是死亡！”（牛刀：《汉奸不死》，《海风》1945年第3期，第5页；蔡夷白：《汉奸该死》，《海光》1946年第26期，第11页；老凤：《死有余辜》，《快活林》1946年第33期，第3页；乔人：《治奸妙法》，《吉普》1945年第5期，第10页）还有人针对不同类别的汉奸给出了不同的惩戒方式，如在大汉奸进行死刑前，要把他们编队进行游街示众，以此达到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惩罚，而罪行较轻的小汉奸可以通过揭发大汉奸的更多罪行，以此减轻自身的精神痛苦。（虎痴：《为小汉奸打算》，《海风》1945年第4期，第11页）从来稿的言论来看，民众普遍更重视精神上的惩戒。他们一致认为死刑只是生理上的外在痛苦，单纯的死刑不足以抵消汉奸的罪大恶极，在走向死亡前，必须对他们施加精神痛苦的折磨。这很可能与普通大众战时的生活体验密切相关，战争不仅给他们带去身体上的折磨，更多带来的是精神上的痛苦，尤其对于身处多年敌伪统治的“上海人”来说，背负着自我愧疚与不被理解的双重精神压迫，参与汉奸审判正是他们释放多年情感压抑的方式之一。

人们热衷于在方型周报上审判汉奸的另一层原因或许还在于司法意义上的汉奸审判无法完全承载和消化战后大众对汉奸的憎恨与愤怒之情。据学者罗久蓉的研究，从1945年到1947年间，中国各省高等法院及分院总共受理了44204件汉奸控诉案，其中审判结案的只有25155件，判处死刑369人，无期徒刑979人，有期徒刑13570人，罚金14人。（参见罗久蓉：《历史情境与抗战时期汉奸的形成一一以一九四一年郑州维持会为主要案例的探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5年第24期，第818页，以及中华年鉴社编：《中华年鉴》（上册），南京：中华年鉴社，1948年，第494页）这样的审判数量和审判结果显然不符合审判热潮下大众心目中的汉奸结局。事实上，战后由于种种原因，最后只有少部分汉奸是真正经过司法审判程序并受到刑罚的。在这种情况下，方型周报开辟了大众审判汉奸的第二场域，通过阅读、投稿和传播的方式进行发声、交流与对话，在报上展开全民汉奸审判。一场由大众掌握主导权且绝对“正义”的舆论审判填补了宣泄大众情感的缺口，也促进了周报的销量和与读者之间的连接。

打造大众情感公共平台

方型周报不仅在报道内容上关注各式各样的大众情感，它们在性质定位和栏目设计上也有意将自身打造成大众情感平台。方型周报的性质定位表现出强烈的市民化和大众化，无论是《吉普》标榜的“表达公共民意”，《海风》定位的“作百姓喉舌”，《快活林》立志“做建设国家的园丁”，还是《风光》偏向“供给精神食粮”，无一不显示出各刊与大众建立联结的意愿。

方型周报的栏目大体可分为两类：周报专栏与个人专栏。周报专栏由编辑们根据刊物定位、自身旨趣或读者口味所设置，能体现编辑群体的价值态度。编辑们对周报专栏有非常大的主导权，他们会依据读者的反应或其它原因对专栏进行调整，因此常出现中途增加新专栏或撤销专栏的情况，例如《七日谈》的“长舌集”栏目，就是根据读者反应情况在后期增设的。最受欢迎的周报专栏是沟通类栏目，这些栏目鼓励大众来稿说出心声，畅所欲言，主题不限，读者与编辑，读者与读者之间也可在此交流。不少方型周报都设有此类栏目，如《吉普》的“吉普信箱”、《七日谈》的“丁芝信箱”、《快活林》的“快活林印花信箱”、《海光》的“李阿毛信箱”以及《海晶》的“老百姓的话”和“龙门阵中”。《海晶》推出“老百姓的话”栏目时，编者鼓励读者在这悲哀的“胜利”社会中勇敢说出自己的话，称“抗战八年只听得见炮火声而听不见真正中国人民声音”的时候该结束了。（编者：《写在前面》，《海晶》1946年第4期，第12页）短短几天，该栏目竟收到一百多封来稿，因来信数量过多，编者一边发出声明请求读者来信字数最好勿要超过二百字，一边准备扩充版面。（《编者言》，《海晶》1946年第2期，第12页）来稿者多为社会中下层阶级，他们在信中抱怨米价上涨、工作难找，抨击汉奸和驻沪美军，表达对出现内战的担忧，参与当时社会热议的“上海人与重庆人”话题……如此种种，实为一幅生动的战后上海大众情感心理素描图。

《海晶》专栏“老百姓的话”和“龙门阵中”

《海晶》专栏“老百姓的话”1946年第4期编者鼓励读者来信的说明

除周报专栏外，方型周报中还有一类个人专栏，此类专栏多由具有一定名气的文人或专业的小报作者撰写，进行固定投稿和连载。如《吉普》中的“凤楼缀语”，《海风》的“定依阁随笔”，《海光》的“秋斋笔谈”、“咖啡随笔”都属于此类。个人专栏的文章涉及议题广泛，无所限制，内容多以作者为中心，围绕作者及其身边人的日常生活、所想所感展开。同时篇幅短小，风格多样，主观性强，从率意闲聊的日常到严肃认真的时政，不求思想高深，只求与读者能产生共鸣，为“爱好写作的朋友们，为各阶层、一般人士的生活报告和欲诉无从的苦闷提供一个畅所欲言之处”，（《征稿》，《是非》，1946年第1期，第16页）是方型周报中个人化和情感化特征鲜明突出的领域。

上述方型周报中的大众情感话语背后具有一个共同基础，即叙述内容都与市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都是大众日常可见可感可触可议之事。无论是“重庆人”和“上海人”的争论，还是对汉奸与美军的控诉和仇恨，都不仅仅是战争遗留给大众对身份认同问题的思考，更是民众试图对日常生活被打碎后进行探索重组的努力，而在此过程中又引发出一系列与物价、住房、工作、家庭等息息相关的问题所带来的情感变化。历史研究常常过于关注时代的宏大叙事，面对时代的共同议题，方型周报大众化和个体化的表达使我们在宏大叙事下，看见了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让个体记忆不至于在历史的洪流中被淹没消失，让历史叙事更为立体可感。正如时人所评“（方型周报）如此风行的最主要因素，便是有人要看”。“能有这么几篇，戏而不虐，朴而不丑，写些零零碎碎，说些家常闲话，作者与读者，能像朋友一般谈天说地，有何大逆不道之处？”（眉子：《谈小型报文章》，《海风》1945年第1期，第6页）“我们固然欢迎听到震撼天地的狮吼虎叫，感到伟大，但也不妨听听蚊蝇的小唱，因为这都是生命力的表现，有着他们自己的灵魂的独特声音”。（李素伯：《自己的话》，《文艺茶话》1934年第2卷第6期，第46-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