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遇刺？政治学如何分析遇刺、权力交接与政治稳定

原创 致远星 PoIiticaI理论志

西方国家刺杀的政治学分析

摘要:

刺杀是引人关注的政治暴力行为之一。传统观点认为，这种事件往往对国家产生实质性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影响。我们通过对1952年至1997年间西方各国所有遇刺事件的分析，研究遇刺对政治稳定的影响程度。我们通过评估经历过遇刺的国家的政治动荡、不稳定和内战的程度来研究刺杀的政治后果。我们的研究结果支持刺杀、权力交接和政治动荡之间存在互动关系。

作者简介:

Zaryab Iqbal，宾州州立大学政治系

Christopher Zorn，宾州州立大学政治系

编译来源: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2, Issue 3, pp. 385 - 400.

本文作者：Zaryab Iqbal

一、引言

在政治暴力事件中，刺杀行为就其意义而言居于首位或接近首位。除了对受害者本人的明显影响外，刺杀代表了对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制度之一的直接攻击。因此，人们普遍认为这种杀戮具有持久的政治和社会影响，这并不奇怪。特别是，人们普遍认为政治精英突然死亡会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效力，扩散恐怖和对政府的不信任，并扰乱国内和外交政策效果。

然而，尽管刺杀作为一种政治暴力现象非常重要，但人们对这种行为的原因和后果的关注却相对较少。特别是对刺杀的系统性社会科学分析更是少之又少。在此，我们对刺杀的政治后果进行了研究。我们的理论视角是新制度性的：简而言之，我们认为，虽然刺杀会导致国家政治体系的混乱，对国内政治稳定产生重大影响--例如，在遇刺后，一个国家可能会经历各种类型的内乱的倾向性增加--但这种增加的程度是由国家机构的特点决定的。更具体地说，我们表明，刺杀的恶果在非正式的权力运作过程（交接）的国家里会加剧，而在有这种正式制度的国家里则会减弱。

二、刺杀与政治秩序

刺杀一般被定义为出于政治原因对公众人物的杀害；虽然它是对个人的攻击，但刺杀的动机必然具有政治性质（Khatchadourian 1974）。特别是，刺杀往往是作为实现大规模政治变革的一种手段而发生。在古代政治理论中，刺杀往往被视为结束非法统治者的统治（Ford 1985）或终止暴政的可行方法（Padover 1943；Walzer 1974）；例如，西塞罗等人针对凯撒的暗杀就被许多人认为是刺杀暴君。相比之下，现代社会大多将刺杀视为政治暴力行为，不能以政治改革的需要为由予以宽恕（Nielson 1974）。与这种现代的刺杀观点相一致，我们认为这种行为是一种政治暴力现象，因此是对该国家政治制度的消极影响，而不是引起政治变革的合法机制。与其他政治暴力行为——如政变——一样，暗杀的效果是破坏社会稳定，对社会政治体系尤其有害。

同时，作为政治事件，刺杀吸引了公众的想象力；在实际事件发生多年后，关于肯尼迪和林肯总统被暗杀的各种畅销书仍然出现在大众媒体上。然而，除了对具体暗杀事件的一些历史描述（如De Witte 2001；Posner 1993；Raj 2001）或对个别暗杀者的心理特征的研究（如Freedman 1965；Slogomich和Kantor 1969；Ben-Yehuda 1993），社会科学家对解释暗杀这种政治暴力形式的关注相对较少，对评估其社会和政治后果的关注更少。就已经完成的关于暗杀的社会科学工作而言，它倾向于研究暗杀的社会影响，最常见的是通过关注暗杀对犯罪（Berkowitz和Macauley 1971）、公众舆论（Greenberg 1964；Patterson 1971；Hartnett和Libby 1972；Angermeyer和Matschinger 1995；Esaiasson和Granberg 1996；Yuchtman- Yaar和Hermann 1998；Raviv et al. 1998；Peri 2000；Klingman 2001）和政治社会化（Orren and Peterson 1967；Siegel 1977）的影响。

1981年3月30日星期一，即里根总统上任仅69天后。约翰-欣克利在离开酒店时用左轮手枪向里根开枪，其动机是想向女演员朱迪·福斯特“示好”。

通常认为，刺杀会导致政治动荡程度的增加，从抗议到内战的发生。然而，我们认为，刺杀的影响将因行政部门将和平加入的机制的带入而得到缓解。也就是说，虽然刺杀在任何情况下都会破坏稳定，但在缺乏正式的权力运作制度（交接）的国家，这种破坏稳定的程度会大得多。因此，我们检验了两个主要假设：第一，刺杀会导致国内政治动荡和武装冲突的增加；第二，在拥有正规和制度化的权力运作机制的国家，刺杀对其影响较小。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对这些假设进行了实证研究。

三、数据和操作化

为了评估我们对刺杀和政治不和谐的预期，我们考虑了二战结束后至1997年（含）期间西方国际体系中所有国家的数据。这就产生了总共159个国家，每个国家的平均数据年数在排除了缺失数据后，略少于28年；我们的分析单位是国家（年）。

