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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湖为什么总是这么“脆弱”?
原创 郑宁 底线思维
郑宁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在近年的灾害新闻中,洞庭湖的出镜率相当高。每逢秋冬季节,洞庭湖水位下降,变成洞庭河,甚至是洞庭草原的报道时常见诸于媒体。到了夏季汛期,又常见洞庭湖水位快速上涨,引发洪涝灾害。今年长江中游汛情严峻,洞庭湖也面临着重大考验,牵动国人心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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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8日晚团洲垸洞庭湖大堤决口封堵现场。新华社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洞庭湖是“烟波浩渺八百里”的存在,如此大的湖泊,面对旱涝灾害,为何显得有些“不堪一击”?调蓄、错峰的能力在哪里?在真实的世界中,现实总比理想复杂得多,洞庭湖的前世今生亦是如此。
历史时期的湖面盈缩
相较于动辄有上亿年历史的山脉,洞庭湖的历史要短暂得多。先秦时期,如今的洞庭湖区还是河网纵横的内陆盆地,分布着许多小型湖泊与沼泽。考古学家在中心湖区发现了不少早期文明遗址,而且在时间上存在着很强的连贯性。由此可以推断,直到商周时期,这里都没有出现巨型湖泊。
在战国时代,湘江、沅江等河流直接汇入长江,上游来水未能汇聚,自然就没有形成湖泊的条件。即便是君山附近的洞庭湖,秦汉之际方圆也不超过三百里。但这种局面在汉末魏晋时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君山附近的洞庭湖开始扩大,还出现了青草湖、赤沙湖等面积较大的湖泊。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到了唐代,三大湖泊连为一体,方才成为了唐代诗文中动辄“七、八百里”的浩渺洞庭湖。不过,根据一些学者的推断,唐宋时期洞庭湖面约为3500平方公里,按照里程计算,应该不足八百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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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湖湿地风光。图自网络
洞庭湖面积的极值出现在哪个时期?学界还存在不同的说法。一种观点认为,不太重视农垦的元朝是洞庭湖面积的极盛期。据估算,在元成宗大德年间,洞庭湖的面积约五千五百余平方公里,已然接近八百里之说。但也有学者根据史料记载,认为洞庭湖面积的最大值出现在晚清道光年间。当时编纂的《洞庭湖志》记载,丰水期的洞庭湖跨越湖南四府一州,湖面超过六千平方公里,真正做到了八百里洞庭的规模。
晚清以后,洞庭湖区的面积总体上呈现缩小的趋势。按照水利部门的统计,新中国成立时,洞庭湖面积约为四千三百平方公里,六十年代缩减到三千平方公里,如今约为二千六百余平方公里。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唐宋时代的浩渺烟波,还是道光年间的极限数值,以上列举的数值都是丰水期的自然湖泊面积。在枯水期,洞庭湖总会出现明显的萎缩。明朝嘉靖年间已有东、西洞庭湖之说,原因就在于枯水期洞庭湖水面退缩,原本沉入水下的三角洲因而裸露,将洞庭湖分割为东、西两个部分,呈现为多个湖泊群。
水与沙的形塑
在洞庭湖的衍生过程中,长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浩浩江水从三峡奔流而出,进入中下游平原地区,需要寻找宣泄洪水的空间。最早承担这个任务的,是史书中大名鼎鼎的云梦泽。秦汉以后,随着云梦泽的消亡,长江荆江段的河床逐渐形成。这一过程不止是云梦泽与长江的互动,还同时直接影响了洞庭湖。
