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黑格尔、席勒、谢林、费希特……当天才成群涌入自由精神的共和国

题图：耶拿小城鸟瞰

歌德、黑格尔、席勒、谢林、费希特、施莱格尔……

天才总是成群地来，涌入这座宁静的小镇，激荡起世界历史的重要时刻。

充满不确定和恐惧的时代，无人知晓事情将如何发展。

空气中弥漫着战争的气息，一切都将在耶拿见分晓。

未来从未如此不确定，似乎还未到来，就已成为过去。时间裂成了此前和此后。

新世纪即将到来，人们无路可退。当革命在巴黎已宣告结束，它在耶拿才刚刚开始。

穿越时空，巡礼19世纪初哲学思想的革命中心。

《耶拿1800年》探索耶拿如何从一个不起眼的小镇变成19世纪初一群青年诗人和思想家的思想交流中心，又是如何深刻影响了现代对自由和现实的理解，更展示了他们如何通过挑战传统观念，引发哲学和文化的重大变革。

本书是一部哲学人物群像著作，讲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耶拿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法国大革命之后，德国小镇耶拿成了德意志知识生活和知识精英的据点。歌德、谢林、施莱格尔兄弟、蒂克和诺瓦利斯等汇聚在这里，组成了一个思想家社区，不仅探讨科学、形而上学问题，还探讨政治和人文问题。他们不仅质疑社会传统，还决定重新思考当时的世界。他们对个人和自然的看法彻底改变了后来人对现实的理解，为现代社会的到来做了相应的思想观念准备。

天才成群涌入

自由精神的共和国

文 | 彼得·诺伊曼

来源 | 《耶拿1800年》

夜色已经降临在洛伊特拉街5号。通常情况下，住在这里的人白天会长时间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工作和写作，但当这一天接近尾声时，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简称“弗里茨”）和哥哥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简称“威廉”）、卡罗琳·施莱格尔、多罗特娅·法伊特、谢林、诺瓦利斯和路德维希·蒂克会聚集到客厅的小沙发旁，挨着火炉坐着。和茶水一起端上来的还有奶酪、腌鲱鱼和土豆，都是些中午吃剩的东西。谢林不停地把手伸进腌菜罐。积蓄几乎都用光了，而写作并没有带来像样的收入。不过，财务问题对他们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在用晚餐的时候，他们仍不忘进行哲学思考，研习意大利语。那晚，他们讨论了但丁的《神曲》，弗里茨熟谙这部作品。他在背诵但丁时双眼发光，匀称的五官舒展开来，几乎忘了吃饭，而他方才在绞尽脑汁写小说《卢琴德》的第二部时，可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施莱格尔

就在《卢琴德》等待续篇的时候——第一部在半年前，也就是1799年的复活节就已经出版——谢林在酝酿一首有关自然的长诗。这将是所有诗歌中最具诗意的一首，没有任何特质，或者至少看起来没有任何特别之处；这是一首绝对的说教诗，一首沉思性的史诗，其唯一的内容是：无条件的形式。他在孤独中创作。但这里是耶拿，这座城市太小，没人能做到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而不被注意。在座的每个人都知道谢林在忙什么。

谢林的《自然哲学体系初步纲要》刚出版不久，每个人的嘴边都挂着他的名字。文学期刊纷纷给予猛烈的抨击，耶拿的学生们却都拜倒在他的脚下。作为争议之源的谢林大多数时候都独来独往，甚至对他的朋友们来说，他也是一本合上的书。看着他午餐时间伏在桌子边喝汤的样子，你可能会以为他是一名军事指挥官，也许是一位法国将军，而不是一位了不起的哲学家。谢林不太愿意站在讲台上，也不太愿意融入文坛。卡罗琳称他为“真正的花岗岩”。

