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老年家庭空巢率20年剧烈变化，高生育率地区也具较高空巢率

新研究显示，近20年里，上海的老年家庭“偶居空巢化”一直处于长三角三省一市中的最高位。“偶居空巢”指的是子女离开原生家庭，使得家中仅剩父母。

上述结论来自2024年3月刊发的研究文章《长三角老年家庭空巢水平空间特征及影响机制》。该文作者来自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和河南大学经济学院，研究基于2000-2020年长三角人口普查中老年家庭户数据测算，对老年家庭空巢水平及空间特征进行了刻画，并探讨了影响机制。

2000-2020年老年家庭空巢水平空间格局  本文图片来源均为论文配图

研究发现，长三角老年家庭空巢水平在20年间变化剧烈，安徽省起点低但增幅最快，浙江省与上海市在近10年里增长明显放缓。

“空巢”指家庭中子女离开使原生家庭进入仅剩父母双方或单方长期居住的家庭发展阶段，包含老年空巢家庭和年轻空巢家庭的多种形式。该文的老年家庭为至少有一位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的家庭户，仅老年夫妻同住的家庭户归类为偶居空巢，仅一位老人居住的家庭户归类为独居空巢。

“目前，长三角正经历着深度人口老龄化和剧烈家庭变迁的过程。增长的老年群体和加剧的成员居住分散现象，使得老年偶居和老年独居家庭规模日益扩大。此外，随着死亡水平不断下降、独生子女父母进入老年期，未来老年家庭空巢态势将更趋严峻。”文章如此写到。

长三角老年家庭空巢水平变化剧烈：安徽省增幅最快

该研究显示，2000-2020年，长三角老年家庭空巢水平整体随时间发展显著提升，空间上大致呈现由北到南递减、南北高中间低的转换特点。

2000年，长三角整体老年家庭空巢水平为28.62%，浙江省高出长三角整体水平6.5个百分点，安徽省则最低（比长三角整体水平低4.72个百分点)，说明长三角地区在省市层面上已有明显分化。到2010年，长三角省市间老年家庭空巢水平渐趋提升且差异在相对缩小。

2020年，长三角整体老年家庭空巢水平相比2010年继续提升到47.8%，安徽省则增长到49.1%（后十年增长14.75个百分点，为四省市增长之最)，浙江省增长到48.96%（后十年仅增长4.58个百分点)，上海市与江苏省也超过46.5%，说明后十年各省市老年家庭空巢水平依旧持续上升、尤其安徽强势攀升，而浙江省与上海市增长明显放缓。

2020年，在地级市中，老年家庭空巢水平均超过35%，舟山市、宁波市和亳州市是长三角地区老年家庭空巢水平最高地区，同时其他空巢化大于50%的地级市也主要集中在安徽与浙江。

综上，长三角老年家庭空巢水平在20年间变化剧烈，安徽省起点低但增幅最快，浙江省起点高但增幅相对缓和，部分地级市(如亳州市等)增长过于迅速，作者认为这需加大关注。

独居老年家庭空巢水平空间格局变化方面，2000年-2020年，独居老年家庭空巢水平随时间递进不断提升，空间上大致以杭州-嘉兴-上海一线为界，形成南高北低到低值团块聚集转换的特点。2000年、2010年、2020年，长三角整体独居空巢化分别为14.49%、19.32%和23.11%，安徽省独居空巢化由最低变为最高(分别为11.19%、17.23%和24.83%)，浙江省独居空巢化历经倒“U”型变化且起点高(分别为20.1%、25.03%和24.73%)，上海与江苏则相对小幅平稳增长，表明20年间长三角整体的老人独居率提升较快且省际差别悬殊。作者经过分析认为，舟山市和皖北部分地市需要更重视独居空巢化问题，减缓其对社会经济的冲击。

