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林：我为什么研究马可·波罗

2018年12月15日，“马可·波罗及其《行纪》的历史面相”暨《马可·波罗与元代中国》新书发布会在天津图书大厦举行。在分享会上，《马可·波罗与元代中国》的作者、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马晓林首先谈起了他撰写此书的一些心得。（本文系活动现场的录音整理。）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马可·波罗

首先我要讲的是为什么写这本书，以及为什么做这个研究。

马可·波罗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家喻户晓的人物，不仅在中国，全世界范围，如果要评出来多少个名人，马可·波罗肯定能算其中一位。作为一位名人，马可·波罗不光是一位历史人物，也富有了文化符号性。作为文化符号的人，他就具有多义性，不同的人对他有不同的理解。首先来看一些非学术的内容。

比如影视作品，《马可波罗回香都》，看海报可以看出来比较具有魔幻色彩。这里面的马可·波罗就是一个冒险家的形象。又比如邵氏电影《马哥波罗》，在这部电影里，马可·波罗呈现的是朝廷派往江南打探敌情，最后却参与敌方议事的人物形象。80年代中意合拍的故事片，4集的《马可·波罗》，这个大体上是按照事实拍的。最近的是2015年拍了两季的《马可·波罗》，这个马可·波罗的形象是一个旁观者，旁观东方的政治权谋斗争。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马可·波罗。

这是学者20世纪60年代大致复原的马可·波罗的行程：从威尼斯出发，最后从海陆回国。这个行程大概是没有错的，但是有些具体细节有争议。因为《马可·波罗行纪》不能完全叫旅行记，他只有在全书的最开头介绍一下自己是怎样的，大部分是按照地理志那样的顺序在描述地理、风俗。其实它并不能完全算作一本行纪。所以我们要根据书中所述还原他的路线的时候，很多地方就很难做，很多细节都不太清楚。因为有些地方他没有去过，是听说的内容，所以历史学家做的一些工作，就是从细节中找出哪些地方他真去过，哪些地方他没去过。

跟这些旅程相关的一件事是，其他一些旅行家对马可·波罗特别有兴趣。比如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手里拿着一卷书，就是《马可·波罗行纪》。他在航海的过程中始终带着这本书，不停地在上面加批注，最终到了美洲以后，他每到一个地方，就把《马可·波罗行纪》中的地名附会上去。他用过的这本书原件现在还有。另外，清末的时候，那些来中国的西方的旅行家，比如英国人斯坦因，他到新疆和敦煌去探险的过程中，也始终带着一本《马可·波罗行纪》。因为在他之前，应该有去过新疆的外国人，但都没留下记载，只有马可·波罗留下了详细的记载。除了斯坦因，同时代的其他旅行家，基本上每个人随身必带一本书，这本书就是《马可·波罗行纪》。走到一个地方，就拿着这本书对一对。他们还会带的另一本书，就是《大唐西域记》。所以在近代，他（马可·波罗）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日裔美国人麦克·山下曾拍过的一个纪录片，叫《重访马可·波罗之路》，就是按照马可·波罗的路走丝绸之路的各个地方。当下有很多户外爱好者和旅行爱好者也跟着马可·波罗的路走。所以对旅行家来说，马可·波罗是以前的旅行家，是精神感召者，或者先行者。

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其实是因为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

《马可·波罗行纪》的书名也很有意思。在不同的语言里，它的书名也不一样。现在一般认为最早是用法语意大利语混合语写的——这是当时在意大利北部非常流行的一种语言。这种语言的书名是Devisement dou Monde，意思是“寰宇记”或是“世界记”、“世界的描述”。根据现在学者的研究，这个名字是有来源的：当时热那亚与意大利其他城邦争夺海上霸权，打仗抓了很多人，其中就包括马可·波罗。这些人在狱中为了赚钱赎身出狱，有一股写书的风潮。他们想写一个全世界的地理志，而马可·波罗去过地方最多，知道的最多，所以就让他口述，由另一个囚徒，也就是鲁斯蒂切洛执笔。

