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术之︱李盛铎的日本情人横沟菊子为间谍说

1905年清廷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其中载泽、李盛铎、尚其亨一路考察团于该年末从北京出发，次年初首先抵达日本。在日本考察期间，李盛铎与时在中国驻日使馆工作的横沟菊子发生了感情。李盛铎儿辈中有一子李滂（字少微），是传承其版本目录家学最为出色之人，却长期在不知其母存亡的情况下成长。1935年，李滂让友人白坚去日本代寻自己的母亲横沟菊子，得其1914年亡讯后，很快根据白坚带回的信息出版了一本《李母横沟宜人传略》的纪念册（册内包含白坚等人题跋）。高田时雄先生在《李滂与白坚》一文（以下简称《高田文》，最早发布于《敦煌写本研究年报》，已收入中华书局新版的《近代中国的学术与藏书》）中简要勾勒了菊子的一生：

横沟菊子是以日本劳动运动创始者而著名的高野房太郎之夫人。高野因在日本的活动呈僵局之势，故而1900年往中国青岛经商，但不幸于1904年3月12日客死他乡。菊子带着两个孩子回到日本，寄身亲戚家，勉强维生。因菊子略晓汉语，便到中国公使馆工作。其间过程虽不明了，但不久与李盛铎同行赴旅的菊子在比利时产下一子，这就是后来的李少微。李盛铎于宣统元年退任驻比利时大臣，回国居于天津唐绍仪之别宅时，菊子闻知东京所传消息云亲人病状危笃，便告别幼子，独自返回东京。

高田时雄《近代中国的学术与藏书》中所附横沟菊子像插图，该图原出处为《李母横沟宜人传略》。

此外，《高田文》还附录了1935年9月10日、11日两天东京各大报登载的白坚代李滂寻母的相关报道。这些报道可分为三类：其一是9月10日各报登出的还未找到菊子下落时由白坚描述的李滂（使用假名）及其生母的概况；其二是9月11日菊子生前的朋友冈本小枝子告知白坚亡讯后对各报讲述的菊子故事，但相互矛盾之处甚多；其三则是高野岩三郎仅在《东京朝日新闻》一家报上记叙其嫂菊子的内容。岩三郎即上引文中“寄身亲戚家”之“亲戚”，乃高野房太郎之弟，是日本社会统计学派的著名学者，高田先生可能不愿行文过于枝蔓而未在此展开。上引其对菊子的介绍，大体依据《横沟宜人传略》，亦有如“与李盛铎同行赴旅”这一不同《传略》而同于岩三郎记叙的内容。

非常有意思的是，李滂《传略》不言其母有过前夫，还特意说在见到李盛铎前“居东京吴服桥畔，以受优婆夷戒法，号梅薰贞香”，即已为女居士；高野岩三郎则言其亲手下葬菊子，“与亡兄之墓并列”，并否认其嫂在房太郎去世后生过一个孩子。二人对菊子身世的隐讳，显然都有利于自己家族形象。《高田文》在发掘李滂和白坚的生平活动上十分精彩，但旁及李滂之母的这段事迹，尚有探讨甄别的空间。

横沟菊子不可能随李盛铎所在考察团同赴比利时

关于横沟菊子去比利时的情况，高野岩三郎的表述是：“因后来出入支那公使馆，故而也有明治三十九年随公使去往比利时之事。大约是明治四十二年（1909）吧，我第二次出国旅行之际，在比利时与她亲密会谈……而且我在比利时见她，以及她回国之后，完全没有听说其间她新生了孩子的事实，因此无法取信。”这段描述仿佛菊子只是因公随李盛铎离日赴比，与李氏并无私情。但事实上菊子无论因公因私，都并不存在随李盛铎离日同行考察的可能。

潘崇先生《清末五大臣出洋经费考》一文曾系统梳理本次考察的经费问题，结论有“此项经费虽由各省分任筹措，然实具硬性摊派的性质，是以全国各省皆有认解”，“此项经费原本专为五大臣出洋考察而设，而政府却借机以‘专使经费’之名引为常年经费”。当年各省筹措此项经费十分不易，具体汇解多有迟缓，如直隶总督袁世凯认筹的十万两，在考察团已离京到沪准备出发前才汇解，要知道考察计划还曾因袭击事件推迟了数月。在此背景下李盛铎要是在日本考察过程中顺便纳一姬妾，可谓冒天下之大不韪，不仅会让考察团的工作态度受到质疑，更会使各省有借口拒绝认筹此项经费。而清廷想借专使经费之名常年向地方征解此项收入的计划也会受到影响。像李盛铎这样曾在戊戌变法中见风使舵的政坛老狐狸，绝不可能为了娶一个女子而断送自己大有前景的政治生涯。

