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地方·观察员｜范文兵：在地体认故乡

在“你的地方”项目里，初始想请范文兵老师谈一个新的“自己的”地方，但读完他发来的2011年的旧文，我感到一切尽在其中。哪怕是一个新近接触的地方，范老师对之也还是会抱以这样的思绪与情感，其中正蕴涵着“你的地方”的一种重要的社会意义。而这样的时间跨度，正好把相应的思考空间留给了读文章的我们。

本文曾以《你的故乡在哪里》为题，分四则发表于2011年的《设计新潮》杂志，发表时有删节。以下为四篇接成的全文，并对原文脚注进行了删节与简化。

一、沦陷的故乡

“Where are you from?”

这是一堂英文课。学生是来自国内各高校的中青年教师，在为未来的访问学者做语言集训。

提问的外教，身材壮硕，来自美国南方，在诙谐地表演完美国不同地方口音差异后，提出上述问题。要求大家用英文回答，并简要介绍自己的家乡。

同学们一个个走上讲台，侃侃而谈。

七八个听下来，我赫然发现，这些在中国受过良好教育的成年知识人群，对故乡的体验与表达，似乎都出自一个模子。他们会说：自己的故乡历史悠久、声名显赫，例证是家乡曾发生过某个重要历史事件或出过某位名人；自己的故乡风景优美、景色迷人，例证是有各种级别的景点可供游览；自己的故乡发展很快，例证是这几年旧貌换新颜，房子建了很多……最后，他们都以I love my hometown, I am proud of my hometown做结。

模式如此类似，惊讶之余，我仔细想了想，这不仅和语言障碍，以及中国师生应付考试的标准答题模板有关，更关键的，恐怕还是跟每个人心中由多种因素打造出的相似的故乡体验与表达模式有关。

在2011年的《南方人物周刊》上，看过一篇出生于乡村的作者写的文章。作者说，离开老家后与人谈论家乡，通常不会说自己是某镇某村人，而会介绍自己是某省某市某县的。他为介绍这个“故乡”，会到网上像一名外地人那样去浏览“人文地理”、“基础设施”、“行政区划”，希望探访到一些“著名古迹与事件”，以便向外乡人描述。

在城市笔记人豆瓣日记里看到这样一个故事。十几年前，他在云南某城镇里做城市规划，让一群干部们去描画他们心中该小城的地图。结果，那些天天坐车的领导们，画了马路、大楼、办公室、住宅区，而只有一位老太太，画了周围不远的几座山。

上面两个故事，与那些中青年教师对自己故乡的体验与表达模式，其视角是一样的，这是一种漂在空中“俯瞰的”、跳脱个人的宏大视角。除去“好面子”虚荣因素外，我以为，在本质上，与国人借助抽象（文字）理念获取存在感，拥挤在集体话语中获取安全感的思维、情感模式，有着深刻的因果关系。它更偏重书面文字的抽象描述，忽视对现实物质世界的真实体验，它更偏重集体宏观经验，忽视个体微观的日常感知。

一次，我的一位建筑师朋友参观完洛阳白马寺后非常失望，认为扩建部分做工粗糙，在历史遗迹与新增部分关系处理上，非常随意不讲究。我跟他说：“白马寺所在地，懂传统知识的文人很多，但这些文人更关注历史在理念（文字）层面的自我循环论证，对工匠，以及工匠所创造的物质实体层面的细节、建造、材料等方面，都比较轻慢。这与西方在传统上，将物质本质、建造逻辑，与历史、信仰、艺术、哲学等方面联系在一起，因而穷追不舍，有很大不同，用学术的说法就是，‘中国文化中的永恒并不依附在建筑文物上，而是存于人心。文化的延续无法通过死物的不变不动来实现，只能体现于一代代人不断的继承、遗忘和改变当中。’ ［李克曼（Pierre Ryckmans），1986］另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建筑和车驾（舆）、服饰（服）被视为同类，都是所谓的‘礼之具’（王鲁民，2006）。所以，建造上的‘不讲究’很正常，只要符合某个‘说法’、符合某个‘礼数’就成。”朋友接着我的话说：“我们有些有‘文化’的人，恐怕正是由于戴了副‘文字眼镜’，对物质缺乏关注，在建筑审美上，有时还不如平常人。比如我们做设计时碰到开发商，有时还好谈谈功能如何影响布局，材料、建造如何影响形式。碰到做一些教育建筑，原本满心欢喜地想和教育工作者交流，结果，吓人一跳，每个建筑必须象征‘天天向上’之类的概念才成，基本的美丑，毫无判断。”

