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农村“光棍”的养老选择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与城市相比，农村的老龄化形势更加严峻。社会人口转型导致农村养老问题更加复杂。一方面，农村家庭规模的缩小和家庭结构的核心化，使得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受到巨大的冲击，而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进一步削弱了家庭养老的功能。另一方面，在中国城乡二元格局下，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障相对滞后，而且，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长期大范围出生性别比偏高，导致今后较长时期内中国人口性别结构持续失衡。

据学者估计，在婚姻市场受到挤压而无法结婚的男性，到2050年占同龄人口的比例将超过13%,这些“剩男”将主要沉积于边远农村地区。男性婚姻挤压对于农村养老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015年，我们采用分层抽样方法，在陕西安康地区随机抽取汉滨、宁陕、平利、石泉和紫阳五个县，并在每个县随机抽取1个乡镇、在每个乡镇抽取三个村,并在每个村随机抽取3-5个大龄未婚男性或其父母进行访谈。

在本研究中，大龄未婚男性（子代）被界定为年龄在30岁及以上，目前尚未婚配的单身男性；大龄未婚男性父母（父代）被界定为年龄在60岁及以上，至少有一个大龄未婚儿子的老人。

调查借助了半结构式的访谈提纲，最终获得包括父代和子代在内的访谈资料共51份，其中子代访谈资料33份。经调研、访谈可知，被访谈的父代大都处于低龄老人阶段且有配偶陪伴，但仍有88.9%的老人表示，患有不同程度的疾病，身体状况并不好。有一半的老人选择与未婚儿子同居，也有近40%的老人选择不与任何子女同住。在这些被访谈的老人中，有一半的老人除女儿外，仅有1个儿子，且尚未婚配。另外，这些被访谈老人的单身儿子大都在35岁以下且在外打工。

从被访谈的子代信息来看，这些大龄未婚男性年龄大都在45岁以下，超过一半的人身体状况良好。有45.5%的大龄未婚男性父母都已经过世，但在父母健在的情况下，这些被访谈的子代大都与父母同住(占所有子代的45.5%)。这些大龄未婚男性大都是家庭中的独子（占48.5%），这意味着没有兄弟可以和他们分担父母的养老责任。

大龄未婚男性的养老打算

大龄未婚男性父母的养老选择概括起来有三种：依靠儿子、依靠政府或者国家、自己养老，其中依靠儿子占绝大比例。

在父代的养老选择中，72.2%的老人选择靠儿子来养老，其中有已婚儿子的父代占44.4%，这些家庭中大多数老人倾向于将自己的养老寄托于已婚儿子，尤其是和儿子共居的老人，这样既可以减轻未婚儿子的负担，自己养老也会更有保障。

父代中有一半的家庭只有一个儿子，虽然儿子面临失婚的风险，他们还是选择了依靠儿子来养老，因为相较而言没有更合适的选择。

来自紫阳县60岁的罗某，儿子34岁还没结婚，对于自己养老打算，她答道“养老还是儿子那边，靠儿子吧，自己儿子，（儿子未婚的情况会对你们老两口产生什么影响？），没有影响，娶了媳妇就是多个人给他分担压力”。

从访谈反映出，子代确实对于父代依靠儿子养老的选择提供了有力的支撑。虽然面临单身的处境及终生失婚的风险，这些单身男性大都主动承担起对父母的养老责任，在父母生活不能自理时，为其提供生活照料并养老送终，哪怕为此牺牲了外出打工和择偶的机会。

年龄将近40的雷某，是家里的独子，父亲去世后自己和半身瘫痪的母亲生活在一起，姐姐在上海打工，三四年回来一次，因为要照顾母亲他放弃了外出打工的机会。

他给我们讲述了家里的情况“日常家务是我自己干，吃饭我做，做好了给她（母亲）端到房间里，她吃，衣服是我自己洗，我平常就在村里边干些小活，因为得回家照看母亲，不能出村。（那母亲养老呢？）老妈老了，我会一直供着”。

访谈显示，即使还有其他已婚兄弟在，相当比例的单身男性也往往通过分担养老责任对父母尽孝。

相对于父代，51.5%的大龄未婚男性对于养老没有明确的打算，这一部分人大都在40岁以下。主要是因为年龄偏小，还感觉不到养老问题的紧迫性，而且，这部分人对于成婚仍然抱有很大的期望，尤其是在外打工的人。

