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丨战火中的巴勒斯坦人；《登月大计划》与阴谋论

战火中的巴勒斯坦人：恐惧、焦虑与下落不明

自去年10月以色列-哈马斯战火燃起之后，整个加沙在持续的战事中已经不复往日模样。例如，当地的阿尔-马瓦西（Al-Mawasi）曾是加沙海岸线上一处知名景点，景色颇为壮丽，拥有起伏的金色沙滩，也因此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度假。不过，随着以色列军队的摧残，这个度假胜地已然具象化了以哈战火带给加沙民众的恐惧。在去年10月下旬，以色列空军反复空袭加沙地区。而尽管阿尔-马瓦西几乎没有任何基础设施，人道主义机构也警告说它不适合作为安置营地，但以色列军方却将阿尔-马瓦西指定为“安全区”（safe zone），声称巴勒斯坦平民如果逃难到此处，便可以在这个永久安全区的庇佑下免遭以色列的攻击。于是乎，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人从加沙各地涌向阿尔-马瓦西，因为他们没有其他地方可去。许多人用塑料布或毯子搭建起临时庇护所，但这处实打实的难民营生活始终伴随着饥饿、疾病和缺水，与之相伴的还有不确定性带来的恐惧。

当地时间2024年2月20日，加沙地带汗尤尼斯，巴以冲突持续，以色列坦克袭击了名为Al-Mawasi的沿海地区，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正在检查这片地区。

不过，人们很快就发现这个以军口中的“永久安全区”并不安全。今年2月份，以军还是袭击了阿尔-马瓦西，攻击对象还包括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工作人员，最终共计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到了今年5月底，以军再次轰炸了该地区，至少造成2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12名妇女——就在国际法院命令以色列停止其在拉法的种族灭绝攻势的几天之后。到了6月21日，阿尔-马瓦西再遭劫难，这次以军的袭击杀死了至少25名巴勒斯坦人，另有50人受伤。据联合国方面的报告称，以色列对阿尔-马瓦西的新一轮袭击导致“数十人伤亡”，至少5000人流离失所。当地的医疗阵线传来的消息则称，最新一轮袭击至少造成11人死亡，40人受伤。

阿尔-马瓦西大屠杀发生几天后，7月1日，同样恐怖的场景发生在了汗尤尼斯（Khan Younis）东部，这曾是加沙地区风景最美丽的地区之一。大量社区居民，包括医院等都被迫撤离。根据联合国的报道，以军累计迫使25万人离开汗尤尼斯。在阿尔伯塔大学访问教授Ghada Ageel看来，这种大规模的迁徙让人想起过去九个月战争过程中，发生在加沙人头上的多次大规模迁移。更有不少人是刚刚从阿尔-马瓦西逃离到汗尤尼斯，如今又不得不在以军的命令下返回被炸成废墟的阿尔-马瓦西暂时安顿。因此，在投书《半岛新闻网》的文章中，Ghada Ageel认为以色列方面针对所谓“安全区”内巴勒斯坦人攻击是系统性的，这些袭击没有军事上的意义，更像是为了尽可能多地杀害和恐吓平民。显然，以色列在加沙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们早已不再单纯针对哈马斯，而旨在挑起对于巴勒斯坦的全面战争。

而在东耶路撒冷，尽管没有遭到以军的袭击，但同样有巴勒斯坦人面临着流离失所的焦虑。在东耶路撒冷的巴特恩·哈瓦（Batn al-Hawa）巴勒斯坦社区中，不少房子可能因为犹太人居住在其中而面临以色列定居者对当地巴勒斯坦人的驱逐。根据《卫报》的报道，以色列最高法院最近的一项裁决了解了一个当地巴勒斯坦家庭反对驱逐的尝试。

据报道，在巴特恩·哈瓦突然出现的这一系列驱逐活动，恰好发生在以色列定居者组织努力扩展现有扩张计划之际。以色列当局上个月晚些时候甚至批准了近30多年来在约旦河西岸最大规模的一次土地征用，有关组织称此举无疑将加剧加沙冲突所带来的日益紧张的局势。然而，以色列预计还将继续扩展在东耶路撒冷的定居点项目，但东耶路撒冷地区是在1967年六日战争中，由以色列从约旦手中夺取，并在1980年单方面吞并的土地。根据国际法，像犹太人定居点这样的永久性定居在军事占领的领土上是被判定为非法行为的。

