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联璧评《权力的支柱》丨全球史视角下重读十八世纪英国政府发展史

《权力的支柱：战争、金钱与英国的崛起，1688—1783年》，[英]约翰·布鲁尔著，单灵芝译，商务印书馆2024年4月出版，378页，110.00元

约翰·布鲁尔（John Brewer）在所著《权力的支柱：战争、金钱与英国的崛起，1688—1783年》中提出以“财政-军事国家”（fiscal-military state）概括这一时期英国政府的特征后，引发了许多学者讨论，使得这一概念逐渐成为探讨十八世纪英国历史时绕不开的术语。20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该书的中译本，编入“英国史前沿译丛”之中。

在导论中，布鲁尔清楚阐明了《权力的支柱》的论点，即人们所看到的不列颠政府在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经历的转变，以及所承担的越来越重的军事开销，都要“归功于急剧增长的税收，规模空前的公共赤字财政（国债），以及致力于组织国家财政和军事行动的公共管理机构的成长”，也就是财政-军事国家的创建（第10页）。尽管布鲁尔认为“财政-军事国家”不是一个高度概括的概念或者理想化的模型，仅是启发性的术语，却成为了后人对这本书的记忆点。此外，布鲁尔所著《想象的欢愉：18世纪英格兰的文化》获得了1998年的沃尔夫森历史奖（Wolfson History Prize），罗伊·波特（Roy Porter）在《独立报》称赞该书为“新文化史”的典范，但从引用数量和相关讨论的深度来看，都不如《权力的支柱》。

2013年9月，阿伦·格雷厄姆（Aaron Graham）和帕特里克·沃尔什（Patrick Walsh）在《权力的支柱》出版二十五年之际召开了一次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收录在2016年出版的《1660至约1783年的不列颠财政-军事国家》中。从论文集的标题就可以看出“财政-军事国家”这个术语成为了《权力的支柱》的代名词。论文集中不仅有其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还有布鲁尔对自己作品的反思。

今年年初，罗宾·甘维（Robin Ganve）发表的学术综述回顾了近年来有关十八世纪不列颠财政-军事国家的研究趋势，可以看出学界依然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甘维指出，“财政-军事国家”的说法虽然被频繁使用，但挑战《权力的支柱》中的论点和论证的作品非常多。如此看来，把《权力的支柱》定位为“英国史前沿”，似乎既未对这本已经可以算是“经典”的作品以匹配的肯定，也忽视了过去三十六年里从这本书中延伸出的讨论。

无论是布鲁尔的反思，还是甘维提到的研究财政-军事国家的新趋势，都指向了一个问题：这部书没有把英格兰置于三个王国/不列颠国家/英帝国的背景中讨论。过去三十余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视英帝国的国家政治和整体的机构构成为一个系统，因此即便解释书的标题指英格兰国家的发展，也无法绕开帝国内各部分相互关系中的动态（如依赖与反抗，合作与冲突）。全球史的研究视角已在不知不觉中渗透到了对英国政府发展史的研究中。

写给英国史爱好者的政治社会学作品

或许布鲁尔本人也未曾想过《权力的支柱》能成为一部“经典”。他在引言中提到，这本书“并不是主要面向行政、军事和金融方面的历史学家的”，而是写给一群“肯定能分辨出辉格党和托利党，但可能从未研究过关税和消费税之间的区别”（第1页）的读者看的。他的读者画像是一批十八世纪英国史爱好者，因此采用了较为活泼的笔法和通俗史书的结构，内容则是以“新说荟萃”为特点。

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开始，一批探讨十七世纪晚期至十八世纪英国史的著作以不同方式推进了有关财政和军事领域的讨论。《权力的支柱》以“财政-军事国家”作为核心术语整合了这些新的研究成果，与彼得·G.M.迪克森（Peter G. M. Dickson）所著《英格兰的财政革命》以及帕特里克·奥布莱恩等学者的研究对话，还结合了迈克尔·曼、查尔斯·蒂利、西达·斯考切波等美国社会学家的观点，故此也具有政治社会学的特征。相比其他写作十八世纪不列颠政治史的作者偏好评述议会和政党的作用，《权力的支柱》强调国家作为经济行动者（economic actor）的身份。布鲁尔承认这本书在个案分析方面比较薄弱，但大量利用前人成果的优势，则是在于用短小的篇幅纳入政治上层、军事领袖和普通人的视角。商人、金融家、炒股失败的乡绅、没有名气的小册子作者、各色各样的税务官都获得了走上历史舞台的机会。

