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与中国文明”——中华孔子学会经学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

2024年7月6日至7日，由中华孔子学会经学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承办的“经学与中国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华孔子学会经学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清华大学蒙民伟人文楼召开。

总计四十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一百多位学者参与了本次大会，其中有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同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澳门大学、台湾地区“中研院”、台湾政治大学、台湾辅仁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

开幕式

7月6日上午，大会举行了开幕式，由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院长陈壁生教授主持，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党委书记马银琴教授、中华孔子学会会长王中江教授先后致辞。随后，中华孔子学会秘书长唐文明教授宣读了中华孔子学会关于同意设立经学研究专业委员会的批复。

陈壁生

马银琴教授的致辞谈到，经学有两层含义：一是儒家经典研究之学，一是经世致用之学。儒家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正是因为得到了圣哲先人的首肯，获得了汉唐以来上至帝王，下至士民的普遍认同。虽然经学的体系几经变迁，经学作为中华文明根本的性质没有改变。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成就，让我们能够以从容自信的态度审视我们的传统文化。清华有中西融汇和古今贯通的人文传统，今之学者有更融通的学术视野，更加理性的科学精神，应当能在各自的领域深入研究经学问题，鉴古以知今。

中华孔子学会会长王中江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哲学在近四十年的发展中逐渐产生了一场经学转向。学术著作日益丰厚，研究机构和组织逐渐增多，学术著作和学术团队形成合流。但同时也要关注经学转向何方、经学研究如何创新等问题。未来的经学研究，需要开放性，需要融合，将汉宋之学融合起来，将经史、经子、经文融合起，需要既尽精微又致广大，为经学研究注入更多活力。

王中江教授

随后，唐文明教授宣读了中华孔子学会关于同意成立经学研究专业委员会的批复。2023年春，中华孔子学会收到《关于成立经学研究专业委员会的请示》，经学会领导讨论表决，下发了《关于同意成立经学研究专业委员会的批复》。经经学研究专业委员会提名，中华孔子学会审议，拟聘任杜泽逊、姜广辉、景海峰、康晓光、彭林、舒大刚、王锷、王中江、虞万里、张文江为顾问；陈壁生为理事长；陈赟等15人为副理事长；陈畅等41人为常务理事；宫志翀为秘书长；高瑞杰、李晓璇为副秘书长。大会成员对提名名单无异议，并鼓掌通过以上聘任。

最后，唐文明教授补充道，当下推动经学研究是在现有的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基础上做增量。按照现在的新认识，经学可以理解为一门交叉学科，涉及文学、史学、哲学，还涉及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在现有体系下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存在分科化的局限，因此研究经学是为了回到文明的整全视野。

主题报告

开幕式之后，大会进行了两组主题报告，分别由同济大学的曾亦教授、清华大学的马银琴教授主持。

澳门大学的邓国光教授的报告是《经义学的集大成：梁鼎芬、曹元弼合编〈经学文钞〉的经教意义》。他指出，清光绪戊戌年间，张之洞更新学制，于武昌成立两湖书院，委任梁鼎芬、曹元弼共同编撰学堂经学课程，《经学文钞》是课程的基础读本。梁鼎芬提出原则，曹元弼负责编纂的《经学文钞》作为晚清最后一本全面的经学教材，从二千年的经学脉络中理解经学的基本属性，有其特殊的经学意义。

台湾“中研院”的陈鸿森研究员的报告是《〈毛诗·邶风〉“不瑕有害”解》。《毛诗》中“不瑕有害”一语凡两见，毛《传》和郑《笺》已提出不同解释。陈先生提出，“不瑕有害”之“害”字为假借字，历来解者未得其本字，多依“祸害”义作解，此语“害”字应读为“愒”，为“止息”之意，“不瑕有害”即“莫或遑息”、“不稍止息”。 

深圳大学的景海峰教授讲述了《艮斋经学思想的特色及其意义》。艮斋作为一名经史大儒，坚守朱子学立场，弘扬性理，为维护传统儒家的正统地位做出抗争，被誉为朝鲜五百年性理之学的殿军。艮斋的经学思想，除了礼学之外，主要围绕性理学展开，以儒家的“四书”为基底，以朱子的释经阐理为旨归。艮斋对于四书的诠释，重在义理，张扬宋学精神，反对繁琐考据。 

台湾“中研院”的蒋秋华研究员宣讲了《吴闓生〈诗义会通自序〉阐析》，认为吴闓生〈诗义会通自序〉主要探讨三个问题：《诗序》的取舍、《序》与《传》的冲突、“以意逆志”解《诗》。吴闓生对《诗序》有所怀疑，但认为并非全不可信，只是对〈二南〉持保留意见。关于《诗序》和《毛传》的矛盾，吴闓生认为毛公的传解相当简要，但其中也有失当处，则是后人的参杂，读者必须予以甄别，不可毫无选择地信从。至于正确的读《诗》方法，吴闓生认为孟子“以意逆志”最为恰当。

清华大学的李守奎教授汇报了《出土文献视域下的汉代古文经》，李老师举例说明了，当古文文本呈现在面前，我们能够直观地理解不同文本引发的混乱和经学家们所面临的困惑，以及证据不足情况下汉代经师们的错误猜测。从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的角度理解汉代的今、古文之差异与纷争，理解《说文解字》的创作目的与体例，很多疑惑就会焕然冰释。

武汉大学杨华教授《拜上拜下考》，对拜礼中的方位问题进行了补说。上古君臣行礼时，臣子的拜礼位置在堂下廷中；从“降拜”到“升成拜”是一套连续的礼仪动作；若是下降到廷中，但又没有举行拜礼，无非是“礼杀”或“君辞”的结果。朱熹认为，由这种拜法转变为二者同时的“交拜”或“对拜”，就发生在北宋末年和南宋初年，杨教授检核文献验证了这一判断。

中国人民大学的康晓光教授宣讲了《新体用论》，康教授认为具有悠久传统的体用思想具备回答文明问题的潜质，体用思想能够定义文明、区别文明、提供文明存续或中断的判断根据。

吴国武教授报告了《取舍与疏离：从〈郑笺〉视角看宋代诗经学的典范生成》，他提出，宋代诗经学的学术史叙述主要以尊《诗序》与废《诗序》两派的消长为中心。这种叙述模式始于南宋朱熹及其门人后学，定型于清代四库馆臣，最后在民初疑古思潮和《诗经》研究现代转型的接连影响下逐渐完成。近些年，随着汉宋学对峙论的审慎反思以及宋代诗经学研究的深广拓展，这种宋代诗经学史叙述模式已经受到学界同仁的追问和纠偏。

分组论坛

7月6日下午至7日上午，大会举行了六个分组论坛，共计17场的会议报告。

第一分会场

第一分会场总共开展了三场会议报告。

第一场讨论由南开大学干春松老师主持，复旦大学徐渊老师评议，共有五位学者做了报告。

清华大学唐文明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儒教天道论发微》。唐老师聚焦于《史记·伯夷叔齐列传》，分析了司马迁的天道论。司马迁并不否认天道存在，而是反对把天道简单理解为祸福报应。司马迁重视传统儒家的以名为教，伯夷之令名是依靠教化而得到宣扬的。所谓“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实质就是以圣人为枢纽的感应论天道观，其主体框架就三才之道。圣人所创立的教化在其中处于核心地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刘丰老师报告的题目为《礼的损益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刘老师强调，礼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国传统经典中一以贯之的精神。中国历史上有两个重要的历史事例，说明了礼在中国历史文化上的发展是连续不断的。其一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对礼学经典的创造性转化，其二为魏晋南北朝的礼学。这都表明礼在维系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的统一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孟琢老师报告的题目为《以道统经：孔子与中国经学的统一性奠基》。孟老师认为，孔子传承王官之学，开创儒家经学，其一生与经学紧密相连。孔子经学不仅整理文献，更“以道统经”，赋予经学哲学义理与政教法则，展现真理性、普遍性的内涵。在“道”的统摄下，孔子通过六经展现经学早期形态，奠定中国经学的精神高度与整体格局，开启中国经学的统一性方向。

