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辩·《人民的西湖》｜重勘西湖

【按】“答辩”是一个围绕文史类新书展开对话的系列，每期邀请青年学者为中英文学界新出的文史研究著作撰写评论，并由原作者进行回应，旨在推动文史研究成果的交流与传播。

本期由香港树仁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何其亮与三位青年学人共同讨论其新著《人民的西湖》（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23年7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4年6月）。本文为评论文章之一。

西湖宣传画（图片来自《人民的西湖》）

一

因为一位师长的提醒，我才知道何其亮老师有一本研究西湖的新著，真是个令人兴奋的消息。彼时尚未见到完整书稿，便先把何老师的一席演讲视频连看了两遍，着实把胃口勾起来了。杭州西湖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使大家粗一想觉得很值得研究，仔细一想又觉得很难入手。所以，无论是史学界还是文学研究界，现有的关于西湖的研究很难说是丰富有效的。该著绕开了乍一看包涵有更多内容的民国时期的西湖，径直奔向了共和国早期的西湖。苏轼早已告诉过我们，“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岂止是淡妆，该著还研究了清淤、养猪、抓虫等西湖“蓬头垢面”的那一面。借用该著第五章中有关西湖边的坟墓的一段精彩论述来说，如果我们同意西湖的形成与发展从来就由各种因素之间持续的相互作用（interplay）所促成（139页，本文参考页码为夏威夷大学出版社版本），那么在这一非常时期，这种相互作用所激发出来的氛围变得不再那么“总相宜”，而是变得激烈、富有戏剧性。然而，若我们能从新的角度来研究，那么该时段西湖的魅力或许也并不会因此减弱，而是变得更为鲜明、丰富，更凸显其本质，也就更“西湖”了。

二

要谈论《人民的西湖》，我们必然无法绕开高峥的《接管杭州》这部开创性著作。高著的研究重心与特色在于对“南下干部”这一改造者群体的细致描摹上，第二章“干部培训”与第七章“妇女干部”尤其出彩。第三至六章，大致按照共和国初期的时间发展顺序来讨论改造过程，更多地还是聚焦在改造者与改造行为上。杭州西湖具体且特殊的状况，实际上要在第八章“东方日内瓦”中才得到集中介绍。当然，西湖只是杭州在地理与历史文化上的一部分，不能完全代表杭州，但是杭州之殊异性，也唯有通过西湖才能最有效集中地体现出来。故此，何著顺承了高著中的“东方日内瓦”一章，以案例分析的方式呈现西湖这一特殊的被改造者的状况。这些案例的主体内容，用书中的术语来说，就是“宣传—运动工程”（propaganda-campaign project）。宣传，对内而言，是为了展现新政权的价值观、办事风格与方式，体现新政权相对于旧政权与敌对势力的优越性；对外，则也体现了新政权的威望、治理能力与合法性，以便在国际上有所作为。不发起群众运动，这些宣传所希望依仗的现实成就无法达成（尤其是在共和国早期缺乏各种物质技术条件的情况下），宣传也就变得空洞。何著特别提醒我们要从“垂直”与“边侧”两个视角来考察（第9页）。垂直视角是指运动的发起者（一般都是中央或地方政府）视角；边侧视角则是指参与、卷入、目睹运动的人民群众视角，以及非人因素的视角。何著的创新之处在于分析“边侧”视角，尤其是开创性地将非人因素纳入考察。所以，高著本质上仍是一部关于改造者与改造行为的论著，何著则是从分析以往被认为是“被改造者”的一方入手。

我们还可以从作者以往的研究中获得一些思路上的启发，来理解这本新著。根据我粗浅的认识，作者以往的研究在大思路上都试图通过案例分析来鲜明地反对某一问题的主导性结论。这些主导性结论往往看起来十分靠谱，不言自明，但实际上则可能简化了什么，又夸大了什么。作者曾经自陈，多年来主攻大众文化历史，原因是“电影、电视、小说、报刊、戏剧、曲艺等等，最能体现普罗大众的悲欢离合，最能让人管窥他们的日常生活”。据此我们可以领会，那些需要被反思的主导性观点，大抵就是那些忽视了大众文化，而夸大了另一类因素的作用的观点。在此不妨举《个体与集体之间：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评弹事业》为例。评弹与西湖，在诸多特质上的确非常相似：两者都有根深蒂固的传统民间文化属性，两者在新政权的政治文化氛围下都亟待被改造，两者都依旧能在社会主义环境下发挥独特的政治文化经济作用。在该著中，作者试图再思考五六十年代国家与艺人之间的关系。以往观点大多认为前者可以有效支配后者，然而作者通过发现五六十年代依旧有评弹市场在发挥作用，而动摇了这种观点，架构起“国家政治—文化市场—艺人（包括各种团体）”的新框架。在这样的框架中，评弹界所发生的具体事件、各种评弹机构团体以及各种评弹作品都被一一激活，不再被以往的单向度阐述所束缚。可以说，点出作为第三项的“文化市场”，是该研究成功的关键。类似地，在《人民的西湖》中，作者考察湖水、淤泥、藻、虫、猪、墓碑等非人因素的能动性，一方面是对近来海外学界新转向的借鉴，同时也将以往作为自然环境背景分散在人事背后的诸多因素集中放置在前台，来对抗既有的主导性观点，拓展出了新的研究空间。

