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电有情”开启三线建设研究

杜翼

2024年5月至7月，全国多场“三线建设决策60周年”的主题研讨会召开。我在向上海大学历史系徐有威教授请教相关问题时，他希望我撰写回忆三线建设研究历程的文章。经过博士论文的洗礼，三线建设对我来说已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经过调研、采访才发现，我有两位亲人都参加过支援攀枝花、贵州三线建设的建委一局三公司；我16岁以前，曾在支援过三线建设的江津三五三九厂旁边居住，小时候经常到厂里的篮球场、大礼堂去玩耍，但那时候对“三线”都还没有概念。

笔者小时候玩耍的三五三九厂俱乐部及篮球场（图片由3539厂原厂长龙德润提供）

2017年末，有二三十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来到我当时任职的一所位于郊区的高校。他们在每一栋教学楼、办公大楼下自拍或拍合影，操着外地普通话，给人感觉他们是来参观旅游的。这些我们每天进出的教学楼有什么特别之处吗？外面是偏古朴的红砖房风格，里面都是现代化的教学陈设，相比于一些新修的教学大楼看起来要更老旧一些。特别的地方，只是每栋楼的门口都有一块金属挂牌，上面有地方文物局印制的“区级文物保护建筑”的字样。不久后，学校开始与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十四研究所一起兴建“集成电路创业史陈列馆”，我开始慢慢了解到这所高校前身的来龙去脉。

2018年3月下旬，我用了几个晚上的碎片时间做了一个名叫《芯生》的纪录片策划案，包括文字版和PPT版本。当时，这个策划案中还没有出现“三线”二字，纪录片的内容聚焦在我国第一块大规模集成电路诞生的过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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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在此之前，作为学校的一员，我对三线建设有一些了解，但我并未深入探究，更多地把它们归类到科技史的范畴。这所高校名叫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现已转设为重庆城市科技学院），其校址原为始建于1968年的四机部（电子工业部）1424所（简称：24所）。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全国各地的科研人员曾汇聚到这里，发扬艰苦创业精神，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大规模集成电路。老人的回访、陈列馆的兴建，再加上我惊喜地发现2018年正好是“24所”成立50周年，这些事件激发了我拍摄一部纪念这段历史的纪录片的想法，让现在的大学生能清晰、直观地了解到他们每天生活、学习、娱乐的地方中不平凡的一面，让“24所”的老前辈们对过往的奋斗青春能够倍感欣慰。之后有半年时间，我从组建“芯路”的制作团队开始，利用课余时间进行采访和拍摄，前后花了半年时间完成了这部最终定名为《中电有情》的微纪录片。这可以说是我逐渐认识到三线建设历史的第一阶段。

重庆大学城市科技学院2014级广告学专业汪雲志同学排版的《中电有情》纪录片海报

这一阶段，我对三线建设的认识是感性的。我只是一股脑地想着如何把纪录片拍好，如何将宏大的历史通过视觉化的镜头和后期设计进行巧妙的呈现。在纪录片制作得到学校立项后，很快出现了一个契机：2018年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重庆工业遗产博物馆在钢花电影院要举行一场名为《不闻沧桑·三线人物口述历史》专题片的首映会，我立刻在其公众号上发出申请，后来受邀参加学习。首映礼当天，不仅观看了这部由56位三线人物口述历史构成的大型专题纪录片，还了解到重庆的“三线底蕴”。原来，除了电子工业，重庆三线建设还包括兵器、船舶、化工、核工业、冶金等重工业类型，曾经有几十家三线企事业单位在这里兴建或搬迁过来。

在重庆大渡口钢花电影院参与《不闻沧桑》大型三线建设专题片点映会（川外张勇教授担当纪录片顾问及主持人）

影片中讲述的三线历史、三线老前辈的现场采访、首映礼的声光效弥漫的怀旧氛围，都让我大受震撼。这种震撼来自于被他们身上的三线精神所感动，来自于回想起我小学时就曾居住在一家三线军工企业旁边，甚至经常溜到里面嬉闹，还有亲人在里面工作，对“支援三线”、“三线建设”是有一些印象的。带着这种感性的本能，我想要尝试做一名三线建设历史的传播者，为三线精神的传承做出一些贡献。

2018.10.24-25日“中英当代工业遗产保护利用高端工作坊”嘉宾合影

当时除了拍摄纪录片，我还想过将学校的这段三线史当成一个IP来进行开发和传播，通过不同方式的呈现与建构，来让历史与当下建立联结，引发更多人关注。因此，我当年成功申报了以重庆工业遗产为主题的科研项目，其中特别强调了“三线工业遗产”作为城市特色文化保护与传播的必要性与路径策略；经川外邬建中教授、张勇教授推荐参与了由上海大学主办的“中英当代工业遗产：价值及保护与利用”工作坊，近距离接触到国内外这一领域的学者、三线亲历者、传播者群体，并向徐有威教授和吕建昌教授请教相关问题。那个时候，我觉得是发现了一个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还未深入挖掘的领域，同时还兼具国家性、地方性、个人性特色。当时，我的问题意识还只是围绕三线建设历史、三线精神该如何传播和传承？至于，为什么要传播、传承它们呢？我其实没有仔细考虑过。