至于集体主义宏大视角的影响，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更是无所不在。我在设计课上就常听到20岁左右的青年学生说出如下话来：“一般人会感觉这个房子如何如何……”每逢此时，我总是不客气地打断道：“每幢房子里面住的都是具体的人、具体的家庭。现实世界中是没有‘一般人’的，这个词太大，不精确。”

曾收到一本德国朋友送的介绍自己故乡Odenthal的书，这是一座位于几座大城市之间、人口不到2万人的村庄。小册子也讲历史，但不是冷冻文物、抽象文字的历史，而是跟今天日常生活发生紧密关系的历史：教堂是每个礼拜要去的；祖先的诗歌、音乐，是大家聚会时要一起吟唱的；传统食品，是街头那家店铺天天要出售给本地居民吃的。它也讲集体：那或是一些有着明确社区意味的定期野餐聚会；或是一年一度的全村庄宗教仪式；或是夏季音乐节；或是村庄中心广场中露天咖啡座的邻里问候。它也讲风光，但更多地是说当地人日常生活中的景致，而非被游客“旅游”的视觉景观……

德国Odenthal村庄日常生活场景。  本文图片均为作者自摄或自绘（除署名外）

近年来，读书人中颇流行对家乡的感喟。我想，这更多地是针对城市化进程中疯狂拆迁对物质财产的掠夺，以及社会转型期价值观变迁带来的无所皈依感而发。但在今天，如我在课堂上、博客里、交谈中观察到的那样，这种集体宏大、非个人化、非日常化、非肉身化的体验与表达故乡模式，在掌握了知识传承话语权的知识分子及城市公共资源调配权的公务员心中，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甚至成为一种“政治正确”。我想，其实早在城市化巨大变迁之前，我们或许早已通过文化、通过知识、通过文字，在自己的身体上、感情里、认知中，将生养自己的故乡沦陷了！

课上到尾声，终于，出现了个不太一样的回答。

一位女教师说，她的故乡“也许是”（maybe）某地，这下引起哄堂大笑。她接着解释道，因为从出生到求学再到工作，她不断变换地点，甚至，她原户籍的“家乡话”都说得不太流利了，因此她无法确认，那个户籍，还是不是故乡，她对今天生活的城市，反倒更觉亲切，认为这里才是故乡。这样的回答，继续激起所有同学的笑声，而我，终于舒了口气——总算看到了一个具体真实的人，具体真实的故乡了。

二、被切分、区隔的故乡

当被外教问到我的故乡在哪里时，我的回答与那位女教师一样，若拿成长经历、生活体验、内心感受等因素做标准衡量，恐怕也很难找到一个清晰答案。

从祖籍上讲，我对四川有天然的亲切感，因为那是父母生长的地方，但除了三岁在襁褓中去过一次外，直到大学毕业也再未踏足。家里的饭食是川味，家里的摆设，除了单位统一分配的床桌椅外，沙发、茶几等非标配“奢侈”家具，都是亲戚由四川远道寄来，用竹子精工做成。儿时夏夜乘凉，竹制躺椅在北方夜空下，与周围众多的木板凳相比，显得异常突兀。爸妈之间说四川话，但是，妈妈同我们孩子只讲普通话，而父亲，则必须简化他的方言才能与我们交流，因为，我们从小生长在一座军事学院的部队大院里，除了普通话，任何一种方言都讲得磕磕绊绊。

大学毕业后，曾在上海一家设计院工作。有次上班中间溜出来看《阳光灿烂的日子》，看完出门，一阵恍惚。

老式软帽军装（翠绿色、带四个兜、红五星的那种），黑褐色旧木地板，盖着透明玻璃板的木质办公桌，弥漫着隔夜烟草味的办公室，盛在圆形白瓷杯中的绿茶，黑色长铁夹上的一叠叠报纸，挂着白纱帘的黑色苏式小轿车，绿帆布蒙起来的美式吉普车，夏天里军人服务部特制的冷饮，成行的白杨，成片的松柏，望不到边的围墙，内部电影院、食堂、游泳池、运动场，穿同样军装操不同口音的叔叔阿姨，持枪的山东卫兵把守着大院门口…… 这一切，是影片中的影像细节，更是大院生活留给我的肉身记忆。影片描述的大院与我的大院虽不在同一城市，时间上也差了超过十年，但细节，却几乎一模一样。

