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在何处，当老外都要做到一点：想在哪里留着，就好好留着

【编者按】

意大利90后青年亚利（ale）2016年来到中国留学，用很短时间学会了汉语，并用中文写就了自己在这片土地生活六年的经历。在这六年期间，他学过电影，做过群演，拍过广告。2020年，以ale为名开始用中文写作并在豆瓣发表，2022年起陆续在不同中文媒体发表作品。本文摘自《我用中文做了场梦》[意] 亚历（Alessandro Ceschi）著，文汇出版社·新经典文化2024年7月版。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我用中文做了场梦》书封

对于在中国的意大利人，语言机构像麦当劳：入职门槛不高，短期内需要收入可以去打一下工。至于工作的内容，每天都一样。几乎没有人是发自内心地想要干这个活儿——我知道，可能有很少一部分，所以我说了，“几乎”。连我见过的态度最专业、经验最丰富、最受学生欢迎的意大利语外教都会在课间休息时感慨：“再做两三年，我就不干了。”这样的工作成就感极低，几乎没有发展前景，想硬着做也行，但能不做就不做。机构的外教休息室坐满了不想在那边待着的人，气氛压抑。午饭的时候，我会跟着老马和岛民走向大厦的电梯，及时逃离机构的世界。

机构楼下的兰州拉面让我们成为朋友。楼下的饭店选项比较有限：卖驴鞭的驴肉火烧，卫生条件可疑的贵州米粉，卖早上没卖完的包子的包子铺。兰州拉面馆地方大，通风，有面有饭有菜。我们基本天天去。

以面食为主的西北菜甚至能当作某种意餐的替代品。老马会点一两个烤馕，摆在饭桌中间，装作是饭前面包。岛民最幸福的一天，是套餐里多了一个煮蛋的时候。可是他拿着托盘，到窗口排队等餐的时候，兰州拉面的收银员注意到了错误，跟上了岛民，指了指他，喊他把第二个煮蛋还回去。最糟糕的一天，是发现西红柿鸡蛋盖饭涨到了二十一元要招募两个学生才买得起。

和他们聊到一起，我接受了自己一度害怕的平淡。饭桌上的话题离不开足球、意大利政治、课堂上的搞笑场面。聊得不痛不痒，不过我觉得刚好，像夏日淡淡的啤酒，让你清凉一些。我会感觉自我无缝地融合到了那些无关紧要的闲聊中。那是一种不需要证明自己很特别的社交，因此很放松。坐在兰州拉面馆里，我以前的那些个人经历都显得多余。我们像一部情景喜剧的编剧团队，只能靠一套原定的人物和场景来形成共同语言：机构的走廊和休息室、玛尔塔的愤怒、校长的道德改革、茶师的选举操控。这个世界无疑简单，有时狭窄又无聊，却熟悉到令人欣慰。在两千多万人的城市里挖掘出一种小镇般的错觉，还挺奇妙。

某些事件被记载进历史。有学生去了罗马，说他对斗兽场很失望，里面什么都没有。“老师，意大利怎么样？”有次一个学生问岛民，眼里闪着光。“你觉得我们为什么来中国？”岛民回答道，顺便摧毁了学生所有的幻想。在北京，那不勒斯的同事去外面吃比萨，发现了一家卖榴梿口味的，菜单中的名称还是“像妈妈做的那样”。他没忍住，对店员发了火。“怎么回事！意大利没有这样的比萨！”“先生，咱们只是应对市场的需求。”“你们不尊重他人文化！你们知道我来自哪里？我来自那不勒斯，比萨的圣地！”

几个月后，那不勒斯同事搬到了英国，我们替北京所有的比萨店松了一口气。遇到像草莓、巧克力那样非主流的比萨口味，他依然会拍照，发到我们几个人的群里。要是有机会，基于面对那不勒斯同事的爆发所表现出的心平气和，岛民希望将比萨店店员推荐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在老外的都市传说中，在中国待满五年标志着一个关头：要么走了散了，要么就一直留下来，把这里当家。待了五年，你是老老外。你积累了比较完整的生活样本，体会到了不同社会的酸甜苦辣，有足够的证据去做判断。试用期结束了，得决定要不要买个会员。

