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作为一种抵抗力量的……个体与文学想象

《文学三篇：一个政治哲学视角》，洪涛著，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6月版，501页，98.00元

前些天有上海的朋友向我推荐新出版的《文学三篇：一个政治哲学视角》，该书是一部基于政治学视角的文学评论集。作者在对三部世界文学名著的解读中带有强烈的现实意识和鲜明的立场及观点，更有出自真实个体生命的思想感情，没有那种故作高深但又不知所云的油腻的“学院”腔。从“一个政治哲学视角”——或许更应该直接说就是政治学的视角——出发，相当敏锐的忧患感与有明确指向的问题意识使这本文学批评著作具有跨越文学研究的穿透力。

作者在“后记”中首先谈到了为何要进入并非自己专业的文学批评领域并选择世界名著来讨论现当代政治哲学问题的原因——因为意识到“21世纪的高科技正在开创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新政治。……一种不可见的新型政治诞生了！”（493页）掌权者可以彻底隐身，被统治者则无所遁形，个体人的自由与反抗的希望变得更为渺茫，于是预感到想象性写作将具有的意义。接着对选择这三部世界名著进行评论与个人经验的影响及本行研究的关系作了解释，实际上是简要地概述了收入本书作为代前言的《小说与个体》、“文学三篇”的核心议题以及作为全书附录的《作为“机器”的国家》的核心议题，读者可以作为导读。

具体来说，“《格列佛游记》问世于现代国家诞生之初，是一部革命后文学；小说以一个游历者或探险者的眼睛，展望国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预言了作为现代国家之重要特征的技术统治”（495页）。这里的关键是对现代国家的技术统治的预言；“卡夫卡小说含义隽永，对现代国家另一重要特征——官僚统治——的揭示，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新型政治的‘可见性’的丧失，很大程度上正是技术统治和官僚统治的深化的结果，二者联手打造了现代国家机器”（同上）。谈的是卡夫卡的小说《审判》《城堡》，聚焦于官僚制与技术联手打造的国家机器对个体的匿名监控；“诞生于20世纪中叶的《一九八四》是一部政治‘预言’，是对如何化人为物、‘机器’组装的完整流程的‘见证’，进入 21 世纪，人们或许会愈发认识到这部作品的现实意义”（同上）。同样指向人的物化、机器化以及个体的消失。应该说，选择这三位作家的经典文学名作的研究意图和问题意识非常明确和清晰；作为附录的《作为“机器”的国家——论现代官僚/技术统治》“是一篇政治学色彩较浓的论文，因其主题与本书所收三篇文学评论的主题遥相呼应，故收作附篇”（496页）。洪涛的文学批评从斯威夫特、卡夫卡和奥威尔出发，揭示他们的预言不仅噩梦成真，而且随着现代国家统治技术的发展，利维坦这只匿名猛兽的邪恶性质和高新技术的无边法力回应了而且远远超出了三位文学家的超凡想象。

作者为本书撰写的代前言《小说与个体》长达九万余字，全面阐释了小说的诞生作为一种全新的现代现象、“个体”的命运的前世今生、小说对“个体”的具体而独特的关怀等议题的深刻内涵与价值意义。在这里“个体”是核心概念，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个体厄运重重、孤立无援，自我选择和实现的个体性越来越遥不可及。于是，“在现代社会日益向一种整体性人造‘机器’转化的过程中，小说是捍卫个体的最后堡垒，是对阻止个体成为独特之‘我’或个体之主人公化的齐一性力量的抵抗”（86页）。从历史化的脉络来思考的话，现代“个体”的哀歌开始奏响于十九世纪中叶革命风暴后的“秩序主义时代”，二十一世纪将完成这一进程，“世界”成为了“一张巨大的猎食个体之网，成了昆德拉所说的‘陷阱’，‘世界’对一切个体关闭了”。那么，小说与个体的紧密关联就在于“小说历经现代个体之诞生、对其自身之自处之道和他人相处之道之问题的探索以及个体之行将被吞噬的整个历程，它表达了现代个体的希望、奋斗、迷惘、挣扎和苦难”； “待一切个体都被编制入机器，个体问题将不复存在，昆德拉所说的‘小说的末日’也就来临了……这一天不远了！不过，只要它还未完全来临，只要还有‘最后一个个体’，那么，小说就还存在着——小说正承载着个体，漂浮在狂涛巨浪之中的一叶扁舟”（87页）。可以说，小说与个体实际上是同呼吸、共命运，文学作为一种抵抗技术统治的力量已经悲怆地呈现。

