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辩·《人民的西湖》｜人与自然的复杂博弈

【按】“答辩”是一个围绕文史类新书展开对话的系列，每期邀请青年学者为中英文学界新出的文史研究著作撰写评论，并由原作者进行回应，旨在推动文史研究成果的交流与传播。

本期由香港树仁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何其亮与三位青年学人共同讨论其新著《人民的西湖》（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23年7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4年6月）。本文为评论文章之三。

1972年杭州中美破冰谈判地——西湖国宾馆八角亭

一

杭州西湖地近都会，风景优美，名胜古迹众多，自古代一直是广受青睐的游览地点。唐宋以来，历朝历代文人墨客对于西湖的书写不计其数。在毛泽东时代，西湖因为在国内与国际上的名誉，受到宣传的重视。人们对西湖进行治理与改造，以显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优越性。何其亮教授的《人民的西湖》即是研究这一时期西湖治理与宣传的佳作。

全书体例严整清晰，分为一共五章，分别讨论了新中国成立最初二三十年间的五场西湖工程。第一章专注于1952年至1958年之间的西湖疏浚运动。这场耗资巨大的公共项目旨在加深湖水深度至2米多，以储存灌溉用水，增进淡水养鱼，美化湖面和改善杭州的气候。这场运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社会动员：政府动员失业市民参加“以工代赈”项目，发动周边农民浚湖，鼓励学生等义务劳动。技术的落后与科学原则的缺乏，使得很多原初的目标未能达成。此外，对湖床沉积物的移除导致1958年出现了持续五十天的赤潮，对挖出的淤泥的安置则耗费了大量财力和人力。

第二章调查了1952年至1955年间，杭州在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第一个公园“花港观鱼”。花港观鱼是所谓的“西湖十景”之一，自南宋起即享有盛名。对于杭州的规划部门来说，“花港观鱼”是一个能进行大规模动员的公共空间，以苏联的文化休息公园（Park of Culture and Rest）为参照。尽管存在苏联模式，它的建筑师融合了现代西方与古代中国的景观理论，使得公园在风格与形制上偏离了这一模式。诗人和作家在此追溯古代文人的主题，比如庄子的和苏轼。当地居民则将公园当作一个玩耍、喝茶、散步、偷鱼和青年男女约会的私人空间。这些空间实践呈现出多样的特征，与将公园作为一个公共的政治空间的设想有相当的距离。

第三章将注意力转向1950年代西湖周边群山的植树造林工程。在“绿化”西湖地区以防止土壤侵蚀之外，项目也意图实现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群众劳动组织的模式。这项庞大的工程产生了成果，到1960年代中期将40平方公里的山区覆盖了树木，但是也产生了意图之外的后果：一是对山林所有权的争夺伴随着集体化的进程愈演愈烈，二是单一栽培的松树难以抵挡虫群侵害而损失巨大，三是种茶的农民与林务员争夺土地的使用。如同书中多次证实的，群众的表现往往出乎规划者意料。比如在缺乏农药和机械技术的情况下，政府发动村民人工捕虫，按量给予奖励。但是群众捉大虫，不捉小虫；捉矮树，不捉高树；捉容易的，不捉难的，导致虫害无法解决。

第四章关注1950年代末与1960年代初西湖地区农村的集体化养猪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养猪运动，既是为了提高中国的农业与工业产出，也是为了宣传普及自给自足的观点。然而废除私人所有权和倾向公共所有权的政策遇到了农民的普遍反对，他们更加倾向于此前的“私有，私养，公助”政策，因自留地被充公精神沮丧，以怠工等方式进行抵抗，公有猪圈的猪的高度集中和疫苗接种的不足则引发了猪瘟。这些因素导致猪急剧减产。“文革”前，杭州郊区大部分的猪由私人拥有。另外，村民养猪会把粪水直接排到西湖里，破坏了生态环境，而养猪造成西湖景区历史名人的坟墓、祠堂等被占用，也引起了文物保护者的不满和抗议。