中国人民大学徐建委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季风中的思想者：气候、城市文明与经学的开端》。徐老师认为，传统研究基本用“礼崩乐坏”来描述春秋战国时代，以此为孕育诸子学说与经学的背景。其实质是将春秋战国理解为一个黑暗的、败落的时代。但从社会经济视角看，春秋战国实为历史上的温暖期，农业、铁器技术、小农经济在此皆得发展，人口翻倍，阶层流动，城市扩张，领土国家崛起，成为士人政治文化中心。春秋战国其实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时代。

清华大学赵金刚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周公与管蔡》。赵老师梳理了历史上的学者关于周公与管蔡事件的讨论，包括《尚书》《孟子》，以及嵇康《管蔡论》，还有唐宋儒者的讨论，从而考察了这一历史事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意义。经书里的周公诛管蔡本是圣王叙事中的组成部分，但在历史中，这一事件却不断地与君主的权力斗争交织在一起，这就使其诠释愈发复杂了。这一分析着重还原了思想与历史的互动过程。

复旦大学徐渊老师在评议中指出，先秦天道论与周殷易代有关，唐文明老师从《伯夷列传》的角度切入，很好地深化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礼的损益是历史上的重要议题，刘丰老师从该角度来理解中国文化的主体性、连续性，极具启发性；孟琢老师关注孔子整理经典中的真理诉求、普通性诉求，为建立经学统一性提供了可能的方向；徐建委老师从气候等环境理解春秋战国，引人深思，提供了异于传统的另一种理解；赵金刚老师的研究富有新意，揭示了圣人形象与政治行为之间的张力，对其中的解释空间进行了充分揭示。

第一分会场第二场讨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刘丰老师主持，清华大学唐文明老师评议，共有五位学者做了报告。

四川大学曾海军老师报告的题目为《经书内外的礼无往教观念》。曾老师指出，“礼无往教”首见于《礼记·曲礼》，是一个十分古老的观念，在历代注疏中被不断诠释，深刻地参与了传统社会的塑造。而史、子、集文献则从各种不同角度对之进行了发挥。“礼无往教”与相关观念重叠、交叉、呼应，构成了一个整体性的体系。重新梳理这一观念，亦有助于这一观念重新进入现代学术语境中。

福建师范大学简逸光老师报告的题目为《经学教育的核心》。简老师提出，经学的核心文献是《十三经注疏》，其学问可以划分为尊德性与道问学两个方面。宋代学者认为义理、词章、经济、典章制度、注疏研究都属于道问学的范围；而尊德性则是道德的提升与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教育建制尚有此两方面的内容。我们应当思考如何在现代教育体制中延续这一传统精神。

中山大学赖区平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先秦儒学中的心灵结构和政教结构——兼与柏拉图比较》。赖老师基于蒙文通先生对先秦心性思想、政治思想的刻画，进一步分析了《大学》中的心、意、知关系，以及孟子的心与四端、《尚书》的九德说。这一考察重在揭示心灵结构与政教结构的联动关系。在此基础上，赖老师还将先秦儒学的心灵与政教结构同柏拉图进行了对比。

中国政法大学吕明烜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器以不器：儒家成人之道中的“一贯”与“有分”》。吕老师认为，先秦所谓“一贯”是对整全、变通的追求，往往关联于全才的圣王；而“有分”则强调分工的必要性，其代表思想即荀子提出的“职分而民不慢”。总体来说，“一贯”与“有分”不是矛盾的。先贤希望“即器以言君子之道”，强调从分职中追求一贯。

重庆大学王淇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均教选与重世家: 论儒家学校制度的两种模式》。王老师梳理了代表性经典《王制》和《周礼》中的学校制度和选举模式，试图来揭示其背后的价值内涵。《王制》代表了儒家理想的教育制度，强调所有人入学校，这容易得到真才实学之人；《周礼》则更像是世官与编户妥协的结果，缺少流动性，更多还是仰仗世臣的经验。

清华大学唐文明老师在评议中指出，曾海军老师对“礼无往教”观念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但天下人皆兄弟的观念，也可能基于《西铭》，未必就是混淆了耶教；简逸光老师用尊德性与道问学来理解经学教育的思路很有启发性，主要将之理解为修身，同唐文治、马一浮一脉相承；赖区平老师表现出了非常好的视野，但对柏拉图的理解似乎还有另外讨论的空间；吕明烜老师关于“器物”的研究很重要，可以更多参考希腊关于技艺问题的讨论，关联于功能来理解“善”的思路值得重视；王淇老师对《王制》与《周礼》的讨论很有新意，可以进一步讨论二者的区别是否在于理想与现实的不同。

第三场讨论由湖南大学陈仁仁老师主持，台湾政治大学车行健老师评议，共有六位学者做了报告。

清华大学马银琴老师报告的题目为《〈诗经·召南·野有死麕〉与周代的婚姻礼仪》。马老师指出，《毛诗》将《野有死麕》解读为“恶无礼”，现代学者则将之定为爱情诗，这一分岐主要源于“吉士诱之”中的“诱”的词义演变。马老师则认为该诗与周代婚礼有密切的联系，其实质是关涉纳采之礼的乐歌，其主题是对循礼的努力和对违礼之行的拒斥，这也反映了春秋前期周礼复兴的社会文化背景。

北京大学孟庆楠老师报告的题目为《言志与风化：早期〈诗〉教功能的分化与转变》。孟老师提出，《诗》教指的是以《诗》作为教育的内容或素材，并通过一定的教育形式而达成对人的道德的培养。春秋至于汉代，《诗》教的功能经历了由官学向私学而再向官学的转变。在此过程中，施教者、受教者的内涵都发生了变化。《国风》的性质与来源是其中一个难点，这具体表现在《关睢》的诠释中。

中国人民大学李若晖老师报告的题目为《说诗教之讽》。《诗经》学中有所谓“风”和“讽”的区别，传统的理解是将之理解为尊与卑、上与下的区别。李老师认为这一诠释已是后起义，二者的真正不同在于直接与间接、明示与暗示的区别。而臣下对君主的劝谏往往采取间接的方式，而君主对臣下则常常更加直接，故而两种思路就容易混淆在一起。

中国人民大学刘增光老师报告的题目为《殷周之变的思想图景——郑玄〈大雅〉笺义解》，郑玄在《诗经·大雅》的注解中描绘了周人世代修德，天意弃殷之恶而择周之善的图景。周家是德性政治的代表，而殷纣是暴政的代表。这一注解深含儒家思想，是对思孟学派的继承与发扬。这一考察重视郑玄的思想性，是异于从经学礼学角度考察郑玄的另一个方向。

香港中文大学张锦少老师报告的题目为《未尽的〈诗考〉：论王应麟的三家〈诗〉学在清代的传承与蜕变》。东汉之世，随着《毛诗》学逐渐盛行，三家《诗》学逐渐式微。但历史不乏有学者对之进行辑佚与研究工作，王应麟就是其中之一。张老师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考察了王应麟《诗考》在三家《诗》的研究中的开创之功，并且以清人相关著述为参考，考察了它在清代的传承与蜕变。

南昌大学于浩老师报告的题目为《从海昏简〈诗〉引传论汉代四家诗之“传”》。于老师指出，南昌海昏侯墓出土汉简《诗》两条引“传曰”材料，显示出西汉三家诗也有类似《毛诗》的随文释训之体。综合来看，汉代释经之传有随文释训、推演经义、引申为说之外传三种形式。三家诗传体重事不重义，而毛诗则重义不重事。毛诗之传必须依附于经，而三家诗传可以脱离文本独立存在。

台湾政治大学车行健老师在评议中指出，马银琴老师将《野有死麕》还原到周代礼俗的语境中进行论述，非常具有说服力。惟一的疑惑是诗中的吉士与女子是什么关系；孟庆楠老师对《诗》教功能的转变的梳理非常清楚。对于诗的施教者、受教者的具体身份，可以做进一步补充分析；李若晖老师对“风”与“讽”的考察很巧妙，文献考察很细致；刘增光老师考察了郑玄的义理思想，不同于传统研究而引人深思；张锦少老师关于三家《诗》的研究的文献功夫十分扎实，有望形成新的辑佚整理本；于浩老师的研究论据充分，说服力强。对于几种传体同文本形态之间的关系可以进一步澄清。