另外一个关键概念是“人性”。作者指出：“小说不仅是‘个体’，而且也是‘人性’这一形而上学残余的最后居留之所。‘人性’在此被赋予了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应然’地位，成为在彼此分离的‘个体’之间的桥梁。在以个体作为主题的小说中，人性从未缺席。”（91页）由此而产生的希望是怜悯心与想象力作为一种抵抗和带来温暖的力量。

在我看来，从政治观念史的角度还可以进一步看到人权观念与小说的关联。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在解释人权观念的起源的时候，认为在十八世纪书信体小说的高潮期与人权思想的起源有着紧密的内在关系，而绝不仅仅是一种巧合；在情感的共鸣中产生的心理影响促进了人的成长：成为具有内心自我和心灵力量的人，人权只能和必然会出现在这样的人的心上。他讨论了十八世纪的人们阅读卢梭的《新爱洛漪丝》、塞缪尔·理查逊的《帕梅拉》《克拉丽莎》等书信体小说所激起的巨大共鸣和想象平等，阅读中产生的移情使人们跨越社会地位的界限，对书中人物的心灵品德、 自由意志的理解导致对平等意识的共鸣。在亨特看来，“人权就成长在由这些情感播下的温床。只有在人们学会把其他人看作与他们自己平等、在某种基本的态度方面把其他人看作像他们一样的前提下，人权才会发挥作用”（林·亨特《人权的发明：一部历史》，沈占春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39-40页）。这是书信体小说在情感史和政治观念史上曾经发生的作用，是不应被忘记在文学与政治之间的那种建立在情感共鸣与心理想象基础上的真实联系。

奥尔罕·帕慕克在其自传性文中谈到一件事，同样是由情感共鸣和想象而进入政治思考：1985年著名戏剧家阿瑟·米勒和哈罗德·品特受国际笔会委托到伊斯坦布尔会见受政治迫害的土耳其作家及其家属，帕慕克担任翻译。在此之前帕慕克从来不想介入政治，但是现在当他听到那些令人窒息的镇压、残酷和邪恶的故事时，负罪感使他感到必须介入了政治，但同时又产生一种同样强烈的要保护自己免受政治之的愿望（帕慕克《别样的色彩》，宗笑飞、林边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208页）。过了十年，一位印度作家问他：“帕慕克先生，你希望在小说中探讨你们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却又避免卷入其中，是害怕受到起诉吗？”接下来是一段长长的沉默，然后帕慕克为自己的沉默感到羞耻，却又深深意识到这一事实：“言论自由与自尊心和人的尊严有关。”（211页）不仅沉默会带来羞耻，即便是不沉默但是改变修辞以适应环境也会带来羞耻感：“改变措辞，将其包装成大家都能接受的样子，成为这类竞技场的能手，这有点像勾结海关进行走私活动，就算成功的话，也不是什么好事，因为这样会产生耻辱感和堕落感。”（211页）这是作为一个诚实的作家、一个面向现实生活的作家的真实政治耻感。发现与揭示身份危机是帕慕克小说的中心问题，通向这个问题的路径是把自己想象为他人，“使他成为那些无法表达自身利益、愤怒没人理睬、声音被压制者的代言人”（266页）。这是文学想象作为抵抗的力量，是一个小说家的文学-政治观。