这个选择既关键又复杂：经过长时间的摩擦和相处，感受会五味杂陈，只喜欢或只讨厌一个地方是不太可能的，同时，常识告诉你，世上没有任何国度是完美的。比起幻想不切实际的人间桃源，你会对比选项，衡量优缺点，尽可能选择适合自己的方案。职业发展、生活便利、朋友圈子、喜爱的菜系、自然环境。不管如何决定，你总会牺牲点什么。或多或少，这是每天困扰全球所有移民的难题。

如果选错了，有点麻烦。一点也没有融入当地的社会文化，却依然坚持留着不走，不会有什么好结果。选择那样做的人，可能是看重一些短期的好处，像保住手里的工作和生活的稳定。但是，他们实际上在心里憋着一种强烈的不满。那不勒斯同事就是没有及时走，因此变得苦涩怨恨。

机构同事迭戈也是，不过他还在。我们约在三里屯吃顿比萨。曾经有人说，当你问意大利人他们最近过得怎么样的时候，问题在于他们真的会回答。我知道有这样的危险，并了解迭戈怨天尤人的性格，所以尽量不进入那样的对话，只是翻着菜单。

“我想问你一个关于AIRE的问题。”迭戈说。那是一个政府机构，负责登记长期在国外居住的意大利人。注册后，你可以获得一些针对境外意大利国民的服务，像远程投票之类的。“怎么了？”我说，简单的提问藏着对后面的内容的恐惧。“我一定要注册吗？”迭戈说。

我很疑惑。这是我没考虑过的角度：自己住在国外，要如实交代吗？身份证上的名字，要写自己的吗？这样的事实，还有主观解读的空间吗？

“随便，”我说，心里希望可以顺利糊弄到其他不怎么需要我动脑筋的话题，“主要是给你提供一些服务，看你想不想要。”

“那假如我换工作换城市，要跟他们说我的新地址吗？”“如果你想继续收到投票单，那得跟他们说下。”“如果明年回意大利呢？我就要从 AIRE 退出吗？”“对。发个邮件，说你回意大利了。”

“我就是不懂为什么要跟他们说我的信息。”

比萨还没有上，但是我已经想走了。边走边说：“不用了！没有人在乎你住哪！你不说，使馆的人也会安心入睡！”但是我还在。加油。再坚持听半个多小时就可以回家了。仿佛生活在无法沟通的平行世界，迭戈也很疑惑，甚至无奈。他放弃了 AIRE的话题。

“我需要买一些西药,”迭戈平稳地转移到下一个问题,“你觉得哪里能买？”这种问题我喜欢。它有一个很直接、不太可反驳的客观答案。

“和睦家医院吧。”我利落回答。

思考了几下，迭戈宣布：“我是不会去医院的。”

我要崩溃了。我没办法向迭戈提供帮助，因为他想要的不是帮助，而是继续抱怨的机会。乔治·布什去过和睦家医院看病，但迭戈是不会去的。很快，迭戈又失望地开始说别的。他想买双意大利品牌健乐士的鞋。那是件似乎没有挑战的事情，但迭戈认为根本无法实现。

“在佛罗伦萨买一双只要三四十欧。在中国肯定很贵吧。”“你可以看看网上，最近有双十一双十二，会便宜一些。”“我不在网上买东西。”

“鞋都是一样的，有官方店。”“我还是去店里吧。”

没办法。天真的我提出的这些建设性方案对迭戈全都无效。他那天晚上抱怨的事情实在太多了。最荒谬的是说他在中国找不到爱情，因为大家都讲中文。我刚听到时还以为那是什么隐晦的比喻，像“我们讲爱情的不同版本”，结果发现他是字面意思。我意识到，迭戈的态度，正是我需要避免的未来。生活在别处，不熟悉的一切是每一天的挑战。我们选择抗拒和怨恨，还是包容和好奇，会决定我们的生活体验。我要努力做后者；如果发现做不到，就回家。无论在何处，当老外都要做到一点：想在一个地方留着，就好好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