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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20年:寇准做对了什么关键选择?
楔子
你好,这里是《文明之旅》。欢迎你,穿越到公元1020年,大宋天禧四年,大辽开泰九年。
这一年,大宋朝堂上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可是20多年都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了:一场宫廷政变。
说来也是令人唏嘘啊:宋朝开国60年,到现在为止,每一次皇位交接的时候,都要出类似的问题。太祖到太宗的时候,是所谓“斧声烛影”,太祖死得非常蹊跷,太宗得位疑似不正。太宗到真宗的时候,也是出了状况,好在有那个“大事不糊涂”的吕端,才化险为夷。这个故事,我们在《文明之旅》1000年的那一期介绍过。好了,现在到了真宗皇帝和仁宗皇帝交班的时候,又来了这么一出。
简单说就是:大宦官周怀政想要立太子为皇帝,也就是让后来的宋仁宗提前继位。真宗这个时候已经病得非常厉害,头脑已经不太清楚,事实上已经不能执政,所以,让他去当太上皇。与此同时呢,还要干两件事:第一,杀掉当朝宰相丁谓,重新让寇准当宰相。第二,废掉刘皇后。
这叫什么政变?本来真宗皇帝也就仁宗这么一个皇子,而且也正式立为皇太子了。只要真宗一撒手,皇位自然就是他这个独子的。为什么要提前搞政变呢?政变嘛,总是为了要换皇帝。而现在这场政变,不管成功或者失败,好像不影响谁当皇帝啊。
是的。这场政变并没有改变老赵家的皇位传承,但它影响的是朝廷里两大势力的输赢。一派以寇准为核心,一派以刘皇后和丁谓为核心。
关键问题在于:等着继任的仁宗皇帝这个时候太小了,才10岁,万一真宗驾崩,就会出现权力的裂缝,那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寇准他们想要的结果,就是一帮辅政大臣保着小皇帝登基,辅政大臣们掌权;另一种呢,是刘皇后和丁谓这一派想要的结果,就是丁谓在外朝当宰相,而刘皇后变成刘太后垂帘听政。
本来,这两派势力还在明争暗斗,胜负未分。没想到周怀政突然搞出了这么个政变。过程中没有什么刀光剑影,中途有人告密,很快就失败了。结果就是,宦官周怀政被处决;而和周怀政走得比较近的寇准这一派大臣被清洗、被贬官。本来还很胶着的政治局面,突然就明朗了:刘皇后一方彻底胜出。
我不知道你心里会不会有一个疑问?周怀政一个宦官,忙来忙去,又是要诛杀丁谓,又是要废掉刘皇后,最后搭上了一条命,原来是为寇准在忙啊。按照常识,谁获利最大,谁嫌疑最大,那这场政变的背后,有没有寇准的影子呢?
应该是没有。道理很简单:当时两个阵营之间那么尖锐的对立,如果能找到一丁点寇准参与政变的证据,他的对手丁谓一定会置他于死地,而不只是把他一贬再贬。
我给你一个侧面的证据。寇准在被贬的路上。丁谓派使者去给寇准传旨,过程中玩了一个小心机,让使者用锦囊包着一把剑挂在马前。还故作高深状,谁问话也不答。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想让寇准误以为这是朝廷要派人杀他。当时的士大夫嘛,要脸面,哪儿能真等使者亮明身份,宣读圣旨,然后明正典刑呢?在汉代历史上这种例子很多,哪怕贵为宰相,皇帝一旦说要调查你的罪过,甚至只是给一个暗示,就别让人费事儿了,痛痛快快自杀得了。
但是丁谓没想到,这招儿在寇准这儿不好使。当时寇准正在大宴宾客,对使者说:
——来吧,如果朝廷真的要让我死,来,把诏书拿出来。
——哦,诏书里没有让我死啊。
——好吧,给圣旨磕个头,我接着喝酒去了。
你还别觉得这招不管用哈。事实上,同样一招,丁谓用在和寇准同时被贬的另一名官员的身上,就差点管用,人都自杀了,后来是又被儿子救回来的。所以你看,丁谓但凡能在寇准身上找到一点点参与政变的真凭实据,早就置他于死地,用不着这么麻烦了。
事情过去了1000多年,我们对这次失败的政变的兴趣没有那么大,但是对于寇准这个大名人还是非常关心的。即使政变没有你的责任,但是,这前前后后,我们还是有很多问题要问寇准。比如,首当其冲一个问题:你寇准那么大岁数,为什么还要冒着名节不保的风险,给朝廷献天书,换得回京当宰相?
