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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三线厂志:我在历史森林里种下的一朵小花
章叶浩薇
“小三线是什么?”
2019年的秋末冬初,空气尚未十分冷冽。在上海大学出版社的旧楼底层大厅,大四的我第一次与导师徐有威教授见面。徐老师在历史系是“神秘”的——开设的选修课节节爆满,本科生难得一见。他平时骑一辆老式自行车,声如洪钟,脸上常有爽朗的笑容。在见面之初,他得知我对历史研究有浓厚兴趣后,便推荐了一个鲜为人知的领域——小三线建设。
说来惭愧,在此之前我对小三线乃至三线建设的了解仅限于教科书上的只言片语。那些理性且凝练的文字,用近乎冰冷的语气讲述了一个史实。作为历史系本科生,我敏锐地意识到这些高度概括化的语句背后,是数以万计人物与事件的总和,是特殊时代人们心中的使命与奋斗。听师兄说要将已有的资料库拷贝一份给我,心中立马燃起激情,竟立刻准备在这个研究领域“大干一场”。那时的我性格实在莽直,愣头青似问师兄需要多大的移动硬盘,师兄只答“越大越好”!以为师兄是一句玩笑话,不曾想等打开资料库,一时傻了眼,近2T的文档、图片、档案资料,竟几乎占满了我新买的移动硬盘。
许是预料到了我的窘迫,徐老师建议我先从师门历届师兄师姐的硕士论文读起,然后再逐步攻克小三线工厂修订的厂史厂志。因不熟悉军事领域的组织架构与专有名词,这个过程花去了近两个月的时间。那时总觉得粗略读完七八册厂志已然耗费心神,甚至偶尔挑挑拣拣地看“有意思”的部分,跳过了许多统计表格与专业叙述。前段时间特别流行一句话叫“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那时的我以为这些厂志不过是历史长河中漂浮的碎片,全然不知未来的自己需要用多大的力气将其细致地回收、拼凑成研究的画卷,也不知道从这一刻起我与“厂志”这两个字将会相伴五年的时光。
时间来到了2020年寒假,一场众所周知的疫情打断了回校的进程。不过对于本科毕业论文的写作来说,也并不全是坏处。封闭的环境使我能够充分地静下心来思考自己即将开启的选题,白日我窝在阳台上缓慢地翻阅资料,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开始以每天800字的进度缓慢推进。为什么是800字?大概是因为这是高考作文的限定字数,能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提着一口气就能完成。
章叶浩薇本科毕业论文
章叶浩薇作为毕业生代表在毕业典礼上发言
时隔半年回校参加本科毕业典礼,谈及我这段时间做毕业论文《小三线厂志研究》的体会,朋友看我兴冲冲的样子,于是随口问我“小三线是什么?”我本想用简单的话为她解释,却不成想越说越复杂,最后只能悻悻住口。好在她总是懂我的,她说历史就是这样子,懂一星半点的时候能侃侃而谈,懂得多了反倒讲不清楚。我们相视而笑,于是走向人生下一程。
“你终归要解决所有问题”
正式开始精读与解析史料后,我很快迎头遇上了第一个难题。这个难题细说起来也许要引人发笑——我对原稿的阅读与翻译能力极其欠佳,偏生《国营第九八二一厂厂史》这位四十年前的编辑老师写得一手好“草书”,读得我是抓耳挠腮、龇牙咧嘴。不过,在缓慢的阅读过程中,我也拥有了充分的时间去领悟文字之上的故事与深意——那些看似杂乱的文字里不仅反映了修志者的思想,更凝结着所有亲历者的心血,是一个特殊时代的缩影。于是我开始静下心来,认真从中探寻小三线的风貌,理解那个时代人们的情感和追求。
《国营第九八二一厂厂史》实拍
这几年,和我的年纪一起增加的还有研究史料的厚度。在框架搭建完毕之后,我终于敲定了二十种厂志作为研究的锚点。打开这庞大的文件往往使我“芳龄”七岁的电脑变得迟缓,为方便随时翻阅,我将它们打印成册安置在宿舍书架。也许是因为突然增加的重量,也可能是我的错觉,当我将这二十余册史料放进书柜时,整个书桌竟在微微震颤,这微震与我的心情不谋而合,是一种夹杂着激情与畏难的复杂情绪。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渐渐发现,这些史料不仅是我研究的对象,更是我成长的见证。在每一次分析和解读的过程中,我都在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历史素养和思维能力。我开始学会从多个角度去审视问题,更加深入地理解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章叶浩薇书柜一角