随着云梦泽的消亡和江北湖泊群的缩小,长江需要新的调蓄空间,南北两岸都出现了洪水冲决的穴口。随着北岸的穴口陆续被人力堵塞,长江持续南侵,洞庭湖区的水环境出现了重大改变。一方面,湘江等四条河流汇入洞庭湖,进而由城陵矶汇入长江。另一方面,由于上游带来的泥沙,汛期的长江河床逐渐高于洞庭湖,在唐代出现了“江高湖低,江水入湖”的情况。宋朝初年的《太平寰宇记》中,有长江“东流入洞庭”的记载。从此,长江与洞庭湖形成了互动共生的关系。
此后的数百年间,长江与洞庭湖大体维持着平时湖水入江,汛期江水倒灌入湖的样貌,所谓的调蓄、错峰,亦由此显现。但这种平衡存在危险,荆江南岸的穴口使得汛期的江水有更多的通道汇入洞庭湖,大量的泥沙由此进入湖区,使得荆江三角洲向洞庭湖区伸展。这使得洞庭湖的深度逐渐下降、库容量减少,导致湖区面积持续扩大。
考虑到自唐宋到晚清洞庭湖的演变历程,尽管江水与泥沙持续改造着洞庭湖的环境,但发展速度并不快。直到19世纪60年代,这种缓慢的互动状态被彻底打破了。咸丰二年(1852)五月,荆江区域的藕池堤发生溃决。按照以往的管理,清朝应该调拨人力、武力堵塞溃口。但就在这年年初,太平军从广西出发,转战湖南、湖北,在年末攻克了武昌。显然,清朝无心关注长江、洞庭湖。至咸丰十年,累经洪水之后,南岸的水环境出现了重大变化,出现了调弦、藕池、太平、松滋四口分流汇入洞庭湖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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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 洞庭秋月图
对于长江而言,大量洪水泄入洞庭湖显然是有利的。由于水量、泥沙都显著减少,此后几十年间,荆江河段快速发育,形成了“九曲回肠”的样貌。但对于洞庭湖来说,“四口江流”可谓是灾难。新出现了四条水道不仅带来了长江水,还裹挟着巨量的泥沙。早在道光初年,有心考察湖广水利的魏源就发现洞庭湖面临着严重的淤塞问题,当时西洞庭已经因为水浅而难以行船。四口江流涌入洞庭之后,沙与水的脆弱平衡再也难以维持。
根据水利部门的统计,在1958年堵塞调弦口之后,洞庭湖平均每年入湖泥沙量约为1.32亿立方米,其中来自长江的三口贡献了1.09亿立方米,占比八成以上。作为洞庭湖最主要的输出口,城陵矶平均每年输出的泥沙量仅为0.35亿立方米。这意味着,约有七成以上的淤积在了洞庭湖区。
在短时间里,洪水和泥沙的涌入冲毁了圩田,拓展了湖区的面积。但在持续不断地淤积之后,原本淹没在水下的三角洲越积越高,洞庭湖的面积也在短暂扩大之后迅速减小。至20世纪初,曾经方圆数百里的西洞庭已经大半淤塞,事实上不复存在。伴随着长江水流与泥沙的汇入,洞庭湖从小到大,又从大到小,可谓经历了奇幻的轮回。
人与水的协调
如今谈论环境问题,人为因素的破坏作用往往尤受关注,洞庭湖亦是如此。面对百年来湖面缩小、湖区淤塞的状况,围湖屯垦、破坏植被等人类活动常被视为重要原因。但在更长的历史进程中,改造环境与适应环境、利用环境往往并行存在,人与水的关系实际上是复杂而多样的。
在洞庭湖地区,最为频繁且最受关注的人类活动莫过于开垦湖区。自唐代以来,当地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农田开垦,有学者统计,仅武陵一个县,唐代就围垦四十余万亩土地。这么多土地不可能都来自湖面,但在人口南迁、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背景下,洞庭湖区的农业生产显然正在走向高潮。按照宋人的记载,北宋时期洞庭湖周边的不少地方还是荒凉之地,而到了南宋淳熙年间,已是“桑麻蔽野”。由于大规模筑垸围田,官府已经无法按照田亩数量征税,只能寻找临时解决办法。
这种大规模的围湖造田不完全是民间行动,也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支持。南宋设立了营田大使,任务之一就是推进湖区的农垦。清朝康熙、雍正两位君主专门关注湖区堤垸,并拨付了巨款资助修堤。为了促进围垦,清朝还制定了奖惩政策,湖区州县每年新垦土地百顷以上,地方官可以得到叙升。为了达成这项KPI,有的地方官干脆把任务摊派到户,即所谓的“责民认垦”。在鼓励、督促,乃至是强制手段下,屯垦浪潮可想而知。以当时位于洞庭湖西南的安阳县为例,乾隆末年登记在册的官垸、民垸就有六十余处,几乎达到了“无土不辟”的地步。