你没听错,去年寇准回京当宰相,是用献天书——也就是跟皇上说,老天爷给你写信了,寄到我这里了,你赶紧看看吧——是用这种手段换来的。这是不是和我们熟悉的那个刚直的寇准,不太合拍?
10年后,这一代人差不多都谢幕了,新一代人登场。新科进士欧阳修,整天跟人喝酒,上司看不惯,就问他,你知道寇准晚年为什么闯下大祸吗?就是因为贪杯喝酒、饮宴过度啊。欧阳修一摆手说,不对,喝酒宴饮,是小事,哪儿能闯下那么大的祸?寇准的问题是,他老了,但是不知进退啊。
寇准这一生,虽然有很多缺点,但那往往都是因为他那种刚直的性格。而人生最后一次出场,居然又留下了这么一个“不知进退”的名声。
《文明之旅》1015年的节目,讲寇准大起大落的人生,说的是他一辈子改不了的臭脾气,到今年1020年,他又是最后一次被贬出京,而且再也没有回来,说实话,结局似乎不怎么光彩。那你不觉得奇怪吗?要知道,寇准后来可是中国人心目中最著名的耿直忠良之臣,这个形象是怎么扳回来的呢?
公元1020年的这一期《文明之旅》,咱们带着这个疑问,送别寇准。
寇准“不知进退”吗?
简单回顾一下寇准这辈子:19岁中进士,少年探花;33岁当到参知政事,副宰相,青年宰相;44岁,拉真宗御驾亲征,签订澶渊之盟,为大宋朝赢得了120年的和平,中年立下不世之功。这是他一生最高光的时刻,然后就是一连串的波折。寇准多次被罢免宰相,又多次被起用。
到了去年这一次被起用的时候,他已经快60岁了。当时朝廷待他不薄啊,让他带着“同平章事”,也就是宰相的头衔,在永兴军,就是今天的陕西一带当地方官。寇准就是陕西人嘛。安排在老家附近当地方官,这也算是一种关照吧。本来,寇准在这个位置上安安静静养老就行了。
但是1019年,突然老天爷降下一份天书,就在永兴军。这虽然是真宗时代的老剧本,但毕竟也十几年没演过了。突然冒出来一份天书,你说是怎么回事?当然是假的。问题是,寇准从来就不相信“天书”这种故事,他怎么会突然献上一份天书呢?
历史上的说法很多。有人认为,就是寇准静极思动,想靠献天书讨好真宗皇帝,换来回京当宰相;有的人认为,寇准是被手底下的小人忽悠了;还有人认为,是寇准的女婿死劝活劝的结果。
但不管什么原因,这事毕竟是以寇准的名义奏报朝廷的,寇准脱不了干系。一个人违心说了自己也不信的话,然后得到了好处,那这是不是寇准的道德污点呢?