2022年末,和来势汹汹的病毒一起来到的,还有硕士论文的开题报告会。怀着些许忐忑的心情,我向历史系各位参加开题报告会的老师陈述了关于未来研究的青涩想法。过于宽泛的框架和并不严谨的方法论,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老师们严肃地告诉我:现有题目存在很大的风险,需要重新完成开题报告并重新搭建大纲。说实话,在这许多年的求学过程中,我虽然不算是特别拔尖的学生,但也算是平平稳稳,不曾犯过什么大错。因而当得知这个结果时,我竟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茫然。好在我性格总是莽直,立马整理了老师们提到的所有问题,带着自己的新想法和困惑,一一向各位开题组的老师请教,同时向已经毕业在鲁东大学历史系任教的周升起师姐求助。在各位老师与师姐的指导下,我痛定思痛,重新审视了硕士研究生应有的立足点和研究深度,开始埋头于新的研究路径。
新的方法会遇到新的困难,而新的困难里又生出新的灵感。在一年的沉淀中,我一方面开始意识到对于史料的研究应该是“返璞归真”的,直接取用它的内容总是显得浅薄;但另一方面却往往受困于缺乏切实可行的方法论。例如,我曾尝试使用方志学的理论,读了多本专著依旧停留在能读不会写的阶段;引入新的研究范式,多番尝试却不得其所。
某日与远在家乡的母亲电话闲聊,谈及当下的困境,她似乎有些惊讶道:“你现在是学生,难道不应该先‘学’再‘生’,不会的就去问、去学,终归要把所有问题解决了嘛。”于是我恍然大悟,立刻向导师求助。徐老师确认了我的研究方法具备可行性后,又多方联系,为我寻找领域内的顶尖学者。
复旦大学的巴兆祥老师,安庆师范大学的周毅老师,以及我母校上海大学历史系的刘长林老师、严泉老师、杨卫华老师、杨雄威老师、侯庆斌老师……各位老师在我的论文写作过程中多次给予了细致的指导,寥寥数语难以尽言。特别是我的导师徐老师,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解答我的疑惑,给予我无私的帮助。在论文的选题、结构、论证等各个环节都给予了我耐心细致的指导,使我的论文得以不断完善。可以这么说——老师不仅是我学术道路上的明灯,更是我人生旅程中的良师。
来自复旦大学巴兆祥老师的指导
安庆师范大学周毅老师微信截屏
上海大学刘长林老师电话指导
“在历史的森林里种下一朵小花”
研究中途,我曾回家乡云南昆明采访九八二四厂总工程师高毅老师、党委书记计长风老师、工会主席李国华老师,后两位也是两册《九八二四厂志》的主编。他们向我分享参与小三线建设的亲身经历,话语中充满了对那段历史的怀念与感慨,也透露出对年轻一代的期望与嘱托。高老师希望我能够深入研究这个领域,挖掘出更多有价值的历史资料,让更多的人了解并铭记那段不平凡的历史。
章叶浩薇采访高毅老师
采访李国华老师
采访计长风老师
一年后预答辩的现场,历史系严泉老师说:“我确实看到,章叶同学在这一年里所做出的一些努力。”这句简单的鼓励,竟使我鼻子一阵发酸,几近泪下。当我完成论文的那天,我缓步走出图书馆——远方的天空燃烧着华丽的红云,竟是一个难得的晴晚。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放松与释然,也许这不仅仅是一篇学术论文的完成,更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我终究没有辜负自己的初心和期望,在历史的森林里种下了属于自己的一朵小花。
我也许是一个合格的学生,但不是个合格的研究者。一个真正的历史研究者是继往开来的,不仅要仔细地挖掘历史细节和故事,也应当提出新的观点和见解,为未来的研究者提供启示和借鉴。我对小三线厂志的综述尚留有许多省份的空白,对志书编纂的探索仅限于理论;我曾野心勃勃地尝试提出现代工业单位志书研究的方法,但最终只能磕磕绊绊地构建一条不甚完美的研究路径。
小三线的建设留下了许多历史资料和人文情怀,承载了三线人不可磨灭的回忆。但历史并非历久弥新,资料保存和传承如果再不提上日程的话,亲历者和一手档案都会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中。从老师那里接下了研究厂志的任务,至今已4年有余。我对这几十册文献的情感,也从陌生、畏惧内化为熟悉与喜爱。是的,我现在无比热爱我的学科与我的研究——未来是否能够再与它们相伴,尚且不得而知,但此刻,我用这篇文章同它们惜别。
最后,我希望借此文章,呼吁社会各界人士以及各位参与新中国工业建设的同志们,能够积极收集与整理相关档案,让更多的厂史厂志在新时代发挥它们的价值;也期待能够借由对厂志的重视和研究,带动更多的企业致力于记录历史、回望历史的修志工作。
附:章叶浩薇硕士论文研究思维导图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第四部分
章叶浩薇 上海大学历史系2021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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