32岁的吴某，访谈时间恰逢他返乡，由于职业是司机，长期在外边跑，谈到未来的生活时他说到“没想过，走着看，我还年轻，又不是到那个时候了，像这个年龄段没结婚的多的很，给自己那么大压力有什么用”。

如果能够结婚，养老问题对这些大龄未婚男性而言，也就不再是问题。但也有些子代虽然已经对自己的单身处境认命，仍对未来没有具体的打算。

已经52岁的程某，父母已经过世，他和自己的光棍弟弟住在一起，谈到自己的养老，他表示很茫然：“不知道，老了，操心的很，特别操心，不知道以后怎么过，不知道以后死还是活，也想过，但是没有办法，也就是这个事，没有什么办法想。你没儿，没老婆，怎么想。”

也有一部分大龄未婚男性考虑依靠自己养老（占子代的21.2%），并积极地为自己的晚年生活做经济储备或物质准备。这一部分大龄未婚男性通常已经在40岁以上。他们通过自己存钱、或是买保险为自己的养老做经济储备，并通过提前买好医用品进行防备，甚至有人将自己的后事都已安排妥当。

56岁的张某就谈到“养老不想去养老院，我喜欢在家里烤火。我们在农村烧木柴。老了还是住在自己房子（80年修的，房子收拾得还可以）。我给侄子说，你把我送到坡上去，棺材13年前已经准备好了，都交代好了”。

邻村43岁的周某，父母都已去世，他的想法是“趁能干每年多挣点积蓄存着。有人身意外保险、新农合以及国家相关保险。自己并不担心再有什么大的变故，过的就是小日子，最大的担心也就是生病无法起床这类，所以也就是提早买好可能用上的药备着”。

这部分人虽然做了准备，但是在今后的老年生活中依然避免不了无人照料的风险。一位独居老人的担忧就明显反映了这一点“我都担心有一天我走了都没有人知道，我住的这么偏，要是门关住在家出了个啥事，谁知道？”

27.3%的子代选择了依靠亲属或政府养老。因为身体原因或是和其他亲属居住在一起等原因，他们将养老的希望寄托于旁系晚辈，但通过访谈得知这种养老选择往往存在一方情愿和巨大的不确定性。

依靠国家和政府养老，通常都是无奈而又未知的选择，在自己没有存款，又没有亲属可以依靠的情况下，他们将希望寄托于政府。59岁的吕某，身体条件差，父母已故，日常起居都是自己一个人，他将未来寄托于政府“老了以后只能靠国家政策来养老，不考虑精神问题，孤单就孤单呗” 。

比较发现养老选择之间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儿子依然是父代家庭养老的核心支持力量，仅少部分老人不得已选择依靠政府或自己养老；子代由于没有直系的血脉可以依靠，只能做出其他养老选择。

大龄未婚男性家庭养老面临的现实困难

1、父代的经济压力间接转移到了大龄未婚子代身上

访谈资料显示，当下大龄未婚男性家庭两代人都面临贫困问题，但是身上肩负的无形经济压力是不一样的。父代的收入包括：一是政府支持，二是子女们的代际支持，三是通过自己劳动所得。第三部分占比很小，调查中58%的老人收入来源只有前两个途径。

子女的经济支持不像养老金来源那么固定，它与子女的经济水平和子女的意愿有关。在所调查地区，子女都是每次回家看望老人的时候给点零花钱，平时并没有稳定的经济支持。而很多已经出嫁的女儿因为距离的限制和自身经济水平有限，主动回家看望老人的次数很少，多是逢年过节才回来一次，因而给父母零花钱的频数和金额非常有限，对于解决家里的经济问题作用不大，相比之下，家里的经济负担还是由儿子来承担，其中已婚儿子的存在可以减轻老人们对于经济方面的顾虑。但是在调查的家庭中，有已婚儿子的家庭并不占多数（占36.1%），而且，老人和已婚儿子住在一起的只有11.1%。所以经济负担大多数情况下是由与老人居住在一起的大龄未婚男性来承担。

36岁的雷某反映“我姐现在在上海打工，她丈夫孩子都在那边，（她家里经济怎么样）她呀，具体我也不知道，但是也肯定紧张（那多久回来一次）大概2、3年回来一次，（那给父母零用钱吗）回来一次给上两百块钱吧，没多大用”。