三

读罢全书，一直隐约有个疑惑，书题“人民的西湖”应该如何理解？首先是关于“人民”：显然，西湖不只属于人类，新政权对于西湖的改造所受到的阻力很大程度上也来自自然，书中大量关于非人因素的研究也直接说明了这一点，那么在何种意义上西湖仍旧是“人民的”？再者，如果将“人民”具体化的话，不同人群与西湖的关系如何能够被有效地呈现出来？随后便是“西湖”：西湖作为特殊性大过典型性的一个历史文化景观空间，其间人与非人的能动性的呈现与交织，是否与其他景观空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这个疑惑提醒我们细察本书中关于人与非人的能动性的论述。以处理“花港观鱼”的一章为例，此章主要涉及的是各种人的能动性，主要有：建筑师孙筱祥实践其建筑理念的能动性；周瘦鹃、郭沫若等文人知识分子借园抒怀的能动性；在公园里躲避日晒、幽会、抓鱼的普通人的能动性。对于这些能动性，我们固然可以依循全书的思路，认为它们应当被视为是nonpurposive/expressive（“非目的性”/“表现式”能动性 ）的，是通过各自的方式从这一项目与空间中“获益”（作者在该著中大量使用benefit这一动词，用来描述各种人与非人因素和“宣传—运动工程”之间的关系，但各种被以“benefit”所描述的状况之间的差异，似乎缺乏更精细的分辨。）的。但是这似乎还不够：因为重要的不是仅仅发现能动性，而是考察各种能动性如何互相利用、对抗，从而在花港观鱼这一空间中悄悄铭刻、转变了一些什么。以大草坪为例：首先，设计者以自己的美学经验与想法进行了设计；随后，普通人民群众从自己的日常体验出发通过各种实践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发明“西晒公园”这一戏称、对“翠雨亭”的偏好）；然而，为了保障“刘庄”的安全，翠雨亭茶室被拆除，大草坪也就进一步失去了人气（64页）。这一局部案例中的三种能动性于无形之中交锋，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能够以小见大地告诉我们当代西湖的面貌是如何形成的。还有一些案例或可进一步讨论，例如，在花港观鱼这一案例中，普通人所展现出来的对于闲暇活动乃至生活情趣的追求的能动性，和在搬淤泥、捉害虫活动中偷懒的农民所展现出来的能动性，也应当有一定的差异，不能一味用nonpurposive/expressive agency来统摄。在资料允许的情况下，若能进一步展现多种能动性背后的状况，或许可以进一步将对于能动性的讨论深化下去。

花港观鱼设计图

我们不妨认为，本书以现实中实际存在的杭州西湖为讨论对象，想要研究两个问题，其一是以西湖为例，企图通过非人因素等新材料新方法来研究五六十年代的“宣传—运动工程”；其二是以西湖本身为研究归宿，通过新材料新方法来进一步研究西湖。有了这样的区分之后，我们发现：将非人因素纳入研究，对于第一个问题更有直接的帮助。同时，西湖在五六十年代所置身的以往不被人注意的实际状况，也被一并带出，可以被视为是研究第二个问题的新基础。但当我们想更进一步深入第二个问题的时候，对于非人因素的研究的局限性也出现了。首先我们知道，西湖自身的特殊性，很大程度上存在于历史文化记忆的层面。西湖之所以闻名，很多时候并非是因为那些与西湖发生切实关系的人与非人因素上，而是在于各种文本、艺术、影像媒介，以及那些经由这些媒介而了解甚至喜爱西湖的人。这些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来过西湖，也可能来了西湖却并不一定关注现实中的一石一木，而仍旧在想象的层面享受西湖，比那些“只缘生在此山中”的人对西湖更有感情与洞察。我认为，“人民的西湖”中的“人民”也应将这些人群包括在内。基于这一认识，若要进一步认识西湖，则需要在非人因素与想象层面之间建立桥梁，亦或是拓展非人因素的考查范围，将各种文化艺术媒介产品也一并纳入研究。关于“迁坟运动”的一章就是在这个方向上的一次尝试。作者明确表示，坟墓与之前的微生物、害虫、猪等非人因素有着显著区别（116页）。坟墓是进入西湖历史文化的窗口，是被人类有意识地注入特定情感、记忆、价值的人造物。不同的价值取向、现实考量、历史观念，在坟墓的建、拆、迁、宣传、阐释等环节上都能清晰地显现出来。这些信息或许不那么具有普适性与实证性，但却在抵达西湖的特殊性的路途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清淤、植树、养猪等运动实践可以在别处上演，这些坟墓却只在西湖周边才能获得意义。该章中，作者用了一定篇幅介绍汤国黎如何使得章太炎墓得以坐落在今太子湾公园旁。这里，汤国黎身上携带着故去的章太炎想要魂归张苍水墓旁的愿望，这样一种愿望作为一种能动性固然也不是有意要挑战，却也非常主动地希望能够以“魂归”行为在现实与想象层面同时占据西湖边的一个位置（如今的章太炎墓墓碑为其生前用篆书自题，旁侧为汤国黎墓，墓碑为沙文汉的哥哥著名书法家沙孟海所题）。相较而言，该章中所介绍的苏小小墓的能动性倒是的确与自然物较为接近。