1949年以后，受社会主义建设驱动，中国很多地方都建有这种与世隔绝、自给自足、由围墙包裹起来的单位大院系统，这是一种延续自战争年代的单位建制，本质上，是一种“治理模式的空间化”（薄大伟，2009）。大院的类型多种多样，有部队大院、政府机关大院、高校科研大院、工厂大院等。规模大小不一，小的，几千号人，大的，甚至可容纳十几万人工作、生产、生活。有的大院因为战备原因建在“三线”山沟深处，有的则直接拆除旧城，插建在城市中心最好的位置。在这些大院里，生活、甚至生产设施往往一应俱全，有独立的发电、饮用水系统，有幼儿园、小学、中学、医院，甚至技校、大学，“从摇篮到坟墓”，一应俱全。这些大院之间，其（特权）级别、作用也不完全一样，一般来说，部队大院、机关大院相对地位较高，这是由当时社会运作的游戏规则（军事、政治至上）决定，而大院内部，也有着由于政治象征、职别高低、工种、功能等多种因素产生出的小区域划分。

所有这些单位大院，与所在地的地域文化、日常习俗、民间社会基本隔绝，隔绝程度，依部队大院、机关大院、高校科研大院、工厂大院……逐渐放开。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大多有种超然地域的感受，他们很难对某个特定地域产生发自内心的“故乡感”。虽然每个大院内部，存在以祖籍为基础的交际圈，如支援三线工厂里的上海帮，军队内部的不同老乡群体……但这些，更多是父母们的故乡情怀，与孩子们关系不大。因此，也就比较容易理解，“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些在封闭的、准军事化部队大院中长大的操标准普通话的孩子们（在特定社会背景下，部队大院大多占据了同时代、同地区年轻人的中上位置，引领着当时、当地的青年潮流），为何对历史能够采取如此轻易、彻底的虚无态度，破起四旧、打砸起古物来，可以那么不管不顾。也可以理解1980年代中后期，在大的文化、政治、经济转折年代，部队大院长大的王朔们，能够那么决绝地藐视传统，挑衅前辈。

同时期生活在大院外的孩子们，接受的虽然也是“白纸上才好画最美图画”的文化与政治灌输，但多少是接着些世俗生活地气的，因此，会保有一些中国传统价值，不太会走极端。我个人其实是直到成年以后很久，直到看过众多电视剧里讲述的亲戚血缘之间的家长里短后，才算真正搞懂，这恐怕才是大部分中国孩子的成长背景。大院中长大的孩子，除了父母，以及自己的直系兄弟姐妹外，血缘关系相当单纯，亲情观念，也多会迥异于大多数“接地气”的中国人。

今天，军事观念、国营观念早已刹车，旧的大院系统及其相应产业迅速坍塌。曾作为“共和国长子”的东北，大批国营下岗工人几十年迟迟得不到安顿。贾樟柯纪实电影《二十四城记》，描述了成都一座大型工厂“华丽”变身为“高尚”住宅区的故事，就是一个典型反映。它们鲜明地体现出社会巨大变革中重新洗牌、水落石出的新一代社会分层、重组结果：居住小区依“高尚”程度，保安服饰与监控设施档次不同；政府机关依行政级别，保卫训问监视的强度差异明显；消费场所依价格梯度，决定着“奢侈”的等级。

就这样，我们的城市被这些大大小小、新旧不一、封闭程度各异的“单位大院或类单位大院” （Gated Community）系统，在物理、心理、社会等不同层面，一刀刀地不断切分着，形成了一系列的区隔孤岛状态。那些服务于所有民众、向所有民众自由平等开放的城市公共空间（Public Space，主要指物理层面）只能做第二位考虑。所谓第二位，意味着是在一个社会性区分的基础上做公共空间，可能会无法实现初衷的公共性，产生比较强烈的排斥和隔绝，而明晰的共有空间（Common Space，主要指权属层面），而其中公共性、场所感（Sense of Place，主要指心理层面）的实现，乃至以此为基础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主要指社会层面）的实现，更是被一级级削弱。举个物理层面切分的典型恶果，就是北京的堵车，它与大尺度大院太多，导致城市路网不密集、交通毛细血管不通畅，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关于公共性和私有性，正如荷兰建筑师赫曼·赫茨伯格（Herman Hertzberger）认为：“‘公共的’和‘私有的’的概念可以被相对地视为和理解为一系列空间特质，即渐次表现为可进入性、责任性、私人产业和对特定空间单元的监管之间的关系。”