我自己反复琢磨这一段的史料,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一般我们分析一个人的行动,总是在想,他是出于什么原因,然后做了这么一件事。有果必有因。其实,现实世界往往比这个要复杂得多。比如,谈恋爱最后牵手成功,往往是你释放一个信号,我接住,然后回报一个信号,眉来眼去,一点点往一起凑,最后才勾动天雷地火,其实说不清是谁主动谁被动,因果关系是混沌的。
在寇准献天书这件事情里,表面上的主角是寇准,但是你想,真正的主角是谁啊?当然是真宗皇帝啊。
对于寇准来说,献了天书就一定能回京当宰相?他怎么可能有这个把握?所以,一个合理的猜想是,这个事情的发起者,其实是真宗——你把这活儿干了,我就让你回京。
我这么猜是有依据的,因为一个人:周怀政。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搞政变的大宦官周怀政。其实这个人在我们的节目里还出场过一次,那是1008年,第一次出现天书的时候。爬到皇宫门上把天书取下来的那个宦官,就是他。你想,这不可能是什么普通的宦官啊。道理很简单,天书是真宗皇帝伪造的,这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所以,在后宫里陪着皇帝,又是编词儿,又是制作,又是趁夜色把天书挂到皇宫门上,这一大堆工作,必须是身边非常信任的宦官。周怀政,十有八九就是这个人。
那这次寇准献天书的事儿,史料里白纸黑字记着:是周怀政在其中穿针引线。那你说,寇准主动的,还是真宗皇帝主动的?
说到这里,下一个问题又来了:真宗皇帝为什么要启用寇准?要知道,真宗和寇准这一对君臣,真是“相爱相杀”了十几年。让寇准当宰相,又把他贬出去,又请回来,又撵出去,这已经是第三回了。寇准的脾气,真宗第一次就知道。第二次把他召回来,最后又是闹得不愉快,真宗还说了这么一段话,说,这个寇准啊,岁数也大了,经过的事儿也不少了,我以为他那些毛病多少也能改改了。哎,没想到啊,我看他今天做事的样子,比过去还要过分。所以又把他贬出去。
你听这话说的,真宗这次是有点绝望的,知道寇准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改不了了。俗话说,事不过三,为什么真宗皇帝还要把他召回来,而且还是当一把手的宰相呢?寇准的那些性格上的毛病,真宗难道还能幻想他会改正?
我觉得不是。是这个时候的真宗皇帝自己的政治目标变了。
原来用宰相,真宗皇帝自己年富力强,需要的是一个合适的行政助手,要能谋善断,也要能够协调各个方面的关系,少惹麻烦,那寇准的性格明显是不合适的。但是现在的真宗皇帝,自己的身体自己清楚,他心里的天字第一号的大事只剩下一件,就是万一自己一闭眼,大宋皇位能不能顺利传承?
看一眼身边的太子,仁宗还是一个10岁的少年,当然得让刘皇后作为皇室的代表,替小孩把着点。但是刘皇后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汉朝的吕后,或者唐朝的武则天呢?谁也说不准。这时候我们就要体会一个皇帝的孤独感了:不管身边有多少亲的热的,有些事,只能他自己想、自己承担、自己平衡。要不怎么叫“孤家寡人”呢。
你替他想想,这个时候又能有什么万全之策呢?把寇准召回来,似乎是一个不错的安排,因为寇准的性格再不好,有几件事情还是让人放心的。
第一,寇准的忠诚毋庸置疑。真宗自己当年的皇位,就是寇准和太宗皇帝商量定下来的。满朝文武,现在活着的,还有过拥立之功的,只有寇准了。那么保着仁宗把位置坐稳,除了他,还能是谁呢?
第二,寇准在官僚集团里面的辈分高、资格老、名气大。他要做什么事,一挥手,是非常有号召力的。
最后,当然最最重要的就是寇准的性格。他认准的事儿,跟谁都敢死磕到底。真宗手下的官员虽然多,但是,历史上跟皇帝叫过板的人,寇准毫无疑问是最刚的一个。如果将来有一天,刘皇后要做什么不利于仁宗的事,肯定能站出来阻止的,恐怕也只有这位寇准了。
你说,1020年病重的真宗,除了用寇准,还有得选吗?