那么，横沟菊子是否可能以工作关系随李盛铎的考察团同行呢？首先，要满足这个条件，菊子就不能只会中文，还必须兼通英文、法文且水平远超考察团自备译员，才有被征用的可能。载泽考察团虽然共有四十多名随员，但并非所有随员都跟着载泽等遍历日、美、英、法、比，部分随员是专驻某一考察对象国。其中专驻日本的就有夏曾佑等八人，在完成考察团所安排在日本的工作后，也就先行回国。专驻随员不跟团遍历各国显然也是出于合理规划有限考察经费的需要。因此，相关欧美译员应该也是专驻各国待命，这样菊子即使会多门外语也没有和其他译员比较的机会。

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是清末一件备受中外瞩目的大事，当事大臣和随员留下日记、笔记及辗转与人言说的史料不少。倘若有一位精通中、英、法语的日本女子临时加入考察团随访美、欧，而不见于任何官私记载，可能性微乎其微。更何况在李滂寻母得亡讯后作《传略》时当年参与考察的不少人还健在，足以求证菊子是否随行考察的问题。

《高田文》附录中全录了李滂的《传略》并节录了白坚给《传略》写的跋，不过未录该《传略》纪念册之末分别影印的杨寿枏和陶湘为李滂所写的跋诗。而杨寿枏正是载泽考察团中一直随使遍历诸国的重要成员，在考察途中多次代拟奏折，其《觉花寮杂记》载：“彼国之通人博士，各出所学以相饷遗，参随等削牍握铅、搜罗撰译，共得书四百余种。回京后编书于法华寺，余任总纂……”可见若横沟菊子以精通外语加入考察团，杨寿枏绝不会不知。

我们再来看《传略》描述其母与李盛铎相遇后到比利时生下他的原文：

光绪乙巳，家大人先后拜出使比利时国及考察各国政治大臣之命，以是年十二月莅。明治天皇款洽优渥，居芝离宫。时母年二十五，议侍家大人赴比国，与在沪眷属同行，居使署凡三载，温柔淑慎，克尽厥职，岁丁未十月八日生少微。

合以载泽《考察政治日记》的时间点，可大致概括李盛铎行程如下：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一月廿七日李盛铎随考察团离日赴美，同年闰四月初三日自英国抵比利时。十六日考察团由比利时首都抵巴黎，后从马赛回国；李盛铎则留驻比利时任公使。上文所谓“议侍”，即指其母并未随李盛铎一起离日考察，而是想要到上海与李盛铎家眷会合后一起去比利时。

毫无疑问，李滂根据白坚带回的相关信息，正式编印母亲的纪念册之前请杨寿枏为其《传略》稿题诗作跋时，肯定会就菊子当年的事情询问对方。杨寿枏自然否定了曾有在中国驻日使馆工作的日本女子随考察团同赴比利时的说法。前文已论及李盛铎在考察工作期间不可能行纳妾之举，因而作为地下情人的菊子要到上海与李氏家眷会合显然也名不正、言不顺，故“议侍……同行”，乃《传略》暗示其母当时已为李家接纳的高明写法。虽然《传略》未明言李盛铎同意了菊子之“议”，但从上下文读来会觉得李盛铎同意此“议”是理所当然的。实际上，横沟菊子只能是从日本自行赴比利时与李盛铎再续前缘，并于1907年11月生下李滂。

曾在美军和德军服役的横沟菊子前夫高野房太郎

李盛铎的日本情人菊子的前夫高野房太郎其实是早期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一位风云人物。二村一夫先生有研究专著《高野房太郎とその時代》（《高野房太郎及其时代》，尚无中译本），此书在探究房太郎生平时虽然以其参与工人运动（日文为“労動运动”）的内容为主线，但也旁及了其先后为美军和德军服役的内容。下文将节述该专著的相关研究，以探讨菊子前夫的多重身份。

