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当代和方法——关于《散文的变身》里的三种对谈

《散文的变身》所辑论文在“文体”、“当代”和“方法”三个方向，呈现出非常有趣的“对谈”。这种“对谈”不仅存在于三个方向的话题内部，造成正反两面的辩论，还交叉存在于三个方向之间，颇有渔歌互答的支持。本书主编张怡微在代序中介绍本书“可视为复旦创意写作专业就‘现代散文’话题的最新研究成果”，那这种或持分歧、或有互文的对谈，也可以显示出该专业对散文理论复调式的包容和开放。

“立”还是“破”：散文文体的议题悬置

“时间过去，许多事物和想法在变化，却也有不变的，在这里就是，追索散文的文体边界”——在本书开篇《散文散见》中，王安忆就提出了现代散文中尚无定论又无法绕开的“古典议题”。

持续不断地讨论可以证明阐释散文文体边界的困难。伍华星以“记忆诗学”为其命名，王安忆在肯定“记忆”是文体命名上的好说法的同时，也指出了其中潜藏的“透明和脆弱”；陶磊将其讨论框定在“复旦传统”之中，王安忆又指出当中他所依赖的路径是“老实且有效的办法”，却也看到“简化了材料”的一面；张怡微尝试着多元化的文体阐释，王安忆则更看重她提出的“白话文”。在论文的评述中，能够看出王安忆对文体界定的谨慎态度，直到评论周燊的论文，她才认为散文文体边界的定义“到了核心地带，也就是起始之初，修辞”。周燊认为“散文作者的创作笔调有时与戏曲演员的唱腔、韵白是殊途同归的”，她的创见是把散文的“散”和戏曲的“曲牌”两相对照，以“唱腔”连接不同曲牌，达成风格上的一致。王安忆称赞“周燊‘戏曲唱腔’一说，提醒我们修辞的世俗化过程”，而昆曲里的曲牌如海，“曲中曲，牌套牌，其实很像文章的结构”，用“相对松弛的‘曲’”，“将取消差别的大趋势稍稍拉回，回到经典中的秩序”。

而王安忆对散文文体也有自己的看法：“我相信工具，甚至可以说是工具论者，人类进化的重要标志就是使用工具。散文的文体大约就是工具的性质，用自己创造自己，此自己创造彼自己。”

如果说王安忆有着封闭散文文体的“立”论兴趣，本书又随即介绍了另一脉对于突围散文文体的“破”论探尝。《在白与黑的交集地带》中，项静写到三位作者对散文文体界限的模糊性思考：散文作家周晓枫“希望把戏剧元素、小说情节、诗歌语言和哲学思考都带入散文之中，尝试自觉性的跨界，甚至让人难以轻易判断到底是小说还是散文”；散文理论家祝勇则“以‘新散文’的名义提出无限开放的散文文体革命”；散文作家李修文则认为散文是“提供出一个无限真实的精神个体。这个精神个体，可能才是这个时代最大的真实。在我看来，一切无法准确表达内心的文体束缚，都应该把它撕破”。从她介绍的三位作者反叛文体界限的尝试里，也能得见项静的态度：“在中国语境中，报告文学、散文与非虚构写作都有一些界定不清但大体可以辨认的特质，事实上我们也无法创造出严格的概念和文类归属。文学真正的力量恰恰来自于对旧有观念的挣脱和对世界的即时反应，不断去打开经验鲜活的切面。”

与此呼应的是，史玥琦从“垮掉派”所处爵士时代里，把握住当时音乐对散文“气口和旋律”的影响，使“此类散文同诗歌一样一度充满了抒情的‘号角’”，而若把这种时代经验放在当下，则对照出“国内以短视频为载体的口头散记式叙述”可能会以“声音的面目”探索出更广的散文文体范围。另一篇，马艺璇也尝试从耶利内克所写的《啊，荒野》，“探讨小说作品散文化演艺的复杂性与可能性”，从而在二者“巨大的游离空间中寻求值得借鉴的跨文体创作模式”。

“散文究竟是什么”的古典议题虽然仍旧没有得到完全解决，但它作为根基，却能不断触发关切散文的学者的思索，这也许才是议题悬置的真正意义。继续往下阅读和讨论，还将继续看到它对散文理论的各种影响。

多元背景与数字面向：散文发展的当代进程

实际上，散文文体的讨论已然无法脱离当下的时代特点。当代进程显示散文自身发展与外部环境处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之中。张怡微从非虚构的本土溯源中，发现了“现代散文”或者“当代非虚构”都在发展进程中“隐藏着模糊的学科边界”，而其中“非虚构”与“历史学”“人类学”的跨学科融合，使得“民族志”中也留下广义散文的疆域边界。对民族志跨学科的融合，不仅只是散文物理上的边界扩张，而是其对民族志功能和意义上的补足：“民族志要回应的问题是‘人类是什么’，传递的是关于人类的知识……民族志写作不足以发明新的情感结构，也没有改变世界的动能，它的写作目标不是传递复杂思想与心灵的能量……对这种研究方法的认知，基于对于差别性的淡化，这在处理复杂的个体上，难免会遇到问题。文学，恰恰是应该这些研究成果无法应用的部分，他们制定的研究目标必然遗漏的人的问题。”同时，顾晓清从当代民族志的实验范本中，介绍了“什么是好的民族志”。

除了学科互补之外，本书还提供了更多的当代散文多元现象。尹洁提到了医学人文视角下的失智症书写，赵皙观察到香港地区“在地”和“我城”的“地志文学”，张馨怡把黄仁宇的历史论著纳入散文跨学科延触的边界，余龙杰则介绍了香港地区文学奖项对于地方文学发展路径和审美取向的影响。