通过一系列分析，布鲁尔认定十八世纪不列颠政府的转型是都铎王朝政府革命之后到十九世纪上半叶行政改革之间最为重要的一次转型（第1页）。以他引用的两位社会学家的知名论点来表述的话，就是“战争造就了国家，国家发动了战争”（187页；语出查尔斯·蒂利），而且国家的发展并不必然伴随着专制权力（despotic power）的扩展，却能表现出了基础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的扩展，使其以高效的方式达成目的，又不至于与议会和大众的关切形成冲突（13页；语出迈克尔·曼）。这便是英格兰/不列颠政府转型的特殊道路。

国家与帝国互动

如果翻看《权力的支柱》里论及的事件，会发现覆盖的空间并不限于不列颠岛，还涉及到发生在欧洲大陆和英帝国中的事件。不过，仅是涉及超越某一王国所在空间的史实并不能让《权力的支柱》成为一部全球史著作。用全球史的眼光来考察，反而更容易发现这部书的立场是英格兰本位的。例如，在财政层面没有详细讨论1707年之后大量苏格兰人加入了英帝国的海外扩张活动之后的影响，在军事层面对不列颠政府将一万两千名驻军安置在了爱尔兰的做法一笔带过（55页），都表明布鲁尔的关注重点是位于伦敦的白厅和威斯敏斯特。无论是书名中的“英格兰国家”，还是书中提到英格兰的次数明显多于提到不列颠的次数的现象，也都暗示了作者的关注重点。

罗宾·甘维认为，格雷厄姆和沃尔什编辑的论文集中对于苏格兰和爱尔兰问题的讨论很好地突破了《权力的支柱》的局限，指出了英伦诸岛中同时存在多个互动的财政-军事国家。无论是爱尔兰为联合王国输送的经济资本，还是苏格兰输送的人力资本，对不列颠国家的发展而言都不可或缺，并不是靠英格兰的一己之力推进了不列颠国家的发展。不列颠政府若要在全国各地征税，必然要选择和苏格兰的地方精英合作，而非单纯依靠英格兰的官员达成目标。

其他学者的研究则指出，十八世纪不列颠国家的边界不限于英伦诸岛。不列颠的殖民者移居美洲和亚洲之后，和本土的民众关注相似的政治和经济议题，他们的观点也影响了殖民地的历史。殖民地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和母国的贸易往来，东印度公司的影响力更是遍布不列颠岛。因此，无论是脱离苏格兰还是脱离海外殖民地来观察不列颠的经济活动，都无法呈现作为经济行动者的不列颠国家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将英格兰/不列颠人对他者书写，或是将他者对英格兰/不列颠人的书写作为研究对象来探讨什么是英格兰/不列颠/英帝国的做法，近年来并不少见。这种做法体现了全球史对互动和联结的关注，同时突破了方法论民族主义的限制。近年来，除了研究英格兰/不列颠/英帝国的形成与发展的著作用了这种方法，涉及帝国解体和联合王国放权的当代史也采用了这种视角。

斯图亚特·沃德（Stuart Ward）在《联合王国：不列颠终结的全球史》（2023年出版）中讨论了联合王国的身份认同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经历的变迁，回应了一批战后学者的潜在共识：随着英帝国的解体，联合王国也将解体。沃德指出，一旦认可社会身份本质上是关系性的，是源自复杂的物质和文化交流的模式之中的（这些模式将相距甚远的人们联系在了一起），那么只谈论“不列颠的不列颠人”势必只能提供片面的解释。这种将联系和互动作为思考民族国家议题的前提的观点，是《联合王国》这本书能被视作全球史的关键。沃德进一步提出，帝国的解体不是触发联合王国解体的原因，而是联合王国解体的一部分。如果要理解帝国的解体，要从更早的已经放弃帝国的、身处“帝国边缘”的人的观念来考察。的确，用三十六年后的前沿研究的眼光去指责布鲁尔的视角局限并不公允，但对于发现《权力的支柱》的英格兰本位的特征依然是有帮助的。

阅读的障碍

读完全书感觉相当可惜的是，译本有不少影响阅读流畅性的译法。有些术语前后译法不一致，如“back-bencher”在第9页成了“回型凳议员”（幸而在后文中被正确译为“后座议员”），“outrider”在第146和和147页分别被翻译成了“外勤”和“骑马”。译文放弃了内地通行的译法“残缺议会”而选择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标准译法“尾闾议会”翻译“Rump”（227页），又称呼“member for Arundel”（197页）为“阿伦戴尔（Arundell）人”，剥夺了这位议员的议席。虽然读者也能从这些译文倒推出原文，但如果在编校过程中留意一下术语一致性，那么读者也能获得更好的阅读体验。