不同阶层、群体的集体性，导致他们对公共空间的使用彼此迥异。笔者研究上海杨浦区定海桥里弄地块发现，过去的邻里背景都是同事、熟人，夜不闭户，弄堂就是公共空间。现在外来人口多了，很多老人去世了，原住民后代也搬走了，逐渐从一个“熟人社会”变成了“陌生人社会”，各家房门也越关越紧。于是，同样物理属性的空间，其公共性、归属感彻底发生了变化。

再以笔者小时的部队大院公共空间为例，这是一个熟人社会的公共空间，跟现在专业里常常谈论的，舶来自欧洲、尤其是意大利北部山城那种基于市民社会的公共空间的认知是截然不同。在部队大院里，大家都是一个单位，相处放松，小孩子在院子里到处跑，大人完全不需操心，其场所感、公共性，跟空间大小尺度、形状、界面是否延续、是否位于图面上的中心，关系不是很大。

所以，单纯的物质层面的公共空间建设，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社会认同、关系网络、群体作为基础，公共空间中的公共性、场所感是很难实现的，要不就会变成一个单纯的功能空间，要不就会变成一个堆放杂物的三不管空间。

2010年夏天，为去上海外国语学院培训英语，我不断往返于上海西南角的徐汇区与东北角的虹口、杨浦区之间。1949年以前，这恰好分别是上海“上只角”与“下只角”的典型所在地。

随着车子一路东行，我能明显感觉到，街道两旁的树木越来越稀，越来越矮；房子越来越高，越来越新；马路越来越宽，越来越直；人越来越多，店铺越来越挤；商标越来越大，越来越艳。“文革”初期的1967年，淮海路一户人家举家迁往普陀区时，家中少年产生过与我类似、但反差更加鲜明的观感。在这位少年早先的观念中，“上海每隔几条马路，就有教堂，上海呢，就是淮海路，复兴路。但卡车一路朝北开，经过无数低矮苍黑民居，经过了苏州河，烟囱高耸入云，路人黑瘦，到中山北路，香料厂气味冲鼻，氧化颜料厂红尘滚滚，大片农田，农舍，杨柳，黄瓜棚，番茄田，种芦栗的毛豆田，凌乱掘开的坟墓，这全部算上海。最后，看见一片整齐的房子，曹杨新村到了。”（金宇澄，《繁花》）

上述“上只角”与“下只角”在城市区域意象与人文状态方面的差异，是除“大院、类大院”外，在更大尺度上，由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物理等多方面因素，在历史与现实条件下，逐渐形成的一条条或隐或现、或连续或零散的“社会边界”（Boundaries of the City），在对城市空间的切分所导致的区隔状态之下，北美可能就会发生种族骚乱。

美国巴的尔摩，内战后的1880年，北部靠近Bethel街的一块地方显示出黑人居住区的形态，其他大部分都是南北向、窄街状的黑人居住形态。  来源：John R. Logan．居住区的空间范围和空间构成：美国内战后南方的隔离[EB/OL]

在1949年以后，这种切分（区隔）被新社会的平权、平等观念，打破、压制了很多，但影响仍深深存在。这种切分（区隔），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上海城市新一轮开发，借助消费大潮，在“风花雪月上海滩”的集体意淫中，大有“全面回潮”之势，甚至影响到一些政府决策，以致有专家提出要抑制上海发展“地倾西南”的导向。

城市空间被“社会边界”切分，产生区隔状态的现象，其实在国内外各个城市的发展历史与现状中都普遍存在，如北京有源自清朝城市空间划分格局产生的 “东富西贵、北贫南贱”的古老说法，纽约由上东富人区、布鲁克林黑人区、法拉盛中国城等差异甚大区域组成的城市拼图。现如今，让众多中国家长焦躁不安的学区房（其实质是一种对公共资源的获取分配，事关平等、公平。以及中国人最在意的教育问题），更是另一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边界区隔”。

