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秃”显九零后：奔三前的冲刺与平衡

“植发太贵，我的头发不值这些钱。”

“你的毛重要还是你的钱重要？”

“我一室友天天往脑袋上抹生发水，闻着跟‘蚊不叮’似的。”

“我也抹的……”

2018年末的一个下午，麦森的一个微信群突然聊炸了，话题是“最近脱发了”，20多人的群，热闹了几个小时。有人推荐进口的无硅油洗发水，有人分享植发咨询经历。

麦森觉得这个话题“有毒”，总有人跟他聊起。麦森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生，明年夏季，1990年出生的他即将成为“90后”第一批博士。早在本科期间，麦森就因脱发去看过校医。

“脱发”这种时代症候，正在向“90后”下沉。

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2016年曾发布过一份“脱发人群调查”，结果显示，中国脱发人群约为2.5亿，以20到40岁之间为主，30岁左右发展最快，比上一代人脱发年龄提前了整整20年。

麦森读本科时就发现自己的头顶日渐稀薄，他特意去看了北大校医，挂的是皮肤科，得到的答案是“遗传”。他也跟生命科学院的同学探讨了这个问题，答案是类似的。

最终，他决定相信科学，尊重现实。

在现有的基础上，麦森依然在积极改善，能留长的地方留长，再抹点啫喱，梳个造型，“别人看来可能有点奇怪，可我自己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

麦森最初发现自己“有点秃”，大约是在大三的时候。那时还是人人网的时代，有段时间，突然开始流行晒“本科—硕士—博士三联”照片，一张张愈加成熟的脸上，发际线越来越遥远。

麦森依然习惯叫“人人网”最初的名字——“校内”。高中开始，他就是“校内”红人，演讲、辩论、朗诵，照片日积月累，有朋友“挫”他“越来越秃”。

他本以为，只有哲学系是脱发的重灾区。没想到高中同学曹明说，他们法学院有句话，“天若有情天易老，人学法律头发少。”

曹明本科就读于上海一所重点大学的法学专业，本科毕业后直接就业。6年工作下来，曹明发觉自己的脑门越来越大，“大到怀疑人生”。

念书的时候，曹明留过长发、剃过光头，现在他只留小平头，发茬短短地贴着头皮——因为耳侧的头发太稀疏了，如果头顶的头发长一些，又垂不下来，就会向两侧突兀地翘起，像长了两个犄角。

对于医学院的学生阿青来说，脱发让她恐慌。“头发一把一把地掉，跟化疗了似的。”阿青今年夏天刚刚研究生毕业，随后入职上海一家三甲医院影像科。她身边的既有研究生、也有博士生，脱起发来，大家的情况都差不多。

“感觉整个人被撕扯争夺，而且每件事情的思考方式是不一样的！” 阿青和同事们常常感到被临床和科研两头撕裂。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阿青每天晚上要改课题文章到凌晨一两点，早七点钟又要按要求到岗。一周上六天班，上午下午接诊病人，中午和领导汇报课题进展。

一低头，地上掉落的头发越来越多。扎马尾，头皮开始藏不住了。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植发中心主任吴文育曾公开表示，“植发现在已经迈入90后了，90后已经占到所有脱发人群的36%左右，80后已经占到了38%。”

“其实很多（脱发）是和平时的生活习惯是非常有关系的，比如说有很多年轻人都特别喜欢熬夜，饮食的习惯啊、工作的焦虑啊等等这些，都会加重脱发的提前发生。”吴文育称。

曹明第一波“凶猛”的脱发，发生于第一次辞职期间。

法学院毕业后，曹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国企做机要秘书。在家人看来，这是一个稳定和机遇并存的工作机会。可干了两年后，曹明“熬不住了”。

长久以来，曹明的工作按部就班。在这架运转稳定的机器中，曹明一直是那枚固定的螺丝钉，重复带来的消耗感，让他越来越望不到头。那年六一，他提出了离职。可手续真正办下来，拖了近两个月。

领导给曹明的说法是，一定要找到交接的人才行。上家不让走、下家催入职，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眼看要拖黄。

瞪着屏幕，曹明开始不自觉地揪头发，一揪就是一缕，再藏在键盘底下，他想看看自己能撸掉多少。到了离职那天，键盘下面已是黑黑的一层。

曹明目前供职于一家金融机构。这几天，他明明睡着了，却总是在凌晨4点突然睁眼。天还是黑沉沉的，他强迫自己继续睡去。

“有时候压力大到自己都不知道。”