另一些误译则体现出了译者并未考察术语的实际所指。文中把两位汉诺威君主钟爱的选侯国（Electorate）翻译成“中意的选民”（71页），没有考虑到二人拥有神圣罗马帝国选侯的身份。把silk industry局限在缫丝业（261页）令人颇感不解：为何英国的丝织业被砍掉了一大半。把对金酒征税的Gin Act译成《禁酒法案》（309页）让英国的禁酒运动改换了时代。1709年前后针对韦弗河航行的法案Weaver Navigation Bill被译为《纺织航行法》（315页），实在很难想象“纺织”要如何“航行”。

要是上述问题看起来无伤大雅，那么“政党、乡村意识形态和国家”（211-219页）中对于和“乡村”（country）有关的一组术语的翻译则会影响读者理解作者的关键论点。翻阅今年发表的期刊论文，会发现研究政党的学者将Country Party翻译为“国家党”，并指出也可翻译成“乡村党”（见张春满、龙晨，26页）。虽然采用“乡村党”这一译法的中文作品并不少见，不过读完“政党、乡村意识形态和国家”这一部分之后，个人倾向于认为“国家”更匹配country的意义。

英国议会主页上涉及“光荣革命”时期的术语中，包括“辉格和托利”词条。词条中将Country party定义为一群在议会中反对宫廷影响力的、松散联合的人士。他们不满于宫廷的腐败和对外政策、教会对不信仰国教的新教徒的迫害，以及信仰天主教的约克公爵（即后来的詹姆士二世）继承王位。《权力的支柱》定义的country ideology指热衷于“支持议会对行政机构的审查，颁布立法确保议会定期召开，通过法案降低获赠官禄者的数量和常备军的数量，以及实施社会和道德改革等”（212页）。它“在将政治与行政分离开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215页），“并不是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的意识形态，而是出自威斯敏斯特和白厅的观点”（216页）。结合这两段表述可以看出，持有这种观念的人支持的是利用议会（立法）在国家层面采取行动，潜在的对手位于宫廷、教会和地方。作者在其他地方表达乡村时会和“地方”联系起来，采用的是rural/provincial这一组词，而不是country。

如果认可country是指国家，可能会引发的问题是country和state有何不同。文中有一句称这种意识形态“对‘国家’这一概念产生了深刻的敌意”（212页；原文为country ideology was profoundly hostile to the very notion of “the state”）就会让人想到这个问题。从文意来看，所谓的“敌意”并不是对国家本身的敌意，而是为了表达对掌权者权力滥用进而损害国家利益的潜在担忧。后文中描述的体现国家信条（country creed）的行为是与这种理解一致的，即“装扮成爱国者，挑当局的毛病……其目的在于……迎合人民的喜好”（213页）。布鲁尔所要展现的国家权力的悖论，即“一个强大的议会成功地抵制了政府的诸多提案，最终催生了一个更强大的国家”（219页），表达的是相近的意思。

从词源来看，country和state都能用来指称国家，但关联的重点不同。Country是指国家中与土地和人民有关的要素。“乡村”这层意义同样是与土地和农民相关的，由此与通常具有较强商业功能的城镇（town/city）形成对应关系。State指的是国家的政治机构、政府和作为政治体的所有民众，近代早期与之对立的概念是教会。据此理解前文的“敌意”也是说得通的：自认为代表国民（国家，country）利益的人会对拥有统治国家（state）能力的人抱有敌意，担心后者的权柄过大而妨碍了国民（国家）的利益。此处如果把国民利益换成乡村利益，则会将城镇中的民众排除出去，是不符合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的。

尽管布鲁尔是以轻松的笔调撰写了《权力的支柱》，但这本书对译者和读者的西方史的知识储备有一定要求。如果由精通十七至十八世纪英国史的中国学者写一篇导言，又或是由译者对主要人物关系进行解说，对于理解这部作品都会多少有些帮助。如果要提升这部译著对理解英国史前沿的价值，则最好加上阿伦·格雷厄姆和帕特里克·沃尔什所写的导语和布鲁尔写的回应的译文。经典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关键在于读者（包括译者）如何在当下将书的价值发掘出来。

相关文献：

张春满、龙晨：《从世界政党文明史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4年第1期

Brewer, John, The Pleasures of the Imagination: English Culture in the Eighteen Centur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7)

Dickson, P.G.M., The Financ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A Study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Credit, 1688—1756 (London: MacMillan, 1967)

Ganev, Robin, “Britain’s Fiscal-military Stat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Recent Treads in Histography,” History Compass, Vol. 22, issue 1 (Jan. 2024). https://doi.org/10.1111/hic3.12794

Graham, Aaron, and Patrick Walsh eds, The British Fiscal-Military States, 1660-c. 1783 (Ox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UK Parliament，“Overview of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https://www.parliament.uk/about/living-heritage/evolutionofparliament/parliamentaryauthority/revolution/overview/, accessed 17 May 2024

Ward, Stuart, United Kingdom: A Global History of the End of Brita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