偶居老年家庭空巢水平空间格局变化方面，2000-2020年，偶居老年家庭空巢水平也呈现随时间递增趋势，空间上则由中间低两端高向全域均高转变。2000、2010、2020年，长三角整体偶居空巢化分别为14.13%、19.63%和24.69%，上海市偶居空巢化一直处于三省一市中最高地位，数值由15.6%增加到27.24%，安徽省偶居空巢化虽起步低但增长显著，20年间增加了11.56个百分点，浙江与江苏则相对小幅平稳增长，表明20年间长三角整体的老人偶居空巢化增长明显且存在显著的省际差别。

人口“生产”与“消费”错位，助推老年家庭空巢的增长

影响机制方面，文章得出结论：老年家庭空巢水平影响因素的内生变量中，老龄化和出生率对老年家庭空巢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死亡率和人口流动强度存在负向作用。

长三角老年家庭空巢水平影响机制和传导路径

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显著提升老年家庭空巢化水平，是长三角老年家庭空巢化演进的主要内生变量。1982年以来，上海首先迈入人口老龄化，江苏、浙江、安徽在2000年前后也相继进入老龄化社会，不断壮大的老年群体，为老年家庭空巢形成奠定基础。

出生率显著正向影响长三角的老年家庭空巢水平，即相对高生育率地区也具有较高的空巢率；皖北、皖中、苏北、浙东南等地生育率较高，是长三角主要的“人口生产来源”，而上海-南京-杭州环线内城市是主要的“人口消费市场”，“生产”与“消费”的错位，使得较高生育率地区的老年与青年成员分居成为常态，从而助推老年家庭空巢的增长。

死亡率和迁移强度降低会提升老年家庭空巢化。死亡率降低意味着人口预期寿命延长，老年空巢期也会相应扩张；迁移强度通过流入人口数量代理，迁移强度越高，该地对人口的吸引力越大，这不仅涉及青壮年劳动力的选择，还对老人和儿童的生活方式产生影响，一方面使引力区的人口结构较易从外部获得优化机会，如上海-南京-杭州环线内城市通过外在劳动力补充，维持了人口结构的相对稳定，延缓老龄化进一步深化的速率，另一方面导致越来越多的老人和少儿随迁，减缓了老年家庭空巢快速上升的趋势。

此外，文章指出，外生变量可以通过直接和间接传导方式影响老年家庭空巢水平，即存在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总体效应为直接与间接效应的和。其中，经济要素显著地通过老龄化作用于老年家庭空巢水平，如在追求更好的物质条件和机会情况下，经济发展差距会自发引导人口流动，重构不同区域的人口结构和家庭成员居住模式，最终作用于老年家庭空巢水平。

值得关注的还有，城镇化对老年家庭空巢水平呈现显著的正向直接效应，但总体间接效应不显著。间接效应分量中，城镇化主要通过降低出生率方式降低老年家庭空巢水平。一方面，城镇化的进程，也是思想观念变化的过程。城镇化助推个体主义的兴起，弱化传统“养儿防老”观念与功能，青年群体更多以自我需要为中心而离巢发展，老年群体不得不被迫或主动接受空巢现状。另一方面，城镇化过程引起社会经济环境的巨大变革，人口的生活条件和生存压力在矛盾中交织上升，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提高，放大人口的生育自觉性，促使生育意愿和出生率降低，进而作用于人口结构，最终传导至老年家庭空巢水平。

研究者进一步指出，长三角人口老龄化和老年家庭空巢水平程度均较高，但内部差异显著，形成养老需求“大而有别”的状态。就长三角而言，上海及环太湖地区城市是区域乃至全国的人流、物流、信息流汇集中心之一，本地人口外流较少，家庭成员分居程度相对较低，但受超前的都市文化和现代性主义的持续影响，老年人独立居住倾向愈发明显，老年家庭空巢程度随时间加深。

“面对老年家庭空巢新常态的趋势与特征，如何有效识别不同区域老年空巢水平及其演变将成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政策的重要前提。”文章最后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