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与沙哈鲁：15世纪陆上丝绸之路最后的余晖

在15世纪的开头，东方的两大帝国——帖木儿帝国与大明王朝，都出现了两个强有力的统治者。基于他们在位时的强势，以及陆上“丝绸之路”的短暂恢复，经常会被联系在一起。

这两位君王，对于15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可以说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大明王朝的帝王，他的国策决定大明一度的开放与更长时段的闭关锁国；而帖木儿帝国的帝王，他统治帝国近半个世纪，见证由他父亲缔造的帝国起起落落，在背叛中含恨而终。他们的决策，最终导致东西方时代的大变转。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位君主在15世纪的互动，曾使得丝绸之路短暂恢复，但客观现实使得这个恢复仅仅只是一朵“昙花”。

前言：崩溃之际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的核心，长期处于中亚地区——基于联通东西的商路，以及重商传统的君王（粟特是商业文明，穆斯林君王也有鼓励商人的传统）的支持。尤其是河中地区（Teansoxiana，中亚锡尔河与阿姆河流域）的布哈拉、撒马尔罕等城市，在历史的长河中承载着文明的兴盛。

然而，由于喀喇契丹帝国（Qara-Kitan，即西辽）的没落，以及这个帝国同新兴的花剌子模帝国（Khwarezmia）长期的纷争，陆上丝绸之路开始走下坡路。因商贸纠纷导致蒙古人西征（名义上的纠纷，有说法事实是为西征作借口），更是让河中地区不少著名大城市在一夜之间沦为废墟——例如玉龙杰赤（今土库曼斯坦的乌尔根奇，花剌子模帝国的都城），就被蒙古人以洪水的形式（屠城过程中蒙古人采取河流改道的形式困住城池）彻底淹没了。

之后统治中亚地区的金帐汗国与察合台汗国，虽然在本地人的影响之下实现突厥-伊斯兰化，丝绸之路上的城市也得以或多或少的恢复，但长期的混乱已经严重摧毁了当地经济。另一方面，在西征过程中，蒙古人为了攻城，使锡斯坦地区（Sistan，今伊朗东部偏南）的水源改道——这导致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文化圈，东波斯地区，最终水源枯竭。长期的旱灾与河流的改道，最后也导致河中地区（大致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与哈萨克斯坦南部，是原中亚文化的核心区域）发展力的下降——毕竟原有的坎儿井，也难以维系海量的商队。

到了14世纪中叶，黄金家族因两大力量的崛起，均趋于没落，蒙古帝国也因此崩溃：在东亚地区，中原人的起义以及朱元璋崛起，大明帝国取代大元帝国；在中亚，没落的察合台家族被外戚控制，并因此分裂为两大部分——在今天我国新疆的喀什噶尔以及伊犁河流域，由杜格拉特（Dauglat）家族部分控制的东察合台汗国，以及由外戚巴尔拉斯家族控制的西察合台汗国。

巴尔拉斯家族属于蒙古部族，在中亚地区与汗庭一起实现突厥-穆斯林化，其中一位埃米尔（Emir）帖木儿（Timur，1336—1405）是出名的“征服者”（帖木儿在其统治期间名义上一直尊奉察合台汗国大汗，因此类似于曹操在中亚的角色）。这位跛脚且较矮的“征服者”，在东征西讨的过程中，再一次给缓慢恢复中的丝绸之路一个非常沉重的打击——这个打击甚至延伸到之前历任蒙古大汗未曾涉足的恒河流域。在德里征服战中，至少有10万人遭到波及，或被屠杀，或流亡他乡——这场战役起源于帖木儿希望征服南方强大的图格鲁克苏丹国，因此派遣他的孙子皮尔·穆罕默德出兵攻打德里。在这次战役中，帖木儿虽然掠夺了德里并为此积攒丰厚的财物，但由于印度炎热的天气，最终帖木儿并没有有效管理印度地区，图格鲁克王朝也因此一直到1413年才被帖木儿的部下取代。

而东亚地区的朱元璋，在建立大明帝国之后，基于元朝多年统治以来激发的“华夷之辨”排外情绪，他关闭了丝绸之路的东方市场，最典型的是贬抑商业与禁海。为朱元璋上位出力的商贾，也遭到非常残酷的洗劫。例如为朱元璋出钱出力的沈万三，在朱元璋成为明太祖之后，没有拿到心心念念的“聚宝盆”，而是以一个乞丐的身份终老西南。大批在起义中保持中立的回回商人，也被迫从东南沿海迁到北方。

