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捅过的最大一桩篓子

鱼和海

我们这一行，和大海打交道的时候多，对人就不甚了了，可以这么说，如果你有一个大海那样的主子，对人会怎么看？有什么可说的，他们不是像小蚂蚁一样么？再复杂的结构，比不上一立方米的洋流。

在海上呆了久了，人会想念陆地生活，所以我转到这里，天天穿着西装，我选人的时候，只有一个要求，干过海员，知道大海，然后他们对待我们的船队，才能像侍奉大海那样充满敬畏，你说，人有了敬畏，船才是被准备好的，不然我们这些无知的生物在想些什么，我们捅过的篓子还不够多吗？

你兴许难以想象，我们在海里放牧，如农民种下稻谷，我们播种比目鱼和鳗鱼的种子，然后蒙起专家的眼，尝一尝，一号和二号，它们的滋味难道是有区别的么？

专家有两个，一个始终带着微笑，另一个面无表情。他们在嘴巴里作出各种尝试，想要看上去聪明，想要证明他们名片上博士抬头和所有logo存在的意义，他们是捍卫野生鱼类的，但你说他们真的吃得出来差别吗？

带着微笑的专家说，两份都是野生的。

面无表情的专家说，一号是野生的，二号，虽然极其相似，但有一缕苦杏仁味，没有经历过对味蕾专门保养的舌头，是尝不出来的，那是什么？那是人造饲料的味道，一种人类的焦灼带给鱼肉的药味。

我们揭开蒙布，两个人看到一号餐盘里公司的标识。

“要看一下全程录像吗？”

两人都摇了摇头，头也不回地登上送他们来的七座车走了，走之前在我们的品质证明文档上留下了签名和章，和野生品种完全没有品质上的区别，他们签下了，我们就带到飞机上，睡一晚上就是东京，银座的餐馆老板带着日本人特有的粗鄙和精细，用肥肥的小手拍一拍我同机带过去的鳗鱼，它们还很新鲜，冰块尚未融化。

“味道是一模一样的。”我说。

“OK，OK。”

“不信我们可以现场让厨师做一份烤鳗鱼。”

“OK，OK。”

“真的。”

他领我到后厨，正是午市准备期，他们的鳗鱼静静地躺在烤架上，发出幽蓝的光。

“OK吗？”我有点摸不着头脑，遂也和日本人一样用一个词来表达自己。

“你看，”他把我的鳗鱼放在旁边，“不一样。”

我们的鳗鱼乍一看是黑色的，和他的幽蓝色食材并排放着，一个个头，一样肥腴，充满弹性的肉体，我们的鳗鱼现在看上去黑得浅了一些。

“我不明白。它们不是黑的吗？”

回到波罗的海，我们围着鱼塘，你没见过我们海上牧场的鱼塘，每一个都有这间会议室那么大，我们的所有工作会议都在这些个巨大鱼塘四周进行，“不一样，”我向工程师们解释，“它们黑得太浅。”

“所以你们要鱼成为深黑色？不好意思我觉得这种深黑根本不存在，黑就是黑。”

动物学家也来了，告诉我们一个哲学结论，世界上没有浅的黑，或者深的黑，并且对于动物的遗传问题，恕他们没有比进化论更迅速的途径。

后来还是一个工程师解决了问题，他是怎么解决的呢，他把鱼塘放空，用黑色的油漆刷在底部，当然我们只是尝试一下，刷点鱼塘不算什么投资，就这样，我们成功了，我很满意，我们的鱼自此有了日本人指出的黑色，稳定了市场价格，保护了野生动物，它们游动的时候，体会到了深海那种幽蓝的黑，并做出了自我对于保护色的选择，它们深海中自由的不为任何目的而生的同类，必然会深深地感激这些人造的现身者。

你说这个故事说明一个什么道理？我们赚钱了，业务模式成功了，对，我只是想说，一个工程师也能解决科学家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看到的是实际问题，科学家看到的是进化论，自然我不怪他们，他们哪里会需要考虑一条鱼为了卖出价钱而需要做出的努力呢？