除了多元面向之外，当代进程还预示了未来散文的发展面向。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几乎成为如今绕不开的一个话题，讨论散文时亦是如此。朱婧认为，利用移动终端传播的下沉和快速，普通写作者在散文创作时拥有了更大的权益和便捷，博客、微博、朋友圈等都是散文扩张的物理介质，而散文也从传统纸媒对其形式的限制当中，激发了更多的文体潜能。同样是基于移动终端和数字媒介搭建的创作平台，张祯便不再持有朱婧温和乐观的态度，而无比严厉地批评了其中的“自恋”，“有些散文的情感不再具有反抗力量，而是沦为纯粹的装饰物，乃至成为消费主义开疆辟土的击鼓手”，从而警示出新兴技术对散文创作的负面可能。

需要补充的是，散文的发展也不仅仅是在数字影响之下。胡桑便从山水移情的角度，讨论了散文写作的可能具备的生长空间。

思想、技巧、评论与教学：散文方法的功能适用

关于“方法”的对谈，则把对散文的关切回归到更为传统的面向当中。汪雨萌“确认散文是最接近中国思想史方法而非材料的文体”，借由郁达夫梳理“散文的心”（而非文以载道的“道”）的发展历程，结合向阳对“打破传统散文圈栅栏”的积极呼吁，将散文的关切中心由文体形式转回表达内容。她认为散文应以日常生活所持思想性和现代性的方向为出发点，成为“充满了个人性、调和了任性与社会性的，充满了人格魅力的散文创作者”。这种从形式到内容的转向意图，弱化了散文文体本身的规则和限制，而提高了散文作者对创作影响的权重。随着这种意图自然而来的是对散文作者的要求：“创作者必须质疑和主动调整自己一贯学习的数据库，包括日常生活数据库、虚拟生活数据库和写作技术的数据库……写作者身份需要更加多元，或者说写作者需要具有更广泛的经验，或可模拟和想象的范围更广，能力更强，能够突破更多层级的茧房进行传播，被阅读和观看。”

的确，与其字正腔圆、掷地有声地去封闭和定义散文文体，我们不如承认文体方向暂时无法全面阐释的局限，而将注意力转向更灵活且可行的创作者本身。事实上，任何的定义和阐释都具有时代局限性，就像当代散文文体的阐释明显弱于古典散文文体的阐释，局限其中容易走向证伪、式微和僵化，跳脱出来才能看到，散文文体边界的被模糊、甚至被突破，并不是一种倒退和限制，而恰恰是增加自身弹性和空间的契机。汪雨萌将弹性空间锚定“思想”这一方法，让散文如鱼获水，很可能成为当今“中国人最倚重的、最依赖的文学类型”。

贺俊逸用“以小见大”接棒了汪雨萌对于创作者的要求。他认为“以小见大”作为“一种非虚构的叙述方式”，其屡屡成功的原因在于“小”的观察视角和叙述落脚。比起宏大的背景，“小”能见诸具体个人，虽然无法宏观概括历史流动，却能从“经历者的视角”把握住“无数被忽略的细节之美”。他认为，“历史研究/非虚构写作，或许可以借鉴这种视角区分的维度与侧重”。如果我们还记得前文“文体”属下，张怡微论证的散文和民族志的多元文体（原论题目可见其也是一种“方法”），便能够看到张贺二人颇为默契的对话认同。考虑到张怡微对散文由来已久的关注，以及贺俊逸身为编辑的一线经验，散文和民族志、或者说历史研究和非虚构写作之间的界限模糊及功用互补，可以算作是今后值得注意的一条相互交缠的广义散文的发展路径。

评论是散文（包括其他任何文体）不可缺少的审美提炼和自慎自省的“方法”，对散文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战玉冰指出了张新颖随笔集中的“学识、诗意和有情”，谢诗豪看到了奈保尔游记中的“特写”；而张心怡则把散文本身作为“最接近‘生活’”的方法，这也与朱婧所持散文是属于普通写作者的大众写作的观念不谋而合。同时，张玉明和范淑敏从散文教学的课堂示例中，从教学过程和教育意义两个方面，展示了散文作为教学的“方法”。

写在末尾

本文主要聚焦于国内的散文发展，因此《散文的变身》所纳包慧怡论文《从歌谣到羊皮：古英语散文传统的开篇》未能进入讨论范畴，但其提供的古英语散文传统及其后续的发展，也同样启迪了我对散文的看法。

实际上，主编张怡微也介绍了我参与会议却未能提供最终论文的情况，在此对我的拖延深表歉意。但放弃提交论文，却也实在因为自己当时还未能思考清楚关于散文的种种细节。从我的角度来讲，此刻在写的书评，反而比当时要写的论文更适合——在看与写的过程当中，我的散文知识渐渐增长，思索也逐渐增多，以致最终能形成这篇书评。

如前所述，王安忆认为散文“是用此自己创造彼自己”。由此我想，散文是无法被咄咄逼近的AI所取代的一种文体（无法免俗地总是要提到AI），从读者和作者形成的关系来看，读者对散文的兴趣，实际就是一个真实的人对另一个真实的人的兴趣，存在于读和写之间的情感流动，既可以获得强健情感力量的指引，也能够共情那些受伤、挣扎、敏感和脆弱，并在这些复杂真实的情感流动里，得到心灵的认同、宽慰和依恋。散文最亲近普通人。

张怡微、陶磊 主编《散文的变身》，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7月出版。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创意写作硕士，复旦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