所以,我甚至怀疑,真宗让周怀政去找寇准,让他献天书,是透过这个底儿的:天书让底下人去做,你就受累汇报给朝廷,就算你给皇帝服软了,我就让你回开封当宰相,而且是一把手的宰相。你回来之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保护太子。
虽然这只是一个怀疑,但也不是一点根据都没有。线索还在宦官周怀政身上。周怀政这个时候是什么人?他是真宗皇帝最信任的宦官。皇帝和他商量事的姿势,是病重躺在周怀政的大腿上的。你就想想那个场面。更重要的是,真宗皇帝还让周怀政管着太子身边的机构。说白了,真宗皇帝关于太子的事务,是要通过周怀政去办。
那让周怀政去穿针引线找寇准,什么意思?还能再明显一点吗?有些话,即使真宗本人不好说,周怀政基于自己的处境,也会说。所以,我的判断是,寇准回京的时候,对于自己保护太子的使命,是非常清楚的。又过了很多年,后辈范仲淹评价寇准,说他“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动,天下谓之大忠。”这虽然说的是澶渊之盟时候的寇准,但何尝又不是这个时候真宗皇帝希望他能扮演的角色呢?
史料上记载了这么个事,说寇准准备回京的时候,有一个学生劝他。说我给你献上中下三策。上策,就是你走到半路上,干脆装病,不去京城,还是找个地方官当当算了。中策,就是你去京城见皇帝,见面你就说这天书是假的,那你这辈子正直的名声就保住了。至于下策呢,就是你去当宰相。寇准当时脸色不好看,拱拱手就把这个学生送走了。
我不知道你怎么理解寇准当时的心情?是权欲熏心,骑虎难下,一门心思就想回去当宰相,所以听不进去劝?还是知道自己此行的使命,不管别人怎么误解,这个龙潭虎穴也是闯定了,其中委屈,不足为外人道?抑或这两者兼而有之?时隔了一千年,我们不可能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了。
可以知道的是:寇准回京当宰相之后,确实是坚定地站在了太子的这一边,对刘皇后严防死守。他甚至公开提出来,既然皇帝病了,干脆让太子监国,就是临时接管皇帝的职权。他甚至跑去单独见真宗,说你以宗庙为重,把皇位传给太子得了。真宗居然也就同意了。
你看,没有寇准那种雷厉风行,敢担大事的风格,事情走不到这一步。但问题是,走到了这一步,为什么最后还是没有办成呢?
寇准败在了哪儿?
寇准这次回到开封就任宰相之后,还是他一贯的那种能扛责任,能断大事的风格,居然跑去跟真宗说,你传位给太子得了,真宗居然也就同意了。但是,这个事还是差了半步,没有办成。
什么原因呢?
表面看,还是老问题,寇准性格的原因。首先是太不会团结人,回京之后用最快的速度,把不该得罪的人全得罪了。比如说,那个大聪明丁谓。
你可能没想到,丁谓能够发迹,还是寇准提携的结果。想当年,寇准和丁谓关系非常好,屡次向当时的宰相李沆推荐丁谓。李沆就是不用。寇准就纳闷啊,就问,怎么回事?李沆说,他这个人品,能让他成为人上人吗?寇准说,他这个才华,能始终让他久在人下吗?李沆笑笑说,你要是提携他,将来后悔的那天,再想想我今天说的话。
这次寇准被召回来当宰相,丁谓是同时被提拔成参知政事副宰相的,估计真宗也是觉得这两个人关系还行,应该能配合好。但是没想到很快发生了一件事。因为工作关系,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吃饭。有一次,寇准的胡子上沾了汤汁,丁谓就赶紧站起来,替寇准擦胡子,古书里叫“溜须”,溜须这个词就是打这儿来的。寇准笑着说,你也是个副宰相,国之大臣,你还能为长官擦胡子?这就让丁谓彻底恨上了寇准,后来有了一系列对寇准无所不用其极的迫害。
