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博馆刊｜梁桂阳王萧融死亡日期考证以及齐末动荡局势

梁桂阳王萧融及桂阳王妃王氏墓志1980年9月出土于南京栖霞区甘家巷一带，今藏南京市博物馆。萧融是梁武帝萧衍的弟弟，死于宣武之难，即东昏侯萧宝卷冤杀萧衍长兄萧懿事件。永元二年（500年），尚书令萧懿先后平定豫州刺史裴叔业和护军将军崔慧景的叛乱，功高震主，深为东昏侯萧宝卷所忌，近臣茹法珍诬告萧懿谋反，十月萧懿被赐死。此事为萧衍起兵的导火索，是齐梁禅代之际的重要历史事件。萧衍建立梁政权后，在宣武之难中罹祸的萧融与萧懿一同被追封，萧融被封为桂阳郡王，谥号为简。

由于年代久远以及气候潮湿等原因，南朝出土的墓志往往漫漶剥蚀严重，以致字迹难以识读，而梁桂阳王萧融墓志与桂阳王妃王纂韶（或作“王慕韶”）墓志保存情况相对良好，存字亦多。萧融身份显贵经历特殊，但在史籍中的记载只有寥寥数语，墓志的出现与史传相互印证并弥补了史传的缺失，是研究萧融生平及齐梁交替时期历史弥足珍贵的史料。1981年《文物》第12期刊登了《南京梁桂阳王肖融夫妇合葬墓》的发掘报告，首次刊布了萧融墓志的图版与释文。其后《六朝风采》《南京历代碑刻集成》《新中国出土墓志·江苏（贰）南京》等书均收录此方墓志。墓志释文的校订方面，赵超《汉魏晋南北朝墓志汇编》收入墓志并作修改和标点，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对释文有校订，受学界广泛认可。

萧融墓志已出土40余年，但时至今日仍有研究空间。本文由墓志上死亡日期的重刻现象入手，分析重刻发生的时间、原因及具体修改内容；并将墓志所载的历官信息和死亡时间放于齐末历史的时间线中，详考萧融仕官与死亡涉及的历史事件，试图以小见大，从萧融悲惨的人生看齐末动荡的历史。为便于讨论，将萧融墓志释文摘录如下（图一）：

□□□墓志铭序/□□融，字幼达，兰陵郡兰陵县都乡中都里人，/□□文皇帝之第五子也。王雅量通明，器识韶润，清情秀气，峨然自高，峻/□□矜，窅焉未闻。佩觿琁玦，则风流引领。胜冠凤起，则缙冕属目。齐永明/九年，大司马豫章王府僚清重，引为行参军署法曹。隆昌元年转车骑鄱/阳王行参军。建武元年，□□初辟，妙选时英，除太子舍人，顷转冠军、镇军、/车骑、三府参军署□□。又为车骑江夏王主簿，顷之除太子洗马，不拜。元/昆丞相长沙王至德高勋，居中作宰，而凶昏在运，君子道消，□直丑止，㦬/兹滥酷，王春秋卅，永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奄从门祸。中兴二年，追赠给/事黄门侍郎。皇上神武拨乱，大造生民，冤耻既雪，衰荣甫备。有诏：/亡弟齐故给事黄门侍郎融，风标秀特，器体淹和，朕继天绍命，君临万寓，/祚启郇滕，感兴鲁卫，事往运来，永怀伤切，可赠散骑常侍、抚军将军、桂阳/郡王。天监元年太岁壬午十一月乙卯一日，窆于弋辟山，礼也。惧金石有朽，/陵谷不居，敢撰遗行，式铭泉室。

梁故散骑常侍抚军大将军桂阳/融谥简王墓志铭，长兼尚书吏部郎中臣任昉奉敕撰：于昭帝/绪，擅美前王。绿图丹记，金简玉筐。龛黎在运，业茂姬昌。蝉联写丹，清/越而长。显允初筮，迈道宣哲。艺单漆书，学穷绣税。友于惟孝，闲言无际。邹/释异家，龙赵分艺。有一于此，无竞惟烈。信在辟金，清由源□。齐嗣猖狓，惟/昏作孽。望□高翔，临河水逝。如何不吊，报施冥灭。圣武定鼎，地居鲁/卫。沛易且传，楚诗将说。桐珪谁戏，甘棠何憩。式图盛轨，宜美来裔。/

