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是怎样炼成的

李济是谁？

他从小就是个学霸，十四岁考入清华学堂，二十七岁获哈佛大学哲学（人类学）博士学位，并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

他二十九岁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和陈寅恪、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称国学院“五位导师”。

他一生痴迷“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寻找中国人的原始。

他在河南新郑做的试探性小规模考古发掘，是他“刨坟掘墓”的第一步，也是中国考古的第一步。

他主持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并由此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可以说，我们关于商代的知识是李济划定的。这次发掘，塑造了中国考古学学术体系的雏形，20世纪整个下半叶的中国考古界领袖都是在这次发掘中接受的考古学训练。他的发掘方法，至今仍是考古专业学子要学习的主要内容。

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曾说：“就中国考古学而言，我们仍活在李济的时代。”

他的论文启发了大哲学家罗素

1896年6月2日，李济（字济之）生于湖北钟祥，四岁即入书房，跟随一个表叔开始念“盘古首出，天地初分”之类的古书。1907年，李济随时为小京官的父亲进入北京南城的五城中学（北师大附中前身）读书，十四岁考入清华学堂，1918年毕业后留美。

1918年，李济结束八年在清华学堂的学习生活，以官费生的身份，悄然无声地远赴美利坚合众国，开始“放洋”生涯。

与李济同船离开上海浦江码头的一批官费和自费留学生中，有后来成为中央研究院代院长的朱家骅、总干事叶企孙，著名学者董时、张道宏、查良钊、刘叔和，还有赴美筹备造反事宜的职业革命家汪兆铭（即后来的汪精卫）和梁启超的得意门生、著名诗人徐志摩。

李济于1920年获硕士学位，同年转入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专业，并成为当时哈佛大学人类学研究院唯一的外国留学生，同时也是哈佛创建以来较早的研究生之一。

哈佛三年，李济随具有国际威望的人类学大师虎藤（E.A.Hooton）、罗兰·B.狄克森(Roland B.Dixon)等教授，“利用民族学的一个观点，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所指的中国与夷狄的说法，把中国的历史材料作一种分析”，并进一步弄清整个中华民族是怎样形成的这个“最突出的现象”。

这一研究课题基本完成后，李济把博士论文中的主要内容综合成一篇题为《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的英语短文，刊载于1922年2月美国巴尔的库出版的期刊《中国留学生》上，以征求学术界同行的意见。

同年12月，美国人类学会在波士顿举行年会，与会者均为当时美国顶尖的人类学家。李济将2月发表的论文稍加修订，带去参加年会并公开做了报告。令李济和他的导师颇感欣慰的是，参会者听完报告后，对这位年轻的东方学子的独特见解和不凡学识报以热烈的掌声。

未久，这份报告便在1923年《哈佛研究生》杂志上刊出。这篇“中国民族之科学研究第一部著作（吴相湘语）”，引起了学术界更加广泛的注意。此时，大哲学家罗素（1920年曾到中国讲学）正在修订他的著作《中国问题》。他读了李济的论文后，“得到了某些颇有启发的见解”，随即征引了一些段落补入他的著作中。由于罗素所具有的世界性声誉和大师地位，随着其著作的问世，被他引用了论文的李济也跟着名声大噪。

1923年，李济凝聚了三年心血的《中国民族之形成：一个人类学的研究》完成。此著根据一百一十一个现代中国人的体质特质，从春秋到明末建筑城池的发展、十大姓氏的起源与分布、南北方民族融合的情况，综合出中国民族的五种重要成分，堪称对中国民族进行科学研究的开山之作。其所应用的方法和材料，一直作为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学者共同效仿的标杆而经久不衰。也是因为这部著作的问世，年仅二十七岁的李济荣获哈佛大学哲学（人类学）博士学位，并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

获博士学位的李济旋即收拾行装，告别风景秀丽的查尔斯河畔与浸润着自己三年青春汗水的哈佛校园，踏上了归国之旅。

他的一小步，中国考古的一大步

李济回到了故都北京城。

回国后的李济，在一位叫凌冰(时任南开大学部主任，一说教务长)的美国克拉克大学时期结识的学长举荐下，受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之聘，先是担任南开大学人类学、社会学兼及矿科教授，第二年兼任文科主任。

在南开大学教学时，由于矿科专业的关系，他结识了当时中国著名的矿物学家、地质学家翁文灏，并通过翁结识了他人生旅途上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国际级地质学家丁文江（字在君）。丁氏作为曾在欧洲剑桥、格拉斯哥等大学求学七载，并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归国的老字号“海龟”，此时已取得了中国地质学界的领袖地位，甚为学界同仁推崇和敬仰。

李、丁二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正是这种志同道合的血性与因缘，使他们二人结成终生挚友。这时的丁文江正担任中国地质学会秘书长，对田野考古发掘和野外收集资料颇为热心。也是在这个时候，河南新郑出土了一批青铜器的消息传到了北平，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丁文江得知后，便鼓动李济亲自前往现场做些发掘工作。