这本书流传出来以后，在不同语言里马上出现不同的名字。在意大利的各方言里，叫《百万》（Il Milione）。这个词，以前的学者以为是马可·波罗的绰号。确实也是他本人的绰号，但是根据现在的研究发现，他们家族很多人都有这个绰号。一百多年前的学者以为，绰号的来源是，马可·波罗能吹牛，说什么东西上来都一百万一百万地说，所以叫百万。现在的学者研究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他们全家几乎每个人都有这个绰号，马可•波罗祖上就有这个绰号，所以很明显和马可吹牛没什么关系。但是具体跟什么有关系，一般有两个观点：一个是说他们家是商人家族，很富有；另一个观点是，他们家的住宅原来的地名叫这个。

这本书流传到法国以后，又被叫做《奇观之书》、《惊异之书》。因为这本书无所不包，像百科全书一样，自然提到了一些奇异的事儿——这只是书中一小部分而已，但在流传过程中，很多读者对这部分很有兴趣，所以就改成了这个名字，更吸引读者。

到16世纪，又有意大利的学者剌木学（G.B. Ramusio）整理此书，当时他是意大利地理学会的成员。这已经是在大航海时代之后了，大家特别关心的就是航海、旅行这类话题。于是，他要编一套“航海旅行丛书”，就把马可·波罗的书收进来了，所以这本书的书名又改成了《马可·波罗行纪》。这个版本后来被直接翻译成了英文，所以现在流传最广的就是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对现代读者造成了一些误导，一看到“行纪”就以为是旅行记作品，实际上这跟最初《寰宇记》的本意相差很远了。

这本书最初的体裁就是世界记、寰宇记，记全世界的地理、物产、人口、风俗等各个方面。现在有些读者读了《行纪》以后，感觉很失望，因为他希望了解一个冒险的过程。但这本书里大部分没在讲冒险，没什么性格鲜明的主人公，没什么故事性，而是主要在讲地理、人口、物产，而且几乎都是一条一条不厌其烦的客观描述。书的内容有这个特点，一般读者可能觉得枯燥琐碎，但对于历史研究而言太重要了。历史研究就是从琐碎的细节中寻找真相的过程。

个人研究之缘起

我最初接触《马可波罗行纪》这本书，大概是十五年前。当时我开始对蒙元史感兴趣，当时就想找相关的史料读一读。其中很重要的一本就是《马可·波罗行纪》，当时我读的版本就是20世纪30年代冯承钧翻译的，基本上是用文言文，但有的地方是半文半白这样的笔法翻译的。1999年河北人民出版社重印这个译本，北大党宝海老师作了一些新的注释。现在学术界通行的、也是中文译本里最好的版本就是这个版本。与冯承钧同时代，还有张星烺的两种译本，也是很好的版本，不过没大有注释。后来到现在又有了十几个译本。不过每个译者追求的不一样。有些人把它当作游记作品翻译，希望文笔美一点，不尊重原文，重要的信息都被丢掉了或者歪曲了。因此后来那么多译本，没有一个超越冯承钧、张星烺的译本，从学术的角度看都没法用。

我做马可·波罗研究，最早是受南开大学杨志玖先生的启发。杨先生是世界上最早发现马可·波罗离开中国的相关史料的学者。20世纪80年代以后杨先生又写了多篇文章，1999年出版了《马可·波罗在中国》一书，这是中国第一本关于马可·波罗研究的有份量的个人学术著作。研究马可·波罗，是南开元史研究的一个传统。2011年，北大荣新江教授启动了马可·波罗研究项目，与南开联系。当时我正在写作博士论文《元代国家祭祀研究》，李治安老师、王晓欣老师建议我开拓研究方向，继续发扬杨先生的马可·波罗研究。第二年我博士毕业就加入了荣老师的项目。这个项目现在还在继续，每周开办读书班，重点读的就是所谓的“英译百衲本”，目标是译出一个新的汉译本，翻译前人的重要注释，再加上新的注释。

《马可·波罗行纪》从最早流传的时候就分成了好几种语言的抄本系统，各个抄本系统内容差别还不小。著名汉学家慕阿德（A.C. Moule）和伯希和（Paul Pelliot）于1938年把所有重要版本翻译成英文，一句一句连缀到一起，像我们古籍的百衲本一样，所以中国学者叫它英译百衲本。这个本子号称是内容最全的，以前的学者做得好的就是去读它。中西书局最近影印出版了这本书，方便读者能在国内找到。