我们感兴趣的核心现象是刺杀事件后政治不稳定的发生和严重程度。我们没有关注一个单一的指标，而是以几种方式来衡量这种不稳定。在其最极端的形式中，政治动荡采取了公开内战的形式；因此，我们采用了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PRIO）的武装冲突项目所编码的一个国家在特定年份出现内战的指标。更具体地说，我们利用三个内战的指标。内部武装冲突表示 "一个国家的政府和内部反对派之间的冲突的存在和严重程度，没有来自其他国家的干预"（Strand等人，2005，10）。这两个变量都是序数指标，如果没有这种冲突，则编码为零；如果是轻微冲突（即每年因战斗死亡人数超过25人但总死亡人数少于1000人的冲突），则编码为一；如果是中等冲突（每年死亡人数少于1000人但总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的冲突），则编码为二；如果是严重冲突（每年因战斗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的冲突），则编码为三。此外，我们通过取内部和国际化冲突指标的总和来创建第三个综合衡量标准。

我们感兴趣的主要协变量是刺杀事件的发生，Iqbal和Zorn(2006)在没有发生此类事件的情况下编码为0，在发生刺杀事件的情况下编码为1。与该研究一样，我们只考虑任期内被刺杀的情况。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刺杀是相对罕见的事件；在我们研究的四十多年里，我们发现大约有八十起这样的刺杀。此外，先前的研究表明，政治动荡和不稳定往往是刺杀本身的近因；因此，为了处理这种关系中潜在的内生性，我们在所有分析中都将刺杀指标滞后一年。

四、结果

我们从一些简单的双变量分析开始，研究我们的两个核心假设：刺杀会增加社会中的政治动荡程度，以及在事件发生时没有正式权力运作制度中，这种增加的幅度会更大。为此，我们对前一年发生刺杀事件的国家和没有发生遇刺事件的国家之间的五个反应变量的平均值差异进行了一系列的t检验，并对我们的正规化继任指标的两个值进行了单独分析。这些结果列于表1。

表1中的单元格条目是实际的t检验值；负值反映了有关反应变量在刺杀后的年份比其他年份的数值高的情况。请注意，15个单元格条目中的14个是预期的（负）方向，14个中的9个在p ¼ 0:10或更大（单尾）时具有统计学意义。因此，双变量的研究结果总体上支持这样的观点，即遇刺后更有可能发生政治动荡。然而，第二个假设只得到了混合的支持；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政治不稳定和国际化冲突--刺杀和政治动荡之间的关系在非正式权力运作制度的国家中大大加强。对于其他三个变量，两种继承方式的影响大致相似，而反对我们假设的最有力证据出现在内部冲突变量中。

（1）动荡与不稳定

我们的双变量研究结果虽然具有提示性，但未能控制影响政治动荡、不稳定和内战的一些关键因素。因此，我们对每个反应变量进行了一系列的多变量模型的估计；这些模型在表2和表3中列出。为了解决数据的时间序列交叉性质，我们估计了一系列随机效应模型，将国家作为观察的中心单位。我们的预期是直接的：刺杀应该增加了政治动荡的程度，且在非正式权力运作制度中，这种程度应该更大。这表明，刺杀变量的直接影响应该是正的，但它与非正式权力运作制度的相互作用应该是负的。

这些变量对政治不稳定性的影响则正好相反。在这里，与我们在表1中的双变量研究结果一致，我们发现估计值符合我们的理论：刺杀本身会增加一个国家的政治不稳定水平，但只在那些缺乏制度化的国家才会这样做。图1显示了这一差异，该图显示了在四个相关条件（存在/不存在刺杀，受/不受非正式权力运作制度）下，控制变量的平均水平对政治不稳定性的预测水平（以及95%的置信区间）。相反，在受管制的制度中，刺杀的影响实际上是负面的：在这种制度中，刺杀似乎增加了政治稳定性，尽管非常轻微。

（2）内战

接下来是我们的暴力冲突指标，三个模型的估计值见表3。在所有三个模型中，控制变量的影响是相对一致的：人口对战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经济繁荣（以较高的人均GDP的形式）和贸易通常会降低内战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我们也再次发现政权类型和内战之间熟悉的曲线关系：所有国家形态都表现出最低的内部暴力冲突倾向，而那些民主化居中的国家则明显更有可能经历这种冲突。

五、结论

据说英国前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曾说过，“刺杀从未改变过世界历史”。然而，我们在这里的分析表明，刺杀实际上会对这个国家的内部政治稳定产生严重影响。特别是，这种刺杀大大增加了不同意见的暴力表现的可能性。基于这些发现，刺杀显然是一种重要的政治暴力形式，值得对其原因和后果进行系统研究。在这里，我们对刺杀和一系列类型的政治不稳定之间的关系做了分析。我们的研究结果支持对这一关系的新制度观点：刺杀的不利政治影响通常会因为有一个正式的权力制度而得到缓解。

林肯遇刺，美国第一位被刺杀的在任总统

除了政治后果，刺杀的社会冲击也可能产生经济影响。私人和公共企业的有效运作都依赖于政治和政府的稳定。遇刺可能会影响经济和商业政策，从而扰乱国内经济和/或国际贸易。因此，刺杀与国内和国际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然而，刺杀影响的另一个方面可能是区域不稳定。由于刺杀增加了一个国家的政治不稳定和国内军事化冲突的可能性，这种不稳定是否可能扩散到一个地区的其他国家？正如我们上面所指出的，邻国卷入内战的情况并不罕见，但刺杀也可能被国际对手视为入侵的好时机——并将刺杀与国际冲突联系起来。总之，一系列可能后果仍有待探讨。

编译｜致远星

审核｜士官长

二审 | 境井仁

终审｜阿利克西欧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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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顶刊编译｜特朗普遇刺？政治学如何分析遇刺、权力交接与政治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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