第二分会场

第二分会场共开展了三场会议。

第一场由扬州大学郭院林老师主持，同济大学陈徽老师评议，共五位学者做了报告。

同济大学曾亦老师报告题目为《刘逢禄〈春秋〉学著述再考》。曾老师根据已有研究进一步考察刘氏未刊著作中篇目析离、异名同实的文章，认为刘氏未见刊刻的《解诂笺释》即《解诂笺》，题名为《申何难郑》即《左氏申膏肓》《左氏广膏肓》《穀梁申废疾》《穀梁广废疾》此四种之合著。《春秋礼》《礼议决狱》《春秋比事》实为一书，《胡毋子都春秋条例》即《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答难》即《公羊广墨守》所收十七条，则刘氏拟作未成或未刊之书，仅《春秋通义》《礼议决狱》、《中庸崇礼论》《汉纪述例》《纬略》五种。

复旦大学郭晓东老师报告题目为《因“辞”见义与比“例”推义：董仲舒与何休诠释〈春秋〉的方法论异同》，探讨董何二者的解经差异。郭老师认为董仲舒更重视《春秋》之“辞”，因辞见义；何休更侧重《春秋》之例，使用比例起义的解经进路。通过详举二者对《春秋》相同事件的不同看法，彰显二者的区别，郭老师指出二者虽各有优劣，却共同构成了《春秋》学诠释传统。

湖南大学许超杰老师报告题目为《集解〈穀梁〉：范宁之〈穀梁〉学与〈春秋〉学》，探讨范宁与郑玄对《春秋》学的认识。许老师认为范氏并非《穀梁》专门之学，与郑氏家法最为接近，其解经兼采《三传》，或有阙疑，并不恪守《穀梁》学家法，甚至以《公》《左》疑《穀梁》；范宁《穀梁集解》采用《公》《左》二家在内的前人之说注《穀梁》，其鹄的是《春秋》学，而非《穀梁》学。

台湾中兴大学康凱淋老师发言题目为《经解与文教：郑玉〈春秋阙疑〉的学术关怀》，从解经体式、学术系谱、经学思想等考察郑玉《春秋》学。康老师认为，郑玉虽受朱熹影响，在《春秋》学仍上承程颐的解经方法，并接受程颐后学的观点。当时徽州宗谱兴盛，郑玉也曾编纂家谱，其解经主张“阙疑”应与此有关，这种实事求是的原则也使经说较为平允客观。伦常纲纪既是郑玉整体言行的价值依据，也是《春秋阙疑》中重要的经学思想。郑玉阐发经传中父子君臣的伦理秩序，以维持世教，并透过师山书院的讲学教育，带领弟子门人致力于地方文教，言行合一、学用一体，成为徽州区域文化的特色。

清华大学陈壁生老师发言题目为《〈春秋〉之义与〈丧服〉之礼——以“母以子贵”为例》，探讨《春秋》与礼学的关系。陈老师认为《春秋》大义与礼学应分别观之，礼学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限制大义的发挥；《春秋》的读法有多种，与礼经有别。《五经异义》从现实问题的角度理解“母以子贵”，郑玄虽然反驳许慎，但并未回到《春秋》的本位来解决这个问题。陈老师认为回到《春秋》经文中，“母以子贵”需要特殊的条件才能成立，并非绝对准则。礼学更多从实际出发，尤其是从《丧服》学角度来看，“子与母贵”会导致礼学的理论困难。后汉经注与经说分离，本经的注解不一定适用他经。陈老师最后指出，《春秋》具有灵活的解释区间，是价值源泉而非行为规范。以礼注经当有限度，《春秋》学借助礼学来解释也有限度，诸经间的互相解释，并不宜打破各经的独立性，因为“六经分教”。

陈徽老师在评议中指出，曾亦老师所讨论的刘逢禄《公羊春秋》在清代属于大宗，刘氏《春秋礼》《礼议决狱》《春秋比事》三本书是否为一本尚有争议。董何代表了两种《公羊》学的解经方法，郭晓东老师的文章对于反思《春秋》书法具有很高的价值，如关于“约辞”之义，文字通假使得悬而未决的问题得到解决。许超杰老师的文章纠正了以往范宁为《穀梁》专家的认识倾向，但范宁的《春秋》学在后世学者的影响过小，批评或不能完全清除。康凱淋老师的研究对象郑玉《春秋》学具有浓厚的理学色彩，其研究与传统对宋元《春秋》学的认识相符，但个案研究对于客观全面了解宋元《春秋》学的演变仍非常重要。陈壁生老师的问题意识很敏锐，《春秋》论述重视大义而非礼制，为后世立法，东汉以后今文经学式微，因为郑玄的影响，经学被礼学所同化，孔子为后世的立法精神逐渐迷失真意。

第二场由北京师范大学孟琢老师主持，复旦大学郭晓东老师评议，共五位学者做了报告。

扬州大学郭院林老师报告题目为《试论〈左传〉节制观念与审美意识发展》，分析节制德性在日常起居、婚丧嫁娶、乐舞祭祀等方面的表现。郭老师指出《左传》中当政者节俭的生活方式为国家振兴提供基础保障，奢淫的生活方式于己于国皆有害。《左传》的节制观念与历史鉴戒、时代发展、社会需求密不可分，并为孔子所推扬，发展出“克己复礼为仁”、“美善合一”、“文质彬彬”等美学命题，奠定后世儒家美学的原则。

同济大学陈徽老师报告题目为《“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公羊学的天人关系说》，探讨公羊学中基础性地位的天人之说和对此最具创新性和系统化的董仲舒。陈老师指出董仲舒所言之天有三义：主宰、气化和形质，其中气化之天处于核心地位，为公羊家的阴阳刑德说与灾异说提供坚实的天道论根据。统观董子的天人之说，其中不乏附会或牵合之处，本质上仍有鲜明的理性主义色彩，并隐含着深刻的心性工夫意识。

中国人民大学娄林老师报告题目为《“圣人议而不辩”——略论《公羊传》之“实与而文不与”》，认为孔子对管仲存在不同的评价，可以用《公羊》学中的“实与”“文与”之说进行解释。接着梳理了两种“实与”“文与”之间的解释。最后还说明了“实与”限度，不可逾越“夷夏之辨”。

湖南大学陈岘老师报告题目为《始私亲而终公权：经学论说中的儒家复仇观念之演变》，整合儒家经传关于复仇的内容，认为儒家复仇伦理秉守血亲原则，其重心逐步从父子转移到君臣。在复仇伦理实践中，实现了中国法律与儒家伦理的渐次融合。儒家化的法律形态，既肯定复仇理论、加深儒家等级制社会观念，也严格控制因复仇而引发的暴力事件，以维系社会秩序的稳定。

上海师范大学高瑞杰老师报告题目为《断裂与普适：试论经学的两重性》，高老师认为对孔子的定位直接决定了经学的两重面向：突出孔子的革命性，则强调孔子制作新王之法的合法性；突出孔子制作的普适性则强调此万世之法的永恒性与普遍性。既正当又永恒，是经学的核心诉求。这种张力推向极致便会衍生出晚近以来的经学革命。

复旦大学郭晓东老师在评议中指出，郭院林老师的问题意识十分新颖，对《左传》的节制之美的考察很有启发，而美德、恶德与审美的关系也可以拓展思考。陈徽老师探讨的天人关系是《春秋》的核心内容，从主宰的象征意义来辨析董子对天的主要分判也极具新意。娄林老师的文章具有鲜明的政治哲学色彩，与很多《公羊》学者研究不同，对“实与文不与”的解读很有启发性，尤其是政治实体与现实之间的关系。陈岘老师的文章扩大和深化儒家复仇主题的研究范围，对复仇的层次、权利、义务规定都有清晰的梳理。高瑞杰老师的主题非常宏大，可以进一步探讨三世说与循环论的关系。

第三场由北京师范大学孟琢老师主持，复旦大学徐渊老师评议，共有五位学者做报告。

北京大学顾永新老师报告题目是《明刻〈周易〉经注本》，认为明代《周易》经注本主要有三个版本，并结合其正在校勘的《周易注疏》，考察明代经注本的宋元底本与参校本。通过比较异文的研究与量化分析，分别辨析明本与宋本的关系，可推知此三本分别渊自岳本、纂图本、参校建本、闽本。