因此，每当外地的亲朋好友问我，你觉得上海人如何时？我总是不知该如何作答。尤其当我在这座城市生活越久、了解的土生土长上海人越多时，就越不知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你是问我那个早年间沪江大学校董的孩子，曾经潇洒倜傥的小开，而今借住在“上只角”乌鲁木齐路、淮海路亲戚豪华老别墅朝北小亭子间代人看房的老建筑师呢？还是住在虹口区鲁迅故居不远，老式、幽暗里弄房间有个废弃不用的壁炉，靠教德语维生的谨小慎微的老先生？他似乎仍然惧怕着已消失了近40年的那场“革命风暴”。

你是问我那个出生在南市区老城厢城隍庙附近，为了革命理想到外地参军，回沪后做了某大学纪委书记，依然朴实本色不变，自己大老远横跨上海骑自行车看望老战友孩子而不使用公车的老军人呢？还是问我上海第一个工人新村普陀区曹杨新村里，在干净街道旁、漂亮广场上、高大梧桐树下跳舞的老工人们呢？他们离开这些外国人、外地人参观过的漂亮街景之后，转身回去的家，很可能是几代同堂、拥挤狭窄、长年缺乏修理。

你是问我杨浦区同济大学附近的鞍山路上，在一个80年代建造的普通市民居住小区里的联华超市内，大着嗓门告诉我这个外地学生小阿弟，家常菜应该哪能烧，日常用品应该哪能买会比较合算的收银阿姨呢？还是那个抱怨外地司机抢了本地人生意、卖过羊毛衫、做过中层领导、现在只想游哉悠哉开出租白相相的衣饰讲究的中年司机？……

这些不同城市区域，不同大院（或类大院）系统，不同小区里弄中培育出的上海人，他们心目中的上海，他们各自的、都可称之为“上海人“的特性，相差的，岂止是一星半点？

所以我想，即使身处同一城市，由于不同政治关系、社会关系、经济关系生产出的不同生存空间，进而酝酿出的不同生活细节，最终影响到的个人身心记忆的差异，实际上很难让生活在同一地理城市的人群，觉得彼此拥有同一个故乡。

三、无处还乡

外语培训已过去一年了，但我仍非常清晰地记得，那个六月夏日的中午，去报名时的恍惚瞬间。

出租车停靠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培训部所在的虹口区东体育会路上，在踏出车门的一刹那，忽然地，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扑面而来。我仿佛一脚踏回1985年-2000年代的青春时光，那个充溢着激情、理想、游行、爱情、画图、设计、炒更、月色、音乐、竞争、戏剧，乃至鲜血的大学时光，甚至恍惚觉得，包围着我的整个场景，有一种泛黄的老电影的胶片颗粒感。

前后望过去，这条街道（包括所在的曲阳小区）的两车道小尺度，周边的行列式六层大进深公房，一层破墙开出的实惠小店（随季节被不同商家承包卖不同商品）……那么多年过去了，似乎一点儿没变，而且由于精心维护（估计和2010年世博会有关），至少从外表看，和80年代初建时相比，并未显出破败之象。只是路旁的梧桐树们，都长高、长大了，树荫几乎把道路完全覆盖，愈加衬出街道的狭小。这个围绕着我的大学，曾铭刻下我生命中最深刻记忆的物质实体环境，二十多年来基本没变。这在今天飞速发展的中国，几乎是一种不可思议。

回想起那个我认做“故乡”的军事学院部队大院，无尽的围墙，早已被店铺包围，宽敞的绿地，塞满了越建越密、越建越高的住宅楼，南腔北调口音的叔叔阿姨们都老了，他们留在本地工作的孩子，我幼时的玩伴们，常常要用当地话才能与我流利交流。而那个承载着我青春所有细节的同济校园，更是面目全非，它那么急不可耐地大拆大建，涂脂抹粉，那么没有底气地要跟上最新时尚，充斥着缺乏克制、没有根底的“过度设计”。

这个六月夏日中午的恍惚瞬间，让我惊诧地意识到，我从小到大生活过的每个地方，变化是如此剧烈，“人是物非”是如此深刻。除了这几块街区，我几乎无法找到一个持续稳定超过十年的物理实体场景，来承载我的基本记忆。