数月前，曹明单位的一位高层在反腐中落马，目前已被检方批准逮捕。

曹明清楚地记得转折的那天。那晚，新闻通报一出，单位的各个微信群开始躁动。等到第二天一上班，曹明发现大堂里的宣传视频不播了、该领导写的书也被集中回收了。开始，曹明和同事们还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如今，才发现事情余波未平。

这对曹明和同事们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一直处于“应急状态”中，业务开展一度停滞，薪酬因此波动，年终奖也可能大幅缩水。

一年前，曹明刚刚结婚，贷款买了房。两家两代“六个钱包”才凑够了首付，贷款就要靠他们夫妻二人自己还了。如今，每月夫妻二人发了工资，先要减去银行的月供，才能留出生活费，“买房都是奔着自己的极限去的，还要假设自己工资会涨、不会生病。”

说起这些，他又忍不住去搓自己的头发。曹明感觉“累”，“身心俱疲”。

跟曹明一样，今年冬天，江语觉得“头特别冷”。

她明显感觉到怀孕后自己的头发又少了，寒风直刺着头皮。传说中的“产后脱发”，似乎来得有些着急。

江语27岁了，这是她结婚的第二个年头。有了孩子后，她已经做好“秃一阵”的准备。从孕期到哺乳期，她都不打算再用防脱生发的产品了，她担心里面含有不良化学物质，会影响孩子。

妈妈建议是，让她坐月子的时候把头发全部刮掉，兴许能长得更好。

孩子12周了，妈妈陪着江语去做产检，一天就花出去1000多元。这些钱，相当于江语上38节课的课时费，现在正是放寒假的时候，没有课教，她的工资少了一半。

妈妈嘴上不说，可到了中午，怎么也不愿意在外面吃饭，非要回家做，江语急得连拉带劝。

在陕西师范大学读完研究生后，江语选择了回家乡，在这座北方城市的一所幼师专科学校中当语文老师。

最近，单位的年终奖快发了，江语有一晚失眠到凌晨三点。那晚她琢磨着，这笔钱要怎么分？给爸爸包多少红包？给妈妈包多少？物业费还要交。早上起来，枕头上都是头发。

毕业后，江语成了家里的经济支柱。前些年，父亲的工程生意一下周转不开，至今仍未等来起色，母亲常年照顾家里，也没有收入来源。研究生后期的一笔奖学金，让她撑过了就业前的过渡期。

成家后，长女江语成了这个家的“家长”。最近，小她3岁的妹妹去外地找工作了。在家乡这个小城市里，大专毕业的妹妹只能打些零工。江语知道，妹妹还想上进，她很支持妹妹出去闯闯。最近妹妹落脚杭州，租住在一间地下室里，江语刚刚给妹妹寄了钱。

由于工作关系，江语和丈夫常年分居两地，平时，只有她自己在家，而丈夫随公司项目住在外地。结婚前，家里人一直在讨论，让她毕业后跟去丈夫工作的城市，可她最终还是没去。她选择留在家里，找了一份专业对口的工作。

江语说，她不想重蹈母亲的覆辙，不想为了家庭失去自我。

江语的父母自幼关系不睦，为了保障她们姐妹的生活，母亲不想离婚。从小到大，父亲很少在家，江语和妹妹跟随母亲长大。所以，在自己的婚姻中，江语想要留下一张底牌——有稳定的工作和踏实的存款，这样才能获得一定程度上的自由。

“我可以养家，他可以养房，这不是挺好的，大家都生活得很负责。”

在很多“95前”的回忆中，脱发往往始于学生时代。那个时候，他们还会熬夜唱K，通宵煲剧，在一个又一个作业截止日前挣扎到天明。

脱发的恐慌往往在毕业前来临，吹起的刘海能让人跨越年龄层、面膜越来越敷不住脑门、男生们纷纷开始烫头……

当“95前”端起保温杯“服老”后，“95后”前赴后继。

张绒出生于1995年初，如今正在上海某重点大学读研二，明年即将毕业。她如此形容自己发量的变化：“就像狮子王被雨打湿。”每次回家，奶奶总惦记着给她买黑芝麻酱。

这几年，她总在压力和焦虑中挣扎。

大三那年，为了保研，张绒豪赌了一把。为了刷高分数，她把几门艰难的课程重修了，其中就包括高数。高数是她最大的心病，要分三个学期上，不能补考，只能重修，一门课顶普通三门课的学分。

