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想的冒险｜反思“庸见”的力量

一、何谓“经济思想史”？

记得十年前我刚入行的时候，亲戚们问我在大学里教什么？我回答说：“经济思想史。”

“啊？……”

“经济思想史。”

“什么？经济……”

“经济思想史。”

“呃？什么……历史？”

这时家母很明智地在旁补了一句：“就是搞经济的！”

“哦，搞经济的啊。是不是能赚很多钱？”

从此以后，我一般都对别人说我在大学里教的是经济学。

其实不光是普通人，我们学院的学生就不止一次问我：“老师，经济思想史这门课是不是就跟思政课一样？”而学院老师也经常问：“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有什么不同啊？为什么要开两门课？”因为“外国经济史”和“外国经济思想史”在教务那里一律简称为“外经史”。

当然，思想史的尴尬地位也不是经济学的专利，而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就像我校某思想史大家曾私下里抱怨：“在那些正统做历史的人眼里，思想史就是小妾生的。”从思想史的历史来讲，也确实有这么点意思。因为相对于史学的悠久传统而言，思想史诞生得很晚，确切来说是19世纪德国哲学的产物。

言归正传，经济思想史，其实是由三个概念构成的，分别是：历史、经济学和思想史。

首先，历史（history）。这个词的英语词源来自希腊文ἱστορία，指的是通过调查而获得的知识。因此早期西方所谓的“史”，既可以是希罗多德的《历史》这类史学作品，也可以是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志》这类生物学作品。在英国至少到16世纪以后，“历史”才局限于由人类记忆所提供的、有关真实空间和时间中的对象的知识。

在中国传统中，史学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显学。在甲骨文中，“史”字的形象，类似一只手握着一支笔。所以，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云：“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其字面意思就是持笔记述，仲裁决断。

将东西方解释两相结合，“历史”就是对过去事件的记录，这些事件中包含着关于我们自身的知识。

其次，经济学（Economics）。英语Economics引入中国的时候有过许多的译名，例如生计学、理财学，最后成为定名的“经济学”则是源自日本的译法。所谓“经济”，经世济民也。大概与当年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中的那段经典论述有关，“被看作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

不过随着经济研究向着越来越专业化的方向发展，经济学概念也变得越来越技术化和精细化。现在较为通行的经济学定义是罗宾斯给出的，经济学“是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一种关系来研究的科学”（《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商务印书馆）。

罗宾斯这个定义背后其实隐含着许多故事，在此不作展开。对于普通读者而言，这句话念着有些拗口，其实简单来说就是：经济学研究的是“理性选择”，个人在约束条件下，如何尽可能地实现自己的目的。

而我个人更偏好的则是另一个被当代经济学遗忘的定义，这是由经济学巨匠穆勒（John Stuart Mill）所给出的：

“如今通常为人们所知的‘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不是一门纯理论政治的科学，而是这门科学的分支。它不处理作为整体的、由社会状态塑造的人性，也不研究社会中有关人的全部行为。它只关注如下的个人，他有欲求去占有财富，并且对达成此目的的各种不同手段之间的比较效率，有能力作出判断。它仅对于追求财富相关的社会状态作出预测……以相同的方式，政治经济学对人做出了一个专断的定义，个人总是在他们既有的知识范畴内，以最少的劳力和物质牺牲，获取最多的需要、便利和享受。”（《论政治经济学中未解决的问题》，1874年英文版）

顺便说一句，“经济人假设”就是源自该定义。

再次，思想史。思想史研究实际上可以追溯到黑格尔的哲学传统，即人类精神的历史趋向于世界精神的体现。不过在此我们大可不必将问题过于复杂化。顾名思义，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史”，而是一类特殊的记忆，其中包含了我们的认知、我们的信念以及通过这种认知与信念建构起来的有关外在世界的理解。所以，如果要用简单明了的方式来解释思想史，那么它就是人们在思考那些重要问题时所记录下来的言论的历史。

最后，将上述三个概念结合在一起。我认为，经济思想史就是关于迄今为止人类在描述、理解、分析以及解释经济事实时所作出的种种努力的记录。

二、经济思想的冒险

因为经济思想史关注的是有文字记录以来人类思考经济现象时所做出的种种努力。而前述那类问题，皆为长期以来存在于经济事实之中的重要论题，因此相应地就会留下大量有关这些难题的描述、理解、分析以及解释。通过梳理前人的思考，即便仍然无法获知确切的回答，至少能让我们了解此类疑问发生的缘由、已有的解决方案以及成功或失败的例子，进而对问题本身形成不同角度的理解，才有可能尝试在当下的情境中给出新的回应。