苏小小墓，2004年重修

总结一下，该著的第一章、第三章、第四章以对非人因素的考察为特色，以西湖为案例，拓展了我们对“宣传—运动工程”的理解，同时也使我们能够对西湖在五六十年代的实际状况有一个独特又整全的把握。该著的第二章、第五章以公园和坟墓这样与自然物有别的、作为人造物的非人因素为研究对象，更直接地切近了西湖之特殊性，展现了多种不同能动性的交锋，以及现实层面与想象层面之间的张力。耐人寻味的是，公园、坟墓这些貌似结构更为复杂、意涵更为丰富的人造物，似乎较容易被实践者与研究者所理解与掌握。相反，该著在研究微生物、淤泥、害虫时告诉我们，这些自然物其实从来不被人所完全掌控，例如水体污染的消失并不能确认是否是因为人的努力，世纪之交的又一次清淤工程也并未摆脱生态问题（42、46页），因养猪而被污染的水体反而给养鱼带来了便利（109页）。在我看来，这一对比显示出该著真正的魅力，为历来被认识是“总相宜”的西湖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因素。西湖边的坟墓在恰当的社会历史环境之中总会不出意外地归来，真正不可捉摸的幽灵则潜伏于自然界中，我们终究需要找到与它们共处的方式。

四

诗人陈东东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与另一位诗人张枣同游西湖的经历，并提出一种看法：

要是再略分古典诗式，我会觉得，词和楹联才最般配于这座西湖。现代诗之难以把这泓古典情怀的西湖拥抱进自己的情怀，似乎不言而喻。也的确没见过一首把西湖写得像模像样的现代诗；试图去写西湖的现代诗，也并未见有像模像样的。和对位于西湖的古诗大异，西湖的情趣，跟现代诗几成反对的关系，其格格不入者，正可从现代诗之否定古诗的一般基础这一出发点见出端倪。——陈东东：《曾埋玉》，《小康》2005年第3期

读了《人民的西湖》之后，再来看陈东东的思考，我们不妨提问：历史上与西湖相关的诗词歌赋楹联乃至各种佳话传说，是否也和坟墓一样，可以被视为是一种特殊的人造物，并具有一种强有力的能动性？按照陈东东的说法，这些“文本”的能动性过于强大，使得“西湖和古诗实为一体（删去了诗词曲赋的西湖仍然还是西湖吗？）”。再者，此类“文本”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们自身可以摆脱物质而存在，同时又能够极其自由地附身在各种物质上，最重要的是，它们可以通过记忆、传诵、改编等方式，活跃在人心之中，抗拒、消化着一切试图驱逐它们的新文本、新思想等。陈东东所说的汉语新诗便是一例，《人民的西湖》中由“花港观鱼”所引发的一系列书写、提及松树的唐宋诗句等等，也是一例。我们甚至只需在今天去一趟西湖，便会发现那些“旧”的文本与文化以某种方式牢牢占据着西湖的现实层面与想象层面。此类“文本”就如一种氛围，在西湖所置身的时空中弥漫。该时空中具体的行为或许有其各自的缘由与目的，但却往往需要以此类“文本”的名义，与它们挂钩，才能更“自然”地促成行动，是的，或许这些人造物形成了一种另类的具有深刻能动性的“自然”。所以，就像高著中的“东方日内瓦”一章在某种意义上预示了《人民的西湖》的写作，“花港观鱼”、“作为邻居的鬼魂”这样的章节也会开启更多新的研究。

最后，不妨再提一个问题，向作者请教：

本书相对来说视点较为集中于杭州西湖。那么，对于与杭州有着深刻关联的其他地区，如上海，是否应该有更多的关注？其实，书中已经有不少与上海相关的有趣细节，如沪杭铁路、上海援助的先进挖泥设备、为上海工人建造的湖滨疗养院、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的《鸭子和社会主义，历史文物和迷信，猪和徐锡麟》等等（4、24、61、91页）。与此同时，共和国时期西湖与民国时期西湖之间的连续性与断裂性，似乎也可以另作文章？例如，本书关注到五十年代的一些博览会征用了许多坟墓、古迹，博览会这一形式，是否就是延续性的一个标志，从而值得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