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白人民族形象的建构与困境

2024年美洲杯决赛，阿根廷战胜哥伦比亚夺冠后，阿根廷球员恩佐·费尔南德斯（Enzo Fernandes）通过其社交媒体录制了一段涉嫌种族歧视的歌曲，嘲笑法国球员的非洲血统。这种种族歧视的根源在于阿根廷人认为自己是白人并引以为傲的执念。阿根廷国家队的球员基本是白人，阿根廷人认为自己是白人欧洲移民的后代，“我们的父辈祖辈是从船上下来的”，“这里完全没有黑人”，“印第安人是住在安第斯山另一面的外国人”，“这里跟其他的混血拉美国家可不一样”，是民间普遍的认知。

在众多的教科书和官方文件中，阿根廷人口的种族构成为97%的白人，2%的混血人口，1%的印第安人。但是，根据调查和自我认定，阿根廷的白人人口约为73%，混血人口比例为24%。2005年的基因检测证明，56%的阿根廷人混有印第安人的血脉。那为什么阿根廷官方宣传的人种比例与自我认定的比例会出现很大的差距？阿根廷是否真的没有印第安人和黑人？阿根廷民族建构过程中的“白人”优越感从何而来？在这种民族“白人”意识逐步强化的过程中，印第安人和黑人为什么处于失声状态呢？这需要对阿根廷民族建构的历史进行考察。

当地时间2024年5月14日，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人们经过阿根廷国会大厦。

建构“白人民族和国家”

在西班牙殖民时期，拉普拉塔河地区（即现在的阿根廷和乌拉圭）的印第安人分散居住在各个部落中，没有形成如印卡和玛雅等文明那样拥有辐射力的文化。与墨西哥和秘鲁地区温顺服从的印第安人大为不同，这里的土著民族骁勇善战，难以征服。因此，在阿根廷所在的拉普拉塔河地区，形成了白人与印第安人长期互为攻守的局面，西班牙殖民者不得不花三个世纪的时间逐个打败这些印第安部落。与此同时，由于土著民族桀骜不驯，此地的殖民庄园缺乏劳动力，大量黑人奴隶被引进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

19世纪初，整个南美大陆掀起了独立革命的浪潮，阿根廷的黑人和印第安人也参与了独立战争。在法国革命的影响下，阿根廷建国者以当地的有产白人为执政基础成立共和国，将底层居民排斥在政权之外，曾为国作战的印第安人和黑人没有获得任何公民权。1810年5月22日，革命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召开议会，要求与会者必须为“体面人”，即穿着礼服或燕尾服的白人。这种以种族和财产为基础的政治区隔，成为阿根廷白人民族形象在政治上的源头。

独立之后，国家陷入内战和统治危机，虽然部分考迪罗采取了类似民众主义的做法，但萨米恩托（Sarmiento）为代表的自由派很快就占据了话语高地。上层精英在“文明”理论和种族优生学的影响下，强调“文明和野蛮”的对立，试图引进欧洲移民，通过漂白种族的方式，以“文明血统”改造阿根廷公民的身心素质。统治精英认为如果阿根廷民族是欧洲人构成的，那么阿根廷自动会进入第一世界国家行列。阿根廷宪法之父阿尔韦迪（Alberdi）在建国理念中就强调：“阿根廷人是被移植到美洲土地的欧洲人”。

1880至1914年间，大约有四百万移民来到阿根廷，数量惊人。1914年时，外国人占总人口比例竟然达到了29.9%，在许多行业尤其是工业部门中，外国人数量经常超过本国人。但是，与设计者的意愿相悖，他们大多来自南欧，并非撒克逊和北欧民族。大量欧洲移民的到来，带来了许多的无政府主义、共联主义和共产主义等思想和更多的社会冲突，冲击了民族身份的稳固性。部分知识分子选取了混血的高乔人形象作为民族代表，却没有解决民族的白人形象与混血高乔人之间的矛盾，这是阿根廷作为新成立的国家在民族建构中遇到的困境。

“印第安人是外国人”

为了塑造白人民族，除了上述公民身份和政治权利的剥夺，历史上的阿根廷政府还采取了更为残忍的做法，即以文明的名义在物理上消灭少数族裔，这主要发生在印第安身上。印第安人被白人夺走了肥沃的土地，只能聚居于新国家的边疆地区。他们与白人地区冲突不断，经常以“突袭”（Malón）的方式掠夺白人的牛羊。白人统治者为了继续争夺土地，将印第安人居住的肥沃草原污名化为“荒原”。为了在“荒原”中传播“文明”，阿根廷军队自1810年至1910年间，对印第安地区不断发动征服战役，直到1917年才确定现代阿根廷的边界。这一过程充满了杀戮和暴力，白人军队还建立了集中营，据估计，最大的两次战役共杀害了3万名印第安人。直到20世纪，对印第安人的杀戮也没有完全停止。