慕阿德是一位传教士，出生在杭州的传教士家庭，他的祖父、父亲都在那边传教。读大学的时候去了剑桥大学，所以中西文化、学术他都懂。他对中外关系也特别感兴趣，在传教之余，就在英国做研究。中间有五六年的时间，剑桥汉学教授的职位没有人，他就在那儿当了几年教授。他当教授期间最大的贡献，大概就是出了英译百衲本。

不过，这部书不是完美的。这部书原定有四卷，前两卷由慕阿德作，后两卷由伯希和作。但实际上，后两卷还没完成时，二战就爆发了，跟着，1945年伯希和就去世了。现在出版的只有前两卷，署名是署两个人的名字，但伯希和参与不多。伯希和筹备后两卷时的一部分内容，在他去世十几年以后才被整理出版，这就是《马可·波罗注》（Notes on Marco Polo）一书。伯希和主要是用法语来写作的，很少用英语，这部遗著是他惟一的英语著作。慕阿德也写了一些注，在1957年他去世那年结集出版，其中最长的一条注是“行在”，也就是杭州——慕阿德的出生地。总之，慕阿德、伯希和合作分工的细节其实不太清楚，但英译百衲本基本上是慕阿德做的。

以前大家都觉得，英译百衲本是最全的了，所有关于马可·波罗的文本都在里面。但是慕阿德在整理英译本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没有考虑到版本传承问题，强行把所有本子糅到了一起。实际上有些本子在流传的过程中，被后人加了好多东西进去，那些东西不是马可·波罗的原话。但是慕阿德不加分辨，把所有的东西都合到一起，就造成了很多麻烦。你就会发现，经常有一句话的前后两部分是矛盾的。虽然他标出来了不同的版本，但是读者在读的过程中有点痛苦，因为有很多语句是重复、矛盾、不连贯的。这是英译百衲本读起来很不方便的地方。

冲破壁垒：文本与历史

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但不是与生俱来就有的，必须去认识。怎样认识历史呢？它是由各种各样文本承载的，只有透过文本才能重建历史和认识历史。所以我们做任何研究都是这样，包括马可•波罗也是。只有透过《马可·波罗行纪》的文本，才知道马可·波罗与他的时代的历史是怎么回事。当然还要结合其他的文本，包括考古发现，也算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文本。《马可·波罗行纪》的文本流传非常复杂，不存在一种惟一的最佳的本子。所以从研究的角度，要读懂《马可·波罗行纪》，第一要做的是懂文本传承关系。

我开始做马可·波罗研究以后，认识到其实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物，就是贝内代托（L.F. Benedetto）。了解马可·波罗学术史的人应该知道，他是意大利著名的文献学家。贝内代托在1928年整理出一个版本，印量可能只有三百多本，传世非常少。他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梳理了版本谱系，希望通过各个版本的关系，还原出最早的文本，从而知道马可·波罗原话说的是什么。贝内代托的本子是1928年出的，慕阿德的本子是1938年出的，而且后者号称是最全的，感觉就好像把贝内代托的盖过了一样，所以就没人用前面这部书了。实际上，贝内代托这个版本的工作是不可替代的、划时代的，非常了不起。

慕阿德和伯希和，是汉学圈子的，他们关心的是中国历史的问题；贝内代托属于文献学圈子，他关注的是欧洲文献的整理与校勘问题。他们的关注点完全不一样，研究理念不一样，互相之间也有些瞧不上。比如汉学家，他们最关心的就是“马可·波罗来没来过中国”、《马可·波罗行纪》的史料价值这类问题；但是贝内代托这种文献学家，他就像研究《红楼梦》一样，首先是把这个文本弄清楚——它是谁写的？下一个本子是谁抄的？抄的时候有没有改？这个本子从哪个本子来的？把这些本子的流传关系理清楚，再看看这个本子里反映出来什么历史，反映出来作者什么思想。