图一 南朝梁故散骑常侍抚军大将军桂阳王萧融墓志铭拓片

萧融墓志死亡日期的刻写情况与释读

随着研究的推进和深入，对萧融墓志的释文已有需要更新改动之处。李猛细核墓志拓片与原石照片，根据萧融的年龄、南朝起家制度以及相关史实，指出诸家释文中“齐永明元年，大司马豫章王府僚清重，引为行参军署法曹”的“永明元年”当为“永明九年”（491年），此说甚确。除此之外，萧融墓志上死亡日期有重刻痕迹，影响了释读，导致诸书对非常重要的死亡时间的释文存在问题。

将萧融墓志拓片与原石照片中刻写萧融死亡时间的部分截取对比（图二），可见无论是墓志拓片还是原石照片，年月日数字的刻写均非常奇怪，有如下特点值得注意：其一，年份的“三”字中间横划过长，整体字形较大；其二，通过与左右两行的对比可发现，诸释文释为“十二”的地方本应该是刻一个字的空间，且较“十二”多一横划，“十”字部分较模糊；其三，日份的“二”字位置明显高于同位置文字，观察拓片和原石图像，“二”下方有磨改的痕迹；其四，横向对比下，“日”字较为靠上，有磨改痕迹，“月”字笔划较粗，字体也较为怪异。

图二 墓志死亡日期处拓片及照片

《南京梁桂阳王肖融夫妇合葬墓》一文将此日期释作“永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赵超《汇编》、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以及《南京历代碑刻集成》《新中国出土墓志》等均沿用此说。但结合相关史实可以发现，萧融死在永元三年的十二月并不合理。《南齐书·东昏侯纪》载：

（永元三年）十二月丙寅，新除雍州刺史王珍国、侍中张稷率兵入殿废帝，时年十九。

又《梁书·武帝纪》：

（永元三年）十二月丙寅旦，兼卫尉张稷、北徐州刺史王珍国斩东昏，送首义师……己卯，高祖入屯阅武堂。

该年十二月丙寅是十二月六日，己卯是七日。那么在十二月十二日之前，东昏侯已死，萧衍的军队也已完全控制了建康，萧融显然不可能死于此时。此外，当年三月齐和帝萧宝融在萧衍的拥护下登基，改元中兴，如果萧融确实死于十二月，墓志作“中兴元年十二月十二日”显然更加合理。因此，记载萧融死于永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显然是错误的。

已有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许福谦认为“永元三年”当作“永元二年”，系字误造成，试图解决时间上的矛盾，但未作论证。李樯据传世史籍提出萧融应当是和萧懿同时遇害的，志文与史料记载矛盾，“当时年代记述不应有错，后人不能加以判断，只好两存”。其实萧融和萧懿未必同时遇害，而且如上文所述，萧融不可能死于永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模棱的“两存”看法是不能成立的。

与学术书籍、图录一直沿袭的“永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不同，民间则普遍流行将此日期释作“永元三年三月十二日”，从前面所列的原石图片可以看出，石面上月份可视作“十”的部分难以辨识，“三”的字样却格外显眼。萧融墓志是南京市博物馆常年展出的展品，如亲见此石而未见拓片，则“三月十二日”这个日期非常直观。流行的这一说法应当是观察实物或照片所得。

从原石的这一情况大致可以推测出，墓志上萧融的死亡日期应当经过磨改重刻。而之所以各书将此处释作“十二月十二日”，除了因袭旧说的问题外，主要是释读依靠拓片，没有结合实物观察；且拓片疑似经过处理，拓印效果太好，反而将重刻前磨改的痕迹也更加清晰地呈现，导致释读者产生误判。

