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懂点“改革经济学” 丨高明勇调研笔记041

前不久，我参加了“中国改革开放史料丛书”出版座谈会，见到不少旧雨新知，大多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参与者、研究者，在不同岗位长期直接从事改革开放相关工作，如今年龄都在七十岁以上，如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先生已经七十有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卓元先生已是九十高龄。与迟福林先生交流时，他提到最近几年去一些大学作报告的“发现”，就是今天的很多青年不太了解改革开放的历史。为此，他还专门出版了《亲历改革——与青年谈改革开放》。

迟院长的“发现”，其实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开放进程的持续推进，有些记忆已经渐行渐远，如何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真正了解这些历史。适时成立“改革经济学”（暂定名，或“改革开放学”、“改革学”），理应得到重视。

所谓的“改革经济学”，并非严格意义的学术概念，就像“红学”之于红楼梦研究，“鲁学”之于鲁迅研究，“敦煌学”之于敦煌研究，关注的人多了，自然可以称之为“学”。围绕“改革经济学”，个人也曾做过相关探讨。记得2008年我负笈北上，适逢改革开放30周年，当时与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做了一个访谈，请他讲述“30年文化之变”，他指出能否从纪念走向研究，就看其是否包含着严苛的自我反省。后来，我陆陆续续与高尚全、周瑞金、迟福林、郑永年、辜胜阻、薛澜、李强诸位先生做了一系列的访谈，这些以改革为主题的访谈也是我关于中国问题访谈计划的一部分，后集结成册《坐下来的中国》，旅美作家林达老师还专门撰写了一篇书评《历史十字路口的盘旋》。

就近年舆论场上一些事件及释放的信号来看，确实需要懂点“改革经济学”。

6月23日，一篇政论《你所熟知的时代，才开始没多久》横空出世，作者刘远举说，很多事，到现在为止，时间都不长，可却恍若隔世，或许，那是因为我们太善于忘记，再或者，在回忆中把过去加上了美好的滤镜。当一个人生下来，从他有记忆开始，他会觉得自己所过的生活是天经地义的。而当一个人老了，则会在记忆中重新构建、美化他的青春时代。于是，他们都对当下的美好，缺乏真正的感知。“一切变化，都是因为改革开放，因为全球化。深化改革开放、面向世界，面向全人类，才能维持这种变化。”

5月23日在山东济南召开的企业和专家座谈会上，73岁的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应邀出席并发表讲话，由于他被视为“市场派经济学家”，这也引发了诸多猜想和解读。周其仁教授的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产权与合约、经济史、经济制度变迁理论、企业与市场组织、垄断、管制与管制变革等，而这些研究也大多是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关键议题。

今年年初，湖南省推出“解放思想大讨论”，引发海内外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解放思想”本就是改革开放的关键词汇之一。当时，我写下一段话：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记忆的“解放思想”，作为政府治理工具的“解放思想”，作为重建共识的“解放思想”——不同的人，因知识结构、社会阅历、身份角色、期待目标、观察视角等因素的差异，认知自然就不同。“不同”与“不同”构建的复杂舆论场，客观上为“解放思想”注入内涵与活力。

今天懂点“改革经济学”，至少要包含几个层面：

“事”——“改革经济学”维度的“事”，既有高屋建瓴的宏观叙事，还有底层运行的关键小事。改革开放不是一蹴而就，更不是一步到位，它不仅需要呈现结果，更需要去不断思考过程。对于普通人来说，一般感兴趣的点，莫过于到底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来龙去脉，何去何从。尤其对于一些用常态思维无法理解的生活事件，如何真正理解？这个层面，“大事记”“小事记”都有必要。

“史”——“改革经济学”维度的“史”，既有官方修订的通史、简史，还有还原现场的史料、文献。一般来说，还有那些带有一定个人色彩的回忆录，亲历记等。除了官方的改革开放史，也有很多值得注意的史料，比如此次座谈会上发布的“中国改革开放史料丛书”，共20卷1500万字，其中有《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与发展》（彭森主编），《计划投资体制改革》（郑新立主编），《农业农村改革》（陈锡文主编），《行政体制改革》（魏礼群、王满传主编）等。

“识”——“改革经济学”维度的“识”，既有逐步固化的常识、共识，还有重新审视的博识、见识。随着社会观念水位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改革开放曾遭遇过什么样的障碍，克服了什么样的困难？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这些成果在今天我们该如何巩固？又有什么样的启发，这些启发在今天如何把它融入到我们的制度设计里。当年的这些案例与方法，对今天的全面深化改革又有什么样的借鉴和启示？近来在读迟福林先生的“迟福林改革研究文选”（三卷）、郑永年先生的“解释中国三部曲”（《制内市场：中国国家主导型政治经济学》等）、黄奇帆先生的《重组与突破》，以及此前的《分析与思考》《战略与路径》等，包括兰小欢先生的《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等，感受颇深，读懂“改革经济学”，也是一种“重识”。

像黄奇帆先生的《重组与突破》，结合自身丰富的政府工作经历，提练出了“重组思维”，认为“其真谛在于资源优化配置、体制机制创新”，也是以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推动改革，个中感悟，今天读来依然给人不少启发。

“改革经济学”不仅仅是历史之学，更是现实之学，不仅仅是政策之学，更是治理之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