这个冲突,过去的解释,常常给丁谓贴一个小人标签,溜须拍马不得而怀恨在心,我倒有另外一个解释。丁谓这个人特别聪明,这样的人,往往自尊心极强。替寇准把胡子上的汤擦掉,也许就是顺手的事,不见得是有意讨好。寇准嘛,就是这么一个不通人情的人,咱们都熟悉了。这种当众的嘲笑,对于别人可能还没什么,但对丁谓这种高自尊的人,伤害不大,侮辱性极强,这才有了后来种种置寇准于死地的举动。
还有一个人,那可是活生生被寇准逼成了敌人。这人在我们以前的节目里也提到过。他叫曹利用。还记得澶渊之盟时候,宋朝派去大辽谈判的那个人吗?对,就是他,曹利用。当时真宗许了岁币可以是100万,寇准在门口抓着他说,你要是答应30万以上,回来我肯定杀了你。曹利用果然就咬死30万岁币,谈成了澶渊之盟。所以,这还是个有功之臣。这不,十几年过去了,曹利用也逐渐升官,当到了枢密使,就是国家最高军事机构的首长。
但是,当年寇准是宰相的时候,曹利用就是一个跑腿的。现在官儿当大了,寇准还是不把人家放在眼里。两个人合作的时候,一旦意见不一致,寇准就来一句,你一个武夫,懂什么国家大事?那你想,泥人也有三分土性儿,一来二去,曹利用就成了寇准的敌人。
所以你看,寇准还是那个老脾气,不经意之间就树了很多敌人。这是寇准失败的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不谨慎,大大咧咧。
前面说了,真宗已经答应了,可以把皇位传给太子。寇准赶紧跑去找大笔杆子,我们上一期节目讲“西昆体”的时候提到的杨亿,来起草这个诏书。杨亿还是很谨慎的,怕事情泄露,深夜的时候一个人亲自点灯起稿子。但是寇准自己反而大大咧咧,喝酒,酒后失言,就把这事泄露出去了。
丁谓知道了之后,赶紧跑去找真宗皇帝,说,你想传位太子,有这事吗?真宗这个时候已经病入膏肓,一会儿清楚一会儿糊涂,说我不记得这事啊。丁谓说,那好,寇准这是假传圣旨,罢他的官。丁谓做事比寇准就严密得多了,连夜找人进宫来起草圣旨,马上就要把寇准的宰相位子拿掉。
那你说,这真的是因为真宗皇帝糊涂了吗?未必啊。有一种可能,就是真宗这个时候其实已经被胁迫了。
深宫之中,红墙绿瓦黑阴沟,谁也说不清后宫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确实有一些迹象说明,真宗皇帝这个时候已经不是百分之百能做主了。
有一次,真宗非常恼火,对大臣说,昨天晚上,皇后以下的宫人都去皇后那儿讨好皇后了,就把我一个人留在宫里。大臣就问,那您怎么不按规矩办,该处置谁就处置谁嘛。结果过了一会,真宗又嘟嘟囔囔地说,没有这回事。而这个时候,刘皇后就在屏风后头。
那你说,这是病人糊涂了,总觉得自己被关照得不够?还是觉察到刘皇后在屏风后头,也不敢接着说了?这就说不清楚了。
同样道理,刚才我们讲到,丁谓跑去找皇帝对质,你有没有答应寇准把皇位传给太子?真宗否认,说记不得跟寇准说过这话。那你说,这是真糊涂了?还是一看有人来闹,也怕屏风后面的刘皇后出手,所以干脆装糊涂?同样说不清了。
不管怎么样,真宗这个时候还是有一线清明。他虽然罢了寇准的宰相,但是不管丁谓这帮人怎么说,他就是不同意让寇准离开京城。哪怕有人都说,现在朝廷上三分之二的人都是寇准的同党,真宗也不为所动,不仅让寇准担任太子太傅的官职,而且皇宫里面宴请大臣,还是让寇准参加。从这个信号也可以看得出来,真宗还是不死心,还是要让寇准扮演制衡刘皇后和丁谓的角色。