萧融墓志死亡日期重刻现象试析

李蔚然认为萧融墓志“第九行‘永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奄从门祸’，月日均错，属重刻，字体较他字为大，由此见其匆忙草率”。墓志上日期属于重刻的判断与上节观点一致。然而，考虑到墓主身份和追封迁葬的历史背景，断定“月日均错”以及将原因简单归结为“匆忙草率”并不合理。下文将结合史书记载与墓志上遗留的改刻痕迹尝试推测出墓志死亡日期重刻发生的时间、原因及具体修改内容。

重刻是出于对原刻信息作更改，然而对于一方墓志而言，墓主的死亡日期几乎是其最重要的信息。萧融作为萧梁开国皇帝萧衍的弟弟，封为桂阳简王，墓主身份如此尊贵，若时人将其卒年日期刻错，实在是匪夷所思的事情。此外，如果在墓志入土随葬之前发现了日期的错误，废弃旧志、为逝者重刻新志也应当是更为合乎情理的办法。张玉兴通过分析崔严爱墓志上因为三次迁葬而出现的补刻、重刻现象，结合其他唐人改刻墓志的事例，总结出：“唐人改葬时通常会对随葬的墓志做相应的处理，除了废弃原有志石重刻新的墓志外，也存在直接利用原志，或是在原有志石上重刻、补充、背面新刻等多种情形。”其中崔严爱墓志的第三次改刻就发生于其与丈夫祔葬时，由此可认为萧融墓志的重刻不是因为发现原刻信息出现错误进行纠改，而应该是对原刻信息的更新。重刻应当发生在桂阳王妃死后与萧融合葬时，因为只有此时方能再开墓室。据桂阳王妃墓志，王妃死于天监十三年（514年）十月，十一月袝葬萧融墓，这就是对萧融墓志重刻的时间。

年份的“三”字中间横划过长，整体字形较大，很可能是由“二”改刻成“三”。如果是由二年改三年，则萧融的享年也应当作变更。“王春秋卅”与死期“永元”之间存有一空格（图三）。由于宣武之难起于永元二年十月，次年十二月萧衍大军攻入建康城，萧融的死亡年份必定为永元二年和永元三年中的一年。假设萧融死于永元二年，则享年三十，死于永元三年则享年三十一，那么“王春秋卅”后留下的空格或许就是为之后可能的重刻预留的，这说明其实墓志初刻时并不能确定萧融具体的死亡时间，故初刻者预留可以填刻“一”字的空白，为可能出现的补刻提前做好准备。

图三 墓志享年缺字处

桂阳王妃与桂阳王的合葬发生在梁天监十三年，此时据萧融追封迁葬已过去了12年，萧融死期当已访得。由于重刻发生在昏暗狭窄的墓室甬道之中，条件有限，故而磨改不净，重刻亦不规整，且由于石刻材质和空间等问题使得操作空间有限，导致重刻后的字迹偏大且字体不规整。仓促间刻者只重刻了日期，忽视了12年前初刻者预留的填字空间，于是“卅”后的空格失补，导致萧融墓志如今的面貌。

由前面的分析，可知至萧融迁葬时其死亡日期尚未确定，墓志很可能先刻某一替代日期入土。能够替代萧融死期刻在其墓志上的日期，必然是某个与萧融之死关联性很强且较为重要的日期，结合史籍相关记载，可以推断最有可能是长兄萧懿的死期，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梁书·太祖五王传》：“懿及融，齐永元中为东昏所害。”《梁书·桂阳嗣王象传》：“永元中，宣武之难，融遇害。”《南史·梁宗室列传》：“时东昏肆虐，……（萧懿）寻见留省赐药，与弟融俱殒。”萧懿是宣武之难主要迫害的对象，萧融是受牵连而死，两人死于同一事件，关联性大。

第二，《梁书·长沙嗣王业传》：“天监元年，追崇丞相（萧懿），封长沙郡王，谥曰宣武。”《梁书·桂阳嗣王象传》：“天监元年，（萧融）加散骑常侍、抚军大将军，封桂阳郡王。谥曰简。”萧融墓志亦有“天监元年太岁壬午十一月乙卯一日窆于弋辟山”，可知天监元年梁武帝萧衍追封萧懿、萧融并重新安葬，虽然长沙王萧懿的墓志尚未发现，但二人墓志无疑完成于同一时期。