写到这里，想起前两天在伊斯坦布尔的街边电箱上看到一幅图片加涂鸦，以为是竞选议员之类的主题，当地人告诉我是抗议不允许欧洲游客进入议会旁听议员辩论的决定（提案？），因为不希望议员的批评声音在欧洲媒体上受到关注。这也就是当年令帕慕克感到羞耻的问题：一个害怕听到旁人批评声音的国家，难道不会令这个国家的人民感到羞耻吗？漫步在恰纳卡莱特洛伊古城，走到当年特洛伊木马被拖进城的那个城门，突然无来由地想起帕慕克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回酒店就信笔涂鸦一幅，想的是今天的特洛伊木马与帕慕克羞耻感。

“我的名字不叫红”，2024,7,24，李公明作于土耳其帕姆卡莱

关于斯威夫特著作中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的小说《格列佛游记》，长期以来被认为是雅俗共赏。在小人国和大人国的滑稽可笑之中，斯威夫特无疑讽刺了当时的英国政治思维的视差与固化、对人的利用与不信任等等弊端，但是斯威夫特并没有止步于此。他所处的十八世纪科学革命的发展，科学观念的进步带来人类征服自然的乐观主义，由此也给斯威夫特带来了古今之变的历史感和指向未来的思考。正是因为在斯威夫特惊人的文学想象包涵着科技与政治的古今之变与未来的忧思，因而使二十世纪的乔治·奥威尔和阿兰·布鲁姆（Harold Bloom）都曾对这一小说做过影响深远的评论，也表明了它的意义绝非仅限于作为它自身时代的政治镜鉴这一点上。洪涛对《格列佛游记》的解读重点在最后两卷，一方面重返斯威夫特所置身的十八世纪初“古今之争”的历史语境之中，另一方面与奥威尔和布鲁姆的解读展开对话，其回应与思考均与当下的个体体验紧密相连。

作者注意到奥威尔在创作《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这两部小说之间的1946年写了这篇题为《政治VS.文学：对〈格列佛游记〉的考察》的文学评论，认为有必要思考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要写这篇评论？仅仅因为斯威夫特是他所“最毫无保留地推崇的作家”吗？此时的奥威尔已感来日无多，急于完成他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作品。原因是在《动物庄园》出版后引起对其小说的政治倾向的批评，很可能引发了奥威尔对其文学写作与政治关系的思考。联系到也是在1946年奥威尔写的《我为什么要写作》，文章中写道：“我在过去十年之中一直最要做的事情就是使政治写作成为一种艺术。”据此可以推测奥威尔评论斯威夫特的原因：因为斯威夫特是以文学方式从事政治写作和政治思考这一现代传统的重要开创者，而奥威尔的《动物农庄》也使他被同代人归属于斯威夫特的文学-政治传统。如果是这样的话，奥威尔对斯威夫特的评论或许可以看作是已完成的《动物庄园》的“注脚”和即将开始写作的《一九八四》的“序言”（159页）。在这里我想到的问题是，作为以政治哲学为专业的研究者，洪涛对文学评论的研究与写作是否也有同样的意识，那就是自觉地以文学评论作为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一翼，自觉地把自己归属到那个伟大的以文学方式——即便只是文学批评——从事政治写作和政治思考的现代传统之中？