但是所有人可能都没想到,这个时候突然冒出来一个宦官周怀政,要搞什么政变,把寇准这一派的人彻底坑进去了。真宗皇帝最后想维持的那个平衡,也没能保得住。
那你说周怀政为什么要来这么一下子?简单说,宦官的生存环境可不像大臣。在宋朝,寇准这样的大臣,政治斗争失败了,顶多也就是贬官。但是宦官是完全依附于皇权的。没有皇帝的信任,他就什么都不是,甚至分分钟就有性命之忧。周怀政虽然也是真宗信任的人,但是这个时候,他已经和太子的命运完全捆绑在一起了。如果寇准这一派大臣输了,也就意味着刘皇后赢了。他周怀政一个失了宠的宦官,在后宫被人捏死,就是分分钟的事儿。
历史上还有一个关于周怀政的小段子:有一段时间,真宗皇帝比较疏远他。他就天天让小宦官从宫里面出来,当众喊他进去,他就大模大样假装皇帝找他有事,进宫门之后找个房间待着,很长时间再出来。为啥这么干?就是让身边的人觉得,他还受宠呗。你看,这就是一个宦官的生存环境。一旦不受宠,或者站错了队,是非常可怕的事。所以他才会铤而走险,搞政变。而他又没有能力发起一次认真的政变,跟儿戏一样地失败了,结果成了连累寇准的猪队友。
所以,寇准后来的失败也怪不到寇准的头上。整个局面就有这个内在的趋势:从真宗生病开始,大宋朝的最高权力,有可能不可逆转地滑落到刘皇后的手上。
说到这里,我也是一声长叹:在皇权时代,如果继承人年纪还小,即使是皇帝本人,想在自己身后留下一个彼此制衡的权力结构,也是千难万难啊。唐代的唐高宗李治,也是想留下一个能制约武则天的权力结构;后来的清代的咸丰皇帝,也是想留下一个能制约慈禧的权力结构,但最后都失败了。皇权政治最后只能走向单级的权力结构,这里面可能也是有一种历史的宿命吧。
我们还是回到寇准。
公元1019到1020年,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大宋政治舞台的中央。这段满打满算13个月的经历,不仅让他险些丧命,而且在他的一生中添加了一抹可疑的色彩:他到底是不是因为贪权才回来当宰相?他是不是因为性格的缺陷才把事情彻底搞砸了?
刚才,我试着替他做了一些辩解。但是,这不一定成功,也并不重要。有的时候,我在读书的时候,宁愿看到一些圣贤人物的缺点。
为什么?因为,如果圣贤之所以是圣贤,是因为他没有缺点,那我们这些凡人就太绝望了。反观我们自己,指责寇准的那些缺点,我们内心没有吗?无非就是贪嗔痴嘛,谁敢说自己没有?谁敢说,自己在相同的处境下能比寇准处理得好?
就算寇准真的有这些缺陷,这不正好说明,一个浑身都是缺陷的人,通过自我的努力,用自我的力量来不断生成自我,还是可以找到上升的通道,最后成为圣贤吗?
你可能会问,面对一个毛病这么多的寇准,你还是要称他为圣贤?是的,我还要称他为“圣贤”。
寇准的关键选择
寇准这一生,有无数的缺点。他做事,有无数的破绽。从终局来看,他甚至是一个失败者。
1020年,他被贬出京,然后一路走到大宋边陲,到了雷州才安顿下来。雷州距离海南岛的天涯海角也只有一海之隔了。1023年,不知怎么,寇准突然想起一件事:当年宋太宗曾经得到过一块犀牛角,做了两条腰带,给了寇准一条。这已经至少是20多年前的事儿了。那个时候,太宗对他多好啊。寇准请人专门跑了一趟洛阳,取回了这条腰带。几天后,他沐浴更衣,穿上了朝服,系上了这条腰带,朝北面拜了拜,然后喊人铺床,上床之后就再也没有醒来。这一年,寇准62岁。
你看,想着当年太宗皇帝的恩宠,再对比着现在临终时的落寞,寇准会不会觉得自己这一生其实很失败?