虽然萧融与萧懿遇害关联性大，但并非同时。传世史书只详细记载了萧懿的遇害，对萧融遇害的叙述仅简略地附在萧懿死事之下，这很容易让人以为萧融和萧懿是同时遇难的，如李樯就认为“萧融是与其长兄同死的”。但史籍关于宣武之难的其他记载，存有萧融不与其兄同时遇祸的证据。《梁书·太祖五王传》：“及难作，临川王宏以下诸弟姪各得奔避。方其逃也，皆不出京师，而罕有发觉，惟桂阳王融及祸。”由此可知萧懿死后，尚未得及逃出京师的兄弟子侄都得到了一定的庇护。其中何远感念萧懿之恩，在宣武之难中曾一度藏匿了萧融，《南史·何远传》载：“远仕齐为奉朝请，豫崔慧景败亡事，抵尚书令萧懿，懿深保匿焉。会赦出。顷之，懿遭难，子弟皆潜伏，远求得懿弟融藏之。既而发觉，远踰垣以免，融遇祸，远家属系尚方。远遂亡度江，因降魏。入寿阳见刺史王肃，求迎梁武帝，肃遣兵援送。”可见，与赐药而死的萧懿不同，萧融是在后来的搜捕中被抓遇祸的。何远北逃后由北魏投奔萧衍大军，则萧融被捕时萧衍已经起兵，而永元二年十一月萧衍方才起兵，与萧懿遇祸存在时间差，萧融与萧懿遇害不在同时。

值得注意的是，史籍明确记载了萧懿的死亡日期。《南齐书·东昏侯纪》：“（永元二年）冬十月己卯，害尚书令萧懿。”十月己卯，即十月十三日，“永元二年十月十三日”的字形恰好在墓志原文上有迹可循。假设萧懿死期为墓志原刻日期，结合墓志字形，可对墓志此处的具体改动试作如下还原。

“二”字下多加一横为“三”（图四）。

图四 死亡日期年数

磨去“十”字，上覆以“三”字（图五）。

图五 死亡日期月数

磨去一字后上重刻“二”字（图六）。从残存的字迹看，磨去的字很可能是“三”；“十”字也有被磨掉的迹象。

图六 死亡日期日数

日有磨改后重刻的迹象，且重刻后字体整体上移（图七）。

图七 死亡日期“日”字

从上可以推测出，墓志最初刻写萧懿死期十月十三日的可能性非常大，之后重刻者在原日期上作更正。另外，日期中“月”字与“日”字都有重刻迹象，结合日份原刻基本抹除而月份原刻“十”字尚有残留的情况，推测重刻者应当是将原刻日期由下自上整体抹去后再作重刻，故“月”字笔划粗重、字体怪异。

重刻后的年与月较容易确定，应当都是“三”，但到日的部分就较难确定。墓志死亡日期的“日”字有磨去后重刻的痕迹，且重刻后位置整体偏上；再看似为“十二”的地方，“十”字模糊，“二”字位置也偏上。如果采用民间普遍流传的“三月十二日”之说，即原刻“十三”改刻为“十二”，那么抹字后空间尚足，“二”字不需如此靠上，更不需上移“日”字的位置。可见“三月十二日”之说并不能解释此处日期的整体上移问题。根据原石照片上的深浅和改刻后的字距，重刻后的日期应当是“二日”，因重刻的二字需要填充原来三字的空间，故重刻时将“二日”两字整体上移。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萧宝融在萧衍的扶持下于永元三年三月十一日登基改元中兴，那么在萧梁政权的语境中，这一年的三月十二日即当用中兴年号，但墓志上仍沿用“永元”年号，可知萧融死日当在十一日前，“永元三年三月二日”完全符合这一情况。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初刻萧融墓志时，萧融的具体死亡日期尚不为人所知，初刻墓志者很可能以其兄萧懿的死亡日期“永元二年十月十三日”替代。萧融迁葬后，探知到其真正的死亡日期，故十数年后在其妻附葬时进行重刻。结合原石刻画的深浅与改刻后的字距，可以推测改刻后的日期为“永元三年三月二日”。另外，重刻时墓志上萧融享年未补，萧融实际享年当为31岁。