我2012年开始专注做马可·波罗研究，想彻底地梳理一下马可·波罗研究史。当时我们对汉学界、蒙元史学界的研究已经很熟悉了。但我就很好奇，除了贝内代托，意大利没人研究马可·波罗了吗？故乡的学者把马可·波罗忘了吗？我一点点地搜集资料，发现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马可·波罗行纪》的每个语种的版本都有人整理或者正在整理。我也惊讶地发现，英语学界跟我们国内一样，对这些信息几乎一无所知。所以说，说不同语言的学术界之间有一些隔阂，甚至壁垒。

贝内代托用意大利语写作，偶尔用法语。而当时马可·波罗研究的话语权在汉学家手中，贝内代托的贡献完全被忽视了。后来我跟意大利文献学界取得联系，发现他们跟中国学术界有些类似，有自己的学术体系，很少跟外界交流。意大利文献学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传播范围非常有限。这是一个很大的缺憾。即使在欧美，直接利用意大利文献学成果的，大概也只有德国图宾根大学的汉学家傅汉思（Hans Ulrich Vogel）。傅汉思教授是说德语的瑞士人，语言能力过人。他2013年出版的英文著作《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货币、盐、税收方面的新证据》，熟练运用东西方多语言文献，在国际上得到了极高的评价。北大党宝海老师、周思成博士与我已经合作翻译了这本书，相信不久之后就会出版。我也受到了傅汉思教授这本书的启发，在我的新书《马可·波罗与元代中国：文本与礼俗》（中西书局2018年）的参考文献中尽可能多地著录了世界各地各语言的相关著述信息，以便未来学者利用。

我最近几年的工作之一，实际上就是要冲破壁垒、跨越隔阂。2000年，杨志玖先生在南开召集开过一次大会，也是把国内、国外的学者都召集过来。但当年由于条件所限，基本上没有跟意大利文献学界建立什么关系，互相几乎不了解。2015年，我们与扬州博物馆合作在扬州召集了一个会，第一次把世界上专门做马可·波罗研究的学者聚齐了，尤其是把德国、意大利、法国的学者都找来了，最后出了本论文集——《马可·波罗 扬州 丝绸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我们马可·波罗研究项目还在北大出版社的一个以书代刊的杂志《国际汉学研究通讯》上发表了一些论文、综述、书评，到现在出了十几期，每期大约有三四篇文章。

我们对文本的理解也在不断进步。比我们先行一步引入意大利文献学成果的，是日本学者高田英树。高田英树专攻意大利文学，2013年将《马可·波罗行纪》的三种主要文本译为日语，逐个章节列在一起对照。这正是贝内代托的理念。贝内代托认为，现存的所有本子都能追溯到一个最古老的本子，那就是马可·波罗《寰宇记》最早的本子。然而这个本子丢了，只有后来的那些本子传下来了，他认为通过这些本子可以还原出最古老的版本。但是根据近20年意大利学者的最新研究，这种理念其实过于理想化了。而《马可·波罗行纪》源头并非只有一个，有的可能是稿本，有的是修订增补本；而后来的本子在流传过程中相互影响，情况就更复杂了。就像生物学上的现象一样，在不断的进化过程中会出现杂交，再产生另外一种。研究文献是很细的工作，一字一句地读懂它，再去比较。意大利学者，从贝内代托到现在，将近一百年里都在做这样的工作。贝内代托的理念是基于一些“典型”校勘案例提出。但理论上说，只有整理了所有本子，才能真正提出流传谱系。所以经过近百年积累，文献学界对文本的理解又有很大进步。我们作为历史学家，对于《马可·波罗行纪》的文献整理也能做出重要贡献。因为它的内容是关于13世纪历史的，我们能从历史角度提出校勘，帮助文献学家判定文本写形正讹。2018年10月，我和马可·波罗项目的几位成员去意大利米兰、威尼斯、帕多瓦等地参加与马可·波罗研究相关的学术会议，在会议间隙特意让意大利学者带着我们去各图书馆看抄本。我们应该是目验《马可·波罗行纪》抄本原件的第一批中国历史学者。现在我们越来越关注，文本是怎么形成的，谁来写的，以及它是因什么目的写成的。这就决定了这些抄本会不会有改写，它有什么目的性，等等。知道这些，我们才能跨越隔阂，将文献学与历史学结合起来，根据文本来重建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