1980年代中后期到1990年代末，我经常出没在这个接壤同济、上外、复旦，横跨杨浦、虹口的曲阳小区中。这片1980年代初期以“邻里单位”（ neighborhood unit）、“新村观念”为理论基础建成的居住小区，与封闭的“单位大院”系统不同，其规划理念，是将整个居住小区融入城市空间之中，并尽可能将过境车辆排除在外。小区下分几个居住组团（邻里单位），每个组团不大，拥有各自中心绿地、公共活动场地，组团与组团之间的道路，弯曲、尺度小、密集。小区中心位置，则设置服务整个小区的小学、医院、商业等公共设施。在当时居住状况极端严酷的上海，曲阳小区在环境塑造、配套设施、户型设计、户型面积标准等多方面，绝对算是一个“优质（高档）楼盘”。

记得第一次外出校园画图炒更，租房子在这里；记得很多同学第一套房子，买在这里；记得第一次跟上海本地人打交道，就是这里的退休工人老阿伯，他们站在学生游行队伍旁，用别扭的普通话，费力和我们交流对社会问题的看法；记得小区里华联超市阿姨，热心地告诉我们这帮外地学生小阿弟，怎样买东西才合算；记得第一次看到夏日里蔚为壮观的穿睡衣人群，在小区中散步、聊天；记得曾指着住宅立面上密密麻麻的窗户，对外地同学说，每个窗户后面基本就是一户人家，而不是外地一些新建小区，2-3个窗户才是一户人家，同学听后惊讶张大嘴巴；记得看到很多工薪阶层，站在熟食店，买了熟食，和三五同事（这个阶层的朋友往往来自同事，而非兴趣），喝啤酒度过时光的休闲方式……这里的点滴经历，告诉着我这个在部队大院、大学大院里成长，只知道“八一节”、“春节”、“五四青年节”，对真实世俗生活一无所知的孩子，社会规则、社会习俗是怎样的，甚至可以说，是在这里，我慢慢懂得社会，长大成人。 　

去年的六月里，我趁课间再去看曲阳小区，发现那些本地的工薪阶层似乎都还在，他们依然坐在新村绿地的树荫下搓麻将，依然在已经不那么鲜亮的国产超市里购物操持家务。操江浙口音的生意人越来越多，取代了过去小店里下岗或兼职的本地人。我的那些已然中产了的同学们，早已离开该区域。新一代同济学生与设计一条街的员工们，成为了新租户穿梭其间。

我曾思考过，同处在热气腾腾的发展年代，为什么这片区域变化不大，而一墙之隔的我的校园，千里之外我的“大院”，却天翻地覆。根本原因，恐怕是这里的物权分散。没有特殊理由（上海几处大规模、大手笔旧城改造项目，都有拓宽马路、建地铁、高架等公共原因作支撑），大规模一次性拆迁很难完成。于是，多阶层的融合，有时间慢慢完成，街道生活的丰富，有条件慢慢成型。而我的校园（校产），我的大院（军产），所谓改造，估计就是几个领导人开个会拍拍脑袋就可以决定。权力的集中、平衡力量的缺位，使得大规模变动异常容易进行，所以，我的校园、我的大院，是那么易变、干瘪、单薄，缺乏历史的厚重感。

1990年，同济建筑系馆红楼平台，作者和自己的毕业设计。

2004-2005年在巴黎研究旧城改造时，法国同行，尤其是年轻人，异常羡慕中国同行。他们告诉我，在中国，一座新城3-5年内就完全建好，而他们这里，一条专用自行车道改造，就要召集自行车爱好者、沿途居民、政府部门、消防部门等多个机构、群体进行商讨，3年下来，还没定案。作为设计师，多没有成就感呀！而他们完全不能理解，我为什么那么羡慕这种节奏。

剧烈的城市化运动、粗糙的旧城改造、政府的发展商取向、权力的高度集中、GDP的畸形追求、设计师基本观念的错位，让我们的住房和环境，随时可能因为“集体利益”，“规划调整”，“专家研究”等理由，处于一个“拆那”（china）的境况。从社会学、心理学角度讲，人类是无法生活在如此千变万化的世界中的：做不到有恒产，如何做到有恒心？一个人不能生活在一个有稳定场景（物理的、社会的）的环境中，如何会有记忆，会有故乡感情呢？

2011年8月10日，安徽合肥长丰县双墩镇双凤里小区，一个在建的铁路高架桥从居民楼顶经过。

四、被工具化了的故乡

“我不喜欢这里，这里一点儿不像上海！”一位与我一道参加外语培训的来自杭州的老师这样跟我说。

他告诉我，上海外国语学院外语培训部所在的虹口区东体育会路及周边曲阳新村区域，太陈旧、太破烂，“不像上海”。上海，在他心目中，应该是崭新、时尚、快速变化的，譬如浦东陆家嘴的日新月异，譬如南京西路的高档精致。