西部的战乱，与东方的闭关锁国，导致原本有恢复态势的丝绸之路一路走下坡路，不过在两位新征服者之子的统治下，这条商路一度得到修复，甚至有人从中看到丝绸之路复兴的希望。但他们的上台，都与不幸的侄子息息相关。

夺位的叔父：强权取代法统

无论是朱元璋还是帖木儿，都遭遇晚年丧子的痛苦。1392年，年仅39岁的大明太子朱标不幸早逝。朱标死后，朱标的儿子朱允炆成为继承人。

1388年，帖木儿一度被金帐汗国大汗脱脱迷失（Toktamish）打败，作为继承人的谢赫·乌马尔（Shakiah Umar，约1360—1388）战死，而与此同时帖木儿两个年轻有为的孙子米尔扎·苏尔坦（Mirza Sultan，1370—1403）与皮尔·穆罕默德（Pir-Mohanmod，旧译皮尔马黑麻，1376—1407）在之后的战役中打败脱脱迷失，为叔叔报了仇，所以帖木儿决定把长孙苏尔坦立为继承人。不幸的是，苏尔坦在1403年猝死，帖木儿在三子米兰沙（Miran-Shah，1366~1408）没有异议的前提下，决定立皮尔·穆罕默德为继承人。

在儿子在世的情况下立孙子为继承人，往往是一个隐患。1399年，刚刚当上祖父的朱棣，对外宣称自己的孙子朱瞻基“是父亲奉玉托梦”而生，但实际上，早在怀胎前朱元璋就已经去世了。朱棣对新生孙子神话般的宣传，也为自己不久之后发动的叛乱提供合法依据。

帖木儿去世之后，皮尔穆罕默德遇到了自己政治生涯的“克星”——堂弟哈利勒（Khalil，1384—1411）。哈利勒发动对哥哥的叛乱，皮尔·穆罕默德被暗杀，哈利勒成为执政者。

这个时候，帖木儿的小儿子——比侄子皮尔·穆罕默德还要小一岁的沙哈鲁（Shah-Rukh），发动了对哈利勒的讨伐。哈利勒最终投降并被软禁。参与哈利勒政变的大臣，后来也成为沙哈鲁自己的肱股大臣，沙哈鲁真正处决的，是刺杀皮尔·穆罕默德的叛乱者。甚至哈利勒本人，也得到叔父的优待，甚至多年以后他的儿子还得以迎娶沙哈鲁的女儿，成为帝国驸马。

相比起温和对待亲族与反抗者的沙哈鲁，朱棣对待侄子以及文武百官并不手软。在1402年，朱棣的大军守候在金陵城外，朱棣并不着急看到侄子投降——他希望看到侄子自杀，这样自己才能大大方方进入九五至尊之位。朱允炆并没有让朱棣“失望”，在放了一把火之后流亡他乡，朱棣借以一些遗落的尸骨，宣称侄子已死，在屠戮侄子的支持者以及追杀哥哥其他后裔之后，登上龙位，成为明朝一代霸主永乐大帝。

无论是沙哈鲁与朱棣，他们都是跨越“法统”，通过非正当手段打败侄子成为君主的。但这两个叔父，均因自己强大的组织管理能力，成为东方两大帝国的明君。而他们也基于种种机缘巧合，真正地走到了一起。

第一次使团：因卫拉特扩张引起的联系

1399年，据蒙古人的史料记载，蒙古汗国（北元）原本处于恢复之中，但到了元顺帝之孙额勒伯克汗统治期间，迷乱的大汗被美艳的贵族夫人吸引住（一说是贵妇人丈夫的兄长怂恿），与这个女子发生了关系，并杀死她的丈夫。

被侮辱的贵妇人在盛怒中，联合黄金家族的旁系，并纠结吉尔吉斯兵发动政变，杀死大汗以及大多数黄金家族成员。幸存者流落在不同地区。额勒伯克大汗的其中一个儿子（一说侄子），成为吉尔吉斯军阀的傀儡；吉尔吉斯人的势力没落之后，另外一个部族崛起，这个部族便是卫拉特人（Oirat），在中国的文献中被写成“瓦剌”（之后在清朝写为“厄鲁特”）。这个部族有一个强有力的首领，娶了黄金家族的公主萨穆尔（元顺帝的孙女），成为黄金家族背后有实权的“太师”，这位“太师”便是马哈木。在这个基础上，马哈木与额勒伯克汗属于同辈连襟关系。