萧融历官及死亡所涉史事考

齐永元三年三月，正是齐梁更替之际局势最为风云诡谲的时期，萧融不幸成了残酷斗争中的牺牲品。而细考萧融墓志的记载，其实自萧融甫一进入政坛起，就已经陷入了兰陵萧氏政治斗争的大漩涡之中。

萧融的仕官经历在史书中的记载很少，《梁书·萧象传》“初，叔父融仕齐至太子洗马”，《南史·梁宗室列传》“桂阳简王融，文帝第五子也。仕齐位太子洗马”，都只记载了终官太子洗马。相较而言，墓志所载更加详细。萧融弱冠起家宗王法曹行参军，迁外兵参军，与《梁书》中萧融之弟萧伟、萧憺的迁转一致。由幕府参军升至太子舍人、太子洗马，也与《梁书》所记萧融之兄萧懿、萧敷的升迁途径一致。《梁书·文学上》：“旧事，东宫官属，通为清选，洗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从太子舍人升至太子洗马，是南齐世家子弟不可多得的清选之途，此后往往可居要职。萧顺之作为萧齐同族大臣，门品清望。由行参军转参军，后历太子舍人转太子洗马，当为萧顺之诸子清选之常例，在萧融墓志上完整地呈现出来。

齐永明九年，萧融起家为大司马豫章王法曹行参军。不过根据史书，次年萧嶷便去世了，萧融父萧顺之也在这一年去世，萧融服丧短暂退出政坛。隆昌元年（494年）萧融服阕，成为鄱阳王萧锵的行参军，然而同年萧鸾为篡位扫除障碍，杀害了萧锵，萧融再一次失去幕府。齐明帝建武元年（494年），萧融除太子舍人，之后转冠军、镇军、车骑三府外兵参军，成为正参军。

墓志载萧融“又为车骑江夏王主簿”，接续前面建武元年萧融的历官，但事实上此次迁转并非在建武元年发生。建武元年十一月，萧鸾封三子萧宝玄为江夏王，但直到永元元年才进号车骑将军，故萧融任车骑江夏王主簿当在永元元年后。然而次年萧宝玄联合崔慧景谋反，事败身亡。萧宝玄败亡后，萧融不再任其主簿，能得以升任太子洗马，或许因为萧融长兄尚书令萧懿是挫败崔慧景叛乱的首功之臣。但因为萧融是萧宝玄的主簿，受谋反之事牵连，应该是萧融最终“不拜”的原因。这也与传世史籍终官太子洗马的记载有一定出入。

弱冠起家，而立遭难，萧融的政治生命只有短暂的十年，却经历了齐武帝萧赜、郁林王萧昭业、海陵恭王萧昭文、齐明帝萧鸾、东昏侯萧宝卷五位皇帝，几乎每一次的官职变动都是伴随死亡与动乱的非正常改换，齐末之动荡可见一斑。萧顺之诸子起家官多为皇弟皇子府行参军，而豫章王萧嶷是当时权势最盛的宗王，幕僚多为当时名士，故墓志称其“府僚清重”。萧融起家便在位列三公的大司马府，于诸兄弟中特显，其政治生涯无疑有一个完美开局，可惜次年萧嶷便去世了，政治良机转瞬即逝。永明年间，鄱阳王萧锵的恩待一度仅在豫章王萧嶷之下，隆昌时更是深受皇帝依仗，但也因此成为萧鸾篡位的最大障碍而遭杀害，萧融的机遇再次得而复失。后来任江夏王主簿，已成为幕府主要僚属，得以总领府事，参与机要，然而江夏王萧宝玄的谋反败亡，却几乎断送了萧融的政治生涯。