第二篇《卡夫卡与官僚制——兼论现代小说的书写》开篇就说官僚制是卡夫卡长篇小说《审判》《城堡》的基本主题，卡夫卡在小说中对官僚制的本质、组织形式及其运作机制的揭露极为深刻、细致；作者同时指出虽然卡夫卡无疑是研究和揭示官僚制的大师，但是在他的小说中并不直接展示他所具有的有关官僚制的理论或实践的认识，并且也不一般地描写官僚组织本身。“他刻画的是现代人生活的一种深刻体验：用本雅明的话说，就是完全受制于一个神秘莫测和莫名其妙的庞大的官僚体系的体验。卡夫卡描绘了官僚政体原则在生活的所有方面被全面模仿和复制的状况，以及官僚制精神对人的灵魂和精神世界的无所不在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忘记卡夫卡首先是一位小说家，“昆德拉视卡夫卡为抓住了人类社会活动官僚化倾向的‘第一位小说家’，是非常恰当的”（238-239页）。但是，卡夫卡为什么能够对官僚制有深刻的认识并且要在文学中揭露出来？除了作者谈到他受马克斯·韦伯和他的弟弟阿尔弗雷德·韦伯关于官僚制度的研究影响，以及他的职业生涯就是职业官僚之外，我想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也曾经在思想上是国家主义者，后来觉醒之后的批判更有思想上的深刻性。一战来临的时候很多奥地利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成了国家主义者，卡夫卡也被裹挟进狂热的战争宣传之中，那个从思想到话语都沾染了国家主义的卡夫卡是我们难以接受的。但是他很快醒悟过来，因为发现狂欢的爱国热情是被蓄意煽动和策划出来的。因此他要通过文学创作释放内心的坠落感和紧张感，他说“如果不在创作中拯救自己，我就完了”（莱纳·施塔赫《卡夫卡传：关键岁月》，黄雪媛、程卫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600页）。或许应该说，以写作拯救自己的灵魂可以成为他的墓志铭。

洪涛指出“卡夫卡对官僚政体的‘写字台统治’有敏锐的意识。……写字台本用于阅读和书写，写字台的统治，也就是文书档案的统治”（241-242页）。应该说作者对于卡夫卡笔下的“写字台统治”同样有敏锐的意识，而且比卡夫卡更进一步的是使之与现代科技联系起来。“写字台政体或官僚政体，与现代科学有着无法分割的联系。现代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认知-控制’的科学，官员可以被看作是‘认知-控制’主体的肉身化。像科学家一样，观察、记录和分析也是官员的首要活动。民众是认知对象和客体。无所不在的监控体系反映了官员观察活动的细致、全面；记录是将所观察的内容转化为书面或其他媒介形式；分析则包含了对人的动机和内在心理的探究。……在一个官僚化社会中，人们习惯于官僚式地对待人的方式”（242页）。这种解读的准确与深度使人们在把“官僚主义”挂在嘴边的时候，应该想到那个“主义”其实真没有那么简单。

在对官僚制的“认知-控制”本质的认识中，与个体更有紧密关系的是以匿名的隐形的主体对个人的无微不至的监控，这在卡夫卡的文学写作中有很令人揪心的描写。在《城堡》中，K的一言一行无不处在城堡的监控之中。K一到村庄，城堡就派了两个助手给他，城堡的“眼睛”便无时无刻不在盯着K的动静。昆德拉将这两个助手形象称作“卡夫卡诗学上的最重大发现”，将之视作城堡的整个具有威胁性的“现代性”的代表。洪涛的解读是“这两个‘助手’，是现代人生活中无所不在的‘眼睛’的象征；代表了官方和私人、附属者和领导者，既可存在于专制社会、警察国家，也可存在于大众社会、民主国家；是作为现代权力运作之基本方式的监视或观察的化身。窥视的‘眼睛’，就是权力欲自身；全视的城堡，是一座欲望机器”（245页）。

进而言之，真正的政治学解读是这样的：“以隐秘方式介入隐秘的私人生活领域，是现代权力的一个基本特征。……在现代社会中，个体的原子化使其极易成为官府权力监视和操纵的孤立无援的对象。权力向私人生活领域的渗透，本质上不仅不违背、而且契合于官僚统治的根本精神：对对象进行最充分、最全面、最详尽的观察和记录。与官僚制一样，这种监视/记录的机制，与民主/专制之政体的一般区分并无内在关联。当然，在不同政体下，监视者有众有寡：专制政体是秘密警察的监视，民主政体是隐含秘密警察于其中的媒体和大众的监视；但从被监视者的角度而言，是被一个人（独裁）、少数人（寡头）还是多数人（民主）的监视和操纵，并无太大区别。在现代官僚政体的全监控的治理状态下，政体类型的差别的重要性已大为削弱。”（247页）现代官僚制在科技加持下的监控力度的确是惊人的，从这点而言也的确与政体性质的区别关系不大。但是我认为监控结果的后续事件在不同政体下呈现的差异性和可能性还是很重要的，作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还可以讨论。