马哈木即穆罕默德的一个音译，不难看出卫拉特人有意拉拢西域部族，在永乐统治期间，他采用了具有穆斯林特色的名字，并从1400年代末期开始，与儿子脱欢屡屡进攻长城地区，对于大明帝国的边境造成严重威胁。与此同时，他也时不时骚扰东察合台汗国，而沙哈鲁与东察合台汗国有姻亲关系，被迫卷入边境纠纷。

在共同的威胁之下，沙哈鲁一方面自己自称皇帝（Pad-Shah）和苏丹，以迅速掌握帝国的实际运兵权；另一方面也邀请明朝经哈密卫西遣使者，希望能联合遏制卫拉特人的扩展。

永乐皇帝虽然有着强有力的权势，与此同时他也在长城边多次压制卫拉特人的骚扰，甚至把首都北迁燕京以防卫。但他不希望把军力过度耗费在北部边防，毕竟大明帝国当时还有两项巨大开支——一个是郑和的远航，基于加强朝贡贸易、打击海盗以及寻找失踪的朱允炆；另一方面则是内部的维稳，因为朱允炆的支持者依旧有不少。

在这种背景下，1413年开始，官吏陈诚（字子鲁，1365—1457）奉旨出使帖木儿帝国，途经撒马尔罕、布哈拉与哈烈（赫拉特），沙哈鲁也给予非常高的礼节接待他。在中亚的两年里，陈诚看到不一样的文化，为此写成《西域行程记》与《西域番国志》。

出于回应，沙哈鲁也第一次往明朝派遣使者，包括王子兀鲁伯、易卜拉欣、拜宋豁儿以及大臣阿尔都沙，达成马匹、毛皮与丝绸、茶叶和工匠技术的贸易。当然，这是明面上的贸易项目，而在背后，也达成军事协议：形成一个以哈密卫为中心，共同压制卫拉特的一个军事联盟，最后卫拉特人不敌两大帝国的夹击，在马哈木去世（1418年）、脱欢被打败（1424年）之后，三国进行和谈，北境边务暂时得到缓解。

永乐国策的传承：第二次使团以及商路的危机

1424年，永乐驾崩，他的继承人明仁宗朱高炽在位不足一年。新即位的便是朱棣当年借用父亲托梦而给予重望的孙儿——明宣宗朱瞻基。

朱瞻基与体弱多病的父亲不同，他很小的时候就与爷爷朱棣四处征战，以至于脱欢认定这个王子是他的克星。他继位之后，继续支持郑和的航行。在他统治期间，郑和的航行更多是加强朝贡贸易（弱化军事行动与政治目的），同时允许郑和船队前往麦加朝觐——一方面为犒劳船队中比例很大的穆斯林，另一方面也以到达阿拉伯半岛为契机完善明代西行地图的绘制。

朱瞻基传承爷爷的国策，事实上是面临相当大的阻力——传统的士大夫是非常顽固的“闭关锁国”论的支持者与推动者，他们宁可容忍官吏内部的贪污，也不愿意看到朝廷把经费对外；而东南沿海地区，基于长时间的闭关锁国，绝望的商人，尤其是没能流散至东南亚的江南商人，他们在这个过程中遭到非常大的冲击。久而久之，这些被压制的江南汉族商人与日本浪人、海贼走到一块，成为倭寇劫掠整个东部沿海。这种情况反而加强士大夫的理论依据，一来论证“闭关锁国”的合理性（可以防御倭乱），另一方面也能进一步污名化那些商人。

明朝加强中央集权，到了朱瞻基这一代却形成非常强大的文官政治，他们利用内阁等机构，通过上折的形式不断给皇帝施加压力。为了用经济活跃来反驳反对者，朱瞻基再一次把目光投向爷爷的老朋友——沙哈鲁。

1430年，沙哈鲁再一次派遣他的儿子们出使明朝。在第二次出使中，明朝正式与阿富汗斯坦地区确立朝贡贸易关系。大批中亚的财富流入中国，而中国优美的工艺品和技术也一步步到达中亚。其中三王子拜宋豁儿，沙哈鲁最为倚重的儿子，在这次贸易中与明朝官吏直接联系，这也使得他成为唯一一个记录进明朝史籍的王子——拜宋豁儿这个译名（Baysonqor）就是来自于中国的记载。

但这一次使团也是帖木儿帝国与中国最后一次的接触，因为两大帝国都在这一次会晤之后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危机。朱瞻基虽然贤明，他统治期间明朝经济得以发展，但他在1435年不幸早逝，年仅37岁，他离世之后，母亲张太后立刻推翻他所有的国策，明朝又一次恢复闭关锁国。