但是故事没有完。
他的家人扶着他的灵柩归葬洛阳的时候,一路都有人在路上祭奠他。有人祭奠的时候,把竹子插在地里面,上面挂纸钱,结果一个月之后去看,发现枯死的竹子居然长出了竹笋。老百姓说,这寇准有灵啊,于是又给他造了庙,让他在天之灵享受香火。就是这样,他人虽然死了,但是在民间的声望却一浪高过一浪。
后来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寇准在民间传说中的形象越来越好,甚至和杨家将的故事掺和到一起,最后成了中国古代第一清官。至今,京剧里面还有一出戏叫《清官册》,是说寇准的。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这不是真实的寇准啊。这么一个毛病多、脾气大,性子刚的寇准,到底做对了什么?让历史选择性地遗忘,忽略了他的那些毛病,最后给了他这么高的评价,这么完美的一个背影呢?这是不是一种扭曲,一种不真实,甚至是不公正呢?
这个现象,如果从寇准自己的角度,其实很难解释。我们得跳得更高,从文明的角度来看寇准。
其实,在时空中,有两个寇准。
一个是活在自己生命时间里的人,就拿眼前、当下或者这一辈子为时间坐标系。那他应该怎么选?应该及时行乐,趋利避害啊。有酒就喝,有气就撒,事实上,在很多生活细节上,寇准就是这么做的。在最后的政治选择上,要么别折腾了,反正快60岁的人了,还折腾什么呀?这辈子,位极人臣和功劳盖世,都有过了。就不去开封蹚浑水了,这个宰相不当也罢。要么干脆投靠刘皇后得了。因为当时大家都看得出来,真宗皇帝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刘后控制了,她最终会掌权的历史趋势其实已经不大可能逆转了。那就识时务者为俊杰。投靠刘皇后或者至少不那么跟她硬刚到底,也不算错。
但是还有一个寇准。
这个寇准的坐标系,就不是它自己的生命时间了,而是千秋万代,说白了,就是“文明时间”。这个时间坐标,要求寇准做出那种只问对不对,其他成败利钝一概不计的选择,说白了,就是道德选择。
对寇准就是这么选的。
要知道,女主临朝,在当时中国的道德标准看来,不是什么好事。在帝制时代,忠于男性君主,才是士大夫的起码担当。忠于皇帝的士大夫,就是要挺身而出,和皇权旁边的那些枝枝叉叉的东西做斗争,什么女主,什么外戚,什么宦官,一概要横眉冷对,这才是对一个士大夫的道德要求。
寇准这么选,文明就给他一份丰厚的回报,就是让他享有极高的、完全正面的评价,甚至让他名不副实地成了古今第一清官,而完全忽略了他身上的那些毛病。
你看,寇准是用一个符合道德原则的关键选择,走对了关键一步,就让历史原谅了自己的所有错误。
其实也不只是寇准。中国历史上的很多忠臣义士,你要是细看史料,他们身上往往都有很多毛病,但是,他们也都跟寇准一样,被历史选择性地遗忘了一些东西,又被历史选择性的记住了一些东西。
就牵涉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了,中国文化传统里有一种独特的真实观。
我看过北大历史系教授赵冬梅老师的一次演讲,她提出了一个命题:“为了真善美,可以隐藏真实,牺牲真实;再往前一步,就是‘制造真实’。”为什么这么说呢?赵老师举了一个例子。
写《岳阳楼记》的范仲淹,宋仁宗一朝的名臣,他和另一位名臣,仁宗朝的宰相吕夷简关系不好,甚至可以说就是死对头。等范仲淹去世之后,他的儿子范纯仁,就请大文豪欧阳修来给自己的爸爸写神道碑的碑铭。欧阳修的文章当然写得很漂亮啊。但是这个欧阳修,明明知道范仲淹和吕夷简的关系不好,硬是在范仲淹的神道碑里杜撰了一个情节,说最后范吕二位还是握手言和了,世纪大和解了。
范纯仁一看这文章,就不乐意了,说你胡说,我爸没有和吕大人和解。他就把这二十几个字删掉了。欧阳修也不愿意了,说你个小屁孩你懂什么?你删掉了这二十多个字,我本人不认。然后欧阳修把自己写的原文收进了自己的文集里,范纯仁把删掉二十多个字的碑文给刻在神道碑上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其实啊,欧阳修和范仲淹的关系很好,他为什么要虚构这样一个故事呢?