永元二年十月，萧懿遇害，镇守襄阳的萧衍得到噩耗后，于十一月举兵，并与在江陵拥护南康王萧宝融的萧颖胄合作。其实在萧懿被害前，萧衍早已“潜造器械，多伐竹木，沉于檀溪，密为舟装之备”，做好起兵的准备，并主张即刻出兵，可江陵集团的萧颖胄以“时月未利”为由，主张将发兵时间推迟至来年二月。永元三年正月萧宝融自称相国，任命萧衍为征东将军，从襄阳发兵。二月，东昏侯遣羽林兵击雍州，萧衍大军陈师郢州，开始了对郢城长达五个月的围困。三月郢州战况胶着，正是局势最为紧张之时，萧宝融于此时称帝改元，与东昏侯分庭抗礼，彻底决裂。从萧懿死亡到萧宝融称帝，期间有长达五个月的时间。据前文分析，萧融恰好死于永元三年的三月，或许不是一个巧合，很可能是作为人质。南朝皇帝出于对镇将重臣的防备之心，会要求向朝廷出质，故谋杀萧懿后，子侄各得奔避，但不出京师，说明家属在京城，实际上都是受控制的人质。可以想见，萧衍起兵初期，在萧衍诸弟侄搜捕不得的情况下，唯一抓获的萧融对于萧宝卷来说是重要的筹码。随着南康王阵营的步步紧逼，萧融作为人质的政治价值也在不断的下降，最终彻底失去价值而被杀害。

通过对墓志所载历官和死亡所涉史事的考证，大致可见萧融生平。在选官极重门阀品望的九品中正时期，萧融出身贵胄，又仰赖父兄功业，起家便已有非比寻常的优势。如果社会安定，刚过而立的萧融本可谓前途无量。然而萧融总是在迎来机遇之后很快遇到意想不到的变故，始终被齐末动乱的政治局势影响，最终在改朝换代的惨烈斗争中英年早逝，在史书中被一笔带过，是齐末黑暗政治环境下的悲惨牺牲品。

桂阳王妃墓志所附亲族信息证《南史》史事误并

桂阳王妃墓志与桂阳王墓志一同被发现，同样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桂阳王妃王纂韶出身世家大族琅琊王氏，墓志末所附家族信息，对了解萧梁皇室成员及婚姻关系提供了宝贵材料。

王纂韶死于天监十三年，同年与萧融合葬。其墓志末所附家族信息如下：

息男象，字世翼，袭封桂阳王。年十七。天监十二年闰三月十二日诏除宁远将军丹阳尹。妃张氏宝和，年十九。亡祖父安之，扬州主簿。亡父弘策，车骑将军洮阳愍侯。息悎，年二。

据《梁书》记载，萧象原为萧融长兄萧懿之子，萧懿、萧融皆死于齐末动乱，萧融无子，以萧象为嗣，与墓志记载一致，而墓志中又有史籍所无的萧象配偶及其家族情况。桂阳王嗣妃张宝和出身所谓的范阳张氏，与萧梁皇室数代联姻，王氏墓志所附亲族信息丰富了对张氏与皇室旁支姻亲关系的认识。张宝和之父为张弘策，乃萧衍从舅，在萧衍起兵至攻入建康的过程中屡建功勛，但死于梁朝建立的前夕。萧衍将两族遗孤联姻，巩固了与外戚张氏的亲密关系，足见张氏在萧梁一朝的重要地位。

墓志中的“悎”，当即史籍中梁武帝末期的桂阳王萧慥。侯景之乱时，萧慥是出兵支援台城的萧氏诸王之一，后被梁元帝萧绎杀害。据《南史·张缵传》《周书·萧詧传》的记载，是由于江陵游军主朱荣向萧绎构陷萧慥将袭，致使萧慥被杀：

缵时在江陵，乃贻梁元帝书曰：“河东戴樯上水，欲袭江陵。岳阳在雍，共谋不逞。”江陵游军主朱荣又遣使报云：“桂阳住此，欲应誉、詧。”梁元帝信之，乃凿船沉米，斩缆而归。至江陵，收慥杀之。