山东大学郭超颖老师报告题目为《前〈说文〉时代经传训诂取义的路径》，认为早期字书“音训”与后世“因声求义”有很大差别，早期经传的传授、写定、解释在从口耳相传到书于竹帛的时代，“谐声”有关键作用，即“音训”。运用到文本解释中便带来了文字和思想取用的问题，并影响了两汉经典解释的差异。

中国社会科学院郜同麟老师报告题目为《〈礼记正义〉校读散札》，结合《礼记正义》与敦煌文献的校读，发现了《礼记正义》有普遍的文字通假现象，并非后人的错刻字；部分僻意词在刻本中难以分辨，在抄本时代却有区别；部分用词

造句在今本中难以读通，却是注疏的常用语；对于古书异本问题，唐时期尚能见到中古以前不同抄本系统的典籍，不能以中古以后的版本来校勘。

北京大学杜以恒老师报告题目为《论日本宫内厅藏〈仪礼疏〉抄本的特点及其价值》，介绍了日本宫内厅藏《仪礼》单疏写本，此写本抄自南宋时期《仪礼疏》刻本。其书虽仅存两卷、抄写错误较多，但仍可以比较忠实的反映南宋监刻单疏本的文本面貌。宫内厅本可以协助勘验黄丕烈影宋抄单疏本、汪士钟影宋刻单疏本在内的存世单疏本和相应的疏文，还可推测南宋刻单疏本初刻、补修印本的区别和联系。

浙江大学陆骏元老师报告题目为《魏石经经数与形制之蠡探概说》，对宋以来关于《魏石经》具体经目与碑数做了综述。其中关于《左传》是否刊刻的问题，主要有吕振端的刊刻中辍说、马衡的试刻文字说、王献唐的字体减刻说和孙海波的石经补刻说。关于碑数的研究，白坚提出了“两经二十八碑说”。

复旦大学徐渊老师在评议中指出，本场报告的内容可分为汉魏、中古和明清三个阶段的文献研究，顾永新老师的参校本多达十余种，代表目前校勘学的最高水平。郭颖超老师文章推论很中肯，清代学者“因声求义”与两汉之际的“声训”确实具有很大差别。郜同麟老师的文章十分扎实，文中除了最后几条属于理校，其他的都是根据隋唐写本的习惯校勘，大部分信而有证，但如果出现大量的字词使用，很可能不是音理造成的通假而是普遍的使用习惯。杜以恒老师的文全面揭示了宫内厅仪礼疏的价值，但很可惜，仅存两卷。陆骏元老师的文章则对魏石经做了很好的综述。

第三分会场

第三分会场共开展了三场会议。

第一场由河南大学曹建墩老师主持，重庆大学黄铭老师评议，共五位学者报告。

岭南大学许子滨老师报告的题目为《苏文擢先生礼诂辨句读类条析》。许老师总结了香港辞章家、经学家苏文擢先生所作《䘏勿解》、《丧三年以为极句解》、《敛手足形还葬句 解》、《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句解》及《六成复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驷伐解》等诂礼之作的学术价值，指出苏先生辨析经义咬文嚼字、触类旁通，详尽征考汉唐故训、宋元旧说，发前人所未发，对经学研究有独特的意义。

台湾中兴大学林淑贞老师报告的题目为《从经典看家庭伦理观念的现代化变迁》。林老师从“家庭伦理”观念切入，讨论了我们如何从经典中找到现代人的立身准则。林老师论述了传统中的婚姻、孝道和慎重追远等观念的现代化变迁，指出这些现代化变迁仍然以经典中的“仁”、“爱”作为核心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林鹄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忠孝而已矣：〈礼以义起〉书后》。林老师讨论了吴飞老师新著《礼以义起》所反映的经学和文明理想。林老师认为，《礼以义起》诠释了以人伦为核心的中国文明理想，并通过对丧服制度、清人经学的细致研究将这一理解落实在经学史中，并期待吴老师后续能够深入探讨君臣之情的人性根基。

重庆大学陈绪波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先秦儒家“成人”观念探析——以〈仪礼·士冠礼〉“三加”之仪为中心》。陈老师认为，冠礼是人生礼仪的开始，古人通过三次加冠，象征者人们由“童子”进入了“成人”阶段，冠者也需要完成儒家所规定的对于“成人”的从外到内的道德要求，建立起自己的“成人之德”：从成人的外在修养，到儒家伦理关系的践行与遵守，再到儒家的责任与担当。这就是先秦儒家对于“成人之德”的要求。

郑州大学王勇老师报告的题目为《武士集团的发展与士冠礼的起源》。王老师认为，士冠礼是一个入会礼，它最初是武士集团接收新成员的仪式，“六艺”也源起自训练年轻武士的课程。武士与农夫的身份逐渐分离后，士成为贵族的一部分，但士的身份认同一直系于古老的狩猎传统。三次冠礼代表着青年加入武士集团，而在文明的发展进程中逐渐变成了家庭礼仪。

黄铭老师在评议中指出，许子滨老师重新再发现了老一辈经学家的治学方式，难能可贵的是苏先生并非曲护古人的家法，而是实事求是的推进了对经学问题的认识，挖掘这些资源对今后的经学研究意义卓著。林淑贞老师讨论了传统伦理的“变与不变”问题，既是学术研究，也是对将来伦理生活的展望。我们所看到的近代以来剧变的人伦关系在古代可能是渐进式的变化发展，西方的进入可能是起到了催化作用。林鹄老师全面总结了吴飞老师《礼以义起》的问题意识和写作线索，吴飞老师的丧服学基于对张锡恭的再认识，并对“差序格局”概念重新进行了检讨。黄老师并对张锡恭《正尊降服篇》和“至亲以期断”等丧服学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陈绪波老师和王勇老师的文章以不同的研究方式对冠礼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陈老师补全了郑玄、孔颖达的礼义解释，不过可能面临仪节和文辞的断裂。王老师则从历史源起的视角考察了冠礼问题，对我们理解礼学补充了独特的视角。

第三分会场分组讨论第二场由岭南大学许子滨老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林鹄老师评议，共五位学者报告。

河南大学曹建墩老师报告的题目是《“尊尊”、“亲亲”原则与周礼的基本精神》。曹老师指出，西周礼制抽象的精神原则可归纳为“亲亲”与“尊尊”两个大的方面。“亲亲”是维持宗法血缘组织力的基本原则，“尊尊”是宗法和封建制内的尊卑关系和政治等级。尊尊与亲亲原则两者相互配合，是纲纪社会的基本原则，构成一个在日常世俗生活和政治生活中严密的政治社会等级秩序。

重庆大学黄铭老师报告的题目是《从出母、嫁母的服制论“尊尊”与“亲亲”的边界》。黄老师首先了叙述丧服制度中母服的一般情况，并梳理了礼学史上历代学者对出母、嫁母应如何服丧的讨论，将其分判为“尊尊越界说”和“亲亲越界说”，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出母、嫁母服中的三层义理，即母子关系、父母关系、母与父族关系，出母、嫁母之服可以通过所服之人在这三重关系中的位置确定。

河北大学刘斌老师报告的题目是《〈丧服〉“为父后”辨正》。刘老师通过考察《仪礼·丧服》和《礼记》中的相关内容，指出经传和郑注区分了“为父后”和“将为父后”，父在时是“将为父后”，父卒后则是“为父后”。“为父后”之服在长子、长子母弟、庶子之间也有细微的差别。“为父后”之服中蕴含了“父—为父后者—将为父后者”祖孙三代之间的关系，这是为儒学意义上的秩序奠基的最基本的意义单元，其中兼具亲亲、尊尊之义。

武汉大学朱明数老师报告的题目是《夏燮〈五服释例〉整理前言》。朱老师介绍了清代著名经学家夏燮的经学成就及其代表作《五服释例》的体例和特点。《五服释例》更措意于解说特例，意在对《丧服》各种服制及其变化进行有针对性的解说，以考见背后之经义。故其所释之例，多能虑及礼制细节，塑造出较为圆融的解说体系。