他的这种感受，与我个人在曲阳地区那些因十余年没有大拆大建而略显陈旧的街道里，在熙熙攘攘、琐琐碎碎、不那么干净整洁但充满生机细节的市民日常生活中，嗅到的“真正的上海味道”，实在大相径庭。这两种感受差异的根本原因，我想恐怕就在于“在地人”与“外地人”的不同视角所致。

我这里没用大陆常说的“本地人”，而用来自台湾地区的“在地人”说法，是有原因的。二者乍看上去意思差不多，但稍做字面引申就会发现，其实差异颇大。当然，从严谨的学术角度考证，这种引申很可能是种曲解。

“在地人”的“在”字，我以为强调的是一种“空间状态”，可以理解为当下生活“在某地”的一群人。而“本地人”的“本”字，更注重“时间流程”，强调“本源历史”，亦即你出生、成长于某地，才能够成为本地人。与“在地人”、“本地人”相对的是“外地人”。按照前述引申，相对于“在地人”的“外地人”，是指当下没有生活在某地的人，而相对于“本地人”的“外地人”，则是指无论你是否生活在某地，只要不是“本源”于某地，你就是“外地人”。

在过去的乡土社会与户口管制年代，人口流动性小，“在地人”基本等同于“本地人”。而在今天全球化时代中，越是开放地区，人口流动越大，“在地人”与“本地人”的差异就越大。一份最新统计数字表明，2010年外省市来沪人口与上海户籍人口比已升至2：3，而那个3里面，既有“在地本地人”，也有很多像我这样拥有本地户籍的“在地非本地人”。

一个在地人与某地的关系其实是非常复杂的，有着多重利益、价值观、感情、人脉关系的交织。推到极端，我想大致有两种状态：一种是视某地为贴身的故乡，你会对它产生感情，你会关注、维护它的历史、文化、众生，你会对它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感同身受……；一种是视某地为谋生之所，你会将它看做一个实用工具，你会关注、扑捉它蕴含的工作机会、物质生活条件、商品消费状况……。这两种关系，与你是否有“户籍”、是否是本地人，并不完全挂钩。

我就知道很多年轻时由于多种历史原因（如上山下乡、支援三线……）到了外地，但内心一直对上海魂牵梦绕的本地人（包括他们的后代），等退休、或按知青子女政策返沪后，反倒对如今的新上海，陌生异常，常常回忆起的，倒是那个遥远的异乡。而在我工作的大学校园里，则有很多拥有本地户籍的“知识分子”，始终对此地的文化、生活有种隔膜感，生活方式、交际圈、思维方式、价值观等，长期保留在“老家”或“学生期”状态。当然，也有像我这样的，由于个人成长经历、专业训练、价值观等原因，对此地越来越有感情的“在地非本地人”。曾有个专有英文单词Shanghailander来形容对上海有感情的“在地非本地人”，它原意是指1842年到二十世纪中叶欧美移民到上海的一群人，他们将此地视为故乡，为此地做各种贡献，愿意为此地利益做各种争斗。

于是，很自然地，就产生一个问题：一个地方的建设，尤其是涉及到该地域历史、民生、文化等层面的建设，究竟该以谁的利益为主？是为了满足作为游客的外地人的眼球预期吗？是为了满世界飞，视其为工作场所、消费场所的“全球化人才”吗？还是为了将其视为故乡的那部分“在地人”？

2011年3月到4月，南京市民的“保护梧桐树（绿丝带）运动”曾引起广泛关注。我认为这是民众保护故乡的一种本能反应，是一种故乡情感、文化自尊在起作用。网上一个“在地非本地人”的说法，颇能表达这种情感。他说：“想到刚来南京时，就在一瞬间，爱上了南京那一排排的法桐，也就是因为它们，才有了定居南京的想法。六朝古都的氛围被一棵棵法桐衬托着、保护着……如果这样为了政绩（拆）下去，多年后的南京还是我曾爱上的那个南京吗？”这一拆树行为，与要填杭州西湖、毁无锡灵山一样，其实是对一个在某地历史、文化中延续多年的标志性景观进行摧毁，是在拆毁“故乡”的基石。