“中英当代工业遗产保护利用高端工作坊”笔者与徐有威教授合影

2019年，在西南政法大学黎薇老师的推荐下，我参加了西政全球新闻传播学院举办的“全球传播与跨文明研究高级研修班”，让我有机会聆听来自国内外多所高校跨文化传播学者分享如何将各自领域的文化遗产研究做得更深入、更持久的讲座。

这时候，我开始不断追问：三线建设到底是什么？这些老前辈是怎么来到西部的？是什么样的动力让他们远离故乡和亲人甘愿扎根下来服务国家建设？于是，我的调研从身边的三线企业延伸到重庆主城、其他区县，还包括四川、贵州的三线企业或三线相关的工业遗址。田野材料和历史档案积累得越多，我越意识到这个领域的重大性特征，城市发展、地方经济、社会变迁、文化传承等主题开始冒出来。但是，这和新闻传播学有什么关系呢？我该如何从新闻传播学视角切入，新闻传播学的理论和实践又能从中得到怎样的滋养？带着这些疑问，我在2020年决意攻读了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开启了我对三线建设研究的第二阶段。

进入博士阶段之后，我最初的研究着眼点还是从工业遗产传播出发的。我的导师李珮教授，在新华社工作期间曾经采访报道过多家三线企业的调整改造，她也非常看重我的博士研究方向。她希望我先要坐“冷板凳”——查阅大量的档案资料和当年的相关报道，尽可能地采访100位三线亲历者，先不要着急发问、明确研究内容，等经验材料和问题意识、研究能力、研究兴趣适配、弥合了再考虑主要研究问题。

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感谢导师让我回到初心。工业遗产确实是一个值得深耕的领域，以我当时已经获取的研究经验和材料，这将会是一个较为稳妥、易于落地的研究主题。但是，工业遗产与三线建设毕竟是两个方向，选择前者则距离我最初想要去探究的以三线人为主体的研究相去较远了。

《中电有情》团队将所获奖金800元捐赠给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2021年10月22-24日 在第三届全国三线建设研讨会上笔者与川外张勇教授合影

总之，在博士阶段的学习、调研中，在导师的帮助下，逐渐找到开展三线建设领域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路径：

第一，李金铮、应星等老师提出并倡导的“新革命史”理念，可以为我的研究提供具体实证和理论参考。由于三线建设作为中共革命史的地位、性质和意义，还未被深入阐释，其中蕴含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潜力也还未被挖掘出来。而“新革命史”提出的与中国乡村连接、国家政权与民间社会双重互动视角，正好契合了三线建设发展的进程：从建设之初的“厂社结合”开拓西部山野到调整改造的向现代化企业转型。

第二，用口述史方法来打开三线建设这段曾经被忽视的历史。口述史在人类学、历史学等多个领域研究中多有体现其在挖掘宏大叙事中个体经验的优势，能够发现三线建设国家宣传动员中情感性与社会性的勾连等多层面的互动。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在给我们上课期间，曾指点过我们的论文选题，特别用一堂课的时间分享了他作为三线二代的经历，帮助我梳理和分析三线建设中个人、地方与国家的互动，鼓励我要多去获取一手材料，才能在这个领域站得住脚。

后来，学院组织了学校的博导、教授来为博士生的选题进行指导，他们都认为三线建设这个选题很有现实意义。老师们提醒我，要对大历史有深切的把握，下面的问题才看得准；对于三线建设这样宏大的历史，更要联系的、发展的和综合的去看问题。还有老师认为，三线建设是曾经被忽视的历史，它是如何进入公众视野的，不同的主体之间如何展开互动的，研究里面的张力是很有意思的。

如是，我开启了第三阶段的坐“冷板凳”和“跑采访”。

原华光仪表厂播音员杨晓虹老师接受笔者采访时展示年轻时的播音场景

感谢“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让我有机会结识全国各地的三线亲历者和研究者，在一次次的互动交流中，那些尘封的三线标语口号、广播、企业报刊、电视等宣传动员实践正在徐徐打开。

笔者在攻读博士期间以“工业遗产”为主题参加《重庆日报》举办的“渝论·青年说”网评大赛

2022年1月9日笔者与原四川晋江机械厂老员工们的新春聚会（此次聚会由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秦邦佑、吴学辉、李治贤、秦邦建组织，笔者有幸见证“三代厂播音员”齐聚）

这些三线建设宣传动员方式的逐渐显现，促使我从最初科技史的认知回归到新闻传播学。从2021年的夏天到2022年年末，我继续奔赴在重庆、四川等地的三线建设相关企业、博物馆、工业遗址调研和采访中。一方面，我采取“滚雪球”的方式，以宣传动员作为问题意识，不断采访三线亲历者。同时，也认识到除了通过采访扩充经验材料，还有一些需要亲身体验才能“深描”的内在逻辑。