2、不稳定的收入来源，严重威胁着大龄未婚男性对自身及其父母养老的经济储备能力

大龄未婚的子代肩负着家庭的经济压力，然而他们收入来源单一，除有一位被访谈的大龄未婚男性到了可以领养老金的年龄外，其他子代的收入都只有自己的劳动所得，相比之下，打工收入要好于务农。但有些未婚男性因为要照顾年迈的父母或残疾的兄弟不得不放弃外出打工的机会，作为家里主要劳动力，一方面要照看家人，特别是当老人身体状况糟糕时。另一方面还要想办法维持家里的生计。在农村，收入来源主要是务农，但有人反映最近几年务农的收成很不理想，更多人选择在村子里干一些零工，但这样的机会并不多，在收入方面他们处于完全被动的局面，微薄的收入很难维持整个家庭的支出，导致家庭陷入贫困的脆弱境况中。

“我平常就在村里干些小活，因为得回家照看母亲，不能出村”。

“我就是给人做点零工，挣点小钱，10多天1000块钱 ，在村里头几乎就没有收入，现在花的都是以前挣得，（有外债吗？）有外债，贷款了5、6万吧 ”。

“有时间找点零工干，因为父亲身体不好，不能去外地打工。务农的收入比打工少，经济困难，不够花” 。

“父母去世，有两三亩地，种核桃树。当地人普遍种核桃树。今年品种不好，核桃都是空的，村里大家都是这个情况”。

当兄弟姐妹经济状况不理想或者有意逃避赡养责任时，大龄未婚男性往往也难以从兄弟姐妹那得到经济支持。

已经38岁的吴某，有四个姐姐已经出嫁，哥哥有精神病，据他反映“（姐姐们什么时候回来一次）一年多一次吧，有时候都不回来，他们很少打电话，姐姐们几乎就不管，也不指望她们，我哥哥是年年住院，还得去照顾，全是我一个人，我自己的话，我都不敢想，即使父母去世后，我还得守着我哥，总不能不管吧”。

从家庭的经济资源分析可以看出，父代养老的经济脆弱性无形中转移到了大龄未婚子代身上，而大龄未婚男性的经济来源并不理想，甚至是受到父代身体状况的限制使得经济收入更加脆弱。而且，父代一旦生病，对家庭经济将是致命的打击。访谈资料显示，即使有国家医疗保险，报销后的部分也让子女难以承担。这种经济状况已经威胁到父母养老的经济储备，而更严重的在于父母去世后大龄未婚男性自身的养老经济资源还没有着落。

3、农村养老设施的不完善，父代的生活照料最终是由子代来承担

调查显示，63.9%的老人是和未婚儿子住在一起，老人生活可以自理时，他们会为了减轻子女的赡养负担，由老年妇女负责家庭的生活照料，包括对未婚儿子生活起居的照料。对于有配偶的老人，老伴往往成为最主要的生活照料者，而一旦老伴离世，子女将被迫承担起照料老人的责任，特别是当老人生活不能自理时。

由于尚未成家的大龄未婚男性大都与父母同居，对老人的照料自然主要由大龄未婚男性承担。一位瘫痪在床的老人说 “我这情况，一天就躺在床上，要不就做起来看看电视，其他活就干不了，我就我孩（一个人）在照顾，又没有其他人，只能一直这么困着他 ”。

4、缺少配偶，未婚子代未来的生活照料成为难题

大龄未婚男性本身因为失婚，造成生活照料资源的很大缺失。但在目前，他们的生活照料问题往往并不明显。因此，他们在生病或是不能自理的情况下，生活照料方面将面临严重的风险与脆弱性。

“以后没有什么打算，老了，有病，受不了了，又是个残废，希望老了，享受国家这么好的政策，照顾一点，我自己打点小工，赚一点，就是这么个事”。“很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不知道自己将来没有什么打算。对自己的养老没考虑过，也不敢去考虑”。

结论与讨论

与自己的父代相比，经济资源和照料资源的脆弱性反映出大龄未婚男性自身的养老资源更加匮乏，养老风险会随着时间而逐渐显现，且因家庭结构核心化与宗族文化的衰落而加剧，然而在农村由于养老保险的保障程度较低，对于缓解他们的养老风险作用有限。

基于该类家庭养老脆弱性的分析，提供有保障的解决措施应该是未来我们重点研究的方向。目前农村的养老保障政策都是面向以夫妻为单位的核心家庭，无形中将大龄未婚男性这一特殊群体排除在外。性别失衡所带来的农村地区大龄男性面临失婚的现象还会一直持续，他们对于社会化养老的依赖更为刚性。如何解决农村地区大龄未婚男性家庭养老的问题，是中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面临的巨大挑战，尽早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对于完善中国的社会保障政策，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维护社会稳定都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