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人的数字困境：监控下的自由与焦虑

原创 叶韦明 数据火锅

在信息爆炸的当下

打工人的声音在数字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回响——

或是化身momo们

用着一样的头像讲着不同的故事；

或是在小程序“公司大点评”栏目里

打着最反映真实想法的分数

2024年5月，百度公司公关副总裁璩静在个人社交平台发布视频，涉及员工因工作闹分手、谁挣钱多谁买单、公关人春节周末无休、以及职业女性对家庭的最大遗憾等话题。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全网讨论企业管理层与员工之间的关系处理，以及企业文化建设等问题。

打工人关注什么议题？企业公开发布信息（高管发言、广告宣发）如何不引爆矛盾？这篇学术论文将给出“打工人”社会情绪的诊断。

论文链接：

https://ijoc.org/index.php/ijoc/article/view/21369

# 1

监控之眼：数字化时代知识工作者的隐私困境

在信息社会，知识工作者——那些依靠智力和技能的打工人，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活跃在各个领域，推动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工作场所的监控手段也日益精细化。从微信工作版到钉钉，从Bossware（员工跟踪应用）到政府办公应用，监控工具的广泛应用使得工作变得无处不在。

这种监控不仅局限于工作时间，甚至延伸到了个人生活领域，引发了知识工作者的广泛焦虑。他们开始担忧自己的隐私和自由是否受到了侵犯，担忧自己的一举一动是否都在被无形的眼睛所监视。

然而，对于不同的知识工作者来说，他们对监控的感知和反应却大相径庭。

学者们指出，人们对工作的意义有三种理解：

“使命”：人们认为他们工作中的 “召唤”（韦伯，1958 年）具有社会价值，是他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能给他们带来不可替代的成就感；

“事业”：人们将 “事业”与个人成就联系在一起，如职业发展、自尊和社会地位；

“工作”：人们认为 “工作 ”是获得经济回报和物质利益的一种手段，可以让他们在工作之余享受生活。

对于那些将工作视为“使命”的人来说，他们更能够接受监控，甚至将其视为提高工作效率的手段。通过监控，可以更好地管理自己的工作进度，提升工作成果。

相反，对于那些将工作视为“职业”或“工作”的人来说，监控则被视为对他们个人自由的侵犯。这种监控行为不仅带来了压力，也激发了他们的反抗。

# 2

知识工作者如何在监控与高压下求生存

在现代职场中，知识工作者如何应对监控与高压环境？为揭示这一问题，研究团队分析了拥有数百万粉丝的微博账号“推拿熊”的内容，发现其在知识工作者话题上的强大影响力。2022年，“推拿熊”发布了306篇与工作相关的讨论，吸引了约21,000名网友的35,566条评论，讨论核心包括：分享实现更好平衡工作与生活的策略，主要互动群体为律师、程序员、医生、教师等知识工作者。

通过分析帖子和点赞内容，研究发现成千上万网友及更多潜水者参与了工作相关话题，讨论主题包括极高的工作压力、工作与生活平衡难题、复杂的工作场所人际关系和企业文化、低薪水和奖金。

微博上关于工作的讨论情感较为负面，工作意义与认知、组织与关系是知识工作者中最有共鸣的集群。相比于健康、财富和工作与生活平衡方面，他们对工作压力、职业素养和尊严的情感具有最负面的情感和最高的唤醒度，能够引起打工人们深深的共鸣。

一位知识工作者描述道：

“当我在深夜完成PowerPoint演示后回到家时，我感觉像是在操作缝纫机的工厂工人。我意识到我注定要成为一个格子间女工，被无数的眼睛盯着，无法看到天空。”

（2022年1月21日）

在极高工作压力和人类与算法协同监控下，知识工作者展示了多种反监控策略，包括偷懒、装傻和技术抵抗。他们降低了对信息通信技术的热情和工作的期望，隐藏自己的工作能力，并通过技术手段对抗监控机制，如使用虚拟定位应用程序绕过公司的定位打卡机制。在疫情期间，远程工作的员工通过“躺在床上用预先录制的头像参加在线会议”等方式抵抗。

“永远不要太快完成Excel表格；如果必须这样做，花一整天时间。”

（2022年6月21日）

“几十个项目，都被经理标记为紧急！……无论如何，我会慢慢来。如果他们着急，就让他们着急吧，我不在乎。”

（2022年4月19日）

“我获得了一个虚拟定位应用程序，可以绕过公司的定位打卡机制，迟到或早退。”

（2022年3月1日）

特别是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远程工作的员工“偷”来保持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例如“躺在床上用预先录制的头像参加在线会议”

（2022年3月15日）

尽管工作与个人生活的界限变得模糊，远程工作导致沟通挑战，增加了同事之间的孤立感，员工的技术抵抗仍在继续，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战线：“一位最擅长在工作中偷懒的高级同事开发了一种软件，当没有人在场时，使她的鼠标随机点击屏幕，让监控应用程序产生她在工作的假象。”

（2022年1月19日）

# 3

内化的文化控制与持续的取代恐惧

知识工作者们每天都在一个充满竞争和监控的职场环境中挣扎。对于那些将工作视为“使命”的人来说，他们已经内化了竞争性、成本意识和盈利能力等“文化控制”。而那些将工作视为“职业”或“工作”的人，则时刻担心被同行或人工智能所取代，还要面对复杂的社会技术监控网络。

社交媒体成为了这些知识工作者分享工作“潜隐剧本”（hidden transcript）的平台。通过八卦或讽刺的自我调侃，他们在匿名支持平台上吐露心声，讨论直接影响生活的各种话题。面对广义和狭义的监控，这些潜隐剧本的交换并非出于道德考量，而是基于对工作异化的不公平感。

监控既是赋能的一部分，与新一代知识工作者的工作意义交织在一起；同时也是束缚的一部分，让他们发展出反监控工具，通过隐秘交流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和高压工作。

知识工作者已经初步意识到他们所处的困境。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律师、记者、医生、教师和互联网从业者，这些受益于较高教育水平、社会经济地位和媒体素养的影响者，巧妙躲避算法和人工审查，倡导与权利相关的话题。

尽管这种抵抗主要是被动的，但它们已开始为数字监控，尤其是AI监控下的新阶级意识和行动主义铺平了道路。在这个不断变化的数字化时代，理解和支持这些隐性记录，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支持知识工作者的工作环境和心理需求。

推文作者：周泓杰、刘雨青

原标题：《打工人的数字困境：监控下的自由与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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