谢林

只有卡罗琳能够接受他的天性。她深深被他吸引，他也对她相当着迷，尽管她差不多比他大了十二岁。就在前几天，他偷偷将一根黑羽毛插到她的帽子上，令她大吃一惊。黑色的羽毛象征着魅力、魔法和神秘。谢林当着大家的面如此不知羞耻地与她调情，通过眼角余光瞥到这一幕的诺瓦利斯，从黑色的羽毛中看到的是暴风雨来临前的乌云，预感到一场丑闻正在形成。但是没有办法，谢林身上的某些特质吸引着卡罗琳——或许是他的超然，或许是他的独创性。他们在一起时，六分钟不到就会拌起嘴来。他无疑是威廉·施莱格尔——也就是她的丈夫威廉——之后她遇到的最有趣的人。

正如城里人和家里人都知道的，威廉和卡罗琳对神圣的婚姻仪式不以为然。他们生活在一起时，更像是好朋友，而非承诺要永远忠于对方的人。就此而言，他们的婚姻显然只是名义上的。卡罗琳并不在乎城里的人嚼舌根。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反正她已经习惯了。

卡罗琳扮演着对一切都泰然自若的女主人的角色，任由谢林引诱她，对威廉与多罗特娅调情也是睁只眼闭只眼，而多罗特娅与威廉的弟弟弗里茨是一对。关系简直乱到不行。至少蒂克认为这完全就是一场闹剧。但没有人愿意戳破，包括蒂克自己。随着外面的世界一天天崩坏，他们需要团结在一起，至少要把他们的小圈子维护好。

大革命结束了，结束在拿破仑·波拿巴的手中。通过一场机智的政变，他将自己推到了这个新生共和国的顶端，以第一执政的身份坐镇巴黎，统领着整个法国。旧制度已然成为过去。罗马教皇庇护六世也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自1798年2月法国军队占领教皇国以来，他一直被囚禁在瓦朗斯城堡。毫无疑问，转折点已经到来。几个世纪以来为欧洲带来稳定的教皇权力走上了末路。未来从未如此不确定，似乎还未到来，就已成为过去。时间裂成了此前和此后。

教皇庇护六世

统治阶级也提高了警惕，他们担心民主的热情会从学生蔓延到平民和工匠那里，继而传染到农民、仆人和零工。在巴黎，民众制定了自己的法律，摆脱阶级的束缚，走向了极端——甚至不惜走上绞刑架。

魏玛的公爵密切关注着哪位学者举办了什么讲座，有哪些课程资料在流传，哪些内容进入了公共领域——以及它们是如何进入的。魏玛正在收紧对耶拿备受推崇的思想自由的监管。只要是与革命为伍的，哪怕是最不起眼的企图，也会受到起诉。这年夏天，哲学家费希特刚刚被大学开除，罪名是宣扬“无神论”，而这只是一个幌子。费希特打一开始就是公爵的眼中钉，甚至早在公爵和歌德在美因茨（当时被法国人占领）附近讨论费希特初到耶拿的任命时，就已经是如此了。费希特被看作康德思想的继承人，但他也被认为是法国大革命的同情者。

费希特

1799年11月，让萨克森-魏玛公国触电般震动的争议还不止这些。自由是当时的一个口号，自治也是。唯一缺少的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基础。巴黎发生的事件已经充分表明，赤裸裸的暴力并不能带来想要的结果。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孩子，然后失败了。但还有什么自由能大过思想自由和艺术自由呢？哲学和文学可以代替政治行动主义和革命的大肆宣传。通往渴望已久的政治自由的道路，需要穿过哲学思考和诗性想象的针眼，如此才能弥合自由与自然之间的鸿沟，并为一个仍然完全不确定的新时代铺平道路。新世纪即将到来，人们无路可退。当革命在巴黎已宣告结束，它在耶拿才刚刚开始。

1799年11月，耶拿基本成了德意志的知识和文化中心。这座萨克森-魏玛公国的工商业城市，坐落在石灰岩陡坡之间的山谷中，也是一个中型的大学城，不到五千的居民中，近五分之一是学生。它的中世纪建筑几乎都在老城区里。它的北面是日晒充足的山坡，城堡遗址之间生长着在秋天用来酿制美酒的葡萄；南面则是毗邻水域的宽阔陆地，学生们夏天可以在那里尽情游泳。所有人都彼此认识。洛伊特拉河沿着城墙外的花园蜿蜒流淌，这条细细的银线每周两次穿过狭窄的小街，带走生活垃圾和人们清晨时分从窗户倒到街上的夜尿，最终汇入萨勒河。