丁文江亲自筹了二百块大洋作为发掘经费，同时派地质调查所谭锡畴作为李济的助手，目的是“寻找该地区内是否有任何新石器时代的遗存”。

李济接受了丁文江的好意，于1923年秋赴河南新郑做了第一次试探性小规模考古发掘。由于土匪捣乱，当地人也不肯合作，加上墓葬几乎被盗墓贼盗掘一空，发掘收获不尽如人意。

李济自觉有“失败”之感，但还是从具体实践探索中积累了可贵的田野工作经验，并有简短的英文报告《新郑的骨》问世。李济说，“由这些无数的宝贵经验中，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丁文江先生对我们的一番苦心”。 正是因了这番苦心，年轻的李济迈出了由人类学家向考古学家转变的第一步。或许，正如许多年后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在走下飞船舷梯，迈向月球时发出的那句永垂不朽的声音——“这是我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李济在新郑发掘的第一步，也正是中国近现代考古学迈出的一大步，具有科学性质的考古学大幕将在这轻轻的脚步声中被正式拉开，神秘的东方古代文明之门将轰然洞开，使整个人类为之震撼。

在发掘活动中维护主权

1924年，美国华盛顿史密森研究院弗利尔艺术馆，派毕士博（C.W.Bishop）率领一个代表团来中国进行考古发掘和研究。鉴于李济在学术界日渐兴隆的名声及他在中国近现代考古学史上所做的最早贡献，毕士博由北京的团部写信至天津南开大学，邀请李济加入他们在北京的考古工作队。

在丁文江的鼓励下，李济决定与毕士博的考古队合作。他在给毕士博的回信中，首先提出了合作的两个决定性条件：“一个是在中国做田野考古工作，必须与中国的学术团体合作；一个是在中国掘出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

毕士博接信后即回华盛顿，向他的上司——弗利尔艺术馆馆长洛奇汇报，顺便将李济赞扬一番。两人最终达成一致意见。

不久，李济收到毕士博的回信，称：“我们可以答应你一件事，那就是我们决不会让一个爱国的人，做他所不愿做的事。”

李济对这个答复很满意，便辞去南开大学的教职，于1925年初，加入毕士博团队，从而开了“既维护主权，又公平合作”，利用外资搞科研的先河，为后来著名的“殷墟第二、三次发掘的资金问题的解决”打下了基础。

跻身清华国学研究院“五位导师”行列

就在李济加入毕士博考古工作队不久，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也鸣锣开张。作为清华大学筹备处顾问的丁文江，意识到清华未来的光辉前景，遂建议李济一边去研究院任教，一边做研究工作。他把李济的情况介绍给老朋友梁启超，二人共同出面向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推荐，曹一听李济的经历和名声，立即决定聘请他。于是，时年二十九岁的李济，以讲师的身份出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导师。

1925年 6月15日，清华校长曹云祥正式宣布研究院教职员名单：

教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

讲师：李济。

助教：陆维钊（同年9月辞职，由赵万里接任）、梁廷灿、章明煌。

主任：吴宓。

事务员：卫士生。

助理员：周光午。

如此精简干练的教职员阵营，颇为校内外同人称赞。一向木讷寡言的王国维更感欣喜，声称此正合他早年关于治校之论述：一校之中实行教授之人多，而名为管理之人少，则一校之成绩必可观矣！

现在，按通常流行的说法，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这“四大导师”是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

至于这“四大导师”的称号最先由谁呼起，后来的研究者已难考证，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回忆：“‘四大教授’这个称呼，不是我们自诌的，这实在是张仲述找元任时信上如此说，第一次见面也是如此说。而校长曹云祥开会时也是如此称呼的……其实正式名称是‘四位导师’。”

张仲述即当年与赵元任、胡适等人一同赴美留学的张彭春，属于1910年清政府庚子赔款第二批直接留美生，亦即南开大学创办者张伯苓的胞弟，时任清华学校教务长。赵元任到清华做教授，主要是张的举荐，而陈寅恪则得益于吴宓与王国维、梁启超三人的荐举。

按杨步伟所说，“四大导师”的说法，是李济进清华之前的事，当李济进入国学院之后，国学院就是“五位导师”了。

所以，若以为整个国学院的导师共四位，那就错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终其一生，称为导师者共五位，除了王、梁、陈、赵“四大”，第五位就是“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

但李济却没有和其他四位一起成为“五大导师”。一种说法是由于李济当时正和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合作组织考古发掘事宜，在时间分配上，考古发掘占相当比重，因而大部分薪水由美方拨发，每月三百元，清华每月发一百元，二者合在一起，正好和梁、王、陈、赵“四大教授”薪水持平。而清华支付的一百元并不是教授的薪水，故只能给李济一个特别讲师的帽子戴在头上。

另一种说法在《清华周刊》第三百四十五期曾有披露，文曰：“26日，李先生来校，与吴宓博士晤谈。闻校中拟请其任教授，唯恐有碍Bishop（毕士博）先生方面之考古事业，则李先生暂任讲师云云。”另吴宓在日记中也有如下记述：“下午2时，李济如约来，愿就聘。以特别讲师为宜。”