笔者在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文章

笔者在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研究》上发表文章

因此，在这段时间，我跑到一些三线厂内或附近小住，待的时间短的有一周，长的有半个多月，得以有机会深度接触许多三线的老前辈。进入三线厂内部，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些破旧但完整的三线企业建制，一个个破旧的礼堂、邮局、操场、办公大楼似乎在诉说着当年的热闹和荣光。我置身其中，聆听着老前辈们讲述他们的命运转折，能够感受到他们投身三线时的自豪感；“以厂为家”的归属感；走向“军转民”时的悲壮和无奈。那些在回忆录、专著、影视作品中了解的“三线人”形象，开始逐渐清晰清晰起来：他们中有曾经的老红军、抗美援朝老兵、“两弹一星”的科技工人、被誉为“金嗓子”的播音员、解决全厂吃饭问题的老驾驶员、厂内“热心肠”、男版“红娘”......许许多多的故事还来不及梳理和一一呈现。但是，三线老前辈们的个人魅力都印刻在我的记忆中。对于三线的苦难，他们并不愿意多谈，更多讲到的是当时自己的工作、责任和三线厂融洽的氛围。在得知我是来采访三线人、挖掘三线精神文化时，他们最初都谢绝采访：因为长期的保密训练，让他们觉得没有得到上级通知，还不能讲三线建设发生的事情。后来，我出示了介绍信，经现在的三线企事业单位同意，他们中的部分人才愿意谈一下。

实地调研三线企事业单位时笔者与三线亲历者合影

以今天的眼光去看待当年的三线建设宣传动员，是很难理解这些从四面八方来支援三线的精锐人员走过的“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三线岁月。有一位80多岁的三线老前辈，在三线扎根了一辈子，她的妻子和儿子都在厂里建设时出的事故中牺牲。办理儿子后事的时候，按照国家规定，应该给家属一笔抚恤金做补偿。但他最终放弃了这笔赔偿，原因是不想给国家增添麻烦。“平时生活上我们艰苦一点，就挺过来了。”他常说。他们家是三代军人，四代党员，到2021年4月份，他已经有六十二年党龄了。而且，他为国家考虑的还远不止如此，在这和平年代有什么需要做的事，他总是积极参与，比如汶川救灾、资助贫困儿童的时候，他依旧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支援他们，总是为有需要帮助的人献上一份温暖的关怀。这位老人退休后，还完成了一套五卷的手抄本《毛泽东选集》。

笔者发表的《中国社会科学报》理论版文章

笔者发表的《重庆日报》理论版文章

还有一位90岁的三线老前辈，在接受完我的采访后，第二天又爬了五楼（我在他们厂内的住处在五楼）来提醒我：“完成这篇博士论文，一定要写毛主席的伟大，他老人家的高瞻远瞩。没有‘两弹一星’，没有三线建设，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三线建设，离如今是有些遥远了，但依旧能感受到三线人对它分分寸寸的爱惜。

笔者的论文荣获云南大学“理解中国”学术新人铸魂论坛一等奖

在真实的三线人的人生叙事中，“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不止是一句话，它是许许多多三线人实实在在的人生缩影：为国献身的三线人们，在国家安全受到极大威胁时，响应“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远离亲人朋友，离开大城市生活到西部山野中支援国家现代化建设，发扬自强自立的国家意志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中国工业精神”，最终在攻克世界尖端科技、城市建设、工业创新等方面取得了骄人成绩。

由此，便形成我对三线建设宣传动员研究的三大重要思路。

第一，从宣传动员体系出发，发掘三线建设自上而下的宣传动员脉络，通过口述史和实地调研，让那些散落的三线企业标语口号、广播、报刊、电视等史料能够逐渐显现它们的荣光。

第二，从技术的社会性构建角度，挖掘不同时期，传播技术的核心价值取向和体制机制如何与三线企业、三线人展开互动。

第三，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出发，探究三线企业、三线人如何坚持党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群众路线，如何克服三线建设不同时期的困难，形成获得广泛认可、流传至今的“三线精神”。

“三线精神”是三线建设功绩的升华，是三线建设在当下的价值源泉。

2024年7月笔者作为指导老师带队到816核工程开展学术与实践课程调研

走出那些现在成为弘扬“三线精神”的三线工业遗产时，总是有种恍如隔世之感。很难想象正当青春年华，是一种怎样的坚持和信念，才能支撑其与世隔绝的建设岁月。更难想象，日积月累的建设最后却要“下马散伙”，昔日的建设功臣们在面临时代的变迁四处求生、“找米下锅”时，又是怎样的感想！也许，当下对“三线精神”的传承与宣传，正是对青春已逝，信念如一的三线丰碑的书写。

作者杜翼：重庆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