第三篇的题目是“Totalitarianism意味着什么？——基于一个文本的解读”，阅读的时候我首先感到颇有意思的是，这个题目本身构成了一个问题，而且是那么精准地指向了这个问题本身，不知道洪涛自己是否意识到这个题目的奥秘之处。那就是这个在该文中出现无数次的“totalitarianism”，似乎除了在直接引文之外的作者行文中一直没有译成中文，这个由意大利哲学家、新黑格尔主义者秦梯利（Giovanni Gentile，1875-1944）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发明的概念被罩上神秘色彩，而很有喜感的是这个概念本来在汉字中是早已为读者所熟悉的。于是，本篇的这个题目惊人地具有了双重维度，而且正好可以互相诠释，我相信很难找到比这个更戏剧性和更接地气的诠释了。更有意思的是，我发现这个概念的方块字在该书的其他篇章中却是可以现身的，这又引申出阅读心理学中的密度、频率与关注性这样的专业问题。但是故事还没有结束，当我发现那几个方块字可以在该书中“生活在别处”的时候，轮到我发愁了——该如何让它们在我的这篇文字中现身？回到作者念兹在兹的问题，关于《一九八四》作为一部政治“语言”的现实意义，他在论述中所引述的奥威尔文集中的这段话应该是很合适的回应：“……几乎可以肯定，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极权主义专政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思想自由将首先会成为一种致命的罪行，随后将成为一种无意义的抽象。自由性个体将不复存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是自由主义的毁灭。”（417页）

作者一再引述了1999年为了纪念奥威尔《一九八四》发表五十周年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举办的那场研讨会的论文集，的确很适合他这本《文学三篇》的研究者语境，因为那场研讨会论文集的编者说，“我们特意没有邀请奥威尔研究的专家学者，也不想寻求什么标准的文学解读。我们邀来了法律以及人文社科不同领域的学者，请他们表达自己对于这部小说的看法，并告诉读者大众，当我们思考未来的时候，这部小说对我们会有何教益。”（阿博特·格里森等编《〈一九八四〉与我们的未来》，董晓洁、侯玮萍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引言”）这就非常清楚了。在我看来，从《格列佛游记》《审判》《城堡》到《一九八四》，在我们的政治学视角的文学研究中既成为了对文学想象与政治现实关系的检验，也成为了对人类现实与未来的判断与探测。

在全书最后，作者发出了技术将彻底操控人类的警世之言，其痛心与愤怒之情溢于言表：“没有哪个时代的科学，比自20世纪以来的更发达；没有哪个时代的言辞和文字，比自20世纪以来的更精巧和泛滥；也没有哪个时代比这个被人造光源照得透亮的自20世纪以来的时代更黑暗！ 在古老的天地之柱刚刚坍塌之际，帕斯卡尔便意识到了人的‘脆弱’！不过，在他眼里，人还是有别于蝼蚁，毕竟他们有‘思想’。然而，今天，对外在自然的技术加工已折向人类自身，对人身——包括其思想——的操控，已近在眉睫：人不早就对他的身体感知充满了罪感了吗？接下来轮到他的‘思想’了。帕斯卡尔所说的人的那一丁点‘尊严’，究竟还能维持多久？在那一刻来临之前，努力多想一想，多少还表明‘人’暂时尚未终结。一百年前，鲁迅说的是：救救孩子！此刻，我想的只是：救救人！ ”（497页）

留给读者思考的是，面对以高科技强力加持的监控压迫权力，文学想象是否还能够给个体人带来慰藉与希望？作为一种个体的抵抗力量，对文学想象的期待是否会落空？这些问题显然不是在文学内部可以获得答案的，它需要的是在与文学相连接的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更多思想与实践场域中回答。我相信所有那些在个体心灵中存在、在彼此孤立的碎片中成形的思考，将会在风中传递和升温。作为一种抵抗力量的个体与文学想象未可言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