读者会发现，这只不过是在用不同的方式重新复述熊彼特有关思想史研究价值的观点。确实如此。但是我想说经济思想史能做的还远不止于此。

“世界的历史是由宗教和经济的力量所形成的。”（《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

这是新古典经济学奠基者马歇尔在其经典教科书《经济学原理》开篇所说的话。人类社会生活事务尽管千头万绪、错综复杂，但归纳起来，左右人类行动，进而塑就世界发展进程的无非两类：一类属于那些终极关怀，对于这类事务，哲人们会诉诸抽象的思辨，而普通人则更多选择宗教的指引；但影响更为广泛深远，同时也是耗费人们最多时间与精力的，则是那些凡尘俗事，即由一系列选择行为构成的广义上的经济事务。

从下一顿饭在哪儿吃、吃什么，到找一份什么样的职业，再到如何决定个人的终身大事、企业的生产投资决策，乃至一个社群、一个国家政策之选择，所有这些行为都涉及到“权衡取舍”（trade-off），涉及到收益-成本之判断，都属于经济意义上的事务。所以，无论是微不足道的个人计较，还是国计民生、公共福祉等大事，经济事务不仅造就了个体之属性，还型塑着不同社会之发展进程。而人类为思考这类经济事务所付出的努力，则是一个社会之文化传统、一个时代之精神特质（ethos）的真切反映，这是人类社会所独有的、区别于自然界和动物世界的特质。

因此，对于经济学而言，经济思想史死了。但在我看来这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只有在摆脱了受困于技术手段、狭隘意义上的当代经济学科之后，经济思想史才能够在另一个更为宽广的知识领域获得重生，即理解人类社会本身。

正是在此意义上，经济思想史可以与哲学相媲美，二者关注的皆为人类生存之境况。只不过与哲学沉思面向形而上的抽象体系不同，经济思想史更为关心的是那些“庸见”（common sense，在此我使用了林语堂先生的译名）。

“庸见”虽然普通平凡，但与那些深奥难解、富丽堂皇的哲学命题相比，要对庸见作出反思更为不易，因为其往往隐匿于我们的日常行为之后。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作出无数次选择，试问有多少人、花多少时间去仔细考虑过为何要选择、这些选择可能产生的影响？恐怕除了极少数特殊情况外，绝大多数人都是无意识地在作出选择。“无意识”不是说我们在选择时没有意识，而是因为太熟悉，每天都在重复着相似的选择而已。此时倘若有人要追问一句，“为什么我们每天不假思索地做着这些日常琐事”“为什么别人这样做我也应该这样做”，这无异于一次思想上的冒险，因为这意味着他要特立独行、违背常规，突破由习惯所搭建起来的观念牢笼，去质疑那些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习以为常之事，去反思在这习以为常之事背后，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庸见。

所以，在我看来，那些为思考经济事务作出努力的人们，是一群真正的冒险家，他们不把无数人每天重复作出的选择当作天经地义的东西接受下来，他们不拘泥于常理，但同时他们也不标新立异，空想与日常生活无关之事。庸见表达着社会整体的路径选择，通过反思庸见，这些冒险家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历史进程。

这样的事迹当然值得记叙，这就是经济思想史的使命。

我心中的经济思想史，应当是一部像《魔戒》那样伟大的冒险故事：从温暖安逸的夏尔（对经济现象一无所知的状态）启程；来到绚烂多姿的瑞文戴尔——古希腊；穿越曲折深幽的墨瑞亚矿坑——中世纪；到达“黄金之谷”罗斯洛立安——16世纪之后的重商主义时代；而后在蜿蜒流淌的安都因河兵分两路——启蒙时代，一方重振洛汗王国的古风——欧陆传统，一方彷徨于埃敏穆伊丘陵的迷途——苏格兰传统；当我们回望刚铎之都、日落之塔米那斯提力斯昔日的荣耀之后——古典经济学时代；进入诸方势力的交汇之地伊希利恩——边际主义运动；最终将要面对的，是似乎永远无法征服的魔多和黑暗之塔上那令人神思恍惚的索罗之眼——当代经济学正在探索的经济现象。

经济思想史所要述说的，就是在这场永无止尽的征途上那些为思考经济现象而作出努力的人们的故事。他们应当像魔戒远征队的英雄一样为我们所铭记，无论他们的观点是对还是是错、有用还是无用。因为正是其精神上的非凡冒险，才促就了今日世界之形成。

如凯恩斯所言：“……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的思想，不论它们在对的时候还是在错的时候，都比一般所设想的要更有力量。的确，世界就是由它们统治着。讲求实际的人自认为他们不受任何学理的影响，可是他们经常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俘虏。在空中听取灵感的当权的狂人，他们狂乱想法不过是从若干年前学术界拙劣作家作品中提炼出来的……不论早晚，不论好坏，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译林出版社）

（作者方钦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师，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