清华大学安鹏老师报告的题目是《渐复三代与礼运大同——张载治道发微》。安老师指出，张载区分尧舜和三代，以为尧舜大同之世是治世典范，而三代小康之世则尚未成功。不过，先儒视尧舜以上为德治，三代为礼治，而横渠则用礼义将二者统合起来，相信三代通过勉力推行礼义，一定能够转化世运，达致大同。从小康到大同，是礼运的结果，核心在于礼义。

林鹄老师在评议中指出，曹建墩老师通过“亲亲”“尊尊”理解周礼，在外部文明的视角来看，“亲亲”可能是中国文明更本质性的特征，同时，曹老师又特别强调尊尊对亲亲的统合作用，这是礼学可以成为秩序的保证。黄铭老师认为张锡恭主张继母嫁有服偏向亲亲，林老师认为张锡恭讨论的嫁母服应该以是家中已无宗法尊者为前提。刘斌老师丰富了张锡恭对为人后服的论证，也回应了郑玄对为人后服的解释原因。朱明数老师对《五服释例》的理解深入细致，为学界展示了点校工作的典范。安鹏老师立足张载的礼运解释，展示了宋人对经学中三代问题独特的理解方式。

第三场由上海师范大学高瑞杰老师主持，四川大学曾海军老师评议，共四位学者报告。

清华大学高海波老师报告的题目是《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与易学的关系》。高老师认为，王阳明对于易的玩索，体悟到宇宙中乾坤、体用、神化、常变的合一，并进而肯定对于宇宙贞常之道的把握的重要性，表现在人身上就是要把握人的性命之理。王阳明“知行合一”说的提出，受其易学乾坤、体用合一说的启发，自始至终即有一种宇宙本体论的结构背景。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龙涌霖老师报告的题目是《次第：〈大学〉之道的论说结构》。龙老师指出，《大学》之道指向儒家平天下的仁道理想，代表儒家秉持正己而后正人的原则，都需要一个步骤清晰的修齐治平纲领作为行动指导，杜绝任一纲目断裂的可能性。《大学》的文本形态也与先秦儒学形态在孔子之后的强调“教旨”的演变有关。

香港树仁大学王利老师报告的题目是《〈大学〉“在明明德”之“清代经学”脉络》。王老师以朱一新批评段玉裁读“明明”为重言为线索，细致分析了毛奇龄、李塨、戴震、王念孙等清代经学家对《大学》“在明明德”句的解释脉络，并考证了清人经说和宋人、汉人的关系，毛、李似乎是戴、段反朱取郑、由宋返汉之先导、前驱，《大学》“在明明德”句的经学解释不啻为清代学术思想演进之小小缩影。

重庆大学邝其立老师报告的题目是《“实事求是”之学及其问题——以〈论语正义〉为中心》。邝老师认为《论语正义》“实事求是”的要求，反倒使刘宝楠无法实事求是地运用材料，追索经义。“实事求是”之学作为一种解读方案，与结构松散的《论语》并不相适。集合众多零散“思想点”的《论语》，需要整全的背景或一贯的立场，这便需要“实事求是”之外的“决断”。藉由对《论语正义》的反思，可管窥清代实学之深层问题。

曾海军老师在评议中指出，高海波老师通过对《易》中乾坤二德的解释，提供了一种理解“知行合一”结构的方法，强调了知行没有时间先后的观点。曾老师认为，《易》中乾元坤元在万物生成中的作用也可以置于时间关系中理解，以及可以继续讨论乾坤和体用的关系。龙涌霖老师梳理了《大学》“八条目”的完整次第结构，不过文章在修身和平天下之外可以更详细的论述其他条目的位置，以及这种研究方式是否可以作为一种类型学理解其他先秦儒家文本。王利老师和邝其立老师的文章有很强的呼应关系，都处理了清人经学的时代学风特征。王利老师以小见大，通过整理清人解释“明明德”一句的线索展示了清人经学的特点，但这一案例的代表性可以有更充分的论证。邝其立老师反思了刘宝楠“实事求是”的治学方式的限度，强调经学研究需要研究者一定的决断。曾老师并以进一步追问这种研究经学的方式对今天我们的经学研究又和借鉴价值。

第四分会场

第四分会场共开展了三场会议。

第一场讨论由北京大学顾永新老师主持，同济大学谷继明老师评议，共五位学者作了报告。

湖南大学李清良老师报告的题目是《“六经皆象”与“凡文皆象”》。李老师基于王夫之关于六经的论述，特别是“举《易》而皆象”等观点，提炼出“六经皆象”的核心理念。进而追溯其理论根源，发现这一观点深受章学诚“凡文皆象”之说的影响。李老师强调，“六经皆象”与“凡文皆象”不仅在中国经学传统中具有深远的诠释学意义，而且在方法上与西方诠释学存在显著的差异。

青州尧山书院李守力老师的报告《〈周易〉家人卦解读与其他经史文献的互证》，以家人卦卦爻辞注解入手，以《周易》经传本有的体例为核心，结合《礼记》《诗经》《汉书》等古代经史文献以及考古出土文物文献做出印证，从而得出结论，家人卦卦辞与六爻爻辞之间存在着一个统一的主题，并且存在严格有序的内在逻辑。

湖南大学陈仁仁老师的报告《帛书〈易传〉的文德论及其文明论意涵》，基于今本《易传》所蕴含的文化与文明理念，深入剖析了春秋战国时期帛书《易传》中关于“文德”的阐述。在该文献中，“文德”被赋予了更为清晰明确的定义和详尽丰富的描述。作者强调，“文德”不仅代表着一种制度层面的道德文明，更是中华文化之核心精神所在。

中国人民大学的辛亚民老师《生生与仁义——〈易传〉仁学的一个维度》，认为《易传》所蕴含的仁学思想展现了别具一格的天人视野。其中，《说卦传》中的“三才仁义说”将人道中的仁义与天地之道中的阴阳、柔刚相联结，进而以此作为解读生命本质的根本原理。《系辞传》则强调“生”为“天地之大德”，并基于此与人道中的仁义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这一观点在仁学史上具有显著特色。

暨南大学李元骏老师《王化的限度——以蒙卦“不利为寇”为线索》，在深入探讨王化、政教议题时，对王者执一以行教化的理念进行了深刻阐述。李老师自《易》之蒙卦中“不利为寇”之旨，巧妙地引申至经学对于畿服制度的解析，进而探讨了其中的天下观，并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关于王化之限度的全面且深入的表述。

同济大学谷继明老师在评议中指出，李清良老师从王夫之的学问出发，推出了“六经皆象”，代表了李老师哲学性的思考，还提到了伽达默尔关于“教化”的概念，而“象”本身也具有与“效法”、“效仿”类似的含义；李守力老师将家人卦的内涵放在整个先秦文献中理解，非常具有启发性，李老师提到《归藏》，其与《周易》的关系也值得讨论；陈仁仁老师提出人文的内涵就是文明，《衷》的背景，可能需要考虑作者处在春秋战国时期，文人集团崛起，从而提出了相关文明观；辛亚民老师的文章提到对“生生”的理解以及圣人的“创生”，这个“创生”，可以考虑通过“制作”的角度，类比天地的创造来理解；李元骏老师的文章以小见大，表面上在分析蒙卦，实际是在讨论王化与教化的问题，关怀匪浅，用力宏深。

第二场讨论由湖南大学李清良老师主持，清华大学赵金刚老师评议，共五位学者作了报告。

同济大学谷继明老师报告的题目是《虞翻与王弼易学关系检讨》，他认为虞翻易学所展现的倾向，旨在回归至经文的核心本质。尽管虞翻与王弼分别作为各自学派的极端代表，似乎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但他们在以解释经文为核心目标的注释方法上，却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胡海忠老师的报告《〈论语集解〉“车中不内顾”章经注不相合说释疑》运用了多种经学考辨方法，对《论语》中的“车中不内顾”一句进行了全面且深入的综合性分析。他针对该句提出了全新的解释，并深入探讨了该句在《论语集解》中经注不相符的情况，展现了其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扎实的学术功底。