2011年3月到4月，南京市民的“保护梧桐树（绿丝带）运动”曾引起广泛关注。  新快网 图

这种标志性景观，不一定非要高、大、全，它可以是生活中的细小环节。比如，你若是上海里弄中长大的孩子，弄堂口飘着香气的萝卜丝饼摊位，可能就是一个标志景观；如果你是福建山里长大的少年，村口的大榕树，树下河边洗衣的姑娘，聊天的爷爷，玩耍的孩童，也是一个标志景观。可在一次电视采访中，我看到一位操标准南京口音的领导在说，他理解老百姓为什么要保护南京的梧桐树，因为这是一种“生态”观念，和上级提倡的可持续性发展观念是一致的。我非常诧异，这种与事实明显相距甚远的判断竟然能说出来。这愈加让我认识到，在今天，出于各种政绩、升迁、集团利益等需要，加上一些基本文化、历史、发展观念的缺失，使得即使是本地人出身的父母官，也很难对该地的一草一木、历史、文化、民生，产生深切感情。故乡只不过是一个需要为GDP做贡献的工具：若有历史，那就“旅游开发”，若有文化，那就“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若有劳动力人口，那就“建开发区招商引资”。

除了管理者将故乡视为“创造价值”的工具外，开发商中普遍存在的忽视地域特性的逐利行为，更是普遍，尤其在今天，几大开发商们在全国连锁式攻城略地的大尺度开发，问题多多。而今天的设计者们，在心理层面上，也越来越“非在地化”、“旁观者化”。在过去的乡土社会中，设计与建造行为是一体的，所谓设计师，往往就是生活在当地的石匠、木匠们，他们和房主边商量、边建造，过程中有风水、仪式、建造、取材等方面的老规矩托底控制，大家只要做些因地制宜的微调，就能造好一幢新房子，基本不会跟自然环境、已有人工环境发生太大冲突。建筑师作为一门行业到19世纪后期开始出现，发展到今天，越来越专门化，设计行为与建造行为日益隔离，不去现场、不去工地的建筑师，比比皆是。全球化时代中，品牌设计师更是大行其道，他们从大（名）城市、大（名）单位出发满天飞，一个会影响一座城市几十年、众多民众真实生活的设计，很可能就是几个“外地人”远程操控、通宵加班几天的结果。

一个朋友在微博上记述美国某名校学生以上海某社区转型为题的设计作业，他写道：“有一部分学生以‘revitalize’（城市复兴）为其设计出发点，我问他们revitalize 目的是什么？答复居然是 to raise the property value！（提升房地产价值）”。看到此我禁不住哑然，这样一种空降式、旁观者、走马观花的设计状态，怎么会感同身受、细致入微地关照好故乡这样一个丰富复杂的有机体呢？正如前述美国学生作业表现的那样，在很多设计师眼中，故乡只不过是一个需要用时髦手段，提升其经济价值、塑造出流行形态的物品。而像黄声远那样，专注于宜兰一地，研究宜兰的复杂体系（他出生于台北，并不是宜兰本地人）、推动宜兰各种利益调和、促进宜兰城乡有意味场所的空间产生，或是像黄印武这样，在云南沙溪古镇一待就是八年（他也非云南当地人），扎实、细致、层次丰满地整修古镇的角角落落，这样的“在地化赤脚建筑师”，实在是太少了。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可以通过加强“居民参与”来创造有归属感的故乡。2012年，广东佛山南海桂华邨近一半住户由于小区日渐破败，周边楼盘价格节节攀升因而集体“求拆迁”，成为广东省首例“自助”拆迁个案。深圳城中村的自我更新，也比其他省份更加普遍。这些自我拆迁、更新的根本原因都是实际的、可以转换为金钱的利益驱动，利益主体是在地民众，这的确是非常大的进步，而我也希望能进一步看到，民众们不仅为看得见的实际利益，而且为了“务虚层面”的故乡感，也会同样在乎、力争。

我常常在想，什么时候，会出现很多类似电影《海角七号》中描述的，有多重文化、多重社会力量、多重集团、多重“个人”，并置混杂，与特定地域有关，有特定社区感，有各种不同历史建筑物混搭在一起，有名有姓的一个个具体街道里发生出有血有肉故事的故乡。这时的故乡，恐怕才会真正成为不仅仅是利益的工具，更是情感与文化的寄托与延续的场所吧？当然，这和文化体制、管理体制，甚至政治体制、土地制度等多方面都有关联，这已非我本行，就此打住。

关于“你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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