第五章调查了颇有争议的西湖周边的迁坟运动。这涉及如何记住过去、以及分析过去与现在的关系。在此方面，分歧的双方围绕着移除还是保护文物展开了长达十年的拉锯战。

左图：林和靖墓；右图：苏小小墓

由全书的五个个案可见新中国成立后对于西湖空间的重新定义。一是“人民的西湖”：西湖进入新中国后不再为少数资本家、地主和官僚私人占有，而是属于广大的人民。如同何教授所指出的，“人民”的边界是持续变化的，比如在如何对待历史人物时。二是把西湖由消费空间变成生产空间。西湖景观被意图建设成为既是风景的，又是生产的。这两个不同的目标产生了冲突。比如，鼓励养猪的运动造成了动物粪便的污染，而名胜古迹的养猪场的激增则与政府的保存城市文化遗产的议程不协调一致。改革开放时期，随着造成严重污染的工厂被迁离西湖地区，和商业旅游的发展，围绕西湖进行的建设生产型城市的努力走向低谷。三是扫除旧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扫除古代丧葬场所预示了其后的破“四旧”运动，然而它与国家将城市宣扬为中国的持久和辉煌的文化遗产、在冷战时期将西湖作为一个外交场所和重要的外国领导人“政治旅游”的必到之处的长期努力相互冲突，对新文化的表现和新景观的建设则未能达到如期的效果。

二

何教授认为，书中的五种新中国成立后的西湖工程与运动都具有宣传的性质。他因此将它们称为“宣传—运动项目”（propaganda-campaign projects，第3页）。它们往往是全国范围内的相关项目的一部分。历次运动往往同时服务于两个相互关联的目的：一是经济—生态的，二是宣传的。它们意在产生可见的和可触摸的结果，某种在社会经济上有用处的东西，以供解读与传播。如同全书中很多个案所显示的，西湖项目往往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却未能取得预期的经济成果……然而何教授指出，造成这种现象的可能的原因，就是这些项目带来的好处不仅仅是经济的，而且是政治的。

为何西湖成为了宣传项目青睐的对象？自古代起，西湖的意义和重要性就时常“超出自身”，成为朝廷或帝国的缩影或象征。南宋以杭州为行在，君臣在西湖上的逸乐被视为小朝廷不思进取、偏安苟且的表现。明朝田汝成即在《西湖游览志》中写到南宋时“君相淫佚，荒恢复之谋，论者皆以西湖为尤物破国，比之西施云。”明朝灭亡后，遗民张岱作《西湖梦寻》，追忆昔日繁华，寄托故国之思。新中国成立后的杭州是中国的内政外交活动集中的地方，冷战时期，西湖作为全国著名的景观，是“政治旅游”的必选的目的地。很多重要的外国领导人到访过这里，比如1972年访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这种国内与国际层面的重要性使得西湖成为了整个社会主义中国的展示厅。

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在杭州西湖

如何看待农民、劳工等的行为与政府的意图之间的不协调一致呢？何教授认为，群众在现有的体系之下寻求的是最大化个人的经济利益，群众并非把动机建立在一个深思熟虑的议程之上，因此不能被视为有意识的持异议者，而是以生存、占便宜和投机为议程。何教授甚至将群众与湖水、松毛虫等非人类实体（nonhuman entities）等量齐观，称它们两者都具有“非目的性的能动性”（nonpurposive agency，第89页）。当我们确实从全书的个案中观察到很多争取个人的经济利益的行为，作为人类行动者（human agent）的主体性却有些模糊不清：我们更多地观察到他们的行为，却未能全面和深入了解行为背后的情感、心态和动机。何教授宣称，是行为、或行为的缺乏定义了意向，而不是相反（143页）。在这种情况下，对人类主体的“非目的性”的判断似乎陷入了循环的境地。我们可以对此追问：不同的个体的主体性是否存在区别？

此外，对于人类行动者的判断，似乎也受到了史料的限制。全书的材料多为官方文件、报刊文章、地方志等，对那个时代西湖的了解主要是通过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记载和回忆，对于种茶植树的农民、参加义务劳动的学生、公园的游客等的认识也主要是通过这些文本的再现。这些官方记载和报道似乎更多地关注群众的外在的行为。鉴于那个时代距今尚不遥远，是否可以对这些运动的群众的当事人进行采访？这并不是说群众自身的回忆就更加准确，而是它们拥有自己的角度，可能会打开意识不到的方面，从而丰富和加深对于事物的认识。

三

全书在方法论上的一大特点，就是把非人类实体也视为具有“能动性”（agency）的行动者。这一类实体既包括人类以外的物种，比如微生物、水生植物、猪、树木、害虫等，也包括非生物的实体，比如湖水、淤泥等；既包括非人造物，也包括人造物，比如公园、坟墓等。如同何教授所指出的，这样的一种思路旨在克服剥夺了非人类的世界的能动性的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vism，13页）。