目前，大约有700名定居在巴特恩·哈瓦的巴勒斯坦人可能面临被迫流离失所的威胁。而推动犹太人涌入巴特恩·哈瓦社区的主要是一个名为“Ateret Cohanim”的组织，他们自称是“致力于恢复古代耶路撒冷的犹太生活方式”。该组织并主张，巴特恩·哈瓦的大部分地区位于19世纪末奥斯曼统治时期由一个慈善组织建造的村庄遗址上，该村庄原本是用来安置也门的穷苦犹太人的。随着当年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紧张局势在1930年代升级，这个定居点也被英国当局撤销。但据说这个慈善基金已于20年前重新运作，并重启了犹太人对于巴特恩·哈瓦的房产所有权的主张。在整个耶路撒冷，大约40%的人口是巴勒斯坦人。而以色列政府连年以来都在致力于在当地保持犹太人的人数优势。联合国报告称，近来以色列当局推动的所有驱逐巴勒斯坦居民、拓展犹太人定居点的尝试，其所指向的都是消除巴勒斯坦建国的任何实际可能。另外，以色列政府也正在利用加沙战争，加速定居点的扩展并驱逐巴勒斯坦人。

笼罩在巴勒斯坦人头上的阴云不仅包括随时可能到来的流离失所，还有亲友的下落不明。同样来自《卫报》的报道表明，国际红十字会每周要接听500至2500通电话，大部分来自失踪人员的家人。该组织表示，自去年以哈战争爆发以来，已有累计约6400名巴勒斯坦人下落不明，至今未寻到他们的行踪。据信，许多人被困在废墟下，在没有身份证明的情况下被埋葬，或被关押在以色列拘留所，也有人在战乱逃难过程中与亲人分离，无法与对方取得联系。自4月以来，国际红十字会的记录上又新增了约1100起新的失踪人员案件。持续的暴力严重扰乱了通信，而在医院遭到袭击的情况下，医务人员记录伤亡和识别死者的难度也陡然提高。持续的战事加上行动和通讯的限制，红十字会和其他相关组织在监测和定位失踪人员方面都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此外，法医和人权专家的准入权限也受到限制，一些受害者的身份识别工作也因此难以开展。

自10月7日以来，国际红十字会累计报告了8700多名失踪的加沙巴勒斯坦人，并与7429个巴勒斯坦家庭接触以收集信息。其中，大约2300起失踪案件已经解决，当然这既包括亲人团聚，也包括有人不幸罹难。但实际上，巴勒斯坦失踪人口的人数要远比国际红十字会报告的数字高得多，因为不是所有家庭都知道在与亲人失散的情况下如何与国际红十字会联系；更极端的、但在战争中也不算罕见的情况则是，在某些情况下，整个家庭都已经遇害了。加沙的卫生部门表示，战争导致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38000人，但这个数字并没有考虑到失踪人员的情况，例如那些被困在废墟下、被拘留或埋葬在乱葬坑里的人。在这种条件下，寻找失踪者将是一个复杂甚至难以真正完成任务的过程。

“寡姐”新片与登月骗局

1969年7月20日，全球约6亿人在电视机前观看了一场画面模糊、信号不稳定的现场直播，内容是阿波罗11号的登月过程。美国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巴兹·奥尔德林（Buzz Aldrin）和迈克尔·柯林斯（Michael Collins）在这一天迈出了人类航天史上划时代的“一大步”。为纪念这一历史性的时刻，联合国大会在2021年通过了关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方面的国际合作”的决议，宣布将每年的7月20日定为“国际月球日”。

随着国际月球日的临近，7月12日，由格里格·伯兰蒂（Greg Berlanti）导演、“寡姐”斯嘉丽·约翰逊（Scarlett Johansson）和查宁·塔图姆（Channing Tatum）主演的《登月大计划》（Fly Me To The Moon）在北美上映。这部荒诞喜剧将一个坊间津津乐道的阴谋论——美国的载人登月其实是在摄影棚拍摄的——搬上了荧幕。

电影的剧情梗概是这样的：为完成人类首次登月任务，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的发射主管柯尔（查宁·塔图姆饰）带领团队不断处理登月火箭出现的各种问题。而担心无法登月的政客们，为确保最终能在太空竞赛中占据优势，暗中找到广告狂人凯莉（斯嘉丽·约翰逊饰），要求她秘密拍摄一段登月视频作为备用计划。

《登月大计划》海报

登月阴谋论一直流行于美国乃至全球的大众文化之中。早在1970年代，‌电影《‌007之金刚钻》‌（Diamonds Are Forever）中的一场戏就暗示了登月的虚构性质。