武汉大学范云飞老师的报告《遯、逃之辨与汉唐间隐逸思想的展开——以〈周易〉诠释为中心》，认为汉唐时期的隐逸思想及其具体实践在学术领域中集中体现在对《周易·遯》卦的详尽诠释上，尤其表现在“遯”与“逃”之间的辨析。这一时期的《遯》卦诠释的演进，深刻反映了国家权力对隐逸空间的逐步压缩，以及隐逸者为了生存和传承隐逸文化而不得不进行的适应与自我约束的过程。

台湾辅仁大学黄泽钧老师的报告《〈论语〉“四贤为命”別解——以〈左传〉与清华六〈子产〉为参照》，提出了关于“裨谌”的独到见解，旨在实现各类人才均能各得其所，充分发挥其个人专长。

山东大学陈超老师的报告《试析北周道安〈二教论〉的经学内涵》指出，在北周时期严峻的政治背景下，道安所著的《二教论》对“三教先后”的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进而将其转化为内外二教的讨论范畴。此举旨在儒学理论内部，为儒佛并存的合理性寻求依据。同时，这一论述也消解了道家、道教作为独立教化形式的必要性。在此理论基础之上，陈超老师进一步指出，在古文经学强调治教合一、圣王合一的理论架构中，赋予了君王在特定教化存废上的裁决权。

清华大学赵金刚老师在评议中指出，谷继明老师对虞翻的阐释非常新颖，包括对于王弼“象数”的理解，是对于这几年经学史研究的一种推进；胡海忠老师的文章，除了音韵学，几乎运用了所有经学考辨方法，可以看出其面对中国古典文本时，展现出的一种文本阐释的张力；范云飞老师的经典诠释，是一种历史诠释，将其还原到了魏晋的历史环境当中，也看到了葛洪相关的历史诠释，十分有趣；随着这些年出土典籍的发掘与整理，我们对于一些经典进行重新审视，黄泽钧老师的文章恰恰与胡海忠老师形成了一种张力，相对于纯文献学角度的解经而言；陈超老师探讨的三教间关系，是一个十分有必要讨论的问题，并且在以往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仍较为不足，而佛教等非儒家者对于《汉书·艺文志》的偏好，也值得进一步思考。

第四分会场第三场讨论由安徽大学徐道彬老师主持，重庆大学陈绪波老师评议，共五位学者作了报告。

重庆大学冯茜老师的报告《北宋太庙中的始祖与太祖》认为，北宋太庙礼制呈现出政治性“尊尊”原则相对松动、伦理性“亲亲”原则显著强化的现象。这一变化不仅增强了天子与士庶在祖先祭祀义理上的统一性，更是宋代社会“一道德、同风俗”理念在国家礼制层面的具体体现。

曲阜师范大学张帅老师的报告《从历代〈礼志〉的书写看中国古代礼治思想的变迁》认为，历代《礼志（书）》的编纂深刻反映了中国礼治思想的演变脉络。自《史记》与《汉书》之《礼志（书）》始，直至清代编纂《明史·礼志》，均从知识层面对礼治进行了详尽的考据和阐述。不同朝代的礼治思想既各具特色，又相互传承，共同构成了中国礼治思想的丰富内涵。

中国人民大学赵永磊老师的报告《晋成帝时期皇帝礼仪的变异管窥》指出，东晋皇帝的礼仪并非单纯沿袭西晋旧制，而是经历了显著的变革与发展。这种政治仪式的变异，实际上反映了东晋政治权力的独特格局。在君、臣礼仪方面，东晋皇帝礼仪所展现的双相变异，正是琅琊王氏与司马氏共同治理天下的鲜明时代特征的体现。

上海师范大学孙逸超老师的报告《器以载道：北宋政和亲祭天地中的礼制局与礼器制作》深入探究政和年间以亲祭天地为核心的礼制改革，特别关注徽宗设立礼制局以制作礼器的背后政治考量。他旨在分析徽宗如何通过礼器这一具象化的载体，展现其所谓的“道”、三代之治国理念以及天地间的自然法则，进而实现皇权的神圣化、王朝改制的合理化和个人权力的正当化。

武汉大学覃力维老师的报告《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学礼〉的创构与流传困境》，针对朱子《学礼》的流传及其产生的深远影响进行了深入剖析。他指出，朱子《学礼》在朱熹的礼学体系中独树一帜，以其独特的视角和创造性的理念，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尽管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在后世的传播过程中，却遭遇了一系列困境，导致其在流传上遭遇了一定的困难。

重庆大学陈绪波老师在评议中指出，冯茜老师的文章是一篇很好的礼制史文章，很好地将史料与礼制方面的经学阐释结合起来，极具条理；张帅老师从正史中的《礼志》书写讨论礼学，可以考虑在各类礼学文献之间进行对比讨论，并且再缩小题目范围为宜；赵永磊老师通过礼仪的变异视角，从另一种角度审视了东晋时期的君臣礼仪，但这种变异由何而来，值得进一步思考；孙逸超老师从三个层面，分析政和年间的礼制改革，但文章中提到的这种儒道融合，不知是否从徽宗时期开始，其演变过程也需要考虑；朱子《学礼》中关于礼学的理念成分驳杂，而其后世的流传除覃力维老师文中所写之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当时经史传统的学术背景之下，时人对于这种非经非史的论述或许难以接受。

第五分会场

第五分会场共开展了三场会议。

第一场由台湾政治大学郑雯馨老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王尔老师评议，共五位学者做了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任蜜林老师报告的题目为《“〈易〉之为原”与“天人之道”——刘歆易学思想新论》。任蜜林老师认为，应将刘歆易学思想与刘向相区别。刘歆的易学思想有系统构建，主要表现在“易为之原”和“天人之道”两方面，具体体现为他对“五经”顺序的调整和“三统历”的创作。

暨南大学李旭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天人三策”论域下之〈史记〉八书》。李旭老师认为《史记》八书上承“天人三策”的问题结构，但义理倾向与董仲舒有微妙差异。司马迁目睹武帝后期政治流弊，所以以道家思想兼济之，并非是纯粹儒家学说。

杭州师范大学褚叶儿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天子的孝天与孝亲：论郑玄的明堂礼》。褚老师认为，在郑玄的明堂礼构建中，明堂宗祀是最直接的以父配天，它是以祖配天的起点，所以明堂宗祀和南郊郊祀构成一个意义整体，紧密不可分。从义理上讲，天子之至孝由对父的亲亲之情开始。郑玄的感生说一方面由孝亲上升至孝天，另一方面也是认为天子应该从天（公）的层面行使家内之孝。

中国石油大学何大海老师报告的题目为《纬书学派对董仲舒受命思想的重新构建及其意义》。何老师认为纬书学派对董仲舒以三复系统为核心的受命思想进行了两大类别的新构建，这种新的构建被汉代君臣所接受，成为国家祭祀系统的定制，更成为汉代国家信仰的核心。

清华大学黄少微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天命：打开郑玄经学思想的一把钥匙》。黄少微老师从郑玄的《诫子书》《六艺论》和《诗谱》三个纲领性文本出发，认为郑玄将自己的注经活动理解为参与圣人所从事的事业中，这一活动又将构成人类文明历史中的一部分。其所述先圣原意载于六艺，六艺最终根源于天。可以说六艺是天命授受予夺过程的具象化，郑玄以“天命”统合群经，因此“天命”是我们理解郑玄经学思想的一把钥匙。

王尔老师在评议中指出，任蜜林老师提出以《周易》来统摄刘歆的整个思想体系，包括三统历等重要思想学说，由此分析出其背后的形上依据，很好地揭示了刘歆的学理脉络和推演逻辑。但我们该如何看待刘歆历法的错误是一个值得继续思考的问题。李旭老师讨论的“天人三策”和《史记》八书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很好的切入视角，但影响《史记》八书的到底是董仲舒的说法、武帝的说法，还是《汉书》呈现的问答结构，还有待更细致的讨论。褚叶儿老师条分缕析地梳理了汉代各个时代古典明堂礼的呈现过程，但王莽元始仪为何“宗祀孝文皇帝以配上帝”可能还有不同的解释方向。何大海老师用受命或革命的学说来理解从董仲舒三统说到谶纬学说的发展脉络，以此为线索来解释为何汉代今文学逐渐演变为谶纬学说的过程。谶纬学派这一提法的具体所指有待进一步落实。黄少微老师以较为开阔的视野，综贯郑玄的整个学术背景，提出了三个重要文本进行了独立探讨，宏观地讨论了郑玄的天命观，但为何选择《诫子书》《六艺论》和《诗谱》这三个文本还可以进行补充说明。