而在《南史·梁宗室列传》中，则记载为萧慥受张缵陷害：

（慥）寻为张缵所构，书报湘东王曰：“河东、桂阳二蕃，掎角欲袭江陵。”湘东乃水步兼行至荆镇。慥尚军江津，不以为意，湘东至，乃召慥，深加慰喻，慥心乃安。后留止省内，慥心知祸及，遂肆丑言。湘东大怒，付狱杀之。

《梁书·张缵传》中并未提及萧慥，仅叙述了张缵构陷萧誉兄弟之事。《资治通鉴》则采取了《南史·张缵传》和《周书》的记载。从内容来看，《南史·梁宗室列传》很可能是为了行文简洁而将两事合并，而桂阳王妃王氏墓志文末所附的亲族信息，可以为此处的误并史实提供佐证。因为张缵虽然少时过继给张弘籍为嗣，但实际上是张弘策的亲生儿子，可知张缵萧慥实乃亲舅甥。南朝宗室同姓争权相残之事屡见，但舅甥在政治关系上往往十分紧密，如张弘策便是梁武帝萧衍之从舅，萧衍起事画策颇倚重张弘策。东昏侯萧宝卷曾听信谗言误杀母舅刘暄，尚有“领军是我舅，岂当有此”的叹问，足见权力纽带中舅甥关系之紧密。史书只记载张缵与萧誉萧詧兄弟有隙，却没有提到他与萧慥有何怨怼，况且二人尚有舅甥之亲，张缵构陷亲甥萧慥也不合常理。如此正好佐证了《南史·梁宗室列传》当是误并了史实。《南史》删改《梁书》往往“正史所有文词必删汰之，事迹必檃栝之，以归简浄”，《四库提要》批评《南史》“减字节句，每失本意”，此处即是过求简净之失。

结论

梁桂阳王萧融墓志是一方较为特殊的南朝贵族墓志，墓志上最重要的死亡日期出现有重刻现象。本文分析拓片与实物图片上的重刻痕迹，结合历史事件宣武之难，认为初刻萧融墓志时，萧融的具体死亡日期并未知晓，可能代替以同时追封且与其死亡关联很大的萧懿的死亡日期“永元二年十月十三日”。访得死期后在桂阳王妃与萧融合葬时作重刻，重刻日期可能是“永元三年三月二日”，并推定萧融的享年当为31岁。对过往学术书籍记载的错误时间做出修正，提醒研究者对墓志的释读不能只依靠拓片，需与实物结合。本文将墓志中萧融的历官与死亡放入齐末历史的时间线中，详考萧融历次迁转的涉及的历史事件，由此映射齐末动荡的政治局势，并结合萧衍伐齐的过程，推测萧融可能作为人质最终失去价值被杀害。南齐立国起于“元徽政变”，其朝皇帝几经废立，政权极不稳定，始终伴随残酷的政治清洗，萧融的悲惨命运正是时代悲剧的缩影。本文附带对桂阳王妃墓志作研究，从志末所附桂阳嗣妃张宝和的家族信息中提取梁末历史人物张缵与萧慥的舅甥关系，结合传世史书对萧慥遭陷被杀的不同记载，指出《南史·梁宗室传》误将张缵构陷萧誉萧詧和朱荣构陷萧慥之事合并的错误情况。

近年来，中古墓志史料的层出不穷，通过比对墓志文献与传世文献证史补史，进而以小见大，不断丰富中古基础史料，极大拓展了中古历史研究的空间。在强调问题意识、提倡墓志综合研究的今天，墓志个案研究包含的文字释读和史事考证等先导工作仍然不可偏废。然而，由于新出墓志数量庞大，墓志个案研究难免聚焦于新出墓志的问题，往往“使得很多新出石刻的学术价值尚未被充分挖掘，便已成为少人关注的旧史料”。萧融夫妇墓志出土于20世纪80年代，显然已经属于“旧史料”了，但对墓志的释读仍存有问题，史事考证尚有余地。提示研究者目光不能局限于新出墓志，过往墓志也有温故知新的需要。

（本文摘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4年第5期，原题为《梁桂阳王萧融墓志考证——兼以桂阳王妃亲族信息证史》，作者计小豪[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