后来我在海上极其郁闷的时候，我就想，我们卖出的所有罐装船上的鱼，都因为我的管理而有了真正大海的颜色，兴许我的郁闷，是来自被拯救的野生鱼类的郁闷，克隆人死去的时候，真正的人类会为了存活而高兴吗？

那就是原因，我跟你说，那就是原因。

我捅过的最大一桩篓子

罐装船（tanker)我们今年又买了16艘，每艘四十万美金，我们总是在制造价格最高的时刻下订单，没办法，这是胆小的人的通病，胆大的人都去了华尔街，我们只能盯着眼前的系统，感受到穿越红海的心惊胆战。

人们对这种船并不似对集装箱船那样有概念，这么说，它就是是一个可以在深海航行的巨大的空罐，我们在无聊的海上生活里，依附于它广阔的表面进行各种人类活动，半夜冲着天咒骂陆地上人生的也不在少数，脚下是巨大的用以灌装各类液体的可出售空间，货品从甲地移动到乙地，或者在两者之前的暧昧公海上，输送给更多小兄弟的般的散罐船，运什么的都有，鱼当然算是广义上的一种液体，其他时候我们灌装红酒，橄榄油，从欧洲到亚洲，货主接受完毕，在堆场进行清洗和维护，然后从亚洲装上番茄酱输送到北美。

经历过清洗番茄酱罐的人永远不会忘记那种味道，不过那也不是最糟糕的事情。

十年前我转到了办公室工作。

他们体面地让我进来，你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充满感激？我从日本胜利归来后，带着一船清酒去了巴西圣保罗的桑托斯港，在那里我载上了业务中闻所未闻的一种原料，巧克力酱。

我坐在控制室，所有人都因为空气中巧克力的味道而沉醉，大家在灌装的那几天，纷纷邀请各自的亲朋好友，尤其是孩子们来港口参加庆祝活动，下一个目的地是荷兰鹿特丹，整个荷兰的小朋友都在等待这些巧克力酱被制造成圣诞糖果，南美在整个世界农业经济链条上，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我那时想我要一辈子做巧克力酱运输生意，这比什么都好，鳗鱼、红酒、可怕的番茄酱，只有巧克力让我身心愉悦，芬芳令水手们哼起了歌，歌声飘扬了十七天，我们沿非洲佛得角继续向北，然后一种怀疑慢慢在人们心中长出来，早上我们擦去船体上的白霜。

“船长，我们的巧克力酱会不会有问题？”

他们开始问我，我没有回答，我们只负责运输，我这么想，但我没有说话，每个人都欲言又止，大家想事情的时候，坐在甲板上，想法再多也无法混入了风声，正如整个围绕我们的海洋，无法混入脚底一船巧克力的香气。

荷兰人的见识里，少不了提起2014年的那个圣诞节。

打开灌装笼头，自然的，所有的巧克力酱都变成了真正的巧克力。我们的船我清楚，具有良好的隔热能力，但谁会想到需要加热罐子里头的液体呢？又不会有人让我运农夫山泉，我只好下达一个足以杀死自己职业生涯的命令，一个字。

“挖。”

大副把我的命令传达给大家，带着窃喜地，我们和Rhenus港口三百多名工人，拿着炒菜的铲子，拆开舱体，奋斗了整整三个礼拜，终于在平安夜的当天，使十万立方的巧克力殆尽而出，成为了全城小朋友的一座童话般乐园，奥市政府当然不遗余力找人雕刻出一座巨大海滨游乐场，在所有冰雪公园的俗套中傲然而立。

“为了让你感觉好受一些，”老板谈我的调令时，并没有提那年全球员工只能分巧克力——他们真的给每人发了一块巴西巧克力当年终奖，他告诉我，蒂姆·波顿发函告知公关部他遗憾并未抓住机会为“查理的巧克力工厂II”取景，并希望探索这样一趟航行的大致费用，公司公关部很有幽默感，他们礼貌地回绝了对方的奇思妙想，并寄去一本当年事件的相册，里头是无数天真的留在圣保罗的笑脸，和无数挪威巧克力挖掘工人的无可奈何，后者意味丰富，令人百看不厌，我的大脸是踌躇满志的，封面和封底，我总是这样踌躇满志的。个人观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