房太郎1886年赴美，后于1894年至纽约成为美国水兵。11月20日美国海军炮舰Machias号离美驶往东北亚，房太郎即在此舰上服役。美国在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派出此舰显然意在远东发挥自己的影响力。1895年4月该舰抵达长崎时，房太郎曾见过其姐姐和姐夫。此后Machias号很快作为唯一的美舰从长崎航行到中日准备交换《马关条约》的烟台。其时正是三国干涉还辽的关键时刻，吉辰先生《昂贵的和平》据各种史料列举当时聚集在烟台附近的其他列强军舰有俄舰十二艘、德舰三艘、法舰一艘和英舰两艘。如果日本不让步，俄国舰队随时准备和日本开战。虽然最终换约按时完成，但过程曲折。二村先生认为Machias号滞留在此很可能是意图搜集中日议和的相关情报，笔者估计该舰当还准备承担战事一起后撤离美侨等任务。其后Machias号对渤海、黄海巡航至旅顺、青岛等地，还深入长江直至武汉。该舰离华返航后又停靠长崎、神户等处，直至1896年停靠横滨时，房太郎在尚有薪水未领完的情况下逃役归国。如果房太郎仅仅是要借在美舰服役免费回国，初到长崎时就可以逃役，根本不必等到此时。在美舰巡行东北亚期间，房太郎因其独特的语言优势，多半会承担替美军在各地搜集情报的任务。

从美国回日本后，房太郎的工人运动事业很快达到了一生的巅峰，1897年组织了包括炮兵厂、造船厂和铁路厂的工人团体铁工组合（最多时超过五千人），发行机关报《劳动世界》，并在日本各地演讲。1898年房太郎与横沟菊子结婚，据《高田文》所录岩三郎记叙，菊子与丈夫“常常共同行动”，可见是能给予房太郎事业支持的能干女性。

1900年3月日本颁布颇为针对当时工人运动的治安警察法，因而铁工组合迅速瓦解，高野房太郎的工运事业在日本也难以为继。当年8月房太郎再赴中国，准备与友人在天津开一家商店，而这正值八国联军侵华之际（联军7月已占领天津、8月中旬占领北京），其甘冒风险来到天津活动，颇耐人寻味。10月5日，房太郎短暂返日，成立北清贸易会社，后再赴中国，并于11月1日加入德军，随驻北京。二村先生认为房太郎应该拥有出色的英语以及天然能够识别汉字的能力，故而会被德军征用收集和翻译情报，对房太郎汉语能力的认定还偏保守谨慎。笔者估计，房太郎之前随美舰巡行中国期间就特别关注过上海纺织工人的罢工运动，很可能不晚于此时已开始学习中文。房太郎最初若只是要在中国开展商业活动或继续开展工人运动，选择已在“东南互保”之下且工厂较多的上海等地无疑才是合理的。他去天津并随后成立贸易会社完全违背正常的商业逻辑，因而很可能是受日本情报机构派遣的伪装之举，意图通过和列强中其他军队进行贸易往来，而后打入其中。而且，在德军中的高野房太郎也未必只是翻译普通情报，完全有可能被德军也用作间谍，因此甚至可能曾是一名双面间谍。

房太郎1901年7月到山东青岛，表面上从事日本炭等贸易活动，直到1904年3月去世。这期间不再见其从事工人运动，考虑到日本对青岛的垂涎，房太郎生涯的最后时光很可能都是在商人的伪装下从事情报收集活动。回顾近代中日历史，早在甲午战前多年，日本就针对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情报刺探，而且许多入华间谍都是以商人的身份做掩护。高野房太郎的特殊之处则是曾服务于其他列强并反过来在中国为日本刺探列强的情报。

横沟菊子很可能因唐绍仪发现其间谍行为而被李盛铎抛弃

高野房太郎去世后，其弟岩三郎对菊子的态度也有些不合常情。还是来看他在《东京朝日新闻》上的自述：

房太郎病故青岛，便携两个孩子归国，暂居蔽处。后来，菊子尚年青，因而由我收留了两个碍手碍脚的孩子，离籍恢复横沟旧姓。……在比利时与她亲密会谈。其后不久，她便独自回国，大正三年在东京冷清染病，他是经我之手诚心埋葬在东京吉祥市，与亡兄之墓并列。……从嫂嫂那里收养，由我抚养成人的孩子们，有一位病死，但另一位侄女极好地长大了，如今嫁给某良家，已做了母亲。

菊子在前夫去世后曾带着两个孩子投奔岩三郎。日本女子婚后从夫姓，而菊子离籍恢复横沟旧姓后，理论上就不应该再与其亡兄葬在一起，况且菊子后来还成了居士，岩三郎就算和嫂嫂关系不错，也完全可以把她葬在比较好的信徒墓地。若是岩三郎真有超越当时伦理的境界，也就不会极力否认菊子曾有过其他孩子，显然是生怕其子来祭扫母亲之墓而于高野家的家族墓地有污。不过，如果菊子接近李盛铎是为了获取中国的相关情报，则可谓是继承了房太郎的未竟事业，那么岩三郎尽力帮助嫂嫂抚养孩子，并把已离籍的嫂嫂葬回自家墓地，也就容易理解了。