耶拿城鸟瞰

萨拉拿大学是1558年在一个前多明我会修道院内成立的，为的是替代失去的维滕贝格大学：十一年前，在施马尔卡尔登战争期间，神圣罗马帝国境内信奉路德宗的王公们组成的军事联盟向查理五世的帝国军队投降，把维滕贝格留在了外国领土上。从表面上看，耶拿只是德意志的穷乡僻壤，一个鸠集着学生、教授和市侩之人的巢穴。三条东西走向的主街——北面的约翰街、中间的洛伊特拉街和南面的大学街——之间点缀着气派的建筑，其中许多是提供给教授们的，一半为学者公寓，另一半则是讲堂，不知传了多少代。然而，这些主街之间的小巷里，却散发着霉味。在邻近的魏玛，安娜·阿玛利亚公爵夫人的缪斯庭院坐落在高原上，朝四面开放，而在耶拿，所有的东西都相互碰撞。只有顶楼能照到阳光。一些尖尖的山形墙向后弯曲，而另一些则充满威胁地向前倾斜。

与教师们不同，学生们只许住在城墙内，这使他们的生活环境变得更加逼仄、封闭和不通风。面对油乎乎的墙壁、在床垫上安营扎寨的臭虫以及不时造访的老鼠，任何补救措施都无济于事。然而，这座城市却吸引着所有拥有或者渴望有朝一日拥有精神地位和社会名望的人。在18世纪的最后十年里，整个欧洲都认为，这里才是精神真正的居所。柏拉图的学园如今来到了萨勒河边畔。

费希特是新的批判哲学的狂热支持者，自1794年以来一直住在耶拿。十三年前，康德从他的家乡柯尼斯堡引发了一场哲学领域的地震。1781年于里加出版的《纯粹理性批判》是一部划时代之作。康德旨在为哲学奠定坚实的基础。他解释说，我们对对象的了解取决于我们的理解形式和感知形式，而我们的直观形式是空间和时间。康德认为，我们对物自体一无所知；我们的知识范围是有限的。康德对理性的批判震撼了整个思想界。从这时起，一切关于上帝存在的形而上学证明都无可救药地过时了。上帝的存在既无法证实，也无法反驳。对于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世界、灵魂、上帝、自由和不朽——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怎么追问都不会有答案。1780年代初，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一直在柏林关注着柯尼斯堡，他把康德称为“全能粉碎机”（Alleszermalmer）。

即便如此，这本书最初少有人问津，只能待在书店的书架上吃灰。直到十年后在耶拿*，它才得到应有的关注，被人阅读、讨论和评论，并开始征服整个欧洲大陆——与此同时，几百公里外的巴黎，一场大革命正在展开。

新的批判性思维像冲击波一样席卷了欧洲大陆，使人们的思想深陷危机，而摆脱危机的唯一途径便是解放自己。敢于认识（Sapere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是康德的格言。任何受过教育的人都不能逃避这样做。永恒真理的绿洲已不复存在，隐居在神圣庄严的大学里的纯真科学也失去了庇护所。在巴黎，是政治上的现实革命真正地改变了这座城市，而在耶拿，则是哲学上的观念革命颠覆了一切。旧的信仰体系不再适用。康德就是新时代，而费希特是新时代的弥赛亚。

今日耶拿大学

自从费希特来到耶拿后，学生们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挪威人、瑞典人、瑞士人、匈牙利人、希腊人——甚至还有法国人，他们要么是为了逃离革命的国度，要么是想要继续发展革命思想，他们视费希特为宣扬政治自由的理论家。费希特坚持认为，人除了其作为理性存在者为自己制定的法则，别无他主，别无他律。

费希特凭借一篇宗教长文一夜成名。读者认为，这篇论文实际上是康德缺漏的第四批判。康德说过，哲学的领域由下面四个问题标划：我能认识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人是什么？总而言之，实际上只有一个问题，因为前三者可以包含在最后一个问题中。通过三大批判，康德为哲学划定了范围，并就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等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为哲学奠定坚实基础的道路上，他概述了人类知识的潜力和局限性，从纯粹理性的原则出发，发展出一套伦理学，解释了为什么人这种既感性又理性的生物可以拥有任何程度的自由，尽管世界只能被认为是由必然性和自然法则所支配的。然而，到那时为止，康德还没有就宗教和希望的本质等问题表明立场。