我们以第五章为例，来部分说明人类与非人类实体之间的复杂关系。书中引用了汪悦进（Eugene Wang）的观点，即一个西湖景点既是一个“场所”（locus），又是一个“主题”（topic，116页）。换句话说，存在着一个物理的西湖，和一个“想象的西湖”，即人对西湖的意义的认识。物理的景点，和在景点上附着的文化意义，这两者都非一成不变，它们的发展既各自遵循一套动力与规律，同时又是相互关联的：建筑的材料会逐渐腐朽，易受到虫蛀、火灾、风雨等的破坏，对景点的维护需要持续的资金，景点的位置受到其它景点和城市布局的影响，而意义则取决于文人对于历史的记录或创造、文本的保存与传播、后世的解读等。一个景点的历史完全可以是虚构的。以苏小小为例，是否存在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她是否死后葬在西湖，是难以确认的。但是苏小小传说受到重视的并非它的真实性，而是它所包含的文化意义。当一个景点在西湖边存在了一段时间，它的历史和意义会层层累积，成为西湖的难以分割的一部分。一个景点的存亡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于它所承载的意义的珍视程度。西湖从古至今的很多著名景点，如灵隐寺、净慈寺、放鹤亭、雷峰塔、以及本章讨论的苏小小墓等，实际上都并非持续存在，而是经历过多次的毁坏与重建。只要人们拥有对它们的文化记忆，注重它们的文化价值，这些景点就能被一次次重建起来。

何教授认为，人类与非人类的行动者一道，影响、偏离和侵蚀了社会工程的有效性。对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在人类行动者之外，为什么书中介绍的湖水、淤泥、微生物、树木、害虫等几乎全都对施加于它们的力量表现出某种反作用力？何教授对此的一个判断是，非人类的自然的不确定性与不可预知性，造成了很多意料之外的情况，成为了参与西湖改造的一个很大的变量（16页）。比如西湖赤潮的成因、松毛虫害的解决方法等，至今未有定论。在此之外，笔者认为，有一方面的原因在于处理这些非人实体的方式。如上文所说，规划和实践者往往缺乏对科学原则的遵循，比如为了将西湖转变成“生产性的”，而在西湖周边建设工厂、养猪，造成了严重污染，在湖水中养鱼则使得湖水含有土腥气，最后不得不以放弃告终。此外，对西湖的规划常常包含相互矛盾的因素。比如杭州当时面临着两种定位，一是休息疗养胜地，二是生产型城市。规划者在两种定位之间的摇摆，也是很多项目无法彻底实施的原因。

第五章中的非人类行动者，坟墓，与神秘难测的微生物、害虫等有很大的不同：迁坟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迁坟运动的焦点在于对这些坟墓所代表的文化意义的争论，对它的理解与建构决定了坟墓的祸福。纵观历史，西湖地区空间有限，历史丰富，景点密集，西湖景点的废弃其实是常见的现象。初版于1547年的《西湖游览志》即收录了众多在当时已经不存在的景点；在后世，废弃的景点更是随着历史的累积越来越多。同样富有争议和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是西湖的文化意义。因此，西湖向来就是一个争议空间（contested space）。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现象的发生，往往是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这个现象同时说明了两者的性质。在孟子的人性论中，“性”被表述为人在特定环境中产生某种心理活动的倾向。这种心理活动既说明了人的一部分性质，又说明了物（环境）的一部分性质。和辻哲郎则在《风土》（商务印书馆，2006年）一书中采取一种现象学的思路，论证“我们是在‘风土’中发现自己、寻找相互连带中的自己”以及“风土是人类自我发现的一种方式。”（第7、9页）以此看来，《人民的西湖》中对于非人类的能动性的强调，有时似乎将它们表述为脱离了人类的主体性的存在。比如第五章写道：“坟墓的兴起与没落遵循着它们自己的法则。也就是说，人类的努力也许能够改变这一法则，但仅仅是暂时的”（139页）以及“1980年后众多坟墓回归西湖地区显明了人类意志单方面形塑外部世界的徒劳，以及坟墓对于游客、干部和知识分子同等地进行重新铸造、甚至控制的潜力”。（140页）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法则”同时也是人自身的法则。如果迁坟的努力归于失败，它也是人类“内部”相互冲突的一个结果。《人民的西湖》中的各种非人类实体，比如公园、坟墓、微生物、害虫、猪等，不可否认它们拥有各种各样的特征与能动性，而它们的一切特征，需要通过人的主体才能得以表现；它们产生的一切效果，需要人来做出评判。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应该询问以下一些问题：非人类行动者与人类的关联性是怎样的？通过人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它们怎样被人所认识？人对它们的价值评判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