1976年，美国退役海军军官比尔·凯辛（Bill Kaysing）自费出版了一本后来畅销全球的书籍《我们从未登上月球：美国的300亿美元骗局》，以一个“圈内人”的口吻和在外行看来颇为“专业”的笔触，以长串数据和大段推理给出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载人登月真实完成的可能性仅有0.0017%”。根据1976年的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当时近28%的美国人同意他的观点。

1978年，电影《摩羯星一号》（Capricorn One）上映，讲述了宇航主任为骗取国会的预算，强迫宇航员参加了一场在摄影棚内模拟飞行同时进行电视实况转播的骗局。

2002年，这一阴谋论迎来戏剧性的一幕，时年72岁的阿波罗11号宇航员、“登月第二人”巴兹·奥尔德林在一家酒店外拳打阴谋论者巴特·西布雷尔（Bart Sibrel）面部，因为后者称宇航员是“懦夫”、“骗子”和“小偷”。

还有一则流传甚广的谣言认为，著名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是伪造登月视频的拍摄者，甚至配上“库布里克”晚年接受采访的视频，画面中一个戴着眼镜、须发皆白的老者面对镜头，喃喃自语：“美国和NASA涉嫌巨大欺诈。”“所有登月都是假的……且我就是拍摄它的人。”实际上，这段视频来自2015年的一部伪纪录片，片中的“库布里克”由演员扮演。

阴谋论者还找到了更多且更加精妙的“证据”。 7月12日，萨凡纳·沃尔什（Savannah Walsh）在《名利场》（Vanity Fair）网站发表影评《斯坦利·库布里克的阴谋论如何启发了这部电影》，文章介绍了库布里克卷入登月阴谋论的细节：库布里克1968年的电影《2001：太空漫游》聘请了航空专家和航天工程师设计飞船内部，一年之后，据称他被招募拍摄伪造的阿波罗11号登月视频。库布里克的电影《闪灵》中可以找到许多支持这一理论的所谓“证据”，一些人将其解读为导演对伪造登月的忏悔，比如丹尼·托伦斯（Danny Torrance）穿的“阿波罗”毛衣，以及眺望酒店（Overlook Hotel）“237号房间”的钥匙，这个房间的字母可以重新排列成“月亮房间”（Moon Room）。库布里克的女儿薇薇安公开否认了这一说法，称其“显然是一个荒谬的谎言”。

《登月大计划》的导演格里格·伯兰蒂并无意于为甚嚣尘上的阴谋论推波助澜。《名利场》的影评继续写道，鉴于这种危险的错误信息的历史，格里格·伯兰蒂想要负责任地重现登月，他表示：“如果我不知道NASA和我一样喜欢这个故事，我不确定自己是否会签约。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意识不到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中，就不可能去拍一个被老生常谈的阴谋论包围的故事。这部电影歌颂了NASA的成就，同时也表达了为什么真相很重要，而且是以一种有趣的方式完成的。”

在电影中，登月的舞台版本是在NASA不知情的情况下拍摄的，有些场景甚至是在佛罗里达的肯尼迪航天中心拍摄的。登月的成功让舞台版本变得多余，尼克松政府派出的特工随即指示将与伪造版本有关的所有文件销毁：“你的名字将从历史书上抹去，故事将被改写。”

《名利场》影评表示，在现实中，没有证据表明这种掩盖曾经发生过。正如影片所述，超过40万人在阿波罗11号任务中工作了十多年。这个项目的庞大规模表明，要伪造预期的结果是多么不可能和困难。2019年，时任美国天文学会新闻官的天文学家里克·范伯格（Rick Feinberg）在《历史》（History）杂志采访时反问：“如果你相信登月骗局的主要动机其实是你不信任政府，不信任我们的领导人，不信任权威，你怎么能觉得40万人会在50年里保持沉默呢？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7月12日，《时代》网站刊发了奥利维亚·韦克斯曼（Olivia B.Waxman）的采访报道，回溯了阿波罗登月计划真实的公关历史和围绕该计划的阴谋论历史。报道写道，按照《月球营销：阿波罗登月计划的销售》一书的合著者理查德·尤雷克（Richard Jurek）的说法，在参与登月任务的约40万人中，约四分之三为私人承包商工作，他们被允许对所提供的服务进行市场营销。