在“荒原征服”之中幸存的印第安人，要么被赶到了位置偏远的保留地（Reducciones），要么被强制迁移至大城市，成为城市的廉价劳动力。印第安人赖以生存的祖辈留下的土地也被没收，售予参与战争的白人士兵和其他移民白人，完成了内陆地区从印第安自治到庄园制的改造。“文明化”成为实施上述政策的正当理由。一方面，政府认为，游牧方式在文化链条上处于低端的位置，是“野蛮”生活方式，将游牧印第安人固定在一块土地上是一种“文明化”的治理政策。另一方面，政府认为私产制度才代表文明和美德，印第安文化是没有私人财产的，只有集体社群才持有公有财产，因此他们的文化落后，没有道德可言。印第安人的集体财产制度与阿根廷现代化的私产制度发生了持续的冲突，这一冲突一直持续到21世纪。

此外，阿根廷统治阶层倾向于通过话语改造实践，来反复加强白人民族形象。例如，学校教材长期不提印第安人的存在；官方话语对国家南部地区的特维尔切（Tehuelche）印第安人采取“已经灭绝了”的说法；公共舆论将居住在南部的马普切人（Mapuche）说成“外国人”，与白人商定和平共处的印第安人成为了“外国入侵者”；白人至上的政府控还将许多暴力冲突事件掩盖了起来，大部分阿根廷民众未曾知晓印第安人对土地的诉求冲突。在话语的操纵下，长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印第安人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甚至不是居民，反而成为了对主权的威胁。

除了在语言上刻意忽略少数族裔，阿根廷政府还在人口统计中进行了刻意的操作。自19世纪末，印第安人这个类别就从人口普查中被删除了，直到2001年才被作为单独的类别重新列入到人口普查中，非裔阿根廷人则是等到2010年才被列为统计类别。此外，阿根廷政府还曾刻意在人口统计中进行比例上的缩减，例如1947年，国家要求圣克鲁斯省统计印第安人数量时，省政府篡改了最后报告中的原始数据，并且删除了调查中含有的混血人口的类别，将印第安人和混血人口比例强行拉低。

阿根廷的印第安人

黑人“消失了”

黑人种族也一样被列为历史中阿根廷人中的他者，在主流话语中被定性为“消失”了。对于黑人的“消失”，媒体是这样解释的。有人认为黑人在独立战争、入侵巴拉圭的三国联盟战争中牺牲了不少；也有人说，黑人对传染病等没有抵抗力，死亡率偏高；第三种说法是黑人与白人发生了混血后被漂白了。无论采取哪种解释，这种“黑人消失了”的说法在学校、政府机构、政治话语、公共政策、媒体和艺术中反复出现，成为一种常识。事实上，这种“消失”并不是物理上的消失，而是社会类别上和感觉上的变革，是一种公共宣传和语言上的操作。

与对待印第安人的策略不同，阿根廷政府确实较少对黑人采取居住隔离和杀戮的手段，而是采取某种“同化”手段。这一同化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1778年，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半的人口是黑人。黑人在独立战争中参加了诸多的战役，积极参与国家政治。19世纪初，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黑人，1887年黑人在统计中还占到了全国人口的2%。阿根廷政府试图通过教育和军事服务，将其同化为主体民族的组成部分。但是，种族歧视在建国百年之时依然很严重，黑人禁止进入一些酒吧和公共场所，也无法进入白人的教育系统，政府为此建立了一些专门给黑人上学的学校。

除了通过教育方式，统治精英还给黑人灌输了“漂白”的理念。阿根廷人认为，混血是对深肤色种族的漂白，而不是变成混血种族。这点既与其他拉美国家对混血种族的推崇完全不同，也与美国的一滴血原则（one drop rule）完全不同。在美国，只要祖上有黑人血统，哪怕是一滴血，就会被划分为黑人。尽管这条法律于1967年被美国最高法院废除了，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还是习惯如此看待黑人的分类。相较之下，阿根廷对黑人的界定标准则非常高，必须同时满足黑皮肤、小卷发、厚嘴唇、塌鼻子等特征，哪一方面不满足，就不给划分到黑人种族行列。如果满足了黑人全部的体貌特征，这样的黑人就是“外国人”，与阿根廷的民族性是彻底不相符的。因此，阿根廷通过界定“正常人”即白人的体貌特征和生理特征，剥夺了黑人族群代表阿根廷民族的权利。