有趣的是,尽管明清时期的围湖屯垦到达了新高峰,但若以道光年间洞庭湖面积最大的统计来看,湖面的盈缩与屯垦的扩张竟然达成了某种一致。一方面,这可能缘于前工业化时代人类有限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则是上文提到的长江的影响。而在长江的影响过程中,人为因素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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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江市南洞庭湖下塞湖矮围集中拆除专项整治行动施工现场
洞庭湖的盈缩与来自长江的水、沙密切相关,江水的流向与穴口有着直接的关联。在魏晋时期,荆江南北两岸都有不少可供洪水宣泄的穴口,北岸数量可能还要多于南岸。但自唐宋以来,随着江汉平原的大规模开发,北岸的大量穴口被堵塞。到了万历八年,明朝调集人力,堵塞了江北最后的穴口:庞公渡。尽管天启二年这里又被洪水重开,但在顺治年间,又再度被封堵。
随着江北穴口的堵塞,荆江洪水只留下了南岸的分流通道,流入洞庭湖成为了必然。在很多当时人看来,江水入湖既减轻了北岸的压力,又为湖区带来了可供圩田的泥沙,可谓双赢。但这也导致洞庭湖区的淤塞愈发严重,即便湖区面积有所扩大,实际的容积却未必能够增加,使得洞庭湖区洪涝灾害频发。
面对由此衍生的问题,人们始终在试图寻找解决办法。乾隆中叶,湖广总督陈宏谋认为百姓私自修筑的垸田堵塞了水道,在请示朝廷后,他下令刨毁私围六十余处,期望以此解决泄洪问题。到了嘉庆年间,湖南巡抚马慧裕也做了类似的事情,而且拆毁数量更多。
长江与洞庭湖也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早在清朝初年,倡导经世致用的顾炎武就撰写了《开穴口总考略》,提出在荆江北岸重开穴口,通过南北同时分洪缓解洞庭湖的洪灾。晚清藕池崩决后,洞庭湖区的灾害更为严重,终于在官方层面出现了修筑荆江南岸堤坝、堵塞藕池口的建议。但这个计划遭到了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强烈反对,最终未能实现。此后,湖南官员又多次上书,提出了诸如封堵决口、疏通河道,甚至拓宽长江干流的想法。但在清末的时局下,这些意见只能是“空言号召,历年无功”。
民国时期,洞庭湖的灾害呈现愈演愈烈之势,人与环境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张。为此,湖南地方与国民政府多次进行过研究。特别是从1935年起,长江水利工程总局着手拟定洞庭湖整理计划,最终在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完成了《整理洞庭湖工程计划书》。这份内容丰富的计划书是否合理,暂且不谈,但实际效果显然趋近于零。
1948年,洞庭湖区遭遇重大洪灾,国民政府方面虽然拿出了疏浚计划,还成立了中美联合的复兴委员会,甚至与湖南省府签订了协议,但最终只是在年末拟定下拨金圆券2.5万元,用于抢修堤坝。即便这笔款项能够分毫不少地下拨到地方,等行政院走完层层审批,金圆券到达湖南的时候,只怕连杯水车薪都算不上了。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所谓的洞庭湖区水利工程,都只停留在想象层面。
在如今的网络上,常有人主张扩大洞庭湖的面积,认为只要恢复洞庭湖鼎盛样貌,就能解决所有问题。无论是从洞庭湖的演变过程来看,还是考虑湖区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机械的复古提议都既不现实,也不可行。千年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自然环境的变迁存在着复杂的运作机理,其中又牵动着广泛的利弊取舍,唯有尊重现实、尊重科学,才有可能找到最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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