第二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任蜜林老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徐建委老师评议，共四位学者做了报告。

台湾政治大学郑雯馨老师报告的题目为《论东汉礼制的定位与性质——以〈后汉书·礼仪志〉为中心》。郑老师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东汉礼制对《月令》的继承与新变以及东汉礼制与灾异的关系。郑老师基于阴阳五行的思维，首先从礼文与礼意的角度，说明了东汉礼制对《月令》的继承与发展及其义蕴。其次，从文献与思维的面向，探讨了《礼仪志》与《五行志》等文献之间可能具有的联系，从而观察制度、书志彼此之间的关联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晓璇老师报告的题目为《乐义与汉武帝“乃立乐府”》。 李晓璇老师从乐义出发探讨了汉武帝“乃立乐府”的性质，认为汉武帝“乃立乐府”的创新之处，是通过乐府制作了与太一信仰相配的郊祀乐，使“郑声”正式进入国家祭祀用乐，形成了国家祭祀用乐中雅乐与郑声并存的新局面。

中国人民大学王尔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公羊〉学说与汉武帝吏治》。王老师认为董仲舒公羊义理注重权变法令以顺应人情，然而酷吏政治的展开逐渐偏离其义理轨道，张汤等在“鞠狱故纵”罪的基础上，结合公羊“原心定罪”，发展出“见知故纵”之法。酷吏治狱诸原则使治罪界限模糊，律令中客观断案标准降低，造成大量“冤伤”“株连”和错案。

湖南大学石瑊老师报告的题目为《论〈白虎通〉的内外爵制》。石老师认为，《白虎通》的内外爵体系糅合了《礼》与《春秋》二家的见解，并在此基础上有自己的发展，使质、文二道支配下的爵制理论更加完备。而《白虎通》努力建构的三等爵制和以大夫作为内爵起点的论证，都与汉代相关制度存在不同程度的契合。

徐建委老师在评议中指出，郑雯馨老师的论文给人的一个重要启发是：在整个西汉晚期，阴阳学的思想进入了主流政治文化。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整个东汉的制度设计可能会有新的发现。但在具体讨论中，《五行志》和《礼仪志》能否放在一起讨论还值得商榷。李晓璇老师在报告中区分汉代乐署机构有乐府和太乐两套不同的系统，并提出乐府的建立和郊祀改革有关，观点很有创新性。王尔老师细腻地分析了公羊学说和汉武帝的吏治，但公孙弘是否在元光五年受汉武帝赏识还存在争议。石瑊老师的报告非常精彩地探讨了《白虎通》爵制和东汉实际的职官制度之间的张力，报告讨论的内外爵分别指向朝廷内官员的次序和朝廷外的爵位这两个序列，这一区分或许可以更清晰地在文章中体现出来。 

第三场由福建师范大学简逸光老师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郑任钊老师评议，共五位学者做了报告。

清华大学马楠老师报告的题目为《从〈论衡〉看汉代章句的经义论难》。马楠老师认为，章句内容既包含“循文说解”也包含“经义论难”。“经义论难”中发展出“论”“议”以及“异义”等形式，而《论衡》就是汉代“经义论难”的产物，其中论难层次较六朝义疏更为丰富。

中山大学刘伟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刘歆古文经学思想中的文本概念——以〈移让太常博士〉为中心》。刘老师认为在刘歆塑造的古文经典系统中，有三个基础性的概念，分别是文本、礼制、历史，其中文本是最基础的部分。刘歆坚持《左传》优于《公羊传》和《榖梁传》，除《左传》为更为古老的文本外，还因为左丘明见到过孔子据以作《春秋》的原初文本，这一原初文本成为孔子笔削意图的决定性基础，因而也成为恒准一切经典解释的标准和尺度。刘歆通过确立文本对于口说的基础和优先地位，从而确立了知识和文本之间的关联。

中央民族大学吴天宇老师报告的题目为《“五等”与“国家”——论〈孝经〉的身份秩序与政治构建》。吴老师认为，《孝经》“以‘孝’为治”与“以‘五等’为制”，是《孝经》思想的一体两面。“五等”架构是后世学者混合内外爵名与其他身份而成，以“五等之孝”统合“天下-国-家”的全新政治学说呈现出“重秩序而轻统治”、“重先王而轻时王”的思想特质，反映了战国晚期部分儒生对现实的反思与对理想“国家”的展望。

中国社会科学院常达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天之元子”与“民之父母”：中国古代“家国一体”的伦理基础》。常达老师认为，中国古代“家国一体”的伦理秩序包含“天之元子”与“民之父母”两个不同的层面。“元子-庶子”之比喻是对“天-天子-天下人”三者关系的确立，旨在确立天子对天下人统治；“父母-子女”之喻，处理的是君臣关系，蕴含着对天子作为施政者责任与义务的规定。二者结合，才是对“家国一体”秩序中伦理关系的完整写照。

南昌大学易宏熙老师报告的题目为《君统与宗统关系问题再讨论——以两汉经学对“别子为祖”的讨论为中心》。易宏熙老师认为，与郑玄及其之后的礼学传统从公子或大夫来理解“别子为祖”和君统与宗统关系不同，《白虎通义》以“命氏立宗”的方式来理解“别子为祖”，建立宗统及其与君统的关系。这一理解有助于扩展家国关系的结构，深化对家国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认识。

郑任钊老师在评议中指出，马楠老师的论文非常严谨细腻地讨论了汉代章句包含的两个方向，以及以《论衡》为代表的“经义论难”的发展。刘伟老师从刘歆所说，提出刘歆推崇《左传》之“真”是因为左丘明“亲见夫子”作《春秋》的过程，因此见到过孔子笔削之前的原初文本。这一原初文本构成恒准一切经典解释的尺度。但《公羊》其实也不否认有一个原初文本的存在，《公羊》先师应该也见过未修的《春秋》和已修的《春秋》。刘歆和《公羊》的分歧主要在于文本，而不在于口说。吴天宇老师在报告中认为，《孝经》不光是讲“孝治”，还体现了战国末期儒家定义、建构理想“国家”的一种尝试。在具体的论述中，或许还可以加入“礼”的内容。常达老师区分了“天之元子”和“民之父母”，认为只有二者结合，才是对“家国一体”秩序中伦理关系的完整理解。但在宗法制下，嫡长子具有更高地位，且负有管理、教养其他兄弟的责任，所以“天之元子”和“民之父母”是否也可以沟通起来？易宏熙老师讨论了君统和宗统的问题，其中还有讨论空间的问题是：“卿”本身是不世袭的，所以《公羊传》才会有“讥世卿”之说。二者本来是分离的，那么是否可以说是在“讥世卿”之下二者才分离？

第六分会场

第六分会场共开展了两场会议。

第一场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正老师主持，中山大学刘伟老师评议，共四位学者做了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赵培老师报告的题目是《旧典与新经：“〈书〉亡而后〈春秋〉作”》。赵老师延续章学诚“《书》亡而入于《春秋》”的思路，认为在“天子失官”导致《书》学散乱之后，孔子整《书》《诗》《礼》《乐》而后制作《春秋》，向王官学中注入子学精神，“以述定经”又广收生徒，使得关于《书》的传解系统逐渐稳定。

中国人民大学侯金满老师报告的题目是《一种被忽视的“〈书〉类文献”——据〈尚书大传〉所载〈尚书〉逸篇文献论传世与出土“〈书〉类文献”中的“古〈书〉 传”》。侯老师指出，《尚书大传》所存《尚书》逸篇，与今传本《尚书》多有“同名异篇”现象，可被理解为相应篇目经文的“传”，对于理解《尚书》流传、经传关系及阐释史有参考意义。