《高野房太郎及其时代》中还录有横沟菊子离籍的申请资料。菊子是在1905年11月22日申请复横沟姓，此时距离房太郎去世已有一年零八个月，而距载泽考察团到日本仅月余时间，未免太过巧合，若其欲趁年轻再择偶，自不会拖这么久。而且菊子最终在东京去世下葬，但白坚后来却在东京警视厅找不到其信息，才借助媒体报道。这也很可能是菊子成为间谍后，警视厅注销了其可对公众查询的信息。

回过头来说中国五大臣考察团，其中载泽、李盛铎一路在日本考察的时间仅一月。这期间，日方肯定会想方设法了解考察团对中国未来改革的态度（是否要以日为师）。从《传略》等可知李盛铎当时未携家眷，在外公干过程之中，若意志不坚定很容易坠入温柔陷阱。因此，日方在其身边安插女间谍也很有针对性。横沟菊子曾是为美军和德军都搜集过情报的房太郎之妻，又曾长居青岛掌握汉语，自然是日方用以刺探载泽考察团情报的绝佳人选。

李盛铎和菊子的这段孽缘中，或许他们也曾在比利时有过一段真爱。因为菊子一旦要了李氏的孩子，并嫁进李家，恐怕也难以让日本情报机构相信其会继续出卖真实情报。可以想见，菊子作为一个女人多半不愿一直去为了获取情报而取悦不同的男人，希望通过腹中之子与李盛铎重建家庭也是人之常情。不过若嫁不进李家，甚至李家连这个孩子也不认，菊子也很难再托岩三郎去照看抚养。故菊子为李盛铎生下孩子是一个冒着很大风险且几乎没有退路的选择。可惜，菊子在李盛铎卸任比利时公使前夕，很可能因唐绍仪的到访改变了命运。

1908年7月，清廷宣布上谕命奉天巡抚唐绍仪任专使赴美国致谢退还庚子赔款，并兼充考察财政大臣，分赴日、美、欧考察财政。这是明面上掩人耳目的说法，实际清政府主要想借助美国以及德国谋划制约已在东北秘密划分势力范围的日俄两国。唐使的行程是先取道日本，再到美国，最后到欧洲。由于日本间谍的强大能力，唐绍仪此行的真实目的很快被侦知，于是在唐绍仪抵达后，日本一面设法阻滞，一面加紧与美国提前谈判。当年11月30日唐绍仪到达华盛顿的当天，美日宣布达成了《罗脱-高平协定》，使得唐绍仪遭遇了外交生涯中罕见的挫折。

一档馆藏宣统元年《唐绍怡（按：“怡”为避溥仪之讳）为报欧洲七国大概情形事致外务部函》中记有：

（三月）初七日，行抵比京，比主先于二月中旬出外游历，未定归期。到比后，闻比主准三月二十四日回国，定二十六日觐见，不得不在比等候，一俟觐见礼成，即日起程。

上文可知，唐绍仪访欧回国前曾滞留比利时首都有近二十天并无甚公事，应该会和将卸任公使的李盛铎有比较充分的交流。

唐绍仪与李盛铎一样有丰富的驻外经历，其曾在朝鲜多年，直至升任朝鲜总领事，且在朝期间，还曾纳过朝鲜小妾。因而在此方面和李盛铎应很有共同话题。只不过菊子与李盛铎相恋并非在李盛铎的日本公使任上，而是在李盛铎出任考察政治大臣之时，其时李盛铎的身份和这次任考察财政大臣的唐绍仪非常相似。而唐绍仪此番吃了日本间谍的大亏，自然会非常敏感，虽然日本的情报来源应该有多处，但在唐绍仪访日期间也不排除曾被安插过女间谍。而菊子在比利时也有见高野岩三郎的容易引起嫌疑的举动，李盛铎很可能受唐绍仪的影响而对菊子的背景产生疑心，便在回国后让菊子先暂住天津唐绍仪宅以待观察。唐绍仪回国后虽暂时赋闲，但仍是能接触不少清廷内政外交秘闻的重量级人物，其若想考察菊子，很有可能会有意无意让其接触一些相关信息，并让自己与之背景相似的朝鲜小妾亲近并暗中监视菊子。而且，李盛铎让菊子暂居唐宅时很可能仍把非常喜欢的李滂带在身边。看到嫁进李家希望渺茫，又处于获取情报的便利场所，菊子很可能会通过岩三郎等与之前的日本情报机构重新联系。而一旦被唐绍仪抓到其传递情报的证据，菊子自然会被李盛铎彻底抛弃。