在读者看来，以匿名方式出版的《试评一切天启》似乎必然成为批判事业的结束卷。这个假定并不牵强，费希特认为自己的思想与康德的思想完全一致。他对康德的崇敬之情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妻子约翰娜诞下一子后，他毫不犹豫地给儿子取名为伊曼努尔：准确地说，是伊曼努尔·赫尔曼。是的，费希特固执地认为，小伊曼努尔和那个伟大的同名者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事实最终揭晓，费希特是《试评一切天启》的作者，靠着歌德在公爵面前的举荐，他被任命到耶拿执教。

那年秋天，人们可以看到弗里德里希·席勒匆匆穿过街道，身着蓝色燕尾服和黄色长裤，配红色围巾和深色长袜，如果他没有再次卧病在床，因为痉挛的折磨而几乎无法出门。他不得不费力地从人群中挤过的日子已经过去，他的公开露面也不再会让全城一片沸腾。

约莫八年前，他将自己逼得几近崩溃，至今仍未完全从中恢复，但他仍像过去那样努力工作。他刚刚完成了《华伦斯坦》，这是一部有关三十年战争的宏大戏剧。歌德到访耶拿时，他们老是待在一起。席勒会在自己的花园住宅度过夏天的几个月，经常待到10月甚至11月，而为了容纳这位已封为贵族的诗人的马车——歌德喜欢叫它“车轮上的小房子”——他专门拓宽了住宅前的车道。两人会在这里一起探讨诗歌和哲学、自然科学和政治。现在，在公爵的支持下，席勒甚至有了迁居的计划。他希望能够住在魏玛，尽可能离剧院和他的朋友近一些。

席勒早在费希特之前就来到了耶拿，带着妻子夏洛特（人称“洛洛”）和他们的孩子们。就在标志着法国大革命开端的巴士底狱暴风雨发生几周前，席勒连续两晚在耶拿发表就职演讲。可容纳四百人的格里斯巴赫礼堂，作为这座城市最大的礼堂，那两个晚上都被挤得水泄不通。

席勒同样研究过康德，尤其是出版于1790年的《判断力批判》。康德在这部著作中描述的诸认知能力自由而和谐的游戏，成为席勒思索审美教育的重点，他探讨了想象力和理解力如何在美感直观中相互作用，以及概念如何围绕直觉起舞以将其涵盖在内。席勒深信，艺术可以将人从单纯的概念化思维中解放出来，并打破盲目的必然性的束缚。对席勒来说，人只有在“游戏”时，才获得真正的自由。

在耶拿，康德无处不在。康德主义已然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时尚。学生们一边摆弄着各种他们知之甚少的概念，以建立体系，一边以幼稚的方式挥舞着手中的剑，因为知道这种鲁莽的哲学建构必然会因为最轻微的批评声而倒塌。他们的智力游戏，无非是用一些思辨性的命题绕着自己打转，不可能有任何结果。最重要的是获得归属感。所有学科的学生都被哲学家们吸引。如果你能够在螺旋式上升中，和康德、费希特、席勒一起进入思想的平流层，谁还会对那些令人厌烦的课程感兴趣呢？

在过去的一年里，又有一位新教授加入了教员队伍，那就是谢林。他的批判性思维甚至比他的前辈们更加激进，其指导原则是：哲学探索还远未到达其尽头。他认为，将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排除在批判性思维之外是完全错误的。在给朋友黑格尔的一封信中，他写道，结果已经有了，但仍然缺乏前提。

谢林的名声比他本人先到达耶拿。当他与施莱格尔兄弟、卡罗琳、诺瓦利斯、费希特结伴在德累斯顿度过来耶拿就职前的最后一个夏天时，他已经顺利地成为批判哲学的新继承人。但他一到耶拿，一切就都被颠覆了。

原标题：《歌德、黑格尔、席勒、谢林、费希特……当天才成群涌入自由精神的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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