阿根廷的黑人群体在漂白理念的灌输中将其内化，因此，“漂白”成了无迹可寻的一种隐秘手段。研究阿根廷黑人问题的学者雷亚·吉雷尔（Lea Geler） 曾采访多个黑人家庭，展示了“白人性”对黑人自身认同的消极影响。被采访的非洲裔家庭，不承认自己是非洲后裔，不承认身上流着黑人的血。诺拉（Nora）的家人从小就回避谈论黑人这一话题。有一次，诺拉无意中发现阿姨小时候的一张照片，她在照片上非常黑，阿姨发现了照片之后立刻撕掉了。另一种方法是在审美上否定黑人性的正当地位，黑皮肤和黑人特征被认作是丑的。例如，艾米丽娅（Emilia）小时候在相片里看到祖父那么黑，认为真是非常丑，她的母亲和阿姨们都将自己的小卷发拉直，母亲还嫌弃自己的鼻子太宽了。诺拉出生时是淡眼珠和金色头发，全家人都为之欢呼，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出现了一个最白的后代，仿佛这个漂白计划终于实现了。黑人“漂白”的最后一种方法是对自我社会行为的纠正，即努力学会“文明”的白人的行为，实现更高的社会地位。例如，被采访人宝拉（Paula）的母亲甚至连她的黑人姓氏都改掉了。黑人感到羞耻、回避话题、接受白人审美、社会行为等自我同化的手段，都是为了实现“完美的白人性”（Perfect Whiteness）。

白人民族神话的破灭

阿根廷统治阶层通过以上这些杀戮、迁移、同化、漂白、话语和法律的操纵等措施，将民族的白人性强加于其他种族之上，强行建构了民族身份同质性。这导致印第安人和黑人在很长时间内，在阿根廷民族的建构过程中处于完全缺位和失声的状态。与同时期的北美国家不同，阿根廷没有生产出种族隔离制度，而是用暴力方式打通了种族的隔膜，消灭了种族话语，种族区别不得不转而通过阶级的区别来显现。例如，“黑人”这个词也逐渐脱离了与种族生理特征的关系，成为阶级的形容词，用来指涉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众，他们可能是任何人种，但是他们的共性是贫穷、“不文明”、缺乏教育。

随着国际社会对族裔问题的关注，曾经无法言说的种族与族裔的身份意识在阿根廷得以复苏，少数族裔开始重新使用族裔身份进行抗争。20世纪90年代起，印第安人公开展示自己的文化，增加本地政治参与度。1994年，阿根廷宪法恢复了印第安人的国民待遇。2001年，全国人口普查中加入了印第安人这一选项。2006年，胡胡伊省的印第安人长途跋涉来请愿，要求政府承认集体土地产权。胡胡伊省政府做出了让步，将一百万公顷的土地分配给了印第安人，中央政府也最终通过了第26160号法令来承认集体土地产权。 但是，印第安人的土地产权冲突依然是阿根廷社会的顽疾，2017年，南部的马普切人依然遭到宪兵的驱赶，因为一位白人激进分子在驱赶中失踪，该事件才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引发万人大游行。

阿根廷黑人作为族裔来提出自己的诉求较晚，其首要原因在于，阿根廷黑人数量少，分布在各地，混血程度也高；其次，黑人的种族自我意识也较为淡薄，许多人早已将自己认同为白人。随着世界范围内族裔政治的兴起，阿根廷黑人的种族意识也在觉醒。2010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通过法律，将11月8日设为非裔阿根廷人日和非洲文化日，高度赞扬独立战争时的黑人英雄们。当国家人口普查统计也于当年将非洲裔新添为一个类别时，自我识别为非洲裔的阿根廷人竟然高达15万人。各地纷纷成立黑人的文化中心，并联合成立了国家非裔组织委员会。同年，政府对教科书进行修改，第一次加入印第安人和非裔的历史。

新世纪阿根廷的经济危机带来了新的问题，这个历史上的移民国家开始仇视邻国移民，如巴拉圭、玻利维亚、智利、秘鲁等国。阿根廷民众认为这些邻国的印第安和混血的打工仔导致国家的印第安化，这个白人国家被移民染棕了。事实上，调查显示，邻国的移民比例在自1869年起一直保持在总人口的2%-3%。因此，民众感到深色皮肤的移民带来的威胁仅仅是一种经济下行时将责任扔给他者的心态，不是一个客观事实。此外，亚裔作为一个群体在人口统计中还没有作为统计类别。目前登记在册的华人有20万左右，但即使是在阿根廷出生的第二、第三代亚裔，依然会被人反复询问，你是哪国人啊？你什么时候来阿根廷的啊？从表面上看来，阿根廷对待其他种族居民的方式比美国更加宽松和仁慈，实际上却陷于对白人同质性的执着与痴迷而不自知。

若要消解阿根廷民族建构中白人至上的特性，需要重新确立“被消失”的族裔身份，从立法、政治、文化、教育等各个层面承认和宣传少数族裔在阿根廷民族构成中的正当地位。此外，白人统治群体能不能在核心利益问题中让步，也是少数族裔能不能转化为阿根廷民族构成的关键。除了上述被忽视的群体“再族裔化”，“去族裔化”的新现象，如新教团体盛行等，也给阿根廷民族身份提出了新的挑战。归根结底，更为核心的问题，即阿根廷新的民族认同模式、新的民族形象还须亟需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