因此，菊子从天津唐宅回日本应是被迫的，可能因为见弃于爱人且母子分离难见，所以回日本不久便郁郁而终。这也或是李滂后来得知菊子临终前数年的大致情况后，对这位少离怀抱的母亲表现出超乎寻常深情的原因。

李盛铎后曾于1913年任袁世凯特使，赴日修两国之好。李滂《传略》言此番出使，父母在日重逢，却未解释为何没带上自己。这多半也是李滂为掩饰父亲遗弃其母的真相，而据其父履历在《传略》中编上的一段内容。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有关于李盛铎的一首：

添香捧砚旧怜卿，竞为钱刀到法厅。非管吹翻一池水，直愁倾了两书城。

（八月八日报载，李木斋妾张淑贞，以木斋遗弃伤害诉于天津法院，索赔五万金。闻淑贞归木斋八年，今年二十三，木斋已七十六矣。犹记去岁南浔某公，亦为其妾挟讦，几破产，可谓无独有偶矣。）

虽然伦明对李盛铎被妾索赔语带同情，但从李滂的角度，很可能从张淑贞联想到母亲当年的境遇，而对父亲更生怨恨。

木犀轩藏书的下落

据吴密先生《讣闻所见李盛铎生卒年及其生平事迹》一文中所引《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中收录的李盛铎《讣闻》与《哀启》，其卒于1937年2月，临终前身体状况尚可，未卧床且“耳目聪强”。也即李滂在父亲逝世前约一年就为母亲出版了《李母横沟宜人传略》的纪念册。《传略》内无李盛铎的任何悼亡之言，尽管不能确认李盛铎当时能否执笔，但至少口述成文毫无问题，可见此纪念册并非李盛铎所认可。要知道李盛铎的木犀轩藏书（包括不少宋元精本）当时是令不少人眼红的，说明李滂此时已不怕此纪念册会得罪父亲，即使冒着丧失继承资格的风险也在所不惜。当然，或许李滂印此纪念册就从未想让其父看到，只是赠给与自己交情颇深之人。而受赠之人考虑未来有可能从李滂处得到木犀轩藏书，自也不会告知李滂兄弟。

后来，木犀轩藏书的绝大部分，在抗日战争中还是经已任伪职的李滂之手，卖给了沦陷区的北京大学，至今仍存于北大图书馆中。由于其时周作人曾在北大图书馆挂职，接收木犀轩藏书，成了抗战胜利后文化界营救周氏者所认定的其落水后的一大功劳。南京市档案馆编《审判汪伪汉奸笔录》中《徐祖正等为保周作人致首都高等法院呈》所附《周作人服务伪组织之经过》载：“周氏闻天津李木斋藏书决定出售，深虑流入敌寇之手，乃呈请伪教部拨款四十万元，收购藏书共计九千零六十八部，合五万八千二百零三本，均系有名刻本绝版书籍，以目前时价估计，约值三亿二千万元。”不过周作人自作《辩诉状》的相关内容仅有“于维护燕大之图书仪器亦稍曾尽力”。栾伟平先生《木犀轩藏书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前前后后》一文据北大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所藏相关档案，对李盛铎藏书入藏北大的过程作了目前为止最详细的梳理。据周作人自述及该文列举的相关材料，笔者估计1940年伪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以伪北平临时政府出资四十万元购得木犀轩藏书一事，周作人并未主动参与。但木犀轩藏书首批入藏北大时尚有小部分善本由李家抵押在外，抵押及替换的第二批善本至1942年方入藏北大，而周作人或曾助力解决李家的抵押纠纷。另外，汤尔和最初不将购得李氏藏书归入北平图书馆而归入周作人已挂职的北大图书馆，很可能是看中了周作人在中日文化界的地位，以求借周作人的庇托，能保障该批善本不被日方掠走。

更有意思的是，在今存的一份李滂自书履历草稿中，将自己的投敌，说成是民国政府派入伪临时政府的间谍，“民廿六任第二战区平津地下上校工作员……不得已而潜入奸群”。该履历书稿相关内容很可能是李滂在抗战结束后受审时写下的自我辩护之辞。不过李滂的自辩没有成功，查《申报》1946年9月11日刊载了一条题为《晋巨奸李少微判处徒刑五年》的新闻：

[中央社太原十日电]历任伪天津县长……伪真定行政区行政长等职之巨奸李逆少微，十日晨经晋高院判处徒刑五年。

如果二档馆或山西省档案馆中尚保存有审讯李滂的原始档案，或许能帮助我们进一步厘清这一关乎北大校史和周作人研究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