台湾政治大学古育安老师报告的题目是《〈尚书‧洪范〉“皇极”再思考——从顾颉刚的一则笔记谈起》。古老师对顾颉刚关于“皇极”的两层诠释问题做出检讨，认为顾颉刚将《洪范》判定为墨家思想、认为其晚出至于战国末年的结论是不可信的，顾氏运用此种“移置”法而对“皇极”做出“尚同”的古今诠释。古老师认为“皇极”应属于西周时期封建秩序稳定后的原则性总结，文王的典范很可能就是其主要内容。

广东药科大学李福建老师报告的题目是《为礼义教化奠定神圣权威的基础——荀子〈性恶〉批判孟子“性善”论的政治哲学意蕴》。李老师围绕荀子《性恶》篇中对于孟子的三个辩驳，阐明“人性恶”相较于“人性善”的现实性与合理性。政治生活的合理秩序需要维护圣王和礼义所代表的神圣权威，人“性恶”便需要扰乱自然情性而制作礼义的圣人，“性恶”与“性善”的矛盾留下对于礼义、人性与政治的讨论空间。

中山大学刘伟老师在评议中指出，赵老师认为孔子向由《书》所代表的传统王官学注入了子学精神而形成《春秋》学，这一思路延续了章学诚旧典与新经的逻辑，与孟子所论述的展现文化之《书》学而进入《春秋》学的思路不同，这两种路径的区分值得更深入的讨论。侯老师采用了《汉书·艺文志》以后对经典的理解，六艺所包含的内容比六经更为广泛，而文章中所涉及到对于前汉时代核心经典和经典延伸文献的关系有待更仔细的分析。古老师以君主来解释皇极，君主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被提出，民众以君主作为标准，由此关系到西周封建制中法祖与法王的分歧，可能还有不同的讨论方向。李老师以荀子《性恶》篇为主要材料，涉及到对所用材料的真伪辨析，荀子部分是荀子或者荀子后人所做，而所援引的孟子内容是否是客观全面，可能还需要谨慎讨论。学者们对彼此所报告进行细致探讨，第六分会场分组讨论第一场会议圆满结束。

第二场会议由湖南师范大学吴仰湘老师主持，同济大学曾亦老师评议，共五位学者做了报告。

台湾政治大学车行健老师报告的题目是《经学史学化的几种表现型态及其与经学史的关系》。车老师在“六经皆史”与“六经皆史料”的理论基础上，分析二十世纪以来的复始论、流变论、用今论等几种经学史学化表现形态，认为经学史学化并不必然导向经学史，经学史研究需要平衡经书时代的古代定向与后世研究者的当代定向，追寻“即今”与“即古”的二元共存性，经史关系当如孪生子一般持续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郑任钊老师报告的题目是《大义〈春秋〉与微言〈春秋〉——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析论。郑老师指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是了解康有为春秋学的重要文献，康有为提出“《春秋》有四本”，其中将《公》《穀》归为“大义之《春秋》”，董、何所传之《春秋》称为“微言之《春秋》”。康有为认为微言的价值高于大义，以“三世”说作为主线，系统阐发《春秋》微言大义，这亦体现康有为戊戌前后的思想转变。

复旦大学徐渊老师报告的题目是《王国维的经学主张及其意义》。徐老师指出，王国维的学术贡献不仅限于史学领域，其经史考证围绕周及后世的制度流变展开，形成以“礼-制”为核心的经学理念，可统合其“旧道德”与“新学术”两个面向。取周制之意以开百代之法，以此推演未来中国的制度构想，王国维的现代思想与方略由此得以完整呈现。

中国人民大学宫志翀老师报告的题目是《“经史”与“天人”：康有为三世说的支点》。宫老师指出，近代中国的文明变局发生在古与今、中与西的交冲之间，孔子的身份须与圣王时代时的圣王有根本区别，康有为极力强调孔子的“素王”身份，以其作为在历史中撑开六经普遍性的唯一支点。宫老师分别以中西、经史、天人、古今四个主题切入康有为的思想世界，探讨康有为所构思的去诸界进化之路，建构“大同式近代”的理论方案。

中国政法大学郜喆老师报告的题目是《论廖平“孔经哲学”概念的形成与性质——从〈知圣篇〉到〈孔经哲学发微〉》。廖平在《知圣篇》中重构经学体系，在《尊孔篇》中对“微言”与“寓言”进行区分，而后在《孔径哲学发微》中建立起由符号组成的孔经“空言哲学”，这是廖氏对经学的最后定义。“孔经哲学”凸显经学与历史的彻底分离，作为一种发明虚理的哲学而连结起中西思想，由此也给出一种具有任意性的现代性方案。

同济大学曾亦老师在评议中指出，车老师从史学立场来研究经学史学化的提出与发展，相较于从经学视角对于此问题的讨论，经学内部亦表现有史学化倾向，这两种路径的理论形态值得更深入的研究。郑老师所讨论康有为的微言大义问题，关联有宋儒不区分微言大义、近代刘逢禄等人明确区分微言与大义这两种理解路径，有广阔的理论空间。徐老师关注王国维的经学思想，涉及到对于汉代博士制度的深入讨论；王国维因“义无再辱”自杀，第一回辱是因为什么？宫老师以三世说为核心理解康有为的经学体系，而在康有为之前常州学派亦重视三世说，这两种做法之间的区别以及延续还可以进行仔细讨论。郜老师以微言、寓言、空言三个阶段来梳理廖平的思想转变，而《春秋》带有史学形态，以哲学来概括廖平的思想特征，还需要更谨慎的论述。

闭幕报告与大会总结

7月7日上午，大会的闭幕报告由复旦大学的郭晓东教授主持。

山东大学的李尚信教授发表了《〈周易〉古经解读方法再探索》，强调读《周易》古经方法的重要性，提出解读的前提是明确《周易》古经一书的性质与撰作背景，否则无法明了《周易》作为大道之原的性质。李教授举例说明了王弼等人解读方法的误区，比如将象喻误为直陈、不明起兴、将直陈误为象喻等。

清华大学的丁四新教授宣讲了《〈春秋〉在先秦语境中的经学意识和指导观念》，他提出，胡适认为《春秋》根本的指导原则是正名主义，不能作为模范的史事来看，也就是承认《春秋》为经。冯友兰秉持严格的经传分观，认为《春秋》不是经而是史，《春秋》是孔子所述，《公羊传》是孔门所作。丁教授强调孔子作《春秋》的时候已经具备经学意识，但不应该简单认为《春秋》是正名主义。

安徽大学的徐道彬教授讲解了《方以智哲学的生理学解读》，认为方以智是坐集千古之智的一代博学通人，其哲学思想内涵博大精深，表现形式丰富多样。徐教授通过梳理、挖掘和提炼方以智哲学思想中的自然科学因素，展现方以智哲学思想的独特魅力，为方以智及桐城方氏学派的学术思想研究提供新的观察角度。

湖南师范大学的吴仰湘教授分享了《四川尊经书院学风问题新探》。他提出，四川尊经书院从张之洞主导到王闿运掌教，始终主张重视小学、考证经史、不废心性义理、强调经世致用，由汉、宋并重，衍成今、古兼治的学术格局，谨严笃实的学风一以贯之，前后并无根本性变化。吴教授认为，过去学界迷于王闿运的公羊学家身份，又夸大了其执掌尊经书院的影响。

最后，陈壁生教授进行了大会总结。陈教授指出，目前学术界对经学的理解各有不同。中国古代经学的发展，本来就有各种不同的理论形态、思想体系、学术流派，而且，从二十世纪初中国的现代学术分科体系建立之后，从不同的学科理解经学，也必然呈现为不同的面目。但客观上来说，以五经到十三经为中心的经学，是一个研究领域，而且是一个不同学科的古代研究都涉及的学术领域，可以用哲学、史学、文学，乃至社会学、政治学的学科方式进行研究。在这一意义上，经学是一个跨学科、也存在于不同学科之中的研究领域。彭林教授主持的“中国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从2005年举办第一届，到2023年在杭州举办第九届，已经成为经学研究领域持续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盛会。我们申请经学学会，希望能够以学会为平台，继续举办中国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也期盼学界同仁的持续支持。经过一天半的研讨，二十多个分会场共计百余篇论文的讨论，“经学与中国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华孔子学会经学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圆满落幕。