在阿波罗11号登月过程中，NASA公共事务部门的真正负责人是一位名叫朱利安·希尔（Julian Scheer）的记者。他领导着一个由前记者组成的团队，帮助新闻媒体报道太空计划，并介绍工作人员和宇航员。希尔坚持要在电视上直播登月的第一步。苏联不允许记者进入太空计划的内部工作，而NASA则允许他们的工作人员和宇航员自由发言。

在准备登月的过程中，NASA的公关大师们主要关心的是，如果宇航员在任务中死亡，NASA会告诉世界什么，所以准备了无数的声明，但从未使用过。阿波罗11号宇航员安全返回地球后，NASA的公关重点是说服公众，太空计划仍然有必要重返月球并探索其他行星。正如尤雷克所说：“大多数人认为NASA的存在只是为了让宇航员登上月球。所以一旦我们做到了，就像是，‘好吧，现在怎么办?’”

报道认为，美国和苏联之间确实有过太空竞赛。美国领导人担心，如果苏联先登月，那么共产主义政府将被视为比美国民主政府更优越的政府形式。然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美国对他们的任务如此绝望，以至于他们考虑为美国公众伪造登月。

这篇报道同样提到比尔·凯辛和他的《我们从未去过月球》，认为这本书符合时代文化。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民众对美国政府的信任度开始下降，而关于1963年肯尼迪遇刺的阴谋论已经流传多年。随后是1978年的《摩羯星一号》，给登月阴谋论火上浇油。

《阴谋文化：从肯尼迪遇刺到X档案》的作者彼得·奈特（Peter Knight）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表示：“对许多人来说，有一种感觉，政府一直在撒谎。”

登月骗局阴谋论可能在俄罗斯公民中比在美国公民中更普遍。2020年俄罗斯民意研究中心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一半的俄罗斯人认为1969年的登月从未发生过。

奈特解释了为什么登月骗局阴谋论在一些美国人中经久不衰，他说：“很多人觉得，如果我们不能解决国内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试图参与某种太空探索的幻想？所以我认为阴谋论反映了其中的一些担忧。”

当被问及一部以伪造登月视频为主题的电影是否会让人们怀疑整个登月是否是一场骗局时，NASA首席历史学家比尔·巴里（Bill Barry）表示，他相信任何看过这部电影的人都能马上看出，这部电影不是一部纪录片，而是一部明显的对阴谋论者的恶搞电影和浪漫喜剧。对于怀疑论者而言，网上有大量证据表明“我们确实登陆了月球，不只一次，而是六次。”

《大西洋月刊》的影评人李雪丽（Shirley Li）则从当下的视角解读这部新电影。她认为，《登月大计划》讲述了我们时代对人工智能的焦虑。

影评从《楚门的世界》谈起。李雪丽写道，在《楚门的世界》结尾，楚门在半夜逃离了自己的家。他开始相信他周围的环境是假的，他周围的人都是演员，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作为“真实的”娱乐节目传播给观众。当然，他是对的：守护他的是像神一样的克里斯多夫，这个项目的策划者。克里斯多夫命令道：“提示太阳出场。”“太阳”就出来了，巨大的摄影棚沐浴在人造光中。

在《登月大计划》中，太阳也在暗地里冉冉升起，背景是为了欺骗观众而搭建的摄影棚。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模拟登月的秘密政府任务，和《楚门的世界》一样，探索了电视图像的力量，同时也在人类技术进步的关键时刻上映。但如果说这部1998年的电影是一部有先见之明的悲剧，审视了真人秀电视和社交媒体的兴起，那么《登月大计划》则把我们对虚假视频和人工智能驱动的内容酝酿的焦虑变成了一段轻松愉快的怪异浪漫。这部电影并没有提供多少关于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日益增长的非现实的智慧，但它是一个迷人的消遣。在某种程度上，它的肤浅才是重点：有时候，电影认为，我们想看到的比我们实际做的更重要。

李雪丽认为，这部电影对历史事件的松散解读，即便不是纯粹的愚蠢，也可以说近乎于不尊重。但是，《登月大计划》是由一种复古的、热切的真诚推动的，加上斯嘉丽·约翰逊精彩的喜剧转折，她欢快的台词中夹杂着一丝自我怀疑，把故事建立在凯莉越来越担心自己是否应该如此肆无忌惮地操纵公众的基础上。无论是约翰逊的假发，塔图姆的“智能手机脸”，还是两人之间轻快的玩笑，电影中的一切都显得有点过于好莱坞式的完美。然而，这种粉饰给人一种有意为之的感觉，是为了强调影片的旨趣，即一个精心制作的呈现是多么容易让观众相信他们所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