与此同时，帖木儿帝国陷入非常严重的“死亡阴影”。1433年，回国之后不久的拜宋豁儿王子，在酗酒诵诗的过程中猝死，年仅37岁。沙哈鲁与高哈尔绍德夫妇抱着儿子冰冷的遗体，痛哭流泪整整一天，直到伊玛目强制要皇帝举行葬礼。仅仅4年之后，在失去三弟而陷入郁闷之中的二王子易卜拉欣，也在阅读典籍中吐血而终，年仅41岁。到1444年，沙哈鲁仅剩的两个儿子之一——小儿子米尔扎贾克（Mirza Jaki），从伊斯法罕到赫拉特觐见父母的路上，突发心肌梗塞倒落马下，不久离世，年仅42岁。也就是说，到这一年，沙哈鲁众多儿子中只剩下大儿子兀鲁伯——兀鲁伯在帝国内部，因优柔寡断而被大臣看不起。而且在1444年，兀鲁伯自己也已经51岁了。

基于父辈接连离世，沙哈鲁的孙子们开始坐不住了。在1444年冬天，拜宋豁儿的长子穆罕默德宣布独立，在伊朗地区成立“阿贾姆”（Ajam），以宣称自己的继承权，伊朗地区与中亚地区的商路也因此断绝；之后，兀鲁伯的儿子阿卜杜·拉提夫（Abdu-Latif）架空父亲的权力，加强对河中地区的控制。而真正作为皇帝的沙哈鲁与皇后高哈尔绍德，却只能控制自己的都城赫拉特以及周围区域。

沙哈鲁为了抵御孙子的进攻，甚至不得不再一次求助自己曾经的仇敌——金帐汗国的后裔、统治北部乌兹别克的阿布海尔·昔班尼（Abu-Khayr Shaybani Khan，1417—1468）。为了巩固这个同盟，兀鲁伯16岁的嫡女（生母是兀鲁伯的正妻，皮尔穆罕默德的女儿）在爷爷奶奶的授意下嫁给年龄是她两倍的阿布海尔。

闭关锁国的国策，关闭了东亚市场的大门；而沙哈鲁孙子们前赴后继的背叛，迫使沙哈鲁不得不纠结自己的宿敌，中亚一带又一次成为战场。1446年盛夏，在对抗孙子叛乱的过程中，69岁的沙哈鲁不幸中暑。盛夏的克尔曼戈壁，可以煮熟一个鸡蛋，而对于这位年近70的老人而言，无疑是灾难的天气。而且沙哈鲁心里面一直愤懑不平，觉得自己对待子孙非常好，却经受孙子的背叛。

在自身病痛折磨与亲人背叛的双重打击下，很快沙哈鲁的身体彻底垮了。在1447年初春，沙哈鲁的生命走到尽头，享年70岁。沙哈鲁去世后仅仅两年，阿卜杜·拉提夫杀死父亲兀鲁伯自立，高哈尔绍德太后则拥立自己的曾孙，沙哈鲁孙辈与祖母之间展开近十年的厮杀，最终祖孙均两败俱伤——沙哈鲁的孙子们绝大多数在战乱中被杀，而到了1457年，82岁的高哈尔绍德太后被丈夫的侄孙不赛因（Abu-Said，哈利勒的亲侄）杀死，不赛因短暂统一了帝国，但很快又被自己同系的堂兄弟架空权力。1469年，沙哈鲁的曾孙杀死不赛因，为曾祖母报仇，帖木儿帝国彻底分裂，自此再也没有统一，直至16世纪初，不赛因的孙子扎希尔丁南下打败德里苏丹国，后人称他为巴布尔（波斯语绰号，意为“老虎”），帖木儿家族也自此退出中亚，在南亚兴旺发达。

伴随着沙哈鲁的离世，由他与永乐皇帝缔结的商路，也就此终结。朱棣与沙哈鲁，两位在15世纪上半段有着重要影响的帝王，他们之间零星的交往，却能让人们看到已然没落的丝绸之路得以“昙花一现”。

最终“倭乱”（其实为数不少的“倭寇”是国人）摧毁了江南的对外贸易（直至清中期才因外力而“恢复”），而游牧民族的争霸终结了中亚的统一与安定，东伊朗更是因为干枯之中趋向沉没。陆上丝绸之路，也由此走入了历史，并逐步为后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从太平洋到大西洋的“大航海时代”所取代。

但即使如此，这种“昙花一现”依旧难得可贵，因为有这种接触，自此中原到中东，都有不少人希望找到打破封闭、走向互信的道路，而“昙花一现”所呈现的结局，对于今天的我们，也非常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