据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院史研究专家孙敦恒称，这一聘法是按当时清华学校的有关规章制度办的，如此受聘者并非李氏一人，稍后与李济一同去山西进行考古发掘的袁复礼，因先任职于地质调查所，后又来清华讲课时，便被聘为清华新制大学部地质学讲师。再后来，著名学者梁漱溟、马衡被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讲师，也是因为二人都是北大的在职教授。另一个更典型的例子是，赵元任此时已是正式入围“四大导师”之一的教授，但自1929年他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担任研究员，并兼任语言组主任后，再来清华授课，其头上顶的也成了中文系讲师衔的帽子。

1992年，季羡林在主持纪念赵元任百岁诞辰座谈会的发言中明确提到，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成立时的导师应是五位，其中李济之先生当时的职称是讲师，但他属于五位导师之一。

或许，这便是李济没有被后世誉为“五大”之一，而只称“五位”之一的缘由吧。

当然，那时的李济并不知道后世会为“几大”与“几位”的问题，产生如此繁乱的纠葛与争论，他只是带着自己的兴趣与志向，满怀激情地走进清华园去实现他的理想。

盛极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解体已近九十年，岁月的风尘湮没了许多令人怀念的往事，师生们的身影也在朦胧的荷塘月色中渐渐淡出世人的视野，但他们留在校园和学术界坚实的足迹仍清晰可辨，历久弥新。大师们所显现的人格光辉，与点燃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圣火，像一盏永不熄灭的指路明灯，引导后学继续向着前方的路走下去。

他从人类学领域正式转到了考古学领域，成了“中国考古学之父”

在清华的日子，李济与各位教授关系融洽，但他走得最近的，是比自己大二十三岁的梁启超。这不仅是因为梁对他有推荐保举之恩，更重要的是二人在对待近现代田野考古这门新兴学科的看法上，具有相同的眼光和热情。

梁启超是极富远见卓识的史学大师，最早介绍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并系统总结中国传统金石学成果，也是一位非常重视遗址搜寻和田野发掘的热心倡导者。在清华任教时，梁启超正担任中国考古学会会长，而此时的李济则是一位血气方刚，朝气蓬勃，满身透着西方文明浸染的富有科学知识与理念的青年才俊，用他自己的话说，像“刚出笼的包子”，热气腾腾，许多想法与梁启超一拍即合，二人遂成亦师亦友的莫逆之交。

梁启超和李济都极为重视田野考古发掘所取得的第一手材料。李济进入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后，在梁启超的鼓动和弗利尔艺术馆毕士博的支持下，即开始着手让考古人类学这门新兴学科突破厚重的清华园围墙，把教研课堂搬到田野之间，使其有一个更大的舞台和更广阔的前景，于是便有了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和深远意义的山西考古之行。

1926年6月，在梅贻琦主持下，清华国学研究院与大学部历史学系教授举行联席会议，讨论组建考古学陈列室问题。讨论中大家认为：“欲研究吾国古代之文明，人类进化之程序，典籍以外，尤必资藉于实物及遗迹之考察也。”议决由研究院与历史系合办考古学陈列室，由两部教授合组一考古学室委员会，公推李济为主席，主持其事，每年经费预算六七千元。

借此契机，这年9月，李济与北京地质调查所地质学家、清华大学部地质系讲师袁复礼同赴山西，开始调查发掘古物的田野考古之旅，并很快在夏县发现了著名的西阴村遗址。二人组织当地民工在此发掘了两个多月，直到12月30日方结束。

此次发掘收获颇丰，他们共采集七十六箱出土器物，分装九大车，于次年1月初，历尽数次艰险磨难和几个昼夜的风餐露宿，安全无损地押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

梁启超看罢又惊又喜，连夜给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考古专业的儿子梁思永写信，信中颇为激动地谈到了这批出土器物，并详细叙述了铜器、石器、骨器以及复杂的陶器花纹等问题。梁启超写道：“此外，他们最得意的是得着半个蚕茧，证明在石器时代人们已经会制丝。”

对此次考古发掘的重大意义，极富科学眼光的梁启超说：“这几年来（1920年以后），瑞典人安特生在甘肃、奉天发掘的这类花纹的陶器，力倡中国文化西来之说，自经这回的发掘，他们想翻这个案。”“（李济）所说‘以考古家眼光看中国，遍地皆黄金，可惜没有人会捡’真是不错。” 梁启超殷切期望在美读书的梁思永好好研习学问，回国后跟着李济从事考古发掘与研究事业。

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成功发掘，是中国人首次独立进行的发掘事业，拉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帷幕，它在以坚实的出土材料否定了瑞典人安特生提出的“中国文明西来说”的同时，标志着现代考古技术在远东这块古老大地上开始生根发芽。

作为人类学家的李济由这次成功发掘而正式转到了考古学领域的探索与实践之中，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近现代考古学发展史上开一代先河的大师地位， 并以“中国考古学之父”之名载入史册。

接着，1930年，他主持了济南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发掘，让龙山文化呈现于世人面前。

1928年至1937年，他主持了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现实，中国历史向前推移数百年。直至今日，它依旧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发掘之一。

（原文《李济：鲜为人知的中国考古学之父》刊于《名人传记》2019年第1期）

2019年第一期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