重修期间，一些课程时间彼此冲突，她只能放弃平时成绩，全靠卷面分。她很清楚，这就是在冒险——如果期末考不好，全部玩完儿。

在保研材料递交后，张绒半夜一遍遍去刷学校网站，查通知、查公示。每天一躺下，张绒的脑子根本停不下来：保不上怎么办？还要考研，万一考不上，以后工作怎么找？

其实在交材料前的那个暑假，张绒就开始做第二手准备，复习考研。那个夏天，她一个人住在宿舍，冲刺复习，缓解焦虑唯一的办法，就是吃。某天晚上，她暴饮暴食到凌晨三点，最后忍不住吐了出来。

那段时间，她的体重长了10斤。

好在，保研最终顺利通过。升学后，张绒特意参加了学校的新媒体中心，她觉得这是自己履历上的空白。本科期间，她还没有参加过学生工作。

新媒体中心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学校微信公众号的推送。第一年，张绒干得细致、耐心，任劳任怨，次年换届后，她被选为新媒体中心的负责人。最近这一年干下来，张绒每天60%的时间都给了新媒体，连跟男朋友约会，她都带着电脑，随时审核推文。

让她不时感到崩溃的是，老师的反馈意见总姗姗来迟，可一篇推文的更改，就意味着后期所有计划的顺延。

张绒很久没有早睡了，要么忙碌，要么失眠。她现在的愿望是，能有种强制性的东西，让她一到凌晨就昏死过去。

据“麦可思2018年大学生睡眠情况调查”数据显示，在被调查的大学生中，77%的大学生遇到失眠问题。30%的失眠群体表示自己出现脱发症状。

在失眠群体中，造成失眠的主要因素是“压力大、焦虑、紧张或担忧”（63%）。

这几天晚上，从医院下班后，阿青又在熬夜改课题文章。她觉得自己扎头发的橡皮圈变得越来越松。

脱发的原因，阿青说不清，可能是熬夜，也可能是焦虑。但她可以确定，脱发只是连锁反应中的一环，“并发症”还有失眠和便秘。

现在，唯一可以让她喘口气的时机是，“被领导忘记的时候”。

阿青的理想是当个网红写手。之前，她一直都在写作，可今年夏天入职医院后，她连睡午觉的时间也没了，公号也半年没更新。

两年前的这个时候，她在公众号上写了一篇推文，结尾是“要是感觉挺不下去的时候，就把牙咬得再紧一些。”如今，她的想法有了些变化，“现在觉得，活着最重要。”这两年对阿青阿来说，就像弹指一挥间。

阿青一直想写一本书，医学生版的《活着》。她把现在工作的每一天，都当作“潜伏”，积累写作素材。写完了《活着》，再攒点钱，她就辞职。至于辞职后做什么，她还没太想好，总之不是回家。

阿青的老家在哈尔滨，她一回家就能吃能睡，不回去，就是怕丧失斗志。

6年前，曹明毕业时也没有选择回老家，他怕回去以后，家里人太“念”。大三时，他考研失败，那个假期，母亲每天都在饭桌上叹气。工作后，他还是坚持考上了在职研究生，如今已经毕业。

在上海成家立业后，曹明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平衡点”，让理想与现实相互匹配。人生基本稳定后，他觉得头发也该稳定了，“秃不到哪去了”。

对于目前的分居生活，江语觉得这也是一种“平衡”。重要的是，两个人对长达10年的爱情长跑有了一个交代。这段在高中时萌发的“早恋”，终于开花结果。江语内心肯定，这么多年，他们都没有变。

麦森仍然沉浸在北大浓厚的学术氛围里，这已经是他在哲学系读书的第8个年头。麦森博士期间的研究方向是宋明理学。他希望毕业后，还能在本专业担任一份教职，继续深耕学术。在他看来，探索人类知识的边界已经充分刺激，就像做过山车一样，身心舒畅。

对于头发，麦森也有长远的规划。一旦脱发变得不遏制，他准备向秃头的著名哲学家福柯学习——白色高领羊毛衫，戴副大眼镜。那也是无数哲学人心中的智慧典范。

而着眼现在，麦森报名了老家公务员系统的选调生，并参加了面试，这是他明年就业的第二选择。

明年夏天，张绒也要毕业了。她已经预感到了找工作的压力，但她不想回家，“不要听他们的，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张绒觉得，90后是随着网络发展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人，借助他人也好，借助网络也好，可以努力地自己塑造自己。

现在，张绒都不说自己是“90后”了，她管自己叫“95后”。

“你掐指算算，90后，最大的都29了！”

（为保护个人隐私，本文受访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