首先欧阳修是觉得像范仲淹这样大人物的神道碑,应当顾及“国家天下公议”。说白了,这不是你范家一家一姓的小事,而是天下层面的大事,大人物是有其自身的历史担当的,所以对范仲淹这样的士大夫的书写,应当体现出大人物身上的真善美。
再往深里说,就是欧阳修需要塑造一个和谐的士大夫政治氛围。甭管范仲淹和吕夷简生前关系有多差,现在人都已经走了,留下那么多后生小辈,难道还要把恩怨继续下去吗?他们应该和解,也必须和解。
欧阳修凭什么这么做?他作为执笔人,他得制造出了一个符合天下公议的、符合士大夫政治的范仲淹。这个时候,真实的范仲淹就得为这个被制造的、加了滤镜的范仲淹让路。
那你说这是什么?你可以说这是“礼教”。
一提起“礼教”这个字,我们这代人对它的印象都不好,什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但是,放宽视野来看,礼教就是古人的文明共识。这样的共识,一旦达成,一旦强化,有很多缺点,比如压迫和束缚人性,但是与此同时,作为现代人,我们也要看到它的另一面。
人民大学法学院马小红教授的《礼与法》里,有这么一段话:
礼教的普及不分贫富,不分贵贱,它是人们心目中永恒的、正义的“法则”……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礼教造就了顺民,也造就了清官与明君,这便是礼教的威力所在。
对,礼教,不是谁压迫谁的,它针对所有的人,也塑造所有的人,包括士大夫和皇帝。它带来压迫,也带来一种普遍的束缚,甚至给每个生命都带来确定性。要不怎么是“文明共识”呢?
生活在这样的“文明共识”中,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人生重要的选择关头,该怎么选,是非对错的标准是清晰的。这些是非标准也许不符合我们今天的观念了。但是在中华文明史上,绝大部分时候,什么时候该成仁?什么时候该取义?我们可能做不到,但那个标准始终是清晰的。
第二,在选择的关头,不管你当时遭遇了什么,只要时间足够长,历史会给人一个公允的结果。所谓“史笔如刀”,所谓“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不是虚言恫吓,这就是一个人的现实行动在时光的尽头一定会遭遇的东西。你想,抗战期间,那些做了汉奸的人,甭管他有什么理由或者委屈,但是不管怎么辩解,做了汉奸,案就是翻不了的;同样,一个忠臣义士,即使惨烈殉国,用不了多少年,也一定会被平反昭雪,名留青史,这个前景也是清楚的。
有了这两项确定性,生活在这个文明里的人,就可以更好地安顿自己的人生。
包括我们今天说的寇准在内,我们都是凡人,活着的时候,用放大镜看起来,浑身上下都是毛病。但是只要在大节上,在几个最重要的关头的选择上,我们拿得住、把得稳,那在最终的终点上,文明共识,会还给我们一个说得圆、立得住。
我还记得电视剧《大明王朝》有一段台词。问,孔子说的“知不可为而为之”本意是什么?孔子是告诉世人,做事时不问可不可能,但问应不应该。
好一句“不问可不可能,但问应不应该”!
怎么让每一个人相信,我做了应该做的事,就会有一个应得的回报呢?有强大共识的文明会这样回答,你只管做正确的事,文明会给你一个公正的结果。哪怕这个结果在你死后才会兑现。
所以,寇准的故事并不结束在归葬洛阳。他的结局,是死后十一年后才到来。
那时候,刘后也去世了,仁宗亲政了。当年的皇太子,当然记得捍卫他的寇准。所以,一旦亲政,就立马恢复了寇准的官职和封号,还亲手给寇准的神道碑题了两个字:“旌忠”。旌旗飘扬的旌,忠心耿耿的忠。在仁宗皇帝的心里,寇准的忠诚像一杆大旗,在历史的长风中猎猎飘扬。
好,这就是我为你讲述